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初识施建中先生是在去年的冬日，我们一行3人匆匆赶往丽泽区8号楼采访施建中先生。先生有午休的习惯，因此我们把采访时间约在了下午4点。门铃响后，开门的正是施先生——一位慈祥的老者，当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先生很热情地把我们请到了会客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先生表现出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智慧、敏锐及独立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等后辈学子。
　　采访结束后先生再三叮嘱我们，采访稿写成后务必叫他看一下。几日后，我们遵照先生的叮嘱把稿子交给他过目，再取回时赫然发现，采访稿被先生重新在电脑上敲了一遍，改动之处皆为稿子的硬伤所在。要知道先生已经年逾古稀，需要处理的日常事务又十分繁重，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将我们的稿子修改了一遍，这种严谨的态度让我们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当我们把采访时拍摄的合照给先生送去时，先生执意要把洗印照片的钱塞给我们，并久久伫立在楼上目送着我们离开，这份对后生的体恤与关爱让我们感动不已。
　　
　　人物简介：
　　施建中，生于1940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
　　
　　一、潜移默化，师大史学的熏陶
　　施建中先生于195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中学时，施先生喜欢理工科，数理化成绩也不错，但当时全国号召和鼓励学生考文科和师范院校，于是先生毅然决定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而成为了北师大历史系招收的第一届五年制本科生。
　　施建中先生说，自己在历史系读本科时有幸在课堂上聆听了众多学界大家、前辈的教诲，如中国古代史的杨钊先生、尹敬坊先生，世界古代史的刘家和先生、李雅书先生，中国近现代史的李隆基先生、王桧林先生，世界近现代史的张文淳先生、刘宗绪先生，中国历史文选的赵光贤先生、何兹全先生、陈继珉先生等。施先生特别回忆到，大四时系主任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课反响很好，大五时赵光贤先生和杨钊先生的先秦史，王桧林先生、王文瑞先生、李隆基先生的抗日战争史等选修课也都给了他很多启发。施先生在大四那年做学年论文时，指导教师是赵贞信先生。施先生回忆说，赵先生曾经与顾颉刚先生共事过，不仅学问好而且指导他时非常认真负责。白寿彝先生、宋庆永先生、赵光贤先生、赵贞信先生都是当时极富名望的专家学者，杨钊先生、刘家和先生、尹敬坊先生、王桧林先生、陈桂英先生、张文淳先生、刘宗绪先生、孔祥民先生等也都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就是这样浓厚的史学氛围，初步奠定了施建中先生的治学基础。
　　在当时所有的教师中，施先生对陈继珉先生印象最深。施先生回忆说，“陈先生为人正派、敢说真话，不畏权势。他对学生真诚，教学十分认真负责。他教中国历史文选课时要求很严，希望我们趁年轻多背一些古文名篇、名段、名句。每星期他都要安排一次晚上辅导，那时他住在城里，但每次辅导，他都准时到教室。有时他坐在教室后边，让同学逐一背诵古文。陈先生还要求同学们看准题型，按题型和题目的要求回答。在一次中国古代史辅导课上，他在黑板上写了3道题，要求作答，5分钟后交卷。我按要求完成了回答并按时交卷，得到了陈先生的表扬”。而陈继珉先生对施先生的最大影响体现在对其进行的读书指导上，可以说这样的指导影响了施先生的一生。一次，陈先生让还是大一学生的施先生向他汇报自己最近看了些什么书，当施先生将最近正在看的书跟陈先生汇报之后，陈先生很高兴，说：“你看了不少书，很好。我给你提个建议，应该读一些史学名著，像‘前四史’、《资治通鉴》。”后来的施建中先生之所以会为历史系大三、大四的学生开设“《资治通鉴》研读”的选修课，想来亦是源于其年少时从陈先生的建议中得到的裨益。2007年，上海社科院邀请施先生去参加学术研讨会，当先生讲到要如何研读文献并追述陈先生对他的引导和栽培时，不禁咽哑难止，足见其对陈先生的感念之深。
　　二、寒窗“累读”，治学须下得苦功
　　施先生在小的时候就喜欢逛旧书摊，他最爱读的2本书是《精忠列传》和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当时借读旧书要按时间收费，借一周要花2角钱，但不限书的数量。暑假里施先生究竟看了多少书，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进入北师大后，读书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施先生在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里尽情地吸收知识的营养，不仅进行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打下了扎实的治学基础，而且还不断改进学习方法，以求治学的“事半功倍”。施先生在就读本科的5年中，因为平时就很抓紧时间学习，所以基本上没有因为考试而开过夜车，甚至有人还因此说他骄傲。施先生有自己做笔记的方法，他从来都要在笔记本的左边画一条线，留下一些空白，用于课后复习时对老师所讲的要点进行概括。
　　施先生回忆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大四做学年论文《明食货志校勘》的那段时光。因为在当时《明食货志》是孤本，所以只能到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善本阅览室去阅读。为此，就需要先在系里开介绍信，再到校长办公室开证明信，然后才能到北京图书馆办理善本阅览室的临时借阅证，其麻烦程度可见一斑。从1962年冬到1963年春，先生天天往返于北京图书馆与学校之间，经常一待就是一天，直到晚上闭馆之后才回学校。那段时期，先生在早饭后往往会用饭盒带上两个窝窝头、一份咸菜，以此解决自己在北京图书馆时的午饭问题。当时，善本室只允许用铅笔抄写，施建中先生每次都要携带一整盒削好的铅笔以备不时只需，那段时期虽然很辛苦，但施先生觉得很有收获。施先生的指导老师赵贞信先生给予了他在校勘方法方面的细致指导，直到20年后施先生在校勘《唐诗六百首》时，用的仍是赵先生授予他的这种苦学的方法。
　　三、耳濡目染，小事中的师者风范
　　施先生回忆自己在师大的求学经历时，特别谈到了2个人。一个是先生在师大读本科时的一位图书出纳——宁曼华老师。宁曼华老师家住在南城，每天早早起床赶车来师大图书馆，比在师大住的其他管理员来得都要早。因为先生经常去图书馆借书、还书，与宁曼华老师就渐渐熟悉了起来。一次，先生又去图书馆借书，另一位管理员在书库里帮他找了一会儿后便说：“没有这本书。”先生当时很纳闷，嘀咕着：“应该有啊，前一阵子我还看到过。”那个管理员很不耐烦地回应道：“我说没有就没有！”这时宁曼华老师走了过来，问清情况后对他的同事说：“请你再进库去找一找吧。”那个管理员碍于面子只好很不情愿地又进去翻找了一会儿，但很快就出来了，不耐烦道：“怎么样，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吧。”先生闻听此言刚要离开，却被宁曼华老师叫住了，说：“你等一下，过一会儿我帮你找。”他随即告诉了那个管理员此书应该是在第几书架第几排，结果一找，果真在那儿。一件小事，不仅衬托了宁曼华老师良好的服务态度，而且也展现了他过硬的业务素质。后来得知宁曼华老师病了，先生还专门写了封慰问信寄去，令宁老师的家人很受感动。不久之后宁曼华老师便去世了，施先生十分难受，他永远怀念这位敬业勤业的教辅老师，他说：“每个老师都不应该忘记教辅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
　　在施先生的师大求学记忆中，知名教授白寿彝先生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施建中先生看来，白先生是一个正直而且拥有强烈社会责任心的学者，风骨盎然。他有学问、有思想，更有敏锐的历史感。白先生治学严谨，研究富有新意；他教学认真，课讲得非常好，内容丰富，有史有论，而且语言生动准确，课堂气氛活跃，受到了历届学生的一致好评。虽然白先生讲话略带河南口音，但丝毫不影响同学们的听讲，在他的课上，学生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白先生还会细致地向同学们教授写文章时遣词造句的方法，他多次强调精准用词句的重要性并不断举例说明，让同学们受到了极大的启发。而最能体现白先生学术风骨的一件事还要属“文化大革命”期间白先生的一次投稿经历。据施建中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研究》要录用白先生写的一篇关于秦始皇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白先生对于秦始皇的功过评价是持“七三开”主张的，即七分功，三分过，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可谓是有些过于“先锋”了，于是编辑找到白先生，建议他把秦始皇完全写成法家。当时，已被分派去打扫厕所的白先生听完后很生气，果断要求把自己的文章撤回来，决意不再发表。在那个特殊年代，白先生能这样做是极不容易的，非常需要胆识与勇气，从这件事中，白先生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的独立精神与正直风骨，这样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位后来者学习。
　　四、注重史德，做有道德的学者
　　在采访的最后，施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很多人问我学习历史到底有什么用，我想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的。自古以来人们学习历史，往大了说可以经世治国，往小了说也可以修性养心。陈寅恪先生推崇宋贤史学，我的研究生入学，我也先给他们讲宋贤史学。宋贤是指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他们都是有道德、有学问的正人君子，著史时非常推崇人的气节，尤其重视‘史鉴’的功能。我一个朋友的儿子爱读历史书，我送了自己写的一本书给他，他父母要我写点勉励的话，我就写了四个字：读史益智。在我看来，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古史将道德推至倍尊的地位，是寓有深意的。”
　　施建中先生认为，国家的未来、史学的未来都要寄望于青年，因此当代青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施先生说，学习机会来之不易，珍惜与否，结果会大不相同。施先生希望青年们能自强不息、好好做人，认为只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者才能成功；而做人就要做正派、正直、诚实、有道德的人，治学时必须做有道德的学者。
　　珍惜机会、自强不息、好好做人与治学，这些平实的嘱托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人生智慧，这是施建中先生一生的追求，更应该成为我们后辈治学和为人的警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谭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