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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圣日耳曼大街中心的三角形小岛上，我犹豫着到底该往哪一个方向迈步。我的前面有两个咖啡馆：左边是花神咖啡，右边是双叟咖啡，都是名气大得要死的地方。这还没完，转身再往后看一眼，一个橙色的遮阳篷也摆出一幅矜持的姿态，上面棕红色的字写着：力普啤酒屋。
这三个点连起来，就成为一个心的形状，换句话说它们是古典巴黎的心脏也不为过。曾经有人说过圣日耳曼广场的生存、呼吸和心跳，全依赖着这三家咖啡馆，欧洲乃至世界的消息，都要通过这里来传播。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无数著名的人物就出现在这地方。据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花神咖啡馆的咖啡里泡出来的。他和波伏娃在二战期间几乎以花神咖啡为家，一是为了躲开占领了巴黎的德军，二是为了躲避法国冬天的寒冷。二战胜利后，这里又成了毕加索和夏加尔的聚会点，《纽约客》的记者珍纳•弗莲娜在她的巴黎报道中说，在这儿，几乎每个晚上都能看到毕加索坐在正对大门的第二张咖啡桌前和他的西班牙哥儿们在闲聊天。不知道花神咖啡馆那红色的鼹鼠皮椅子上是否还能看到毕加索留下的印迹，不过在咖啡馆隔壁的纪念品商店里，有关毕加索的东西是很多的。
绿色遮阳棚上写着金字的双叟咖啡，因店里的两个中国人物木雕而得名。在很长的时间内，它的声名都大过了花神咖啡。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诗人布鲁东和一群狂狷的文艺青年，在这里发起了超现实主义的文艺新浪潮，并将这浪潮推动到了文学、诗歌、戏剧、绘画、电影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因为和花神咖啡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圣贝罗依街，波伏娃也常到这里来。她有篇日记里写到：“我坐在双叟咖啡馆里，眼睛瞪着咖啡桌上的白纸，我感到我的手指蠢蠢欲动，我需要写作，其实我想写我自己，第一个升起来的念头是：作为女性自身的意义是什么？”这大概就是她的名著《第二性》的缘起吧。
至于力普啤酒屋，最早是一对来自法德边境的夫妻利奥纳•力普所开的餐厅，供应阿尔萨斯的菜式和啤酒。上世纪20年代被盖兹先生买下，经营成了巴黎电视界、演艺界、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和出版商聚会的地方，后来一些政治家也喜欢去那里宵夜，前总统密特朗就是那里的座上客，时不时会去喝一杯阿尔萨斯的啤酒。
然而，我站在圣日耳曼大街的那一天，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一个7月的星期天。街角有一支4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组成的乐队在一块巴黎的历史指示牌下表演，带着黑色面纱的妇女正向巴黎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走去，红绿灯下的一块灯箱广告上是头带假发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穿着法国足球队的十号球衣。力普啤酒馆在太阳的阴影中，门前的咖啡桌前空无一人，花神和双叟咖啡馆前却座无虚席。双叟咖啡馆的侍者是个白了头发的老年男子，在艳阳下仍一丝不苟地穿着一个世纪传下来的制服：白衬衣，黑色的套装，黑色的领结和一条长到几乎拖地的白围裙，脸上带着见过世面的淡漠。绿色的双层城市旅游车慢慢地驶过路口，等红灯时，无数的照相机对准了路旁的咖啡馆。
苏轼祠：上联：一门父子三词客。下联：千古文章八大家。
上联：其人其德其才，与历史长存不朽，斯为世仰。下联：乃父乃兄乃弟，本家学渊源有自，故尔风高。
夏禹祠：上联：三过其门，虚度辛壬癸甲。下联：八年于外，平成河汉江淮。
塞纳河左边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是法国文化上被称为左岸的地方。左岸之所以在国际上有名，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家园。过去的左岸，贫穷的青年艺术家和作家、哲学家住在这一带那些简陋、拥挤的小旅店里，周围的咖啡店是他们吃喝、工作、交际、取暖的地方。无论是颓废、放荡、叛逆、标新立异，都能被左岸所接纳和包容。
在上世纪初，法国就已经是一个种族平等的神话中心了，有一种关于法国人都是色盲的说法被广泛流传。到过法国的美国黑人发现，在这里白人教堂和黑人教堂，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白人墓地和黑人墓地之间没什么区别。于是，犹太人来了，黑人来了，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和友善的空气。
法国著名的女时装设计师SoniaRykiel酷爱着圣日耳曼大街，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我来说，“圣日耳曼大街”代表着巴黎，代表着左岸，和一种独特的精神，例如文学、知识分子、书籍，对于宗教的敬仰……不过它也同时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例如餐饮、咖啡馆、好友、爱人……回归自我，以及一定意义上的自由。就像是在花神咖啡馆（CafédeFlore）的门口，那些身着黑色礼服、手夹香烟的女郎……这一些都是关于个人态度的问题，而正是“圣日耳曼大街”创造了这种独一无二的态度。
我和SoniaRykiel一样，想像着在这些咖啡店里遇到黑衣的手持香烟的女子，或瘦削苍白手捧存在主义哲学书的男子。而事实上，上世纪初和上世纪中的圣日耳曼广场咖啡馆的三角关系在今天已经只剩下传说了。在这个三角的任何一角中，都已经看不到狂飙青年的影子了，干雪利酒仍然卖得很好，但喝酒的不再是海明威，而是穿着短裤身体被晒出了红斑的美国游客。咖啡仍然是那杯咖啡，价格却不是一样的价格了，一个美国女人在惊叹：天，一瓶水居然要8美元啊！
不久前我碰到一个德国的著名艺术经纪人，他和他的摄影师UdoSpreitzenbarth曾在柏林电影节以白灵为主题作过一个《八重灵魂》的摄影展。他说他代理的许多年轻艺术家都离开了法国，把工作室放在布拉格、布达佩斯，甚至柏林。巴黎的房价太贵了，那些年轻的波希米亚人或艺术青年，在这里再也看不到任何可能实现梦想的机会。
1921年成立的原来位于圣日耳曼广场的勒•旺迪书店，以卖严肃的文学书和哲学书而著名，因为承担不起昂贵的费用，现在搬到了边远的巴黎五区去了。圣日耳曼广场上现在有一家巨大的FNAC商店，以一种百货业巨头的形式经营着书籍、音像和摄影器材。勒•旺迪原来的地址变成了迪奥的商店，阿曼尼服装专卖店高傲地站在花神咖啡馆的对面，而LV的专卖店正好在双叟咖啡馆的旁边。一个曾经体现着独立、自由和艺术性的有思想的圣日耳曼，现在成了一个时尚的商业中心。
左岸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如果说过去的左岸人们在咖啡店里谈论艺术，那么现在的左岸，人们在咖啡店里谈论的是经济和时尚。左岸的概念正在渐渐地被偷换和移植到一些装腔作势的伪文化中去，甚至到了遥远的中国，我弟弟在成都住的小区，就毫不惭愧地被命名为“左岸花都”，中产阶级们殷实的生活也很时髦地被贴上了文化的标签。
正如美国作家埃德蒙•怀特感慨的那样，圣日耳曼的变化，如同一个垮掉一代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主妇，优雅倒是优雅，只是没了头脑。
（摘自金城出版社 扫舍、王寅《灰屋顶的巴黎》）
这三个点连起来，就成为一个心的形状，换句话说它们是古典巴黎的心脏也不为过。曾经有人说过圣日耳曼广场的生存、呼吸和心跳，全依赖着这三家咖啡馆，欧洲乃至世界的消息，都要通过这里来传播。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无数著名的人物就出现在这地方。据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花神咖啡馆的咖啡里泡出来的。他和波伏娃在二战期间几乎以花神咖啡为家，一是为了躲开占领了巴黎的德军，二是为了躲避法国冬天的寒冷。二战胜利后，这里又成了毕加索和夏加尔的聚会点，《纽约客》的记者珍纳•弗莲娜在她的巴黎报道中说，在这儿，几乎每个晚上都能看到毕加索坐在正对大门的第二张咖啡桌前和他的西班牙哥儿们在闲聊天。不知道花神咖啡馆那红色的鼹鼠皮椅子上是否还能看到毕加索留下的印迹，不过在咖啡馆隔壁的纪念品商店里，有关毕加索的东西是很多的。
绿色遮阳棚上写着金字的双叟咖啡，因店里的两个中国人物木雕而得名。在很长的时间内，它的声名都大过了花神咖啡。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诗人布鲁东和一群狂狷的文艺青年，在这里发起了超现实主义的文艺新浪潮，并将这浪潮推动到了文学、诗歌、戏剧、绘画、电影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因为和花神咖啡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圣贝罗依街，波伏娃也常到这里来。她有篇日记里写到：“我坐在双叟咖啡馆里，眼睛瞪着咖啡桌上的白纸，我感到我的手指蠢蠢欲动，我需要写作，其实我想写我自己，第一个升起来的念头是：作为女性自身的意义是什么？”这大概就是她的名著《第二性》的缘起吧。
至于力普啤酒屋，最早是一对来自法德边境的夫妻利奥纳•力普所开的餐厅，供应阿尔萨斯的菜式和啤酒。上世纪20年代被盖兹先生买下，经营成了巴黎电视界、演艺界、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和出版商聚会的地方，后来一些政治家也喜欢去那里宵夜，前总统密特朗就是那里的座上客，时不时会去喝一杯阿尔萨斯的啤酒。
然而，我站在圣日耳曼大街的那一天，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一个7月的星期天。街角有一支4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组成的乐队在一块巴黎的历史指示牌下表演，带着黑色面纱的妇女正向巴黎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走去，红绿灯下的一块灯箱广告上是头带假发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穿着法国足球队的十号球衣。力普啤酒馆在太阳的阴影中，门前的咖啡桌前空无一人，花神和双叟咖啡馆前却座无虚席。双叟咖啡馆的侍者是个白了头发的老年男子，在艳阳下仍一丝不苟地穿着一个世纪传下来的制服：白衬衣，黑色的套装，黑色的领结和一条长到几乎拖地的白围裙，脸上带着见过世面的淡漠。绿色的双层城市旅游车慢慢地驶过路口，等红灯时，无数的照相机对准了路旁的咖啡馆。
苏轼祠：上联：一门父子三词客。下联：千古文章八大家。
上联：其人其德其才，与历史长存不朽，斯为世仰。下联：乃父乃兄乃弟，本家学渊源有自，故尔风高。
夏禹祠：上联：三过其门，虚度辛壬癸甲。下联：八年于外，平成河汉江淮。
塞纳河左边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是法国文化上被称为左岸的地方。左岸之所以在国际上有名，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家园。过去的左岸，贫穷的青年艺术家和作家、哲学家住在这一带那些简陋、拥挤的小旅店里，周围的咖啡店是他们吃喝、工作、交际、取暖的地方。无论是颓废、放荡、叛逆、标新立异，都能被左岸所接纳和包容。
在上世纪初，法国就已经是一个种族平等的神话中心了，有一种关于法国人都是色盲的说法被广泛流传。到过法国的美国黑人发现，在这里白人教堂和黑人教堂，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白人墓地和黑人墓地之间没什么区别。于是，犹太人来了，黑人来了，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和友善的空气。
法国著名的女时装设计师SoniaRykiel酷爱着圣日耳曼大街，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我来说，“圣日耳曼大街”代表着巴黎，代表着左岸，和一种独特的精神，例如文学、知识分子、书籍，对于宗教的敬仰……不过它也同时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例如餐饮、咖啡馆、好友、爱人……回归自我，以及一定意义上的自由。就像是在花神咖啡馆（CafédeFlore）的门口，那些身着黑色礼服、手夹香烟的女郎……这一些都是关于个人态度的问题，而正是“圣日耳曼大街”创造了这种独一无二的态度。
我和SoniaRykiel一样，想像着在这些咖啡店里遇到黑衣的手持香烟的女子，或瘦削苍白手捧存在主义哲学书的男子。而事实上，上世纪初和上世纪中的圣日耳曼广场咖啡馆的三角关系在今天已经只剩下传说了。在这个三角的任何一角中，都已经看不到狂飙青年的影子了，干雪利酒仍然卖得很好，但喝酒的不再是海明威，而是穿着短裤身体被晒出了红斑的美国游客。咖啡仍然是那杯咖啡，价格却不是一样的价格了，一个美国女人在惊叹：天，一瓶水居然要8美元啊！
不久前我碰到一个德国的著名艺术经纪人，他和他的摄影师UdoSpreitzenbarth曾在柏林电影节以白灵为主题作过一个《八重灵魂》的摄影展。他说他代理的许多年轻艺术家都离开了法国，把工作室放在布拉格、布达佩斯，甚至柏林。巴黎的房价太贵了，那些年轻的波希米亚人或艺术青年，在这里再也看不到任何可能实现梦想的机会。
1921年成立的原来位于圣日耳曼广场的勒•旺迪书店，以卖严肃的文学书和哲学书而著名，因为承担不起昂贵的费用，现在搬到了边远的巴黎五区去了。圣日耳曼广场上现在有一家巨大的FNAC商店，以一种百货业巨头的形式经营着书籍、音像和摄影器材。勒•旺迪原来的地址变成了迪奥的商店，阿曼尼服装专卖店高傲地站在花神咖啡馆的对面，而LV的专卖店正好在双叟咖啡馆的旁边。一个曾经体现着独立、自由和艺术性的有思想的圣日耳曼，现在成了一个时尚的商业中心。
左岸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如果说过去的左岸人们在咖啡店里谈论艺术，那么现在的左岸，人们在咖啡店里谈论的是经济和时尚。左岸的概念正在渐渐地被偷换和移植到一些装腔作势的伪文化中去，甚至到了遥远的中国，我弟弟在成都住的小区，就毫不惭愧地被命名为“左岸花都”，中产阶级们殷实的生活也很时髦地被贴上了文化的标签。
正如美国作家埃德蒙•怀特感慨的那样，圣日耳曼的变化，如同一个垮掉一代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主妇，优雅倒是优雅，只是没了头脑。
（摘自金城出版社 扫舍、王寅《灰屋顶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