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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箱子”
6月中旬，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院师生步入了一年最忙碌的季节。CI（会议口译，Conference Interpreting）专业的学生迎来期末考试：一年级学生将面临残酷的淘汰赛，二年级学生则需参加由来自联合国、欧盟等外部考官参与的毕业考，唯有通过者才能获得毕业证书。
1992年出生的Millet来自湖南怀化，提及同传魔鬼训练，常用“崩溃”和“孤独”来形容。考试前几天，上海酷热难耐，宿舍风扇坏了，为了备考，Millet和同班同学Rebecca住进学校附近的“如家”，小小双人间里，两个姑娘将笔记本电脑架在各自床前，临时搭个翻译台。Rebecca扎个素净马尾，戴着大耳机，正全神贯注盯着屏幕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演讲。
来自河南洛阳的Rebecca生于1990年，本科读的是英语专业，“大概到大四吧，我们那边郑州大学有个口译培训班，我就去试了试，班里大家就聊，你看谁谁谁的新闻发布会吗？都把目光投向张璐，‘翻译女神’嘛，耳濡目染就对口译有了兴趣，好像学英语的学了同传就达到了顶级，所以来考这个专业。原来只觉得做同传一定很牛，现在觉得，啊！真的很苦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电视上看的那种戴个耳机就能说得很溜，自己做时就知道，只要一秒钟分神，一大段就听不到了！”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戴惠萍
CI二年级班共8名学员，高翻院二楼同传教室共8个“箱子”，因而每人一个独立空间，两年来他们“不是在同传室，就在去同传室的路上”。“学霸”Millet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教室，“因为太早宿舍门还没开”，上午练习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开始，“练到晚上10点多大叔来催。”其他同学每天呆在“箱子”里的时间也不会少于10小时，“还有人在里头做瑜伽呢！”
在这片小小的密闭空间里，橘色小台灯、笔记本电脑、成堆外语资料和线圈笔记本成了标配，但每个“箱子”又各有风格：讲究情调的姑娘会用鲜花点缀小窗台，另类个性点的将开学以来在“箱子”里练习时喝过的14桶农夫山泉一字排开，俨然装置艺术;还有人将迪斯尼买来的尤达大师（《星球大战》角色）玩偶供放桌头，练得精疲力尽时就逗逗“尤达”，他会挥舞手中闪着绿光的尚方宝剑，说出那句激励人的著名台词——“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要么做，要么不做，没有试试看。）接着，打鸡血似的拼命模式再次开启……
2010年11月，童心在联合国大会堂（GA Hall） 中文同传箱工作
这个行业一定要自律
数次造访上外高翻院，多位师生都提到童心这个名字。7年前进入联合国任职同传后，这个80后女生便在纽约定居下来。微信头像上的童心娇小玲珑，没想越洋电话那头传来的女声成熟稳重，字正腔圆，仿佛出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得归功于当年在复旦新闻系的学习，我们有播音课，练习发声、用气、吐字，这对我日后的同传工作有所帮助。做同传也是体力活，很多时候翻译一整天，到下午已累得不行，如果完全用嗓子而不是用腹腔发声就特别累。”
吐字清晰之外，这份工作对语速也有较高要求。“联合国每个国家代表发言限时3分钟，发言时前面有一盏灯，快结束时灯会闪，他们要把很长的稿子在很短时间内讲完，不然就完不成任务，因此发言人说话都很快，对我们同传的要求是必须翻得完整和准确，我们说得不快信息就不完整了。”
回首职业生涯，童心的陈述平淡谦和，“我很幸运，百分之五十靠的是机遇，毕业那段时间中国发展特别快，当时对同传的需求也特别大。”
在童心看来，自己走上同传道路存有不少偶然因素。中学时背下三册《新概念英语》的底子，本只为偿还助学贷款。“大学期间一边上课，一边打工，因为家里穷，我就特别想挣钱，最开始做的是一对一的英语家教，后来发现英语培训机构收入更高就去应聘，因为才大一刚开始被拒了，多次争取后获得一次试讲机会才被录用，当时他们给我排的课都是今天上海分校，明天南京分校，大学头两年间一直在两座城市之间奔波教课。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做同传也有一定影响，面对几百名学生讲课，我的心理承受力得到不断加强，后来才意识到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作为一名合格同传译员的必备条件。”
同传招考那年她才大三，并不符合本科毕业的报考条件。“大三升大四那个暑假，我就直接冲到了高翻院楼里，也不知道该找谁，刚好遇到柴明熲院长，我把自己特别想学同传的决心表白了一番，柴院长可能看出我有做口译的潜质吧，虽然没有专业基础，但他觉得我中英文都挺好，肯吃苦，就和其他院领导沟通破格给我一个考试机会，通过入学考试后，我成了第一期10名学员中的一员。”
当年这支“特种部队”里应届毕业生并不多，不少人当时已是上外的老师和研究生，很多都是英语专业科班出身，和同班同学相比，年纪轻轻的童心可谓白纸一张，两年口译训练在她的记忆中苦乐参半。
“第一年学交传，练习‘无笔记复述’的过程很痛苦，两三分钟的演讲，不许记笔记，完全用脑子，然后进行复述，特别难，刚进高翻院每天都在练这个，用脑过度，晚上睡眠都成问题。第二年学同传，训练一心多用，从‘影子练习’跟读开始，刚开始觉得很好玩，鹦鹉学舌一样，听中文说中文，听英文说英文，跟读时最初差三分之一句话，然后慢慢把速度拉开，半句话、两句话甚至三句话，从简单到困难，从较短的lag（间隔）到较长的lag，这个是挺辛苦的。” 魔鬼训练期间，学员每天还要花大量时间听读各类材料，“读《经济学人》、《国际先驱导报》，听BBC、VOA，看CNN，用联合国的会议材料练习交传、同传。高翻院要求十分严格，当时训练都讲一大段，他不停地说，我就不停地记，出去做译员发现这样的情况好少，一般是一两句停下后让你翻，只有偶发事故时才需应对。记得有次讲者好像忘了翻译存在，不停地讲，讲了三四分钟，讲完他才想起有翻译，因为当时笔记系统还挺扎实，所以把他的话一句不少地翻出来了，底下人都觉得特厉害，这都归功于早年的训练。”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会议口译教室，学生在“箱子”里练习同声传译
童心第一次工作是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做同传。“马云请他去‘西湖论剑’演讲，我当时刚毕业，事先找他们要讲稿，回话说克林顿讲话从不给稿。记得当地电视台还把我们同传直播出去了，可紧张了！他的吐字不是特别清楚，人又特别聪明，思维跳跃很快，比布什和奥巴马都难翻。翻完后我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翻译就是一门缺憾的艺术，所以这个行业一定要自律，就像外科医生给病人动手术，手术结束你问病人医生刀开得好不好，病人哪里知道？”
即便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口译员仍要面对许多挑战，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会议。“比如我做过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大会和世界真菌大会，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熟悉大量生僻词汇，掌握相关行业的基本理论，很容易出现完全听不懂的情况。”
在美领馆做了一年首席翻译后，童心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过了两年令人艳羡的理想生活：“见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活，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出国频率也挺高，做几天玩几天，记得接巴塞罗那和布拉格的会，才做了一天，玩了十几天。基本上一年工作一百多天，10年前的市场价差不多每天六七千，报酬根据会议的专业性和难度还会有一定浮动。”
不断投入，一定要稳住
今年刚满30岁的钟泱，自2012年CI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事处任职口译，这个长相喜感的东北小伙子在圈内交游广阔，对行业也有深入了解。“外界其实有很多误读，以为同传都是‘金领’，一小时就赚几千块，工作几十天其他时间都在国外玩，但他们忽略了很多负面信息，自由译员为了维持生活，要自己交社保医保，医疗保险好点也要两三万，社保一年也是3万左右，这就是6万，那你一年会议至少要做30到50万，你还要买房，没有稳定工作申请贷款也很难，所以他们买房就要攒够钱全额付款，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困难，而且还跟年景有关，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非常淡的一年。如果一年工作200天，这个译员会非常累，每场会都要准备，有些可能还非常难，如果在公司做专职译员，他还有很多杂事要做。成为一个同传，你要付出很多，科班出身那两年就是一个很艰苦的路程，毕业后被市场认可也需要两到三年时间，而且你需要不断投入，很多人都说，如果你把提高能力的时间精力放在其他行业上，或许可以取得更好的成就。”
70后姑娘安宁，十余年来一直在某非赢利性教育机构担任口译，职业道路并不轻松。
“读书时我们有句话，死猪不怕开水烫，再难的东西，不管你在什么场合都要稳住。这东西对心理素质要求特别高，快速吸收分析信息，非常好的语言能力将其转化，一点错都不能出，到今天我都觉得交传比同传要难，因为大家都在听着，心理压力真的很大。”每天在中英两种语言间切换翻译，安宁有自己的观察和困惑。“英翻中，外国教授的表达比较正统，语言、逻辑都很严谨，翻译时我能把握，但转换一个频道，中翻英，我就觉得，要不是很官僚的我都听不懂的话，要不就是随口一个不堪入耳的‘屌丝’，我心理上很难接受。因为是口译，中文说出那些流行大白话就很难听，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现在大家会议上也说，这些属于我很难接受的一个档次，有时都不知道怎么翻。”
去联合国做译员，薪酬待遇肯定比国内低，但生老病死都会管你，年轻时拼命赚钱就是为了老来有保障嘛，现在家里一个人生病全家破产是很可怕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考联合国？就因为工作条件有保障，哪怕一小时的会，同传一定是3个译员20分钟轮换，AIIC（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每年都和联合国谈工作条件，那些译员是有组织保护的，国内是领导怎么说你怎么做，完全没有谈判余地。
去年年底，安宁在北京参加了联合国考试，今年5月获知已入候选名单。“这次考上的叫‘逐字记录’，就是将大会发言稿翻成中文，但速度要非常快，因为会议结束就要上媒体。我觉得这个岗位很适合我，因为它介于笔译和口译之间，但翻译的所有东西都是口语的，如果你是笔译，比如法律文件，英文一个从句就三行字，你自己框架就要搭半天，很辛苦，如果做逐字记录，可能会轻松一些吧。”
70后姑娘游雁也说：“这个工作不但强度大，而且站在别人对面，他对你的言行举止，一个眼神都会做出评判。别人听你的声音，你讲话的语气语调也传递出很多信息，你不能带任何情绪去工作。你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客户、发言人等等，当然，那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喜欢这个工作。”
（冯翔荐自《东西南北》）
责编：Ester
6月中旬，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院师生步入了一年最忙碌的季节。CI（会议口译，Conference Interpreting）专业的学生迎来期末考试：一年级学生将面临残酷的淘汰赛，二年级学生则需参加由来自联合国、欧盟等外部考官参与的毕业考，唯有通过者才能获得毕业证书。
1992年出生的Millet来自湖南怀化，提及同传魔鬼训练，常用“崩溃”和“孤独”来形容。考试前几天，上海酷热难耐，宿舍风扇坏了，为了备考，Millet和同班同学Rebecca住进学校附近的“如家”，小小双人间里，两个姑娘将笔记本电脑架在各自床前，临时搭个翻译台。Rebecca扎个素净马尾，戴着大耳机，正全神贯注盯着屏幕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演讲。
来自河南洛阳的Rebecca生于1990年，本科读的是英语专业，“大概到大四吧，我们那边郑州大学有个口译培训班，我就去试了试，班里大家就聊，你看谁谁谁的新闻发布会吗？都把目光投向张璐，‘翻译女神’嘛，耳濡目染就对口译有了兴趣，好像学英语的学了同传就达到了顶级，所以来考这个专业。原来只觉得做同传一定很牛，现在觉得，啊！真的很苦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电视上看的那种戴个耳机就能说得很溜，自己做时就知道，只要一秒钟分神，一大段就听不到了！”
CI二年级班共8名学员，高翻院二楼同传教室共8个“箱子”，因而每人一个独立空间，两年来他们“不是在同传室，就在去同传室的路上”。“学霸”Millet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教室，“因为太早宿舍门还没开”，上午练习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开始，“练到晚上10点多大叔来催。”其他同学每天呆在“箱子”里的时间也不会少于10小时，“还有人在里头做瑜伽呢！”
在这片小小的密闭空间里，橘色小台灯、笔记本电脑、成堆外语资料和线圈笔记本成了标配，但每个“箱子”又各有风格：讲究情调的姑娘会用鲜花点缀小窗台，另类个性点的将开学以来在“箱子”里练习时喝过的14桶农夫山泉一字排开，俨然装置艺术;还有人将迪斯尼买来的尤达大师（《星球大战》角色）玩偶供放桌头，练得精疲力尽时就逗逗“尤达”，他会挥舞手中闪着绿光的尚方宝剑，说出那句激励人的著名台词——“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要么做，要么不做，没有试试看。）接着，打鸡血似的拼命模式再次开启……
这个行业一定要自律
数次造访上外高翻院，多位师生都提到童心这个名字。7年前进入联合国任职同传后，这个80后女生便在纽约定居下来。微信头像上的童心娇小玲珑，没想越洋电话那头传来的女声成熟稳重，字正腔圆，仿佛出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得归功于当年在复旦新闻系的学习，我们有播音课，练习发声、用气、吐字，这对我日后的同传工作有所帮助。做同传也是体力活，很多时候翻译一整天，到下午已累得不行，如果完全用嗓子而不是用腹腔发声就特别累。”
吐字清晰之外，这份工作对语速也有较高要求。“联合国每个国家代表发言限时3分钟，发言时前面有一盏灯，快结束时灯会闪，他们要把很长的稿子在很短时间内讲完，不然就完不成任务，因此发言人说话都很快，对我们同传的要求是必须翻得完整和准确，我们说得不快信息就不完整了。”
回首职业生涯，童心的陈述平淡谦和，“我很幸运，百分之五十靠的是机遇，毕业那段时间中国发展特别快，当时对同传的需求也特别大。”
在童心看来，自己走上同传道路存有不少偶然因素。中学时背下三册《新概念英语》的底子，本只为偿还助学贷款。“大学期间一边上课，一边打工，因为家里穷，我就特别想挣钱，最开始做的是一对一的英语家教，后来发现英语培训机构收入更高就去应聘，因为才大一刚开始被拒了，多次争取后获得一次试讲机会才被录用，当时他们给我排的课都是今天上海分校，明天南京分校，大学头两年间一直在两座城市之间奔波教课。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做同传也有一定影响，面对几百名学生讲课，我的心理承受力得到不断加强，后来才意识到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作为一名合格同传译员的必备条件。”
同传招考那年她才大三，并不符合本科毕业的报考条件。“大三升大四那个暑假，我就直接冲到了高翻院楼里，也不知道该找谁，刚好遇到柴明熲院长，我把自己特别想学同传的决心表白了一番，柴院长可能看出我有做口译的潜质吧，虽然没有专业基础，但他觉得我中英文都挺好，肯吃苦，就和其他院领导沟通破格给我一个考试机会，通过入学考试后，我成了第一期10名学员中的一员。”
当年这支“特种部队”里应届毕业生并不多，不少人当时已是上外的老师和研究生，很多都是英语专业科班出身，和同班同学相比，年纪轻轻的童心可谓白纸一张，两年口译训练在她的记忆中苦乐参半。
“第一年学交传，练习‘无笔记复述’的过程很痛苦，两三分钟的演讲，不许记笔记，完全用脑子，然后进行复述，特别难，刚进高翻院每天都在练这个，用脑过度，晚上睡眠都成问题。第二年学同传，训练一心多用，从‘影子练习’跟读开始，刚开始觉得很好玩，鹦鹉学舌一样，听中文说中文，听英文说英文，跟读时最初差三分之一句话，然后慢慢把速度拉开，半句话、两句话甚至三句话，从简单到困难，从较短的lag（间隔）到较长的lag，这个是挺辛苦的。” 魔鬼训练期间，学员每天还要花大量时间听读各类材料，“读《经济学人》、《国际先驱导报》，听BBC、VOA，看CNN，用联合国的会议材料练习交传、同传。高翻院要求十分严格，当时训练都讲一大段，他不停地说，我就不停地记，出去做译员发现这样的情况好少，一般是一两句停下后让你翻，只有偶发事故时才需应对。记得有次讲者好像忘了翻译存在，不停地讲，讲了三四分钟，讲完他才想起有翻译，因为当时笔记系统还挺扎实，所以把他的话一句不少地翻出来了，底下人都觉得特厉害，这都归功于早年的训练。”
童心第一次工作是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做同传。“马云请他去‘西湖论剑’演讲，我当时刚毕业，事先找他们要讲稿，回话说克林顿讲话从不给稿。记得当地电视台还把我们同传直播出去了，可紧张了！他的吐字不是特别清楚，人又特别聪明，思维跳跃很快，比布什和奥巴马都难翻。翻完后我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翻译就是一门缺憾的艺术，所以这个行业一定要自律，就像外科医生给病人动手术，手术结束你问病人医生刀开得好不好，病人哪里知道？”
即便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口译员仍要面对许多挑战，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会议。“比如我做过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大会和世界真菌大会，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熟悉大量生僻词汇，掌握相关行业的基本理论，很容易出现完全听不懂的情况。”
在美领馆做了一年首席翻译后，童心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过了两年令人艳羡的理想生活：“见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活，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出国频率也挺高，做几天玩几天，记得接巴塞罗那和布拉格的会，才做了一天，玩了十几天。基本上一年工作一百多天，10年前的市场价差不多每天六七千，报酬根据会议的专业性和难度还会有一定浮动。”
不断投入，一定要稳住
今年刚满30岁的钟泱，自2012年CI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事处任职口译，这个长相喜感的东北小伙子在圈内交游广阔，对行业也有深入了解。“外界其实有很多误读，以为同传都是‘金领’，一小时就赚几千块，工作几十天其他时间都在国外玩，但他们忽略了很多负面信息，自由译员为了维持生活，要自己交社保医保，医疗保险好点也要两三万，社保一年也是3万左右，这就是6万，那你一年会议至少要做30到50万，你还要买房，没有稳定工作申请贷款也很难，所以他们买房就要攒够钱全额付款，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困难，而且还跟年景有关，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非常淡的一年。如果一年工作200天，这个译员会非常累，每场会都要准备，有些可能还非常难，如果在公司做专职译员，他还有很多杂事要做。成为一个同传，你要付出很多，科班出身那两年就是一个很艰苦的路程，毕业后被市场认可也需要两到三年时间，而且你需要不断投入，很多人都说，如果你把提高能力的时间精力放在其他行业上，或许可以取得更好的成就。”
70后姑娘安宁，十余年来一直在某非赢利性教育机构担任口译，职业道路并不轻松。
“读书时我们有句话，死猪不怕开水烫，再难的东西，不管你在什么场合都要稳住。这东西对心理素质要求特别高，快速吸收分析信息，非常好的语言能力将其转化，一点错都不能出，到今天我都觉得交传比同传要难，因为大家都在听着，心理压力真的很大。”每天在中英两种语言间切换翻译，安宁有自己的观察和困惑。“英翻中，外国教授的表达比较正统，语言、逻辑都很严谨，翻译时我能把握，但转换一个频道，中翻英，我就觉得，要不是很官僚的我都听不懂的话，要不就是随口一个不堪入耳的‘屌丝’，我心理上很难接受。因为是口译，中文说出那些流行大白话就很难听，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现在大家会议上也说，这些属于我很难接受的一个档次，有时都不知道怎么翻。”
去联合国做译员，薪酬待遇肯定比国内低，但生老病死都会管你，年轻时拼命赚钱就是为了老来有保障嘛，现在家里一个人生病全家破产是很可怕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考联合国？就因为工作条件有保障，哪怕一小时的会，同传一定是3个译员20分钟轮换，AIIC（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每年都和联合国谈工作条件，那些译员是有组织保护的，国内是领导怎么说你怎么做，完全没有谈判余地。
去年年底，安宁在北京参加了联合国考试，今年5月获知已入候选名单。“这次考上的叫‘逐字记录’，就是将大会发言稿翻成中文，但速度要非常快，因为会议结束就要上媒体。我觉得这个岗位很适合我，因为它介于笔译和口译之间，但翻译的所有东西都是口语的，如果你是笔译，比如法律文件，英文一个从句就三行字，你自己框架就要搭半天，很辛苦，如果做逐字记录，可能会轻松一些吧。”
70后姑娘游雁也说：“这个工作不但强度大，而且站在别人对面，他对你的言行举止，一个眼神都会做出评判。别人听你的声音，你讲话的语气语调也传递出很多信息，你不能带任何情绪去工作。你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客户、发言人等等，当然，那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喜欢这个工作。”
（冯翔荐自《东西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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