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糖衣，意指包在药物外面的一层甜味的薄膜。糖衣炮弹，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比喻经过巧妙伪装使人乐于接受的进攻性手段，也比喻坏人腐蚀、拉拢革命者的手段，又称“糖衣炸弹”。
糖衣炮弹一词最早出自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在我国的解放初期，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指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将会“用糖衣包裹着的炮弹进行攻击”，就是用金钱、美色等手段腐蚀、拉拢党员干部，这比真正的炮弹还要厉害，是杀人不见血的手段。其出现的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中心城市并领导全国政权之时，毛泽东预见到党在革命胜利和掌握政权之后遇到的挑战，他认为：对于这种挑战，必须以党的优良作风发扬以对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说道“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关制度的不完善，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由于被糖衣炮弹侵蚀，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面对出现的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开始实施整风运动和三反运动。
整风运动开始于1950年，其标志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的下发，其主要内容为：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二百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且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些情况，迫切地要求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此项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某些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此项全党整风任务，要求在今年夏秋冬三季内完成。而在各个现正准备进行土改的新区，则要求在今年夏秋两季首先完成整干任务，以便秋后开始的土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发生严重错误。为了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整党整干工作，并避免过去整党时所犯的错误起见，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大军区党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做出整党整干计划，电告中央审查批准，然后按此进行。此项计划，请于最短期内电告为盼。
同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的信》中指出，全党整风运动已成为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整风的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整风开始后，运动自上而下，有计划地进行。整风的过程，一般是首先进行思想动员，明确整风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其次，学习指定的文件。然后，密切结合各项工作任务进行检查，分析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整风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运动于当年结束。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此后，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很快，在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和揭发的高潮，“三反”运动进入高潮。
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
1952年4月，“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等方针和政策，对于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浪费错误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处理。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性的现象，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1952年1月中旬，全国“三反”运动普遍展开，经过领导自我检讨、群众检举揭发、有贪污行为者坦白，“三害”问题的基本情况已大体清楚，运动的重点开始转入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打“大老虎”阶段。
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于1952年1月30日，在作报告时提出判定“大老虎”六条标准：1、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的；2、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损失很大者；3、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4、贪污5000万元以上，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5、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一亿以上者；6、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以上者。（以上金额均为旧币）
在打虎斗争高潮中，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过激情况，如：定出打虎指标，出现逼供、诱供、假供的情况，从而伤害了一些无辜者。中央发现苗头后，采取措施进行了纠正。1952年10月25日，“三反”运动结束。据统计，全国参加“三反”运动的达850万——900万人，受到处分的占4.5%左右，查出贪污1000万以上（旧币）的10.5万余人，约占2.7%，绝大部分免于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判处有期徒刑的有9942人，无期徒刑的有67人，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三反”的报告，“三反”运动宣告结束。
正确看待糖衣炮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防备“糖衣炮弹”的袭击，以后就几乎被反腐倡廉所取代。毛泽东同志在治党建国的长期革命生涯中，始终对反腐倡廉，予以特别重视。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要求各级革命政权必须廉洁清明。他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并在关于《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们的党腐化……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把反腐败斗争提到立党立国的高度，提醒全党同志加以注意。尤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报告中关于全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敌人糖衣炮弹袭击等重要论断，都是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思想与理论典型表现。建国后，党内确有一些共产党人，有的还是为新中国的建立荣立战功的英雄，在执政后腐化了。毛泽东及时抓住当时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开展大规模整风运动。在批准逮捕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批示中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以及使之转化为全党同志的共识，才使得我们党不断铲除消极腐败现象，取得反腐败斗争一个又一个胜利。
糖衣炮弹一词最早出自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在我国的解放初期，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指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将会“用糖衣包裹着的炮弹进行攻击”，就是用金钱、美色等手段腐蚀、拉拢党员干部，这比真正的炮弹还要厉害，是杀人不见血的手段。其出现的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中心城市并领导全国政权之时，毛泽东预见到党在革命胜利和掌握政权之后遇到的挑战，他认为：对于这种挑战，必须以党的优良作风发扬以对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说道“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关制度的不完善，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由于被糖衣炮弹侵蚀，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面对出现的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开始实施整风运动和三反运动。
整风运动开始于1950年，其标志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的下发，其主要内容为：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二百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且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些情况，迫切地要求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此项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某些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此项全党整风任务，要求在今年夏秋冬三季内完成。而在各个现正准备进行土改的新区，则要求在今年夏秋两季首先完成整干任务，以便秋后开始的土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发生严重错误。为了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整党整干工作，并避免过去整党时所犯的错误起见，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大军区党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做出整党整干计划，电告中央审查批准，然后按此进行。此项计划，请于最短期内电告为盼。
同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的信》中指出，全党整风运动已成为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整风的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整风开始后，运动自上而下，有计划地进行。整风的过程，一般是首先进行思想动员，明确整风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其次，学习指定的文件。然后，密切结合各项工作任务进行检查，分析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整风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运动于当年结束。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此后，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很快，在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和揭发的高潮，“三反”运动进入高潮。
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
1952年4月，“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等方针和政策，对于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浪费错误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处理。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性的现象，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1952年1月中旬，全国“三反”运动普遍展开，经过领导自我检讨、群众检举揭发、有贪污行为者坦白，“三害”问题的基本情况已大体清楚，运动的重点开始转入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打“大老虎”阶段。
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于1952年1月30日，在作报告时提出判定“大老虎”六条标准：1、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的；2、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损失很大者；3、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4、贪污5000万元以上，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5、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一亿以上者；6、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以上者。（以上金额均为旧币）
在打虎斗争高潮中，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过激情况，如：定出打虎指标，出现逼供、诱供、假供的情况，从而伤害了一些无辜者。中央发现苗头后，采取措施进行了纠正。1952年10月25日，“三反”运动结束。据统计，全国参加“三反”运动的达850万——900万人，受到处分的占4.5%左右，查出贪污1000万以上（旧币）的10.5万余人，约占2.7%，绝大部分免于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判处有期徒刑的有9942人，无期徒刑的有67人，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三反”的报告，“三反”运动宣告结束。
正确看待糖衣炮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防备“糖衣炮弹”的袭击，以后就几乎被反腐倡廉所取代。毛泽东同志在治党建国的长期革命生涯中，始终对反腐倡廉，予以特别重视。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要求各级革命政权必须廉洁清明。他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并在关于《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们的党腐化……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把反腐败斗争提到立党立国的高度，提醒全党同志加以注意。尤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报告中关于全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敌人糖衣炮弹袭击等重要论断，都是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思想与理论典型表现。建国后，党内确有一些共产党人，有的还是为新中国的建立荣立战功的英雄，在执政后腐化了。毛泽东及时抓住当时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开展大规模整风运动。在批准逮捕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批示中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以及使之转化为全党同志的共识，才使得我们党不断铲除消极腐败现象，取得反腐败斗争一个又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