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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正在巴黎的共和车站等火车，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问我：“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了解一下对方？”
“好啊！”我回答说。
他一下子僵住了，就好像被车前灯晃到的一头鹿一样。“真的？你真的同意？”他笑了起来，“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说实话，我也不习惯。
你瞧，我决定要做一个为期两周的试验：我要对跟我搭讪的每一个陌生人说“好”，并跟他们交谈。我想摸透他们的想法，弄清他们是谁，了解他们这种搭讪方式是否有效，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明白大多数女性除了感到不安之外，更多的是对他们这种做法的反感。
当然了，我也会保留说“不”或者对任何让我感到威胁的人不予理睬的权利。听从脑海中的警告声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感到不安（超出与陌生人闲聊时那种局促范围的不安），就要及时抽身——即使和你交谈的人一再告诉你一切正常。然而，车站这个男人并没有触发任何警报。
于是，我们开始闲聊起来。那种感觉怪怪的。我像一根路灯柱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则双手交握坐在一旁的一把小椅子上。“我喜欢巴黎，因为你们女士总是穿着漂亮的粉色裙子。”他告诉我说。通过几句不大自然的交流，我得知他来自皮卡第，喜欢打篮球。他看上去很正常，可是当我告诉他我的年龄之后，我们之间的闲聊马上陷入了僵局。
“什么？你29岁了？我不信。”他说道，语气很是失望。很显然，他对我的兴趣正在迅速减弱，为了恢复谈话气氛，我只好开始拼命寻找话题，随便问了一些问题：“做运动员辛苦吗？你是从皮卡第什么地方来的？你喜欢……嗯……东西吗？”这会儿，他已经开始用“一词答案”来敷衍我的问题了。这太折磨人了。
“不强留你和我聊了，朱迪思，你的男友肯定在等你呢！”他终于结束了我们之间的谈话。接下来的两分钟里，我们一言不发地站在对方旁边，等待火车。那简直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两分钟。火车终于进站了，我迈步走进车厢，戴上耳机。我看到他选了一个离我尽可能远的座位，坐了下来。
“对一切说‘好’”的历险就这样痛苦地开始了，可我不能半途而废。我相信，年龄绝不会阻碍所有向我靠近的街头搭讪男的脚步。
第二天，我满身大汗地跑步回家，正拿钥匙开门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爱好运动，亲爱的？”他问道。
“尽力而为吧！”
他看上去40多岁，穿着一件浅棕色大衣——一张典型的“父亲脸”。
“很不错嘛！我是说……你这身材……啧啧！不错不错。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说着，他开始在自己的胸前揉捏，嘴唇也噘了起来，“要是我够勇敢，我很想问问我能不能……嘿嘿，你如果想要钱的话，我这里有的是！”
这个男人就是我保留“说‘不’的权利”的原因。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不过，我还是强忍着怒气，尽量保持礼貌而坚定的态度。
“不能！”我说，“我只想回家，你让我感觉很不自在。”
“噢，你是不是应该说你对自己的身材不自信呢？”他回答。
我走进屋子，狠狠地甩上房门。每个女人都碰到过像他这样的讨厌鬼。不过所幸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类变态的吸引力逐渐减弱。14岁至18岁那几年，我简直就像是一块专吸变态的磁铁。那些变态会叫我去旅馆，或者一边盯着我一边做下流的动作。更让我感到羞辱的是，有些人甚至会当着我妈妈的面极尽无耻。青少年时期的纤弱特质肯定是吸引这些家伙的一部分原因。
撇开这个混蛋不谈，试验还要继续。
我遇到的第二个搭讪男叫亚辛。他是个阿拉伯人，两周试验期间，接近我的男人大多都是阿拉伯人。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不想给那些持有种族偏见的人更多的谈资，不过我说的是事实，而且，我用这个来作为跟亚辛交谈的开场白。“噢，是吗？很多阿拉伯人来跟你搭讪？那大概是因为阿拉伯男人对女人有更好的品位吧！”他笑着告诉我。
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亚辛是我在试验过程中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一个男人。我和他坐在贝尔维尔公园一条锈迹斑斑的金属长凳上，整个巴黎的景色在我们面前铺开，那一刻，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进行一场社会学试验。
更何况，亚辛长得性感极了：焦糖色的皮肤，长长的黑色睫毛——看上去好像涂了睫毛膏一般。他的搭讪也比其他人更为独特。他径直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吸一根大麻烟卷。“我在戒毒，不过我倒很乐意抽根烟。”我撒谎说。
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嬉戏的孩子、游客等等，所以我感觉很安全。我甚至感觉很开心。于是，我接过他手里的烟吸了一口。亚辛说他住在一个叫莱利拉的小镇上，位于塞纳-圣但尼省。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在街头跟女孩子搭讪过，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遇到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时才会破例”。这听上去就是一句谄媚的话，不过……我也不会认真啦！
“我打算稳定下来，组建一个小家庭，买一栋像我父母家那样漂亮的房子。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正常，我年纪不小了，今年已经30岁了。”他承认说，他认为自己不会在街头遇见自己的梦中人，但又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搭讪很成功，有的时候会碰一鼻子灰。
“我相信好多女孩会对这种街头搭讪的行为表示反感。一些男人真的不懂得尊重人。但是我觉得自己理解得更为透彻一些。你瞧，我的前女友总是抱怨‘讨人厌的家伙’跟他搭讪，可没人理她的时候，她也会抱怨，因为那让她觉得自己不漂亮。真的！”
听亚辛谈论男女关系的复杂性一点都不讨厌。他笑声朗朗，语调兴高采烈。我真为他的健谈而感激，因为这样就避免了冷场的尴尬。他没有问我很多有关我工作的问题，而是对小的细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说，我的脚是不是因为穿高跟鞋很疼，我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我想这大概就是和他在一起我会感到如此放松的原因吧，他真的是有很多话题。我们聊了整整40分钟，临别前又互吻面颊，我甚至把电话号码给了他。 再说说我遇到的其他搭讪男。一了解到我的职业是记者，他们与我谈话的氛围马上就变了。一个周二的晚上，我正坐在一条长凳上等待朋友，一个名叫阿卡杜勒卡里姆的男人走到我面前。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请别告诉我你正在等男朋友，求你了！”我被逗得笑了起来。他23岁，住在圣但尼。不幸的是，我没法再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因为我刚告诉他自己的职业，他就刹住了话头。
“噢，真的？你是一个记者？也就是说，你是一名共济会会员了？别撒谎了。你就是共济会会员（注：共济会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或者，你爸爸是？”我试图跟他解释，其实大多数记者并不是兄弟会组织成员，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也只好闭上嘴巴，结束了这场谈话。
第二天，在索邦大学外，我遇到了两个学生。当时，我正坐在台阶上，他们走过来问我想不想跟他们去喝点啤酒。他们两个——历史和政治研究专业的学生——对我的欣然应允感到万分惊讶。又一次，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记者之后，聊天氛围马上发生了变化。“你正在给VICE杂志写稿子？我只读国际类报刊，它们的内容要好多了。《世界报》是右翼报纸，更别说什么《解放报》了。”其中一个学生说道，他的同伴点头附和。
喝完啤酒后，其中一个学生坐公交离开了，我则和另一个学生一起走到火车站。我们没什么可聊的，所以一路上，我都局促不安地笑着。他一直咕哝24小时新闻频道有多么无聊，简直是“情绪独裁”，“一整天播放的都是同样的画面”等等。尽管明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火花，临分手前他还是抛出一剂“钓饵”。上帝保佑他。
“想去我那里吗？我就住在附近。我们会更加……”他停住了。我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等着看他到底会怎样鼓足勇气，说出下面的话。如果我心存善意，我本可以微笑着表示我明白他的意思，或者不等他说完就轻声拒绝。我甚至还可以假装没听懂，然后突然大叫一句“天哪，我要迟到了！”来就此脱身。可是，我一点都不善良，看到他拼命找词的样子，我甚至感到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
“更加……更加……唔……我那里更安静一些。”他终于说完了。
你大概猜到了，我礼貌地谢绝了他的邀请。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们喝酒呢？”离开的时候他低声说，“不管怎样，朱迪思真是个淫荡的名字！”
那句话他说得可是毫不费力。
[编译自英国《VICE》]
“好啊！”我回答说。
他一下子僵住了，就好像被车前灯晃到的一头鹿一样。“真的？你真的同意？”他笑了起来，“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说实话，我也不习惯。
你瞧，我决定要做一个为期两周的试验：我要对跟我搭讪的每一个陌生人说“好”，并跟他们交谈。我想摸透他们的想法，弄清他们是谁，了解他们这种搭讪方式是否有效，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明白大多数女性除了感到不安之外，更多的是对他们这种做法的反感。
当然了，我也会保留说“不”或者对任何让我感到威胁的人不予理睬的权利。听从脑海中的警告声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感到不安（超出与陌生人闲聊时那种局促范围的不安），就要及时抽身——即使和你交谈的人一再告诉你一切正常。然而，车站这个男人并没有触发任何警报。
于是，我们开始闲聊起来。那种感觉怪怪的。我像一根路灯柱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则双手交握坐在一旁的一把小椅子上。“我喜欢巴黎，因为你们女士总是穿着漂亮的粉色裙子。”他告诉我说。通过几句不大自然的交流，我得知他来自皮卡第，喜欢打篮球。他看上去很正常，可是当我告诉他我的年龄之后，我们之间的闲聊马上陷入了僵局。
“什么？你29岁了？我不信。”他说道，语气很是失望。很显然，他对我的兴趣正在迅速减弱，为了恢复谈话气氛，我只好开始拼命寻找话题，随便问了一些问题：“做运动员辛苦吗？你是从皮卡第什么地方来的？你喜欢……嗯……东西吗？”这会儿，他已经开始用“一词答案”来敷衍我的问题了。这太折磨人了。
“不强留你和我聊了，朱迪思，你的男友肯定在等你呢！”他终于结束了我们之间的谈话。接下来的两分钟里，我们一言不发地站在对方旁边，等待火车。那简直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两分钟。火车终于进站了，我迈步走进车厢，戴上耳机。我看到他选了一个离我尽可能远的座位，坐了下来。
“对一切说‘好’”的历险就这样痛苦地开始了，可我不能半途而废。我相信，年龄绝不会阻碍所有向我靠近的街头搭讪男的脚步。
第二天，我满身大汗地跑步回家，正拿钥匙开门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爱好运动，亲爱的？”他问道。
“尽力而为吧！”
他看上去40多岁，穿着一件浅棕色大衣——一张典型的“父亲脸”。
“很不错嘛！我是说……你这身材……啧啧！不错不错。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说着，他开始在自己的胸前揉捏，嘴唇也噘了起来，“要是我够勇敢，我很想问问我能不能……嘿嘿，你如果想要钱的话，我这里有的是！”
这个男人就是我保留“说‘不’的权利”的原因。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不过，我还是强忍着怒气，尽量保持礼貌而坚定的态度。
“不能！”我说，“我只想回家，你让我感觉很不自在。”
“噢，你是不是应该说你对自己的身材不自信呢？”他回答。
我走进屋子，狠狠地甩上房门。每个女人都碰到过像他这样的讨厌鬼。不过所幸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类变态的吸引力逐渐减弱。14岁至18岁那几年，我简直就像是一块专吸变态的磁铁。那些变态会叫我去旅馆，或者一边盯着我一边做下流的动作。更让我感到羞辱的是，有些人甚至会当着我妈妈的面极尽无耻。青少年时期的纤弱特质肯定是吸引这些家伙的一部分原因。
撇开这个混蛋不谈，试验还要继续。
我遇到的第二个搭讪男叫亚辛。他是个阿拉伯人，两周试验期间，接近我的男人大多都是阿拉伯人。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不想给那些持有种族偏见的人更多的谈资，不过我说的是事实，而且，我用这个来作为跟亚辛交谈的开场白。“噢，是吗？很多阿拉伯人来跟你搭讪？那大概是因为阿拉伯男人对女人有更好的品位吧！”他笑着告诉我。
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亚辛是我在试验过程中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一个男人。我和他坐在贝尔维尔公园一条锈迹斑斑的金属长凳上，整个巴黎的景色在我们面前铺开，那一刻，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进行一场社会学试验。
更何况，亚辛长得性感极了：焦糖色的皮肤，长长的黑色睫毛——看上去好像涂了睫毛膏一般。他的搭讪也比其他人更为独特。他径直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吸一根大麻烟卷。“我在戒毒，不过我倒很乐意抽根烟。”我撒谎说。
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嬉戏的孩子、游客等等，所以我感觉很安全。我甚至感觉很开心。于是，我接过他手里的烟吸了一口。亚辛说他住在一个叫莱利拉的小镇上，位于塞纳-圣但尼省。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在街头跟女孩子搭讪过，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遇到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时才会破例”。这听上去就是一句谄媚的话，不过……我也不会认真啦！
“我打算稳定下来，组建一个小家庭，买一栋像我父母家那样漂亮的房子。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正常，我年纪不小了，今年已经30岁了。”他承认说，他认为自己不会在街头遇见自己的梦中人，但又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搭讪很成功，有的时候会碰一鼻子灰。
“我相信好多女孩会对这种街头搭讪的行为表示反感。一些男人真的不懂得尊重人。但是我觉得自己理解得更为透彻一些。你瞧，我的前女友总是抱怨‘讨人厌的家伙’跟他搭讪，可没人理她的时候，她也会抱怨，因为那让她觉得自己不漂亮。真的！”
听亚辛谈论男女关系的复杂性一点都不讨厌。他笑声朗朗，语调兴高采烈。我真为他的健谈而感激，因为这样就避免了冷场的尴尬。他没有问我很多有关我工作的问题，而是对小的细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说，我的脚是不是因为穿高跟鞋很疼，我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我想这大概就是和他在一起我会感到如此放松的原因吧，他真的是有很多话题。我们聊了整整40分钟，临别前又互吻面颊，我甚至把电话号码给了他。 再说说我遇到的其他搭讪男。一了解到我的职业是记者，他们与我谈话的氛围马上就变了。一个周二的晚上，我正坐在一条长凳上等待朋友，一个名叫阿卡杜勒卡里姆的男人走到我面前。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请别告诉我你正在等男朋友，求你了！”我被逗得笑了起来。他23岁，住在圣但尼。不幸的是，我没法再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因为我刚告诉他自己的职业，他就刹住了话头。
“噢，真的？你是一个记者？也就是说，你是一名共济会会员了？别撒谎了。你就是共济会会员（注：共济会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或者，你爸爸是？”我试图跟他解释，其实大多数记者并不是兄弟会组织成员，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也只好闭上嘴巴，结束了这场谈话。
第二天，在索邦大学外，我遇到了两个学生。当时，我正坐在台阶上，他们走过来问我想不想跟他们去喝点啤酒。他们两个——历史和政治研究专业的学生——对我的欣然应允感到万分惊讶。又一次，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记者之后，聊天氛围马上发生了变化。“你正在给VICE杂志写稿子？我只读国际类报刊，它们的内容要好多了。《世界报》是右翼报纸，更别说什么《解放报》了。”其中一个学生说道，他的同伴点头附和。
喝完啤酒后，其中一个学生坐公交离开了，我则和另一个学生一起走到火车站。我们没什么可聊的，所以一路上，我都局促不安地笑着。他一直咕哝24小时新闻频道有多么无聊，简直是“情绪独裁”，“一整天播放的都是同样的画面”等等。尽管明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火花，临分手前他还是抛出一剂“钓饵”。上帝保佑他。
“想去我那里吗？我就住在附近。我们会更加……”他停住了。我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等着看他到底会怎样鼓足勇气，说出下面的话。如果我心存善意，我本可以微笑着表示我明白他的意思，或者不等他说完就轻声拒绝。我甚至还可以假装没听懂，然后突然大叫一句“天哪，我要迟到了！”来就此脱身。可是，我一点都不善良，看到他拼命找词的样子，我甚至感到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
“更加……更加……唔……我那里更安静一些。”他终于说完了。
你大概猜到了，我礼貌地谢绝了他的邀请。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们喝酒呢？”离开的时候他低声说，“不管怎样，朱迪思真是个淫荡的名字！”
那句话他说得可是毫不费力。
[编译自英国《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