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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多年来，国外旅游和平研究在争论中不断走向深入。新世纪以来，旅游和平研究已经将重点转向了对分裂国家旅游促进和平路径的探讨。旅游和平研究及其重点转向对我国旅游研究特别是如何充分发挥旅游在促进大陆与台湾的和平与统一进程，促进两岸友好關系的发展，进一步改善香港、澳门、西藏和新疆等地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关键词 旅游和平；分裂国家；研究重点；价值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09)09—0092—05
旅游之于和平，是促进，抑或阻碍，还是没有直接联系?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论题，20多年来一直是国际上旅游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该主题的大量研究成果出现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旅游专业学术期刊《旅游研究年刊》(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和《旅游研究杂志》(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上。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不难发现旅游和平是旅游研究的一个在争议中不断深入、不断创新的重要主题。20多年来，该主题研究在研究方法、视角与内容上均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本文着重探讨国外旅游和平研究重点的转向及其对我国旅游和平研究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两种观点之争：传统旅游和平研究的主要议题
对旅游与和平的正式探讨始于20世纪70年代，旅游促进和平最初是在1973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上提出的。“旅游促进”被这次会议视为旨在发展东西欧积极关系的重要战略。之后在日内瓦(1975)与维也纳(1986)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重新强调了这一战略。
国际旅游联谊会也认同了旅游具有和平潜在动力的观点。1980年在马尼拉召开的世界旅游会议宣称，“旅游将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动力”。“旅游和平国际学会”(IIPT)在1987年正式成立，并于次年举办以“旅游：和平的重要动力”为主题的首届国际会议。之后，不少以旅游促进和平为主题的全球会议相继召开：1994年在蒙特利尔，1999年在格拉斯哥，2005年在泰国帕塔亚。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极力主张旅游能促进世界和平，并将和平旅游原则写入了关于旅游重要性声明中：“旅游是增进国际理解的强大动力，它有助于促进世界所有国家的和平”。
与此同时，大量的学术探讨也在激烈进行，但观点各异，主要分为两大类：①支持观点。不少学者宣称旅游能成为缓解紧张的积极动力，旅游能影响国家政治、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D’Amore，1988a，1988b；Hobson＆Ko，1994；Matthews，1978；Matthews＆Ritcher，1991；Richter，1996；Vat，Brayley＆Korsay，1989；Var it al.，1989)；②反对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实证并不总能支持这种断言(Mflman et al.，1990；Pizam et al.，1991)，那种简单地认为旅游能促进和平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Hall，1994)。
(一)支持观点
旅游促进和平的观点是在1988年之前提出的。在1988年第一届旅游和平全球会议召开之前，该会议的创始人德摩尔就已经发表了《旅游：和平的重要动力》与《旅游：世界的和平产业》两篇文章(D’Amore，1988a，1988b)。作者指出，旅游应该被视为世界和平的动力，并具有连接不同民族文化差异、保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与通过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潜力。
大多数支持旅游促进和平的文献强调，通过与其他文化接触，旅游能给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人民带来更多的理解和感情(Khamouna＆Zeir，1995；McIntosh et al.，1995；Poyya Moli，2003)。
人们对德摩尔通过发展经济及减轻贫困，旅游有可能促进和平的观点的认可呈增长趋势(UNWTO，2005)。近期，一项专门战略“旅游改善贫困”引起了广泛关注：“旅游有利于贫困人口”(ProPoor Tourism Partnership，2005)。
一些研究者还认为，旅游不仅有增进和平的可能，而且确实可以成为愈合分裂国家裂痕的推动力(Henderson，2002；Pofia，2001；Yu＆Chung，2001)o伯利亚(Poria，2001)指出，旅游特别是遗产旅游能成为中东和平的动力。而金等(Kim＆Prideaux，2003，2006；Kim，Prideaux＆Pfideaux，2007)以韩国与朝鲜金刚山旅游为例，并以“旅游发展作为促进和平的工具”为假设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还有学者认为旅游能超越政府边界，通过对不同文化、遗产与信仰的理解使不同国家的人民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旅游是促进世界不同国家人民和平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并以新功能主义理论论述了旅游发展能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Cho，2007)。
(二)反对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旅游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还为时过早，很少有证据能表明它在一般程度上能充当和平使者(Henderson，2003)。因为“旅游本身既不能自行消除偏见，也不会促进社会关系的改善。旅游只是为社会接触提供机会”(Anastasopoulos，1992)。他们认为，支持的观点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其他领域如政治科学支持旅游有助于和平的实证基础(Richter，1983)；二是旅游对和平的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实证分析(Litvin，1998)。旅游政治学的重要开创者霍尔(Hall，1994)指出：“那种认为旅游是和平动力的想法是对旅游与国际关系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过于乐观的解释。”
其中对旅游和平理论的批评普遍认为旅游是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还有人认为旅游能起到新殖民化作用(Hall，1994)。而丹尼(Dann，1988)，则更为激进地将旅游形容为主仆关系的推动者。
在旅游和平文献中，存在明确否定旅游能成为和平动力的观点(Pizam，1996；Litvin，1998)。里特文(Litvin)指出旅游并不能制造和平，只不过是得益于和平而已。他说：“很明显，旅游是和平的受益者。但旅游却从未在失去和平的环境中取得成功，因此，它不能成为和平的推动者”(Litvin，1998)。他为此而针锋相对地质问：“有人总是将旅游业称为世界和平产业，请问旅游与和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抑或旅游只是受益者，而非带来和平的原因?”
霍尔(Hall，1984)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阿尔巴尼亚旅游的发展，发现该国仍然沿用斯大林的经济与政治统治模式，旅游被严格控制，游客没有机会同东道主国家的百姓接触。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朝鲜 半岛，自1998年朝鲜金刚山旅游项目开放以来，不少外国游客，尤其是韩国游客同朝鲜民众的接触被朝鲜政府严格限制，朝鲜政治也没有因旅游发展而受外界影响。
二、寻求分裂国家旅游促进和平的路径：旅游和平研究的新热点
近年來的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旅游与和平研究已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见表1)。对该主题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与和平这一主题研究对世界和平尤其是分裂国家的特殊意义。
金和克罗姆伯顿(Kim＆Crompton，1990)根据韩国与朝鲜的情况，提出了发挥旅游在促进双方和平的双轨外交模式，认为旅游能够通过双轨外交帮助韩国与朝鲜实现统一：第一轨道是官方层次，政府与政府之间关系；第二轨道则是通过旅游实现的个人与个人关系的非官方渠道。
1993年，张广瑞(Zhang，1993)对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旅游做了考察，分析了两岸旅游的障碍以及未来合作的前景，认为通过发展旅游有助于推动两岸和平进程。霍布森和高(Hobson＆K0，1994)通过对中国大陆与香港旅游的研究，认为在中国对香港主权的恢复上，旅游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该主题的系统研究始于巴特勒和毛宝迪(Butler&Mao，1995)对在分裂国家背景下旅游对和平的作用的研究。巴特勒和毛宝迪(Buffer＆Mao，1996)指出，政治分裂国家之间的旅行有助于缓解紧张，并能促进更多的政治理解。他们将旅游接触的正常化分为4个阶段，该过程始于最初的很少接触，再向最后的正常化关系阶段演进。这4个阶段分别为：(1)零旅游阶段；(2)探望朋友和亲戚旅游阶段；(3)中期阶段；(4)成熟阶段。旅游接近被视为该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是：(1)没有关系；(2)非官方关系；(3)双方限制；(4)单方限制；(5)没有限制；(6)政府间的正常化关系。巴特勒和毛宝迪(Butler＆Mao，1996)开创的这一演化过程认为，随着有纷争的国家之间旅游的增加，条件有可能会朝着更加和平的方向发展，而最终在适当的时候，会走向统一。
于(Yu，1997)研究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旅游，并证明了上、下层政治接触对促进和平的可能性。他采用了与巴特勒和毛宝迪(Butler＆Mao，1996)不同的方法。他从两岸之间政治活动层次的视角对其旅游流量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两岸旅游的政治活动进行了界定：下层政治活动与上层政治活动。上层政治活动是指由政府首脑层次处理的敏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问题；而下层政治活动则是涉及地方普通百姓层次的活动。他发现，从下层政治活动视角，旅游能成为减缓紧张局势从而大大影响政治关系的一种有效动力。
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上层政治活动在不断增加，下层政治层次的普通百姓之间却几乎没有任何接触。金刚山旅游项目开发以来，朝鲜半岛旅游与和平立即成为国际旅游研究者的热门话题，相关学者尤其是韩国学者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旅游有助于促进和平”、“旅游是促进和平的工具”为假设，做了大量扎实的研究(详情见表1)，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不仅使朝鲜半岛旅游研究成为世界旅游研究的亮点，而且将旅游与和平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
三、旅游和平研究重点转向的重要价值
(一)为旅游和平的发展提出了不少颇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途径
金和克罗姆伯顿(Kim＆Crompton，1990)的双轨外交模式，首次为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分裂国家通过旅游发展和平关系，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出路。巴特勒和毛宝迪的分裂国家旅游正常化演进四阶段模式，对通过跨边界旅游改善分裂国家的紧张关系，促进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路径。
于(Yu，1997)在该问题上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他提出了上、下层政治活动的概念。主张在现有条件下，通过发展旅游扩大民间接触的下层政治活动促进中国两岸和平关系的发展。这一思想不仅与巴特勒和毛宝迪提出的“四阶段论”过程相似，而且为高层关系紧张而民间接触比较频繁的分裂国家，通过下层政治活动，促进和平与改善关系提供了有效出路。因而该思想也与金和克罗姆伯顿的旅游双轨外交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模式尤其适合中国大陆与台湾旅游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不仅为中国海峡两岸旅游发展模式提供了出路，而且为两岸大力发展旅游提供了理论支持。
金等(Kim，Prideaux&Pfideaux，2007)将双轨外交模式修正为旅游会对存在敌意的至少一个国家的公民产生影响，就韩国与朝鲜而言，即金刚山旅游对从该地旅游回来的韩国游客改变了对朝鲜的不信任认知，因而旅游能促进和平。
(二)对我国旅游和平研究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旅游与和平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为我国旅游研究及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参考。
在旅游研究方面，旅游与和平研究是在争论中不断走向深入的，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管理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使之向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发展。这些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为研究理论单一，实证研究严重缺乏的我国旅游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与借鉴意义。
中国旅游研究仍迫切需要解决“走出去”这一问题。通过对旅游研究热点的把握，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积极将研究成果推出去，得到外界更多的认可，是解决中国旅游研究“走出去”的基本途径。而充分抓住旅游与和平这一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深入研究如何通过旅游进一步推动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与统一进程，改善香港、澳门、西藏与新疆等地同中央政府的关系这一广受外界关注的问题。
韩国的旅游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榜样。近年来，朝鲜半岛旅游与和平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旅游研究的一道热点与亮点，围绕金刚山旅游发展对韩国与朝鲜两国和平的促进以及朝鲜半岛统一进程的推进展开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性学术研究成果。
在旅游发展方面，旅游和平研究及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与启示更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旅游大国，但是，如何充分发挥旅游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如何通过该主题的研究，以充分发挥旅游在推动我国和平与统一进程的积极作用?如何利用旅游促进香港、澳门、新疆与西藏同中央政府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既是我国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旅游研究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廉月娟；责任校对：翟佳羽
关键词 旅游和平；分裂国家；研究重点；价值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09)09—0092—05
旅游之于和平，是促进，抑或阻碍，还是没有直接联系?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论题，20多年来一直是国际上旅游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该主题的大量研究成果出现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旅游专业学术期刊《旅游研究年刊》(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和《旅游研究杂志》(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上。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不难发现旅游和平是旅游研究的一个在争议中不断深入、不断创新的重要主题。20多年来，该主题研究在研究方法、视角与内容上均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本文着重探讨国外旅游和平研究重点的转向及其对我国旅游和平研究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两种观点之争：传统旅游和平研究的主要议题
对旅游与和平的正式探讨始于20世纪70年代，旅游促进和平最初是在1973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上提出的。“旅游促进”被这次会议视为旨在发展东西欧积极关系的重要战略。之后在日内瓦(1975)与维也纳(1986)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重新强调了这一战略。
国际旅游联谊会也认同了旅游具有和平潜在动力的观点。1980年在马尼拉召开的世界旅游会议宣称，“旅游将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动力”。“旅游和平国际学会”(IIPT)在1987年正式成立，并于次年举办以“旅游：和平的重要动力”为主题的首届国际会议。之后，不少以旅游促进和平为主题的全球会议相继召开：1994年在蒙特利尔，1999年在格拉斯哥，2005年在泰国帕塔亚。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极力主张旅游能促进世界和平，并将和平旅游原则写入了关于旅游重要性声明中：“旅游是增进国际理解的强大动力，它有助于促进世界所有国家的和平”。
与此同时，大量的学术探讨也在激烈进行，但观点各异，主要分为两大类：①支持观点。不少学者宣称旅游能成为缓解紧张的积极动力，旅游能影响国家政治、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D’Amore，1988a，1988b；Hobson＆Ko，1994；Matthews，1978；Matthews＆Ritcher，1991；Richter，1996；Vat，Brayley＆Korsay，1989；Var it al.，1989)；②反对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实证并不总能支持这种断言(Mflman et al.，1990；Pizam et al.，1991)，那种简单地认为旅游能促进和平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Hall，1994)。
(一)支持观点
旅游促进和平的观点是在1988年之前提出的。在1988年第一届旅游和平全球会议召开之前，该会议的创始人德摩尔就已经发表了《旅游：和平的重要动力》与《旅游：世界的和平产业》两篇文章(D’Amore，1988a，1988b)。作者指出，旅游应该被视为世界和平的动力，并具有连接不同民族文化差异、保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与通过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潜力。
大多数支持旅游促进和平的文献强调，通过与其他文化接触，旅游能给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人民带来更多的理解和感情(Khamouna＆Zeir，1995；McIntosh et al.，1995；Poyya Moli，2003)。
人们对德摩尔通过发展经济及减轻贫困，旅游有可能促进和平的观点的认可呈增长趋势(UNWTO，2005)。近期，一项专门战略“旅游改善贫困”引起了广泛关注：“旅游有利于贫困人口”(ProPoor Tourism Partnership，2005)。
一些研究者还认为，旅游不仅有增进和平的可能，而且确实可以成为愈合分裂国家裂痕的推动力(Henderson，2002；Pofia，2001；Yu＆Chung，2001)o伯利亚(Poria，2001)指出，旅游特别是遗产旅游能成为中东和平的动力。而金等(Kim＆Prideaux，2003，2006；Kim，Prideaux＆Pfideaux，2007)以韩国与朝鲜金刚山旅游为例，并以“旅游发展作为促进和平的工具”为假设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还有学者认为旅游能超越政府边界，通过对不同文化、遗产与信仰的理解使不同国家的人民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旅游是促进世界不同国家人民和平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并以新功能主义理论论述了旅游发展能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Cho，2007)。
(二)反对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旅游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还为时过早，很少有证据能表明它在一般程度上能充当和平使者(Henderson，2003)。因为“旅游本身既不能自行消除偏见，也不会促进社会关系的改善。旅游只是为社会接触提供机会”(Anastasopoulos，1992)。他们认为，支持的观点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其他领域如政治科学支持旅游有助于和平的实证基础(Richter，1983)；二是旅游对和平的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实证分析(Litvin，1998)。旅游政治学的重要开创者霍尔(Hall，1994)指出：“那种认为旅游是和平动力的想法是对旅游与国际关系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过于乐观的解释。”
其中对旅游和平理论的批评普遍认为旅游是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还有人认为旅游能起到新殖民化作用(Hall，1994)。而丹尼(Dann，1988)，则更为激进地将旅游形容为主仆关系的推动者。
在旅游和平文献中，存在明确否定旅游能成为和平动力的观点(Pizam，1996；Litvin，1998)。里特文(Litvin)指出旅游并不能制造和平，只不过是得益于和平而已。他说：“很明显，旅游是和平的受益者。但旅游却从未在失去和平的环境中取得成功，因此，它不能成为和平的推动者”(Litvin，1998)。他为此而针锋相对地质问：“有人总是将旅游业称为世界和平产业，请问旅游与和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抑或旅游只是受益者，而非带来和平的原因?”
霍尔(Hall，1984)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阿尔巴尼亚旅游的发展，发现该国仍然沿用斯大林的经济与政治统治模式，旅游被严格控制，游客没有机会同东道主国家的百姓接触。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朝鲜 半岛，自1998年朝鲜金刚山旅游项目开放以来，不少外国游客，尤其是韩国游客同朝鲜民众的接触被朝鲜政府严格限制，朝鲜政治也没有因旅游发展而受外界影响。
二、寻求分裂国家旅游促进和平的路径：旅游和平研究的新热点
近年來的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旅游与和平研究已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见表1)。对该主题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与和平这一主题研究对世界和平尤其是分裂国家的特殊意义。
金和克罗姆伯顿(Kim＆Crompton，1990)根据韩国与朝鲜的情况，提出了发挥旅游在促进双方和平的双轨外交模式，认为旅游能够通过双轨外交帮助韩国与朝鲜实现统一：第一轨道是官方层次，政府与政府之间关系；第二轨道则是通过旅游实现的个人与个人关系的非官方渠道。
1993年，张广瑞(Zhang，1993)对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旅游做了考察，分析了两岸旅游的障碍以及未来合作的前景，认为通过发展旅游有助于推动两岸和平进程。霍布森和高(Hobson＆K0，1994)通过对中国大陆与香港旅游的研究，认为在中国对香港主权的恢复上，旅游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该主题的系统研究始于巴特勒和毛宝迪(Butler&Mao，1995)对在分裂国家背景下旅游对和平的作用的研究。巴特勒和毛宝迪(Buffer＆Mao，1996)指出，政治分裂国家之间的旅行有助于缓解紧张，并能促进更多的政治理解。他们将旅游接触的正常化分为4个阶段，该过程始于最初的很少接触，再向最后的正常化关系阶段演进。这4个阶段分别为：(1)零旅游阶段；(2)探望朋友和亲戚旅游阶段；(3)中期阶段；(4)成熟阶段。旅游接近被视为该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是：(1)没有关系；(2)非官方关系；(3)双方限制；(4)单方限制；(5)没有限制；(6)政府间的正常化关系。巴特勒和毛宝迪(Butler＆Mao，1996)开创的这一演化过程认为，随着有纷争的国家之间旅游的增加，条件有可能会朝着更加和平的方向发展，而最终在适当的时候，会走向统一。
于(Yu，1997)研究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旅游，并证明了上、下层政治接触对促进和平的可能性。他采用了与巴特勒和毛宝迪(Butler＆Mao，1996)不同的方法。他从两岸之间政治活动层次的视角对其旅游流量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两岸旅游的政治活动进行了界定：下层政治活动与上层政治活动。上层政治活动是指由政府首脑层次处理的敏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问题；而下层政治活动则是涉及地方普通百姓层次的活动。他发现，从下层政治活动视角，旅游能成为减缓紧张局势从而大大影响政治关系的一种有效动力。
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上层政治活动在不断增加，下层政治层次的普通百姓之间却几乎没有任何接触。金刚山旅游项目开发以来，朝鲜半岛旅游与和平立即成为国际旅游研究者的热门话题，相关学者尤其是韩国学者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旅游有助于促进和平”、“旅游是促进和平的工具”为假设，做了大量扎实的研究(详情见表1)，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不仅使朝鲜半岛旅游研究成为世界旅游研究的亮点，而且将旅游与和平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
三、旅游和平研究重点转向的重要价值
(一)为旅游和平的发展提出了不少颇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途径
金和克罗姆伯顿(Kim＆Crompton，1990)的双轨外交模式，首次为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分裂国家通过旅游发展和平关系，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出路。巴特勒和毛宝迪的分裂国家旅游正常化演进四阶段模式，对通过跨边界旅游改善分裂国家的紧张关系，促进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路径。
于(Yu，1997)在该问题上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他提出了上、下层政治活动的概念。主张在现有条件下，通过发展旅游扩大民间接触的下层政治活动促进中国两岸和平关系的发展。这一思想不仅与巴特勒和毛宝迪提出的“四阶段论”过程相似，而且为高层关系紧张而民间接触比较频繁的分裂国家，通过下层政治活动，促进和平与改善关系提供了有效出路。因而该思想也与金和克罗姆伯顿的旅游双轨外交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模式尤其适合中国大陆与台湾旅游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不仅为中国海峡两岸旅游发展模式提供了出路，而且为两岸大力发展旅游提供了理论支持。
金等(Kim，Prideaux&Pfideaux，2007)将双轨外交模式修正为旅游会对存在敌意的至少一个国家的公民产生影响，就韩国与朝鲜而言，即金刚山旅游对从该地旅游回来的韩国游客改变了对朝鲜的不信任认知，因而旅游能促进和平。
(二)对我国旅游和平研究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旅游与和平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为我国旅游研究及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参考。
在旅游研究方面，旅游与和平研究是在争论中不断走向深入的，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管理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使之向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发展。这些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为研究理论单一，实证研究严重缺乏的我国旅游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与借鉴意义。
中国旅游研究仍迫切需要解决“走出去”这一问题。通过对旅游研究热点的把握，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积极将研究成果推出去，得到外界更多的认可，是解决中国旅游研究“走出去”的基本途径。而充分抓住旅游与和平这一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深入研究如何通过旅游进一步推动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与统一进程，改善香港、澳门、西藏与新疆等地同中央政府的关系这一广受外界关注的问题。
韩国的旅游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榜样。近年来，朝鲜半岛旅游与和平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旅游研究的一道热点与亮点，围绕金刚山旅游发展对韩国与朝鲜两国和平的促进以及朝鲜半岛统一进程的推进展开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性学术研究成果。
在旅游发展方面，旅游和平研究及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与启示更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旅游大国，但是，如何充分发挥旅游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如何通过该主题的研究，以充分发挥旅游在推动我国和平与统一进程的积极作用?如何利用旅游促进香港、澳门、新疆与西藏同中央政府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既是我国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旅游研究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廉月娟；责任校对：翟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