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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王朝为核心构成的东亚、东南亚朝贡体系中，衣冠、叩拜等仪礼是通过文化获取“承认”和“认同”的象征。在这个朝贡体系内，通过这一套“象征”，建立起来一套复杂的内外、上下、亲疏、远近的关系，维持着所谓东亚秩序。安南国阮惠使团在衣冠礼仪上的臣服，一方面，显示出阮氏为获得“承认”而投乾隆所好的“权宜之计”。另方面，表现出清统治者乾隆皇帝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礼仪的象征性，对自己的宗主国地位的过度自信与自得。18世纪世界局势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衣冠、叩拜之礼的象征意义，只有在朝贡体系中有效，一旦遭遇东亚秩序之外的民族、国家就失去了“承认”和“认同”的效力。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凭借“坚船利炮”力量支撑，打破了原来依靠文化的“承认”和“认同”维持的国际秩序，而以清王朝为核心构成的朝贡体系，以及所形成的东亚国际秩序也随之崩溃。
关键词：朝贡体系;藩属关系;衣冠之礼;国际秩序
安南，即今天的越南，古称交趾、安南，自汉朝以后的1000余年间，一直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辖地。公元679年唐朝在南越设安南都护府，“安南”名称由此而来。公元973年宋太祖册封丁部领为安南郡王，与中国封建王朝建立“藩属关系”。明朝前期，安南北部是明朝领土，南部有独立的政权，但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属于明朝的藩属国。
17世纪，安南国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封建集团，北方的黎氏王朝的朝政和南方的阮氏集团。顺治十七年（1660年），安南国王黎维祺为了对付南方的阮氏集团，结好清廷，正式向清朝奉表投诚，进贡方物。此后，两国交往密切，安南黎氏表贡不绝。康熙五年（1664年），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康熙七年（1668年），应安南国王黎维禧的请求，贡期由三年一贡，改为六年两贡并进。贡期的固定，标志着中安宗藩关系正式确立。安南作为清朝的属国，要“臣事中朝，恪修职贡”;清政府则要对新国王即位进行册封、安南国王去世要遣使致祭、安南国朝贡要厚赏……，以此维护安南黎氏统治的稳定和巩固。双方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然而割据于安南南方的阮氏集团不甘寂寞，1771年，因不满广南国权臣当道，政局败坏，阮惠与兄长阮岳、阮侣在西山发动起义，自立西山朝，并完全吞并了南方的占城国。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政权对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阮惠领兵攻入黎城，安南国王黎维祁出奔北上，请求清朝出兵援助。乾隆皇帝认为，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突然被强臣篡夺，不能置之不理，清朝有“兴灭继绝”的义务。于是1788年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兵一万二千人，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人，并集结黎氏王朝残余势力进攻安南，并顺利拿下都城黎城（今越南河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宣诏正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安南黎朝复国。西山朝阮惠一方面派人投书于清军营，卑辞乞降，另方面暗中四处征兵。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西山朝阮惠大军一举反击，夜袭黎城，清军退走。清人王之春在其所撰的《清朝柔远记》里记述：“（阮惠军）皆以象载大炮，官军（清军）仓卒御敌，衆寡不敌，遂溃。”1于是黎氏再度流亡中国，黎氏在安南的257年的政权宣告终结。
西山朝阮惠惧怕清军再伐，表现出求和之意，派其侄子阮光显赴清朝表明自己并无意与清朝为敌，表示愿意向清朝谢罪称臣，并全盘接受乾隆皇帝四项乞降请封条件：送清军散落士兵回国;将残害清军大员者军前正法示众;阮惠在乾隆八旬生日“亲自赴京吁恳”;为清军许世亨等阵亡将士建立祠宇，春秋虔祭。乾隆帝认为安南国王亲自前来朝见，有史以来尚属首次，因此大喜，认可阮惠为安南的新君主，当即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帝国朝廷上下都在准备庆祝皇帝的八十大寿。这一年旧历七月十六日，朝鲜人徐浩修（1736-1799）作为副使，随朝鲜使团赶到承德，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在避暑山庄，他们与同样来贺寿的安南国使团不期而遇。这次，安南国使团由新国王阮光平亲自率领，不仅规格高而且人数多，受到乾隆皇帝特别隆重和热情的欢迎。但徐浩修却发现，这一次来的安南君臣居然在一个最为隆重的场合，改穿了满清服装。一直坚持大明衣冠朝鲜士人很诧异，便找了机会故意问道，“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2。意思是，穿了大清衣冠服色，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
在乾隆八十寿庆时，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里对于皇帝、亲王、郡王等各级人士的服饰有明确要求，而对各个外藩朝贡使团的服饰也按照历朝常规“贡使暨从官各服本国朝服”，并不强求他们改易大清衣冠服色。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乾隆皇帝收到负责安南事务的福康安奏文，得知阮光平（阮惠）“欣慕中华黼黻”，愿意改易衣冠，遵从清制。对安南使团改易衣冠，遵从清制，乾隆皇帝自然很是高兴，但仍然很不放心，反复叮咛再叮咛：“该国王若果实有此意。朕必格外加恩。锡之章服。不但照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并当如阿哥服色。赏给金黄蟒袍。用示优异。该国王闻之。自必倍加欣跃。……”3乾隆对于这种服饰上的小节如此注意，表明这种衣冠制度在满清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
乾隆八十寿庆，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朝礼，除了当朝文武百官外，作为天朝藩属国的安南（越南）、朝鲜、琉球等国相继前来朝贺。安南作为清朝的藩属国，其国王亲自阮光平前来朝见，有史以来尚属首次，乾隆皇帝予以高度重视，对安南国王表示出格外的恩宠。一方面，乾隆认为安南国纳贡称臣，是屈于清王朝的强大，因此，乾隆將清平安南之战列为自己的 “十全武功”之一;另方面，对于希望以礼制的方式建构其东亚的秩序的乾隆来说，在这样一个最高级别的典礼上，安南国改易服色表示臣服，是从礼仪文化上承认其统治正统性的举动，让乾隆皇帝得到了心理满足。
对于阮惠来说，从阮惠回答朝鲜副使徐浩修话语：“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也可已看出，阮氏的臣服并非出自真心，此次对清朝表示其衷心的做法，也只不过是迫于清王朝的强大，借助于清王朝的势力确定自己安南国王的合法地位，以巩固其统治、扩大其势力，因此他自己也说是“权宜之计”。正如清史专家萧一山所言：“至朝贡受封之国：朝鲜、琉球旧属藩属，阔而喀（廓尔喀）、缅甸、安南兵威所屈，若暹罗、阿富汗、敖罕（浩罕）、巴达克山则余威之所震，拱手内服者也。……”4在清廷的强大武功之下，整个东亚、东南亚和中亚腹地都逐渐地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 在中国古代，衣冠不仅是外在的装束，而且与各种礼仪相对应的，并发展出了各种不同场合的冠服制度。18世纪以清王朝为核心构成的东亚、东南亚朝贡体系中，衣冠之制与叩拜等仪礼是通过文化手段获取“承认”和“认同”的象征。在这个朝贡体系内，通过这一“象征”，建立起来一套复杂的内外、上下、亲疏、远近的关系，维持着所谓东亚秩序。安南国阮惠使团改易服色，在衣冠礼仪上的臣服，一则显示出阮氏为获得“承认”而投乾隆所好，而非出自真心的虚伪举动。这一点在朝鲜副使徐浩修的记载中说，安南使团面对乾隆的时候“谄鄙之态，无所不为”，他还引用和珅之子的话说，“安南人决不可深交”。二则，清统治者乾隆皇帝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礼仪的象征性，对于安国使团这种表面臣服，显示出对自己的宗主国地位的过度自信与自得。乾隆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功绩十分得意，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沾沾自喜之中，没有深刻反思在安南之战中曾一度“溃败”的深层原因。清王朝与安南国的关系已经暗示其并非如其外在表现的受周边藩属国臣服的，而是一种虚饰，一种表演，一种想象中的宗主国。
本来衣冠、叩拜等只是一种礼仪形式，如果在国际关系中，过于依赖这一套“象征”，在复杂关系的国际秩序中，来建立内外、上下、亲疏、远近的关系，明显具有局限性。这种文化认同的方式在朝贡体系中是有效，一旦遭遇东亚秩序之外的国家、民族，甚至是文化、就失去了“承认”和“认同”的效力。18世纪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清王朝着固守着这种传统模式，显示出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心态和无知。三年后1793年作为西方大国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清王朝仍然纠缠“三跪九叩”叩拜礼的问题，显示出清朝的迂腐。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凭借“坚船利炮”力量支撑，打破了原来依靠文化的“承认”和“认同”维持的国际秩序，而以清王朝为核心构成的朝贡体系，以及所形成的东亚国际秩序也随之崩溃了。
参考文献
[1]（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萧一山：《清代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
[3]黄枝连：《大朝礼治体系研究》[M]，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4]弘华文编：《燕行录全编（第3辑）（影印全10册）》[M]第四册：《热河纪游》;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
注释：
1（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6页。
2徐浩修《热河纪游》（第一卷），弘华文：《燕行录全编（第3辑）（影印全10册）》第四册
3《清实录》二十四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五十五年
4 萧一山：《清代通史》[M]，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第二卷，169页。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关键词：朝贡体系;藩属关系;衣冠之礼;国际秩序
安南，即今天的越南，古称交趾、安南，自汉朝以后的1000余年间，一直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辖地。公元679年唐朝在南越设安南都护府，“安南”名称由此而来。公元973年宋太祖册封丁部领为安南郡王，与中国封建王朝建立“藩属关系”。明朝前期，安南北部是明朝领土，南部有独立的政权，但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属于明朝的藩属国。
17世纪，安南国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封建集团，北方的黎氏王朝的朝政和南方的阮氏集团。顺治十七年（1660年），安南国王黎维祺为了对付南方的阮氏集团，结好清廷，正式向清朝奉表投诚，进贡方物。此后，两国交往密切，安南黎氏表贡不绝。康熙五年（1664年），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康熙七年（1668年），应安南国王黎维禧的请求，贡期由三年一贡，改为六年两贡并进。贡期的固定，标志着中安宗藩关系正式确立。安南作为清朝的属国，要“臣事中朝，恪修职贡”;清政府则要对新国王即位进行册封、安南国王去世要遣使致祭、安南国朝贡要厚赏……，以此维护安南黎氏统治的稳定和巩固。双方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然而割据于安南南方的阮氏集团不甘寂寞，1771年，因不满广南国权臣当道，政局败坏，阮惠与兄长阮岳、阮侣在西山发动起义，自立西山朝，并完全吞并了南方的占城国。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政权对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阮惠领兵攻入黎城，安南国王黎维祁出奔北上，请求清朝出兵援助。乾隆皇帝认为，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突然被强臣篡夺，不能置之不理，清朝有“兴灭继绝”的义务。于是1788年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兵一万二千人，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人，并集结黎氏王朝残余势力进攻安南，并顺利拿下都城黎城（今越南河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宣诏正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安南黎朝复国。西山朝阮惠一方面派人投书于清军营，卑辞乞降，另方面暗中四处征兵。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西山朝阮惠大军一举反击，夜袭黎城，清军退走。清人王之春在其所撰的《清朝柔远记》里记述：“（阮惠军）皆以象载大炮，官军（清军）仓卒御敌，衆寡不敌，遂溃。”1于是黎氏再度流亡中国，黎氏在安南的257年的政权宣告终结。
西山朝阮惠惧怕清军再伐，表现出求和之意，派其侄子阮光显赴清朝表明自己并无意与清朝为敌，表示愿意向清朝谢罪称臣，并全盘接受乾隆皇帝四项乞降请封条件：送清军散落士兵回国;将残害清军大员者军前正法示众;阮惠在乾隆八旬生日“亲自赴京吁恳”;为清军许世亨等阵亡将士建立祠宇，春秋虔祭。乾隆帝认为安南国王亲自前来朝见，有史以来尚属首次，因此大喜，认可阮惠为安南的新君主，当即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帝国朝廷上下都在准备庆祝皇帝的八十大寿。这一年旧历七月十六日，朝鲜人徐浩修（1736-1799）作为副使，随朝鲜使团赶到承德，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在避暑山庄，他们与同样来贺寿的安南国使团不期而遇。这次，安南国使团由新国王阮光平亲自率领，不仅规格高而且人数多，受到乾隆皇帝特别隆重和热情的欢迎。但徐浩修却发现，这一次来的安南君臣居然在一个最为隆重的场合，改穿了满清服装。一直坚持大明衣冠朝鲜士人很诧异，便找了机会故意问道，“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2。意思是，穿了大清衣冠服色，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
在乾隆八十寿庆时，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里对于皇帝、亲王、郡王等各级人士的服饰有明确要求，而对各个外藩朝贡使团的服饰也按照历朝常规“贡使暨从官各服本国朝服”，并不强求他们改易大清衣冠服色。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乾隆皇帝收到负责安南事务的福康安奏文，得知阮光平（阮惠）“欣慕中华黼黻”，愿意改易衣冠，遵从清制。对安南使团改易衣冠，遵从清制，乾隆皇帝自然很是高兴，但仍然很不放心，反复叮咛再叮咛：“该国王若果实有此意。朕必格外加恩。锡之章服。不但照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并当如阿哥服色。赏给金黄蟒袍。用示优异。该国王闻之。自必倍加欣跃。……”3乾隆对于这种服饰上的小节如此注意，表明这种衣冠制度在满清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
乾隆八十寿庆，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朝礼，除了当朝文武百官外，作为天朝藩属国的安南（越南）、朝鲜、琉球等国相继前来朝贺。安南作为清朝的藩属国，其国王亲自阮光平前来朝见，有史以来尚属首次，乾隆皇帝予以高度重视，对安南国王表示出格外的恩宠。一方面，乾隆认为安南国纳贡称臣，是屈于清王朝的强大，因此，乾隆將清平安南之战列为自己的 “十全武功”之一;另方面，对于希望以礼制的方式建构其东亚的秩序的乾隆来说，在这样一个最高级别的典礼上，安南国改易服色表示臣服，是从礼仪文化上承认其统治正统性的举动，让乾隆皇帝得到了心理满足。
对于阮惠来说，从阮惠回答朝鲜副使徐浩修话语：“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也可已看出，阮氏的臣服并非出自真心，此次对清朝表示其衷心的做法，也只不过是迫于清王朝的强大，借助于清王朝的势力确定自己安南国王的合法地位，以巩固其统治、扩大其势力，因此他自己也说是“权宜之计”。正如清史专家萧一山所言：“至朝贡受封之国：朝鲜、琉球旧属藩属，阔而喀（廓尔喀）、缅甸、安南兵威所屈，若暹罗、阿富汗、敖罕（浩罕）、巴达克山则余威之所震，拱手内服者也。……”4在清廷的强大武功之下，整个东亚、东南亚和中亚腹地都逐渐地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 在中国古代，衣冠不仅是外在的装束，而且与各种礼仪相对应的，并发展出了各种不同场合的冠服制度。18世纪以清王朝为核心构成的东亚、东南亚朝贡体系中，衣冠之制与叩拜等仪礼是通过文化手段获取“承认”和“认同”的象征。在这个朝贡体系内，通过这一“象征”，建立起来一套复杂的内外、上下、亲疏、远近的关系，维持着所谓东亚秩序。安南国阮惠使团改易服色，在衣冠礼仪上的臣服，一则显示出阮氏为获得“承认”而投乾隆所好，而非出自真心的虚伪举动。这一点在朝鲜副使徐浩修的记载中说，安南使团面对乾隆的时候“谄鄙之态，无所不为”，他还引用和珅之子的话说，“安南人决不可深交”。二则，清统治者乾隆皇帝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礼仪的象征性，对于安国使团这种表面臣服，显示出对自己的宗主国地位的过度自信与自得。乾隆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功绩十分得意，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沾沾自喜之中，没有深刻反思在安南之战中曾一度“溃败”的深层原因。清王朝与安南国的关系已经暗示其并非如其外在表现的受周边藩属国臣服的，而是一种虚饰，一种表演，一种想象中的宗主国。
本来衣冠、叩拜等只是一种礼仪形式，如果在国际关系中，过于依赖这一套“象征”，在复杂关系的国际秩序中，来建立内外、上下、亲疏、远近的关系，明显具有局限性。这种文化认同的方式在朝贡体系中是有效，一旦遭遇东亚秩序之外的国家、民族，甚至是文化、就失去了“承认”和“认同”的效力。18世纪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清王朝着固守着这种传统模式，显示出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心态和无知。三年后1793年作为西方大国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清王朝仍然纠缠“三跪九叩”叩拜礼的问题，显示出清朝的迂腐。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凭借“坚船利炮”力量支撑，打破了原来依靠文化的“承认”和“认同”维持的国际秩序，而以清王朝为核心构成的朝贡体系，以及所形成的东亚国际秩序也随之崩溃了。
参考文献
[1]（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萧一山：《清代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
[3]黄枝连：《大朝礼治体系研究》[M]，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4]弘华文编：《燕行录全编（第3辑）（影印全10册）》[M]第四册：《热河纪游》;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
注释：
1（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6页。
2徐浩修《热河纪游》（第一卷），弘华文：《燕行录全编（第3辑）（影印全10册）》第四册
3《清实录》二十四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五十五年
4 萧一山：《清代通史》[M]，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第二卷，169页。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