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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变；纠结；《恶之花》；市场，矛盾；异化；现代性
1848年，对于整个欧洲，对于整个法国，无疑是具有巨大革命性变动的、充满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正值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四处涌动，由思想变革，劳资矛盾而引发的革命斗争也风起云涌。以后来写作并发表惊世骇俗的作品《恶之花》著称的“恶魔诗人”波德莱尔在激情，叛逆与憎恶的指引之下，毫不犹豫地走向了街头，公然向代表着资本主义新文明与秩序的社会制度宣战，从而完成并实现了他从一名养尊处优的文艺沙龙贵族青年向十字街头浪荡子弟转变的可能，最终也导致了他文学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与现代性无法摆脱的纠结与矛盾。本文仅从三个方面浅述波德莱尔文学思想的转变与现代性的关系。
一、思想与身份的转变
出生于19世纪初年的波德莱尔，从一出生似乎就注定要处在一个尴尬的时代背景之中，时时刻刻充满孤独与痛楚地去感受那命运的神秘莫测、人生的复杂变幻与时代的新旧纠结，身心之中也因而充满了各种难以言述的矛盾痛苦。诗人出生在大革命过后的法国，虽然波旁王朝仍在执政。但贵族阶级已呈衰微没落之势，随之兴起的是具有民主精神的中产阶级与世俗平民社会。新旧思想尚不能完成简单的更迭替换，却是极为紧密而复杂地结合在了一起，彼此既相互依赖又斗争交锋，形成了那个时代一种古怪而矛盾的新的文化景观。波德莱尔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既留恋贵族精神又热衷于民主事物的矛盾之中，形成了引发他精神呈现出强烈两重性的根源。
早期的波德莱尔，追求并推崇纨绔主义，即一种流行于18世纪初期的英国的美学风气，崇尚高雅和独特，以及生活的艺术化。后在民主革命的冲击下，形成了区别于那个旧时代的一种新的纨绔风格，不再追求高雅繁复，反而崇尚简单粗俗，甚至以丑为美，当然这不再是中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不强调生活形式，而强调内在精神。衣着与嗜好的不同，反映出的是诗人美学思想趣味的本质转变。造成这一重要转变的，固然是诗人所生活的那个旧有的与流行的各种主义彼此纠结而又大破大立、粉墨登场的特殊时期，但他那诗人天性而生就的神秘内心世界、乖戾敏感性情，过度的激动与忧郁，终于在1844年那场家庭的经济变故中把他从贵族青年聚集的文艺沙龙彻底抛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字街头，成了一名落魄浪荡的“文人”。四年后的1848年，波德莱尔终于迎来了他在实际行动上的真正的街垒战斗，成为一名真正从言语上、行动上都强烈“反抗”专制、暴政与权力的密谋暴动者。
二、“文人”思想与“市场”的矛盾
波德莱尔从颓靡而精致的贵族精神生活与物质享乐中抽身退出，最终浪游街头，参加街垒战斗，公然反对继父及一切专制秩序，是一系列对“资产阶级”生活拒绝的结果，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法则的拒绝，是对一个冷漠无爱的家庭的拒绝，也是对屈服于某种现行秩序与强大专制制度的职业生涯的强烈憎恶与拒绝的结果。正是通过这种对不可调和的“文人”思想与资本主义“市场”规则之间矛盾的敏锐感受，诗人走上了街头浪子的道路。因此，真正让诗人和巴黎这座现代大都市发生实质性纠结的并非革命与口号，而是隐藏在那座城市巨大帷幕之后的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法则。资本主义市场赋予了“文人”这一身份以强烈的社会学色彩与商品化标签。他们被迫参与虚假的都市生活，为金钱而出卖缪斯赋予的高贵灵魂，象丧家犬、流浪汉一般穿梭游荡于人群与市场之中，寻找一个突发事件或俏皮传闻，以取悦大众、取悦市场，使“文人”这种身份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与工作需要，为虚假的繁荣与时尚制造舆论与需求。诗人正是带着这种天性的忧郁敏感与文学观察的需要走进了鱼龙混杂的人群，走进了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以生花妙笔描绘了文明机器下人类心灵的异化与扭曲、揭示批判了一幅又一幅19世纪法国别开生面的巴黎大都市图景。
三、文学思想与“现代性”的矛盾关系
尽管伪道士们对波德莱尔极力攻击，一般读者也往往被他颓靡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字之中流露出的悲观忧郁所迷惑，但是，哲学家和评论家们却透过文字的表象看到了一个极为严肃的诗人，称他为“大都市里的‘拾垃圾者’。”(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他把现代都市的毒素，恶行，丑闻，加以收集、提炼、锻造，从而在“丑”的废墟之上加工出一朵朵鲜艳夺目的“恶之花”，不禁令慧眼之人对他刮目相看、敬爱有加。一部别开生面的诗集《恶之花》从各个角度展示了人生的种种惊心触目、文明的丑陋陷阱、生灵的惨遭涂炭……使得诗人的文学思想焕发出异常奇崛深刻而又境界博大的美。但如果恶之花来自诗人内心，那么波德莱尔不过是一个颓废诗人而已，如果恶之花根源来自社会，那么诗人及其诗歌就显得不同寻常了。读者从其诗歌内容以及所流露的文学思想之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更可以窥见诗人在作品中所时时、处处都流露出的文学思想与其所主张的“现代性”的矛盾关系。
关于波德莱尔和《恶之花》，法國著名象征派诗人魏尔伦曾说过：“夏尔波德莱尔的深刻的独创性在于强有力地、从本质上表现了现代的人。” (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序第99页，漓江出版社，1992。)所谓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意识主要可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时间意识，更是一种态度，成为现代人，就要对具有对“现在”的敏感与批判，希望与寄托。因而人必须反思自己身处的时代并对时代的问题作出反应，波德莱尔在作品中正是忠实记录与表现了“现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息。第二，现代人应与游手好闲之人截然相反，他应该艰辛、执着地劳作，怀抱积极的幻想，不停地穿越那个巨大的人性的荒漠，拥有一个更为高尚的目的：一个从隐含在历史中抽取的诗的要素，一种稍纵即逝的不同于偶然的快乐的东西。第三，现代性还体现为人与他自身的关系，他将把自己作为一个复杂的和艰难的思考的对象，他是试图创造他自己的人。
基于以上几个观点，我们从波德莱尔诗歌中提炼出了相当一部分怀旧之意，致使他的文学思想与现代性的矛盾关系注定要爆发出来。透过诗人敏锐而沉痛的笔触，我们看到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与古老建筑的拆除，时代变迁，往昔古老宁静的宗法制文明已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原本切近、体贴，相互关怀，依靠的融洽和谐关系已日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都市中人类生存的个体化与不可排遣的孤独、怀疑、防备、掩饰与不信任，当“人群”在都市中生存，过着集体化、机械化的日常生活而备感艰辛困顿时，“人群”体现出某种强大的。威胁性”，“人群”完全被异化了，住在城市中的人们的心灵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而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器主义磨平了。这种机器主义每一点进展都排除某种行为和‘情感的方式’”，最终使人心灵枯竭，沦为资本主义机器文明制度奴隶。在这种组合关系下存在的人群是由于某种利益而聚集在一起，因而不具备真正意义上“人”的情感与特质，反而更象是某种符号和现象的抽象集合。“人”群的实际意义至此完全空洞化，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气息与价值内涵。而造成这一切社会现象的原因，皆是因为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本身就具有无穷无尽的危机与无法调和和解决的重重矛盾决定的。
综上所述，波德莱尔的文学思想与现代观为我们解读了资本主义文明浸润下的种种现象，展示了重重矛盾与危机，反映了批判时代与自我反省的强烈意识。虽然还未能认识到人的全部社会属性，但却为个人如何在变动剧烈的世界中立足、发展与创造提供了无数的反面经验与样本，足以值得人们深思。
1848年，对于整个欧洲，对于整个法国，无疑是具有巨大革命性变动的、充满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正值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四处涌动，由思想变革，劳资矛盾而引发的革命斗争也风起云涌。以后来写作并发表惊世骇俗的作品《恶之花》著称的“恶魔诗人”波德莱尔在激情，叛逆与憎恶的指引之下，毫不犹豫地走向了街头，公然向代表着资本主义新文明与秩序的社会制度宣战，从而完成并实现了他从一名养尊处优的文艺沙龙贵族青年向十字街头浪荡子弟转变的可能，最终也导致了他文学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与现代性无法摆脱的纠结与矛盾。本文仅从三个方面浅述波德莱尔文学思想的转变与现代性的关系。
一、思想与身份的转变
出生于19世纪初年的波德莱尔，从一出生似乎就注定要处在一个尴尬的时代背景之中，时时刻刻充满孤独与痛楚地去感受那命运的神秘莫测、人生的复杂变幻与时代的新旧纠结，身心之中也因而充满了各种难以言述的矛盾痛苦。诗人出生在大革命过后的法国，虽然波旁王朝仍在执政。但贵族阶级已呈衰微没落之势，随之兴起的是具有民主精神的中产阶级与世俗平民社会。新旧思想尚不能完成简单的更迭替换，却是极为紧密而复杂地结合在了一起，彼此既相互依赖又斗争交锋，形成了那个时代一种古怪而矛盾的新的文化景观。波德莱尔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既留恋贵族精神又热衷于民主事物的矛盾之中，形成了引发他精神呈现出强烈两重性的根源。
早期的波德莱尔，追求并推崇纨绔主义，即一种流行于18世纪初期的英国的美学风气，崇尚高雅和独特，以及生活的艺术化。后在民主革命的冲击下，形成了区别于那个旧时代的一种新的纨绔风格，不再追求高雅繁复，反而崇尚简单粗俗，甚至以丑为美，当然这不再是中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不强调生活形式，而强调内在精神。衣着与嗜好的不同，反映出的是诗人美学思想趣味的本质转变。造成这一重要转变的，固然是诗人所生活的那个旧有的与流行的各种主义彼此纠结而又大破大立、粉墨登场的特殊时期，但他那诗人天性而生就的神秘内心世界、乖戾敏感性情，过度的激动与忧郁，终于在1844年那场家庭的经济变故中把他从贵族青年聚集的文艺沙龙彻底抛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字街头，成了一名落魄浪荡的“文人”。四年后的1848年，波德莱尔终于迎来了他在实际行动上的真正的街垒战斗，成为一名真正从言语上、行动上都强烈“反抗”专制、暴政与权力的密谋暴动者。
二、“文人”思想与“市场”的矛盾
波德莱尔从颓靡而精致的贵族精神生活与物质享乐中抽身退出，最终浪游街头，参加街垒战斗，公然反对继父及一切专制秩序，是一系列对“资产阶级”生活拒绝的结果，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法则的拒绝，是对一个冷漠无爱的家庭的拒绝，也是对屈服于某种现行秩序与强大专制制度的职业生涯的强烈憎恶与拒绝的结果。正是通过这种对不可调和的“文人”思想与资本主义“市场”规则之间矛盾的敏锐感受，诗人走上了街头浪子的道路。因此，真正让诗人和巴黎这座现代大都市发生实质性纠结的并非革命与口号，而是隐藏在那座城市巨大帷幕之后的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法则。资本主义市场赋予了“文人”这一身份以强烈的社会学色彩与商品化标签。他们被迫参与虚假的都市生活，为金钱而出卖缪斯赋予的高贵灵魂，象丧家犬、流浪汉一般穿梭游荡于人群与市场之中，寻找一个突发事件或俏皮传闻，以取悦大众、取悦市场，使“文人”这种身份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与工作需要，为虚假的繁荣与时尚制造舆论与需求。诗人正是带着这种天性的忧郁敏感与文学观察的需要走进了鱼龙混杂的人群，走进了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以生花妙笔描绘了文明机器下人类心灵的异化与扭曲、揭示批判了一幅又一幅19世纪法国别开生面的巴黎大都市图景。
三、文学思想与“现代性”的矛盾关系
尽管伪道士们对波德莱尔极力攻击，一般读者也往往被他颓靡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字之中流露出的悲观忧郁所迷惑，但是，哲学家和评论家们却透过文字的表象看到了一个极为严肃的诗人，称他为“大都市里的‘拾垃圾者’。”(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他把现代都市的毒素，恶行，丑闻，加以收集、提炼、锻造，从而在“丑”的废墟之上加工出一朵朵鲜艳夺目的“恶之花”，不禁令慧眼之人对他刮目相看、敬爱有加。一部别开生面的诗集《恶之花》从各个角度展示了人生的种种惊心触目、文明的丑陋陷阱、生灵的惨遭涂炭……使得诗人的文学思想焕发出异常奇崛深刻而又境界博大的美。但如果恶之花来自诗人内心，那么波德莱尔不过是一个颓废诗人而已，如果恶之花根源来自社会，那么诗人及其诗歌就显得不同寻常了。读者从其诗歌内容以及所流露的文学思想之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更可以窥见诗人在作品中所时时、处处都流露出的文学思想与其所主张的“现代性”的矛盾关系。
关于波德莱尔和《恶之花》，法國著名象征派诗人魏尔伦曾说过：“夏尔波德莱尔的深刻的独创性在于强有力地、从本质上表现了现代的人。” (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序第99页，漓江出版社，1992。)所谓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意识主要可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时间意识，更是一种态度，成为现代人，就要对具有对“现在”的敏感与批判，希望与寄托。因而人必须反思自己身处的时代并对时代的问题作出反应，波德莱尔在作品中正是忠实记录与表现了“现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息。第二，现代人应与游手好闲之人截然相反，他应该艰辛、执着地劳作，怀抱积极的幻想，不停地穿越那个巨大的人性的荒漠，拥有一个更为高尚的目的：一个从隐含在历史中抽取的诗的要素，一种稍纵即逝的不同于偶然的快乐的东西。第三，现代性还体现为人与他自身的关系，他将把自己作为一个复杂的和艰难的思考的对象，他是试图创造他自己的人。
基于以上几个观点，我们从波德莱尔诗歌中提炼出了相当一部分怀旧之意，致使他的文学思想与现代性的矛盾关系注定要爆发出来。透过诗人敏锐而沉痛的笔触，我们看到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与古老建筑的拆除，时代变迁，往昔古老宁静的宗法制文明已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原本切近、体贴，相互关怀，依靠的融洽和谐关系已日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都市中人类生存的个体化与不可排遣的孤独、怀疑、防备、掩饰与不信任，当“人群”在都市中生存，过着集体化、机械化的日常生活而备感艰辛困顿时，“人群”体现出某种强大的。威胁性”，“人群”完全被异化了，住在城市中的人们的心灵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而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器主义磨平了。这种机器主义每一点进展都排除某种行为和‘情感的方式’”，最终使人心灵枯竭，沦为资本主义机器文明制度奴隶。在这种组合关系下存在的人群是由于某种利益而聚集在一起，因而不具备真正意义上“人”的情感与特质，反而更象是某种符号和现象的抽象集合。“人”群的实际意义至此完全空洞化，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气息与价值内涵。而造成这一切社会现象的原因，皆是因为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本身就具有无穷无尽的危机与无法调和和解决的重重矛盾决定的。
综上所述，波德莱尔的文学思想与现代观为我们解读了资本主义文明浸润下的种种现象，展示了重重矛盾与危机，反映了批判时代与自我反省的强烈意识。虽然还未能认识到人的全部社会属性，但却为个人如何在变动剧烈的世界中立足、发展与创造提供了无数的反面经验与样本，足以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