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林琼照不安于检验室的验血工作，出入花街、酒店、同性恋者发保险套、做倡导，除此之外还跟这些人成了朋友；她帮风化场所的姐妹们找到新工作，出席同性恋者喜宴；甚至带原者被家人赶出门没工作，她也自掏腰包帮忙安顿。
　　历史渊源
　　上世纪50年代，台湾有大批美军驻军，伴随美军而来的是各种酒吧的特种行业。当时，台湾接受美国援助成立“性病防治中心”专替驻台美军及服务美军的性工作者做性病筛检。
　　美军离台，性防所的服务对象转成一般民众。1981年全球发现第一起艾滋病，1984年开始，性防所也开始做艾滋病筛检，洪林琼照是当年第一位负责检验工作的人。台北性防所也是当年全台唯一检验艾滋病毒的机构。
　　从1984年台湾出现第一例病患开始，时至今日带原者从数千人一路攀升到2万多人，艾滋病问题的关注角度也从公共卫生的疾病防治，扩展成现今对病患人权的保护。
　　像妈妈
　　台北市区午后的连锁咖啡馆里，总会有一群打发时光的欧巴桑，说说老公的坏话，讲讲儿子不长进。穿着小碎花上衣的洪林琼照夹杂在这群欧巴桑间丝毫不显眼，不过，她不叨念亲人的琐事，反是每隔10分钟，就把艾滋病防预工作有多重要，用不同的话讲一遍。
　　她2006年从性病防治所退休，目前是红丝带基金会秘书长，大家都叫她洪妈妈，因为她看起来就像个妈妈，行为也像一个妈妈。人多的聚会，她会细问每个人吃饭了没？路上有什么会绊到人的石头，她便低身拣起。
　　她也是台湾第一位公务体系中，负责检验艾滋病毒的医检人员，她几乎也见证了台湾近30年来的性病发展史。“1984年台湾的性病防治所开始做艾滋病筛检，连第一线的检验人员也消极抵抗这项检验工作。”
　　早期设备简陋，需要用嘴通过吸管去吸取检体，加上疾病的污名化，没人愿意做，甚至有医检人员下班后，家人还不敢同桌吃饭。那是一个性保守的年代，别说是艾滋病，“连梅毒、淋病都不能公开倡导如何预防，只要报纸上有登梅毒和淋病的消息，上头的长官就会‘关心’性防所是不是又说了什么话。”社会新闻登某人染性病，大多以“花柳病”代称，不能指明“梅毒”或“淋病”。
　　原本在仁爱医院当医检师的洪林琼照，因为医生老公要到海外念书，为了照顾年幼的女儿，想请调到一个可以不必排夜班的工作，于是人人视为畏途的性防所成为她的选择。
　　本来只是在性防所抽抽血、做做检验的她开始接下卫生教育工作，她跟着警察临检，甚至警察查获色情交易，半夜也打电话请她来抽血，“我公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家一天到晚有警察打电话来。”
　　挺同性恋者
　　不仅性工作者，她也和同性恋者族群接触，“我一开始不知道同性恋者在哪，只知道新公园有，我们就晚上8点去公园里面摆摊免费帮大家抽血。”2000年前后，台北同性恋者圈流行摇头homepa，洪林琼照也通过关系，到现场帮同性恋者验血、发保险套，“我看过每场大约都100人以上，现场还有红外线扫描器看你有没有带违禁品。”
　　同性恋者团体认为此举是把同性恋跟艾滋病划上等号，一直到现在洪林琼照还是受到这样的质疑。然而，也有人并不这样认为，陈敬学是当时在新公园认识洪妈妈的：“她不像一般的医护人员，看到你就想要抽你的血，她是先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是先跟你当朋友，有没有抽血是其次。”有男同性恋者每逢失恋就找她谈心。也有验出HIV阳性之后被家人遗弃、甚至要他把户籍迁走的人，也由她出面化解。
　　艾滋病早年是公卫性病防治的问题，时至今日已是病患的人权问题，洪林琼照也调整了脚步，这几年每一对的同性恋者婚礼，她都会到场支持，“我们是做服务业，要先跟对方做朋友。”而她当年在新公园认识的小“GAY”们，一晃眼也都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有的在台北开立大型三温暖，有的成为成功的商人；每次洪林琼照需要什么活动支持，这些昔日的同性恋者朋友马上力挺。
　　而这30年来，来验血的人形形色色，包括和尚，“很多事情，你只要想，终究是人嘛，你就会用比较宽容的眼光去看，不会有那么多道德包袱。”这些年，验血的人不再像昔日遮遮掩掩，但还是有些事没变，“每个月都会接到有电话来说带原了，要自杀。”以前，可能会问一些傻问题，比如共享餐具、接吻会不会得艾滋病？现在，问题比较“专业”了。
　　她的先生最近半年发现得了癌症，“以前我都跟带原者说，10年前是一次要吃一整把的药，出门还要背一个冰箱冰药；现在一天只要吃2颗药，科技进步这么快，解药马上就会做出来，你只要撑过今天就可以了。我也是这样跟我先生说，我们只要撑过今天，就有希望了。”人生也许无法彻底追求公平，但洪林琼照看待疾病却是公平的。
　　（编辑/草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