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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秋天至今，我一直在京城做记者。在京都七年间，我因为实施舆论监督，曾遭受过恐吓、侮辱、诽谤和诬陷，还曾被无良法官关进看守所，但最为惊心而又刻骨的一次采访经历，就是2006年6月发生在新疆伊犁偏远小县城新源的一次历险……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
2006年6月7日，为了解有关单位数名女职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及多位民工讨工资不得的情况，我特意从北京来到新疆伊犁新源县。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跑到我们这儿来找碴儿!你知道后果吗?快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告诉你，我们这是国家的特殊单位，你以为你想来就来?”当日下午3时刚过，我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新源县监狱农场办公大楼二层办公室里。悬挂有“纪委办公室”字样的房间里，面前这位中等身材、身着警服的县级监狱农场纪委书记杨英明一边双手拍打着桌子，一边满脸通红、唾沫四溅地冲我叫喊着。
窗外那群鸟儿惊惶而飞，也令我不由吓了一跳!但是，理智让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回答道：“我早向丁科长(陪同我一起进来的政治处的丁科长)声明过，我是受农场那些女职工的委托过来了解一下她们上访的有关情况，值得你这样大发雷霆吗?”
“你还不老实?”杨用拳头又击了一下桌子冲我怒吼道：“快说，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你没有权力查我的身份证!”对方的狂妄令我据理力争。杨英明当即气得满脸通红，伸着两根指头，指着我叫道：“好!好!你有种，我看你有种……”说着说着，他气呼呼地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冲着话筒叫了一声：“保卫科吗?你们马上过来……”
几分钟后，一位上身着黑色T恤、下穿警裤的中年男子带着两位健壮的青年人急急地走了进来。他们围着我看了看，那位中年人问道：“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来这儿有什么目的吗?”我很客气地告诉了此行的目的，然后静静地坐着不动。杨英明挥着我的证件说：“这小子没事找事，他来过问我们场里那些女职工的事……”中年人接过我的有关证件，指着上面我的照片与我认真核实了一下，然后问：“这是你的会员证?”我点了点头。这时丁科长插话说：“他以前是政法记者，还写过两本书。喏，都在这儿呢……”
中年男子翻看着我的书，见上面有我的照片，也有我的简介，抬头不时地对照着面前的我，然后问道：“这两本书都是你写出来的?看来还真是位作家呀……”中年人的口气明显软和了许多，起码没有刚才那么咄咄逼人……那两位男子倒也没有强行对我搜查，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我。叫嚣的杨英明见我不买他的账，更加恼怒了，唾沫飞溅地指着我叫道：“你信不信，我马上叫人把你关起来!”最后，还是那位中年人小声地把他劝了出去。
杨英明悻悻地离开办公室后，又转身把其中一个青年人叫了出去。当我几次提出想见一见有关领导，以便了解有关情况时，中年男子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们领导都不在，请你不要问这个事了。”说罢，就表示让我赶快离开。当然，在我的要求下，对方还是把我的那两本书及会员证还给j，我。
我和带路的老秦(事前被轰出来一直在大楼前等候)走出办公大楼后，就直接来到了前面不远的市民李仁林家中。在我们赶路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从大楼出来的陌生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是什么事情令这位杨英明书记大动肝火呢?我得先从这家公安农场说起。
新源监狱原“五七”农场的妇女职工，共有120多人。1962年3月26日，新源公安农场成立，来自附近几家农场及全国多个省市的妇女开始参加该农场的建设。这些妇女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泪汪汪地哭诉：她们是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的号召来到这儿的，正是她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没想到，在这儿苦干了二十多年，却被现在的监狱领导一脚踢开，什么都不管了。而附近的其他农场中，与她们同时工作的女职工们都有最起码的劳保医疗等福利，只有这家新源监狱的领导对她们这百多号人的生活、养老和最起码的福利都置之不理……
李仁林、王淑梅等十多名老年女职工泪水涟涟地告诉我，最近她们的上访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上面有关领导在接访时不但安慰了她们，还表示将很快派人下去调查，然后根据国家政策，结合她们的实际情况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会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见多年的上访终于有了一个明确说法。6月5日，也就是我到达此地的前两天，乌市监管部门的两位同志在新源农场纪委书记杨英明等人的陪同下，还真的来到李仁林、周淑兰等人家中了解情况。但与此同时，那位纪委书记还是想方设法地威胁和恐吓她们，再三警告她们不要乱说话，否则，不但会找她们的麻烦，更会找他们在农场工作的子女及家属的麻烦。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
我看看时间已接近下午4时，赶紧向他们告别，并让出租车司机送我去巩留县，我还得去采访民工张红秀有关工程欠款等问题。
谁知，就在我们上车后快要靠近新源监狱农场的大门口时，却突然被一位身着警服但没有挂警衔的保安和两位全副武装的警察拦住。
接着，我看到从门外停着的那辆挂着警车牌号的吉普车内下来两位身着便衣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年约三十岁，小眼睛，鹰钩鼻，身材结实健壮。他们在门卫室里商量了一阵后冲我们走来。那鹰钩鼻子走到我面前停下来，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看了半天。直到后面又开来了一辆挂着警牌的黑色桑塔纳轿车，他才转过身去。我们看到，车里正坐着那位威胁过我的纪委书记杨英明。
十多分钟后，闻讯赶来的王淑梅和李仁林等人见对方拦着我们不让走，就上前与他们交涉。对方回答说：“我们只是执行场领导的命令……”
王淑梅赶紧找到那位领头的中年警察，询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方面露难色，把她拉到一边，就着她的耳畔小声地说了一些什么。
王淑梅面色大变地靠近我和张红秀。神情紧张地说：“石记者，大事不好，他们说这是领导的命令。他们已把新源公安局刑警队的都请来了……农场领导放出话来，一个也不能让你们走……怎么办?”
王淑梅还要对我说什么，但马上被那位中年警官叫开了。陪同我前来的本地乡民张红秀似乎看出了我的忧虑，连忙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连连安慰我。
我环顾四周，看到小卖部后面，有一个用枯黄的麦秸秆等杂物围起来的临时厕所。我一下子有了主意。我悄悄地告诉张红秀和老秦：我决定以上厕所为名从那边溜掉。当时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想为难我，如果我溜之大吉的话，他们也许不再会为难张红秀他们。我还一再提醒他们，相机和采访材料一定要保管好，等我出去后，电话联系。
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朝门卫室看了看，那警察和保安正在那里边抽烟边高谈阔论着什么。我一手拎着采访包，钻入了厕所。当我从缝隙间看到那小保安 又回到门卫室后，急忙踩着那根本无路可走的杂草向东南方向快步离去。
天慢慢黑了，气温明显降低。人生地疏的我只好打电话向张红秀大姐求助了。张红秀告诉我：他们已经发现我不见了，正在四处寻找，叫我最好不要乱动，就躲在那里不要出来。同时她／_、声地告诉我，她刚联系到出租车过来接我……并告知我车牌号和司机的手机号码。随后电话就急急地挂掉了。
5分钟后，我的手机又响了，我一看，是本地的一个陌生电话，一问，是那位司机。对方急急问我在哪个方向，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他大致方向。随后，一辆面包车悄悄向我这边开来。我跃到溪流的对岸，闪到一棵白杨树后面，却意外地发现：那辆陈旧的白色面包车里竟坐着那位在门口拦截我们的保安和两个男子。见行踪已完全暴露，我知道再跑也没有用了，因为前面除了一个小村庄，四周就全是蜿蜒起伏的山脉了。我干脆放慢了步子，直往村子里钻去。车子在后面追赶着，我故意插着小路住那些民居钻来钻去。我的身后，不时传来他们气急败坏地高叫声：“站住!站住!快来人抓住他!”
随着两声紧急的刹车声，两辆警车围住了我。“你还敢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我转过身来，冲着那几个人大声喊道：“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这样追赶我?”那位随后跳下车的警察倒没为难我，只是让我上车，还说这是领导的指令。两辆车押着我很快就到了农场门口，我刚下车就看到杨英明正在四处张望。看到我从车上走出来，不由喜上眉梢。刚才那位“鹰钩鼻子”马上带着几个人围了过来。他很显然对我的企图溜走很生气，冲到我面前大声喝道：“你马上把手机给我交出来!”他不由分说地强行搜查我的身上，并一把夺过我的手机，放在自己的衣袋里，然后又让另一个人夺过去我的采访包。我见状，从张红秀手中要过手机，又一次想拨打110，那“鹰钩鼻子”眼疾手快地又将手机抢了过去，对我怒喝了几句。我当然不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大声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凭什么限定我们的人身自由，我要告你们!”对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嘲热讽道：“我们是刑警队的，你打110也没有用，告诉你，我就是110!你给我老实待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正要质问，那位阴沉着脸一直没有吭声的纪委书记在后面叫道：“不要理他们了，在这里我们就是法律!”
随后，我和老秦先后被推上了那辆吉普车，张红秀和那位无辜的出租车司机则被推上了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鹰钩鼻子”、那位年轻人和纪委书记告别后，坐在我的前面，向新源驶去。
重获自由的我更为张红秀的安全担忧起来
到达新源公安局后，我们就被分开问讯。我则被带到楼下左面一个空房中。一位身着便服的年轻民警让我坐到里面，就开始询问我为何事到了这里。我将情况如实告知。
对方仔细地听了我反映的情况，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和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协会会员证，同时也很好奇地翻看我的书。这位领导显然也被我的诉说打动，他一边认真地翻着材料，一边又问：“那新源公安农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激动地说：“领导同志，我今天的行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因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有知情权，我只不过是出于对那些女职工的同情，受人之托前往了解情况；我并没有虚构任何身份，更没有收受他人钱财……”
这位张姓领导看到面前那些文字的证据，听完我的反映后，忙安慰我说：“我们这也是依法办事，希望你能够理解，不管如何，我们会尊重事实。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几分钟后，那位“鹰钩鼻子”急匆匆地走进来，又询问我与张红秀交往的过程，然后就闷声闷气地离开了。后来，我获知，此人叫马军，是公安局刑警队的副队长。那位年轻民警一边和我拉家常，一边认真地整理笔录，最后让我签字。
夜里10时40分，张警官和马军又来到办公室，他们告诉我：我的问题全部调查清楚，我并没有违法的行为，现在可以离开了。但有关我的身份证和会员证的真假，他们明天再核实。我急忙问道：“请问张红秀、老秦及那位司机呢?”对方回答说：“张红秀涉嫌伪造国家公文和公章，我们还在继续对她进行审问，她肯定走不了。”见我还要问，马军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我们已调查过，他们根本就没有出示过那样一份上访回执，我们怀疑是假的，当然，我们还得对那上面的公章做鉴定……”
张警官把我的采访包和手机都归还给了我，并告知我明天早上9点左右再来一趟办公室。
我在一家旅馆住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打车赶到公安局时，正好是上午9点整。马军见到我后，让我先在楼上的办公室坐坐。随后李警官进来告诉我：他们已查证了我的身份。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又问道：“请问张红秀怎么样了?你们说那上访回执的公文有假，查出结果了吗?”这时，马军急匆匆地在门口探过头来阻止我，说：“你不要问这么多了!告诉你，她肯定有问题。是喜是假，不关你的事……”李警官也告订我：“新源公安农场的领导认为自治区人大上访回执的那公文和公章有假，所以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查实，是真是假，可能得一周时间；也不排除是那里的人擅自写好给他们的，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肯定会让她出去的。”而那出租车司机和带路的老秦还得接受审查。无奈之余，我只好提出我有东西放在出租车后备箱里，要求带走。马军只好叫了出租车司机。脸色蜡黄的司机看到我获得自由了，不由露出意外的神情。我问他看到张红秀和老秦没有?他小声地说：“张红秀在楼上，有人打她，我们半夜里听到她哭叫，很惨……我们昨夜被审问了一夜……”
女民工张红秀的黑色遭遇
后来我获知，6月6日晚上，那位无辜的司机终于被放了出来；第四天，被关押了近五天的老秦也被放了出来，他当即打电话告诉我：“张红秀被他们打伤了，你们快想办法救救她吧……”与此同时，张红秀的丈夫在别人的帮助下，几次打电话向我哭着求救称，遍体鳞伤的张红秀第二天早上被送到伊犁看守所，老秦和其家人去探过监，都了解到张被打伤的确切消息。
直到6月底，我突然接到张红秀的电话，原来她刚从伊犁看守所出来，她在电话里哭诉了6月7日凌晨两点许，因她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去招供，特别是，当马军强令她写一份“石野与张红秀共同收受新源农场百多名女职工某某元”的材料，先是被马军揪着头发拳打脚踢，然后又被马和另一位民警用电棒击打，可怜的张红秀被打得在地上翻来倒去，嘴角出血，不但大小便失禁，而且阴道不停地流血，直到一星期后才止住。然而，马军依然没有就此罢休，还不停地恶言威胁她。被他们毒打了几个小时的张红秀最后昏倒过去。但马军却不让她接受任何治疗，其间三四天不让她吃喝。直到奄奄一息的张红秀被送往伊犁看守所时，才受到正常的诊治。看守所 有关负责人及管教见张红秀浑身是伤，怕出问题，拒绝收监，并给她做了相关证明。
2006年7月底，我收到张红秀写来的被新源县公安局刑警队马军等人打伤的全过程。她还随信附上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2006年7月26日出具的一份出院诊断证明书，上面写道：脑震荡；盆腔积液。2006年7月17日医院出具的CT诊断报告上写着：右侧额顶部颅骨线形骨折。此时，取保候审的张红秀仍然处于精神和病体上的双重煎熬之中。由于无钱治病，被人打伤的身体常痛得她难以忍受。她一直想请律师帮她讨公道，但又实在付不起律师费，被拖欠的工程款一直讨不回来，她因此而欠下的民工工资每天总有人上门讨要。
马军等人到底是否对张红秀采取了刑讯逼供行为呢?由于马军几次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打通了与马军一起的另一位警官的电话，这位警官称：“我们不可能对张有任何的刑讯逼供的行为，记得那天夜晚在审讯张红秀时，她表现很好，但也不知何原因，后来她见到马军就装疯卖傻的。我们都懂法，是不可能对在押人员有逼供行为的。由于张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我们决定拘留她。”当我问道：“请问那份自治区的回执公函，到底是真是假，已经几个月了，现在有结果了吗?”对方回答道：“那件事情还没有结果，情况很复杂，后来此事移交到有关部门处理，我们也就没有管了。”
2006年10底，张红秀多次向新源公安局的某领导反映了马军对她刑讯逼供之事，但对方不但不理，反而警告她：“我们没看到马军打你，你不要四处乱说，你不要忘记了你现在正是取保候审的人……”
2006年10月27日下午17时15分，我打通了新源公安局一位领导的电话，对方听到我的名字和来意后，马上回答：“我是新来不久的，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接到张红秀的投诉后，我们当即让督察部门依法进行了调查，目前没有发现马军对她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你也不要听她乱说，当初你在我们刑警队时，有没有对你进行刑讯逼供呢?至于她的案子，我们目前已移交到检察院了……”当我还想进一步询问本案的其他情况时，对方已经挂了电话。
我把新源公安局刑警大队副队长马军非法关押民工张红秀并对之刑讯逼供、将其打伤的事写了一份详尽材料递交给了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吴建勋等人。他们表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一直关注农民工的问题，对这种司法部门严重侵犯农民工人身权利的恶性事件，一定会关注到底。
2006年12月初，我国著名刑法学专家、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泅汉特就此案指出：对于违法乱纪行为，作为监督部门的检察院理应对此立案，只要司法介入，刑讯逼供的事情马上就会真相大白。但新源公安局和检察院拒绝当事人做合法鉴定，是一种渎职行为。其实这也就证明了公安局存在刑讯逼供的非法行为。尽管公安局拒不承认其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也不按法律规定让当事人做有关的司法鉴定，而检察院也拒绝为当事人出具有关证明做司法鉴定，但张红秀可以依法要求检察院出具不予立案和不让其做司法鉴定的书面文字，直接以此为主要证明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警方有关人员的非法行为。与此同时，张红秀还可以自己联系地方普通医院自行验伤，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鉴定其身上是否有伤，伤势如何，可作出伤情鉴定结果。尽管地方医院无法证明此伤是谁造成的，但张红秀可以让2006年6月7日一起被警方扣押的两位当事人证明当晚警方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可以让其家属作证，因为其家人曾在看守所看到她的伤情；尽管警方公然扣压了张当时在看守所外出看病的有关病历证明，但她可以让看守所有关人员，让同一牢房的在押人员证明她当时的伤势情况，而她受伤这段时间，也就是在看守所羁押之时身上的伤情自然为警方所为。
张教授还特别指出：新源公安局加在张红秀身上的涉嫌伪造国家公文罪和诈骗罪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因为至今半年时间过去了，新源警方没有对有关公文进行鉴定，连那份文件的真假都没有搞清楚，其中名堂很多。张红秀完全可以依法向本地人民法院起诉新源公安局的刑讯逼供行为，要求其对她的错误立案行为作撤案处理，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此造成的各种损失进行有关赔偿。
我们期待着事情尽快水落石出，期待着公民包括新闻采访的基本权利，得到起码的尊重，期盼着党的实事求是的阳光照彻大地各个角落，包括新源监狱农场这样的地方。
“我马上关你这个小记者!”
2006年6月7日，为了解有关单位数名女职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及多位民工讨工资不得的情况，我特意从北京来到新疆伊犁新源县。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跑到我们这儿来找碴儿!你知道后果吗?快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告诉你，我们这是国家的特殊单位，你以为你想来就来?”当日下午3时刚过，我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新源县监狱农场办公大楼二层办公室里。悬挂有“纪委办公室”字样的房间里，面前这位中等身材、身着警服的县级监狱农场纪委书记杨英明一边双手拍打着桌子，一边满脸通红、唾沫四溅地冲我叫喊着。
窗外那群鸟儿惊惶而飞，也令我不由吓了一跳!但是，理智让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回答道：“我早向丁科长(陪同我一起进来的政治处的丁科长)声明过，我是受农场那些女职工的委托过来了解一下她们上访的有关情况，值得你这样大发雷霆吗?”
“你还不老实?”杨用拳头又击了一下桌子冲我怒吼道：“快说，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你没有权力查我的身份证!”对方的狂妄令我据理力争。杨英明当即气得满脸通红，伸着两根指头，指着我叫道：“好!好!你有种，我看你有种……”说着说着，他气呼呼地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冲着话筒叫了一声：“保卫科吗?你们马上过来……”
几分钟后，一位上身着黑色T恤、下穿警裤的中年男子带着两位健壮的青年人急急地走了进来。他们围着我看了看，那位中年人问道：“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来这儿有什么目的吗?”我很客气地告诉了此行的目的，然后静静地坐着不动。杨英明挥着我的证件说：“这小子没事找事，他来过问我们场里那些女职工的事……”中年人接过我的有关证件，指着上面我的照片与我认真核实了一下，然后问：“这是你的会员证?”我点了点头。这时丁科长插话说：“他以前是政法记者，还写过两本书。喏，都在这儿呢……”
中年男子翻看着我的书，见上面有我的照片，也有我的简介，抬头不时地对照着面前的我，然后问道：“这两本书都是你写出来的?看来还真是位作家呀……”中年人的口气明显软和了许多，起码没有刚才那么咄咄逼人……那两位男子倒也没有强行对我搜查，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我。叫嚣的杨英明见我不买他的账，更加恼怒了，唾沫飞溅地指着我叫道：“你信不信，我马上叫人把你关起来!”最后，还是那位中年人小声地把他劝了出去。
杨英明悻悻地离开办公室后，又转身把其中一个青年人叫了出去。当我几次提出想见一见有关领导，以便了解有关情况时，中年男子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们领导都不在，请你不要问这个事了。”说罢，就表示让我赶快离开。当然，在我的要求下，对方还是把我的那两本书及会员证还给j，我。
我和带路的老秦(事前被轰出来一直在大楼前等候)走出办公大楼后，就直接来到了前面不远的市民李仁林家中。在我们赶路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从大楼出来的陌生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是什么事情令这位杨英明书记大动肝火呢?我得先从这家公安农场说起。
新源监狱原“五七”农场的妇女职工，共有120多人。1962年3月26日，新源公安农场成立，来自附近几家农场及全国多个省市的妇女开始参加该农场的建设。这些妇女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泪汪汪地哭诉：她们是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的号召来到这儿的，正是她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没想到，在这儿苦干了二十多年，却被现在的监狱领导一脚踢开，什么都不管了。而附近的其他农场中，与她们同时工作的女职工们都有最起码的劳保医疗等福利，只有这家新源监狱的领导对她们这百多号人的生活、养老和最起码的福利都置之不理……
李仁林、王淑梅等十多名老年女职工泪水涟涟地告诉我，最近她们的上访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上面有关领导在接访时不但安慰了她们，还表示将很快派人下去调查，然后根据国家政策，结合她们的实际情况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会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见多年的上访终于有了一个明确说法。6月5日，也就是我到达此地的前两天，乌市监管部门的两位同志在新源农场纪委书记杨英明等人的陪同下，还真的来到李仁林、周淑兰等人家中了解情况。但与此同时，那位纪委书记还是想方设法地威胁和恐吓她们，再三警告她们不要乱说话，否则，不但会找她们的麻烦，更会找他们在农场工作的子女及家属的麻烦。
我被便衣刑警押上警车
我看看时间已接近下午4时，赶紧向他们告别，并让出租车司机送我去巩留县，我还得去采访民工张红秀有关工程欠款等问题。
谁知，就在我们上车后快要靠近新源监狱农场的大门口时，却突然被一位身着警服但没有挂警衔的保安和两位全副武装的警察拦住。
接着，我看到从门外停着的那辆挂着警车牌号的吉普车内下来两位身着便衣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年约三十岁，小眼睛，鹰钩鼻，身材结实健壮。他们在门卫室里商量了一阵后冲我们走来。那鹰钩鼻子走到我面前停下来，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看了半天。直到后面又开来了一辆挂着警牌的黑色桑塔纳轿车，他才转过身去。我们看到，车里正坐着那位威胁过我的纪委书记杨英明。
十多分钟后，闻讯赶来的王淑梅和李仁林等人见对方拦着我们不让走，就上前与他们交涉。对方回答说：“我们只是执行场领导的命令……”
王淑梅赶紧找到那位领头的中年警察，询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方面露难色，把她拉到一边，就着她的耳畔小声地说了一些什么。
王淑梅面色大变地靠近我和张红秀。神情紧张地说：“石记者，大事不好，他们说这是领导的命令。他们已把新源公安局刑警队的都请来了……农场领导放出话来，一个也不能让你们走……怎么办?”
王淑梅还要对我说什么，但马上被那位中年警官叫开了。陪同我前来的本地乡民张红秀似乎看出了我的忧虑，连忙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连连安慰我。
我环顾四周，看到小卖部后面，有一个用枯黄的麦秸秆等杂物围起来的临时厕所。我一下子有了主意。我悄悄地告诉张红秀和老秦：我决定以上厕所为名从那边溜掉。当时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想为难我，如果我溜之大吉的话，他们也许不再会为难张红秀他们。我还一再提醒他们，相机和采访材料一定要保管好，等我出去后，电话联系。
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朝门卫室看了看，那警察和保安正在那里边抽烟边高谈阔论着什么。我一手拎着采访包，钻入了厕所。当我从缝隙间看到那小保安 又回到门卫室后，急忙踩着那根本无路可走的杂草向东南方向快步离去。
天慢慢黑了，气温明显降低。人生地疏的我只好打电话向张红秀大姐求助了。张红秀告诉我：他们已经发现我不见了，正在四处寻找，叫我最好不要乱动，就躲在那里不要出来。同时她／_、声地告诉我，她刚联系到出租车过来接我……并告知我车牌号和司机的手机号码。随后电话就急急地挂掉了。
5分钟后，我的手机又响了，我一看，是本地的一个陌生电话，一问，是那位司机。对方急急问我在哪个方向，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他大致方向。随后，一辆面包车悄悄向我这边开来。我跃到溪流的对岸，闪到一棵白杨树后面，却意外地发现：那辆陈旧的白色面包车里竟坐着那位在门口拦截我们的保安和两个男子。见行踪已完全暴露，我知道再跑也没有用了，因为前面除了一个小村庄，四周就全是蜿蜒起伏的山脉了。我干脆放慢了步子，直往村子里钻去。车子在后面追赶着，我故意插着小路住那些民居钻来钻去。我的身后，不时传来他们气急败坏地高叫声：“站住!站住!快来人抓住他!”
随着两声紧急的刹车声，两辆警车围住了我。“你还敢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我转过身来，冲着那几个人大声喊道：“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这样追赶我?”那位随后跳下车的警察倒没为难我，只是让我上车，还说这是领导的指令。两辆车押着我很快就到了农场门口，我刚下车就看到杨英明正在四处张望。看到我从车上走出来，不由喜上眉梢。刚才那位“鹰钩鼻子”马上带着几个人围了过来。他很显然对我的企图溜走很生气，冲到我面前大声喝道：“你马上把手机给我交出来!”他不由分说地强行搜查我的身上，并一把夺过我的手机，放在自己的衣袋里，然后又让另一个人夺过去我的采访包。我见状，从张红秀手中要过手机，又一次想拨打110，那“鹰钩鼻子”眼疾手快地又将手机抢了过去，对我怒喝了几句。我当然不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大声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凭什么限定我们的人身自由，我要告你们!”对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嘲热讽道：“我们是刑警队的，你打110也没有用，告诉你，我就是110!你给我老实待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正要质问，那位阴沉着脸一直没有吭声的纪委书记在后面叫道：“不要理他们了，在这里我们就是法律!”
随后，我和老秦先后被推上了那辆吉普车，张红秀和那位无辜的出租车司机则被推上了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鹰钩鼻子”、那位年轻人和纪委书记告别后，坐在我的前面，向新源驶去。
重获自由的我更为张红秀的安全担忧起来
到达新源公安局后，我们就被分开问讯。我则被带到楼下左面一个空房中。一位身着便服的年轻民警让我坐到里面，就开始询问我为何事到了这里。我将情况如实告知。
对方仔细地听了我反映的情况，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和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协会会员证，同时也很好奇地翻看我的书。这位领导显然也被我的诉说打动，他一边认真地翻着材料，一边又问：“那新源公安农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激动地说：“领导同志，我今天的行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因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有知情权，我只不过是出于对那些女职工的同情，受人之托前往了解情况；我并没有虚构任何身份，更没有收受他人钱财……”
这位张姓领导看到面前那些文字的证据，听完我的反映后，忙安慰我说：“我们这也是依法办事，希望你能够理解，不管如何，我们会尊重事实。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几分钟后，那位“鹰钩鼻子”急匆匆地走进来，又询问我与张红秀交往的过程，然后就闷声闷气地离开了。后来，我获知，此人叫马军，是公安局刑警队的副队长。那位年轻民警一边和我拉家常，一边认真地整理笔录，最后让我签字。
夜里10时40分，张警官和马军又来到办公室，他们告诉我：我的问题全部调查清楚，我并没有违法的行为，现在可以离开了。但有关我的身份证和会员证的真假，他们明天再核实。我急忙问道：“请问张红秀、老秦及那位司机呢?”对方回答说：“张红秀涉嫌伪造国家公文和公章，我们还在继续对她进行审问，她肯定走不了。”见我还要问，马军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我们已调查过，他们根本就没有出示过那样一份上访回执，我们怀疑是假的，当然，我们还得对那上面的公章做鉴定……”
张警官把我的采访包和手机都归还给了我，并告知我明天早上9点左右再来一趟办公室。
我在一家旅馆住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打车赶到公安局时，正好是上午9点整。马军见到我后，让我先在楼上的办公室坐坐。随后李警官进来告诉我：他们已查证了我的身份。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又问道：“请问张红秀怎么样了?你们说那上访回执的公文有假，查出结果了吗?”这时，马军急匆匆地在门口探过头来阻止我，说：“你不要问这么多了!告诉你，她肯定有问题。是喜是假，不关你的事……”李警官也告订我：“新源公安农场的领导认为自治区人大上访回执的那公文和公章有假，所以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查实，是真是假，可能得一周时间；也不排除是那里的人擅自写好给他们的，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肯定会让她出去的。”而那出租车司机和带路的老秦还得接受审查。无奈之余，我只好提出我有东西放在出租车后备箱里，要求带走。马军只好叫了出租车司机。脸色蜡黄的司机看到我获得自由了，不由露出意外的神情。我问他看到张红秀和老秦没有?他小声地说：“张红秀在楼上，有人打她，我们半夜里听到她哭叫，很惨……我们昨夜被审问了一夜……”
女民工张红秀的黑色遭遇
后来我获知，6月6日晚上，那位无辜的司机终于被放了出来；第四天，被关押了近五天的老秦也被放了出来，他当即打电话告诉我：“张红秀被他们打伤了，你们快想办法救救她吧……”与此同时，张红秀的丈夫在别人的帮助下，几次打电话向我哭着求救称，遍体鳞伤的张红秀第二天早上被送到伊犁看守所，老秦和其家人去探过监，都了解到张被打伤的确切消息。
直到6月底，我突然接到张红秀的电话，原来她刚从伊犁看守所出来，她在电话里哭诉了6月7日凌晨两点许，因她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去招供，特别是，当马军强令她写一份“石野与张红秀共同收受新源农场百多名女职工某某元”的材料，先是被马军揪着头发拳打脚踢，然后又被马和另一位民警用电棒击打，可怜的张红秀被打得在地上翻来倒去，嘴角出血，不但大小便失禁，而且阴道不停地流血，直到一星期后才止住。然而，马军依然没有就此罢休，还不停地恶言威胁她。被他们毒打了几个小时的张红秀最后昏倒过去。但马军却不让她接受任何治疗，其间三四天不让她吃喝。直到奄奄一息的张红秀被送往伊犁看守所时，才受到正常的诊治。看守所 有关负责人及管教见张红秀浑身是伤，怕出问题，拒绝收监，并给她做了相关证明。
2006年7月底，我收到张红秀写来的被新源县公安局刑警队马军等人打伤的全过程。她还随信附上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2006年7月26日出具的一份出院诊断证明书，上面写道：脑震荡；盆腔积液。2006年7月17日医院出具的CT诊断报告上写着：右侧额顶部颅骨线形骨折。此时，取保候审的张红秀仍然处于精神和病体上的双重煎熬之中。由于无钱治病，被人打伤的身体常痛得她难以忍受。她一直想请律师帮她讨公道，但又实在付不起律师费，被拖欠的工程款一直讨不回来，她因此而欠下的民工工资每天总有人上门讨要。
马军等人到底是否对张红秀采取了刑讯逼供行为呢?由于马军几次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打通了与马军一起的另一位警官的电话，这位警官称：“我们不可能对张有任何的刑讯逼供的行为，记得那天夜晚在审讯张红秀时，她表现很好，但也不知何原因，后来她见到马军就装疯卖傻的。我们都懂法，是不可能对在押人员有逼供行为的。由于张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我们决定拘留她。”当我问道：“请问那份自治区的回执公函，到底是真是假，已经几个月了，现在有结果了吗?”对方回答道：“那件事情还没有结果，情况很复杂，后来此事移交到有关部门处理，我们也就没有管了。”
2006年10底，张红秀多次向新源公安局的某领导反映了马军对她刑讯逼供之事，但对方不但不理，反而警告她：“我们没看到马军打你，你不要四处乱说，你不要忘记了你现在正是取保候审的人……”
2006年10月27日下午17时15分，我打通了新源公安局一位领导的电话，对方听到我的名字和来意后，马上回答：“我是新来不久的，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接到张红秀的投诉后，我们当即让督察部门依法进行了调查，目前没有发现马军对她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你也不要听她乱说，当初你在我们刑警队时，有没有对你进行刑讯逼供呢?至于她的案子，我们目前已移交到检察院了……”当我还想进一步询问本案的其他情况时，对方已经挂了电话。
我把新源公安局刑警大队副队长马军非法关押民工张红秀并对之刑讯逼供、将其打伤的事写了一份详尽材料递交给了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吴建勋等人。他们表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一直关注农民工的问题，对这种司法部门严重侵犯农民工人身权利的恶性事件，一定会关注到底。
2006年12月初，我国著名刑法学专家、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泅汉特就此案指出：对于违法乱纪行为，作为监督部门的检察院理应对此立案，只要司法介入，刑讯逼供的事情马上就会真相大白。但新源公安局和检察院拒绝当事人做合法鉴定，是一种渎职行为。其实这也就证明了公安局存在刑讯逼供的非法行为。尽管公安局拒不承认其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也不按法律规定让当事人做有关的司法鉴定，而检察院也拒绝为当事人出具有关证明做司法鉴定，但张红秀可以依法要求检察院出具不予立案和不让其做司法鉴定的书面文字，直接以此为主要证明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警方有关人员的非法行为。与此同时，张红秀还可以自己联系地方普通医院自行验伤，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鉴定其身上是否有伤，伤势如何，可作出伤情鉴定结果。尽管地方医院无法证明此伤是谁造成的，但张红秀可以让2006年6月7日一起被警方扣押的两位当事人证明当晚警方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可以让其家属作证，因为其家人曾在看守所看到她的伤情；尽管警方公然扣压了张当时在看守所外出看病的有关病历证明，但她可以让看守所有关人员，让同一牢房的在押人员证明她当时的伤势情况，而她受伤这段时间，也就是在看守所羁押之时身上的伤情自然为警方所为。
张教授还特别指出：新源公安局加在张红秀身上的涉嫌伪造国家公文罪和诈骗罪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因为至今半年时间过去了，新源警方没有对有关公文进行鉴定，连那份文件的真假都没有搞清楚，其中名堂很多。张红秀完全可以依法向本地人民法院起诉新源公安局的刑讯逼供行为，要求其对她的错误立案行为作撤案处理，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此造成的各种损失进行有关赔偿。
我们期待着事情尽快水落石出，期待着公民包括新闻采访的基本权利，得到起码的尊重，期盼着党的实事求是的阳光照彻大地各个角落，包括新源监狱农场这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