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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0日将载人中国美术史。此日，故宫博物院举行了隆重的范曾捐赠绘画入藏仪式，同时在武英殿为范曾举办了隆重的画展暨绘画艺术研讨会。迄今为止，故宫只收藏过两位健在的当代画家的书画作品。这既是以国家名义对当代中国美术作品的权威性肯定，也是对范曾绘画艺术的巨大褒奖。这份殊荣既属于范曾本人，更属于其所钟情并为之奋斗不息的当代中国美术事业。范曾的艺术成就为什么能在全社会产生那样大的影响，这使我想到一个既普通、平凡，又似乎有些“陈旧”，但却是一个永恒和常新的话题，那就是艺术的人民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格高而思逸”
我与范曾先生相识于20多年前那场保卫祖国边疆的战争，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范曾关于爱国主义的讲演。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前线的士兵，称他们为“中国的脊梁”。当时我刚从作战部队调到国防大学，我的老搭档现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张又侠正在学校学习，我们都很感动，联名给范曾写了一封信。很快我们就收到范曾的热情邀请。
春节后，我们带上正在北京作英模事迹报告的中央军委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史光柱、秦国富、周京牧来到了“抱冲斋”。史光柱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我是军人》，范曾称赞他的诗很有激情，并用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故事勉励他。说荷马也是一个盲诗人，却写出了《伊利亚特》《奥德赛》这样两部千古不朽的史诗。他希望光柱永做生活的强者，永远为人民歌唱。光柱希望能向范曾学诗，范先生把刚刚出版的《范曾吟草》送给了他，高兴地收下这个学生。范曾说，我每天收到的信都有一捆，很难一一作答，但只要是你史光柱来的，来一封，我复一封。正是得到范曾的鼓励，史光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今天已出版《我恋》《眼睛》《酸月亮甜月亮》等8本诗集。英雄们对范曾收藏的印章很有兴趣，范曾挑出各式印章让光柱用手抚摸，担心印泥弄脏手，又细心地用宣纸把印面包起来。临别前，范曾铺开宣纸为我们五人写下条幅。为史光柱题的是“振军威，壮国魂”，秦国富的是“幸存者奋起”，周京牧的是“理解万岁”，张又侠的是“军魂”。范曾对我说，我喜欢光柱的诗，就为你题《我是军人》的末句吧：“看明天，军人用知识和智慧壮我国魂”。范曾说：“国魂好!我最爱写国魂”。
20多年来，我与范曾从未中断过联系。范曾的家世可上溯北宋名臣范仲淹，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民情怀始终未改。“四人帮”肆虐时，他拍案而起，英雄纪念碑下他悼念总理的大联赫然，万人丛中，响起他代表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檄文，这样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已经被历史永远地定格。
20多年来，我看到了在范曾笔下，屈子行吟、达摩得悟、庄子说梦、老子演教、羲之临池、东坡雅趣，范曾用如掾大笔，努力搭建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圣殿；王国维、李叔同、胡适、陈寅恪、蒋兆和、傅雷、杨振宁、陈省身、季羡林，一个个鲜活的民族精英的形象，撑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脊梁。范曾先生的艺术创造，与亿万人民的审美习惯相契合，幻化成为一种中华文化的特有符号，深入千家万户，为全国人民所熟悉、所认知、所钟爱。对范曾来说，画已不足以寄情喻怀，他吟赏风流、吟赏丹青、吟赏风雅、吟赏灵异瑞祥、吟赏神契万类、吟赏人间胜景，总之吟赏人间一切的真善美。诗、书、画、文，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对绵绵不绝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范曾倾注了无限的爱。是的，范曾不是神，也会偶有迷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人类文明捧出的赤子之心，是永不设防的坦诚和不泯的童心。在市场的喧嚣中，范曾不求闻达，甘于寂寞，一张张巨幅佳构，一篇篇鸿篇锦文，为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复兴，增添了几多亮色。当中国神五发射成功之夜，范曾夜不能寐，披衣执灯写下《神舟赋》时，我们体味到的是范曾那份杜鹃啼血的大爱。
与范曾交往，我时时感受到范曾胸怀的博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范曾在故宫的画展，前来贺展的嘉宾，几乎囊括了京城各界名流、精英。但最使我感叹的倒不是范曾“谈笑多鸿儒”，却是“往来有白丁”。一位边疆战士敬重范曾，寄来了他应是十分珍惜的三等军功章。范曾给他写信作复，让他把这枚奖章带给他的母亲。对这位喜欢范曾艺术的小战士，范曾寄去了自己的一帧作品。范曾对人民、对群众那份爱，不是抽象的概念。从20多年前，为南开东方艺术系画出一幢楼，到SARS袭来，他最先向天津捐款，从义务为部队、学校、机关作艺术讲演和参与大量公共艺术的创作，到被税务机关称为“中国纳税最多，最守法的画家”，这当然都是范曾对人民爱之自然流淌。然而范曾对人民最大的爱，我认为则是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珍爱和守护，是对千百年中国亿万群众所形成的审美经验、审美传统和审美心理的尊重，是为他们奉上深为他们喜爱的艺术珍品。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与人民群众同呼吸，这正是范曾创作不竭的源泉。“格高而思逸”，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观范曾人，品范曾画，赏范曾文，始信此言不虚。
“美大业之馨香”
一本厚厚的《范曾所书摩崖碑铭集》摆在我的案前。两年前，一个胸挂相机、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大田忽然造访，他说范曾先生的艺术深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不仅书画作品及文学专著在中外读者中传诵，他严谨典雅的古文词赋及所撰碑铭文字，更被广为雕刻，为祖国山河增色。为此，他用几年时间寻访祖国大地，广泛搜集范曾的摩崖碑刻作品。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听说范曾还曾为戍边守疆的前线将士题写过碑铭，他希望纳入其中。这勾起了我的回忆。在那场保卫祖国边疆的战事之后，我曾陪前线部队的代表来到“抱冲斋”，范曾饱蘸浓墨，欣然写下七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我以我血荐轩辕”。范曾的碑刻立在祖国边疆，鼓舞了前线士兵，更以艺术的魅力感染和升华了战士对祖国、对中华文明的那份爱。
摩崖碑铭是华夏民族独有的文化载体，它同新石器彩陶、殷墟甲骨、商周钟鼎、南北朝造像等一样，永远纪录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传承不绝的辉煌。古代世界有四大文明，可是其他三大文明都断裂了，只有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些载体保留了中华文明的集体记忆。2007年4月28日，河南郑州将为中华文明的始祖炎黄二帝造像，并请范曾先生作《炎黄赋》，刻在孕育了中华古老文明的黄河中下流的分界点，这里正是五千年前，中国最早的古城池黄帝城所在。“莽莽天宇，八万里云驰飙作；恢恢地轮，五千年 治乱兴亡”，“天不欲亡我中华，必不亡中华之文化”，“大道之行，讲信修睦，故国之兴，端赖和谐”。似天籁地籁，似洪钟大吕，它将使所有中华儿女为之感动，为之自豪，为之潸然。
范曾先生把“丹青”和“雅颂”、“宣物”和“存形”、绘画和文学高度统一起来，并把他们发挥到极致的集大成者。在范曾那里，文学远远不是文人骚客无病呻吟的浅吟低唱，而是催人奋进的铁板铜琶，而绘画也不是才子佳人的百无聊赖的自我排遣，而是润物无声的春风化雨。他曾经用两句话来概括自己的艺术，那就是“以诗为魂，以书为骨”，这其实也是对中国艺术民族性最为精辟的概括。诗者，诚如范曾所言，举凡中国先哲深睿高华之感悟，史家博雅浩瀚之文思，诗家沉雄逸远之篇章，皆为中国画源头之活水，以诗人之眼观物，以诗人之情言事，胸襟既博大而格调又清新；而书，是指中国画所特有笔墨经营线条、中国画寄物言情，必先依托于笔墨。笔墨是中国书画的基本要素，是最具形式构成之特质，最具独立审美价值之艺术语言。中国书画家正是用这种奇妙的、丰富的语言元素，构架各自的、个性独特的艺术风格。但范曾认为谈笔墨至此仅还其半，笔墨也来自艺术家的心灵。我觉得范曾称以书为骨的书，既指笔墨，更是指蕴含于笔墨之中自古以来中国式的人文精神。它发于毫端，来自心源。正因为范曾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赞扬了那些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维系的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才使范曾的艺术在中国生根，为每一个炎黄子孙所钟爱。
前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上看到范曾所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谈战争与诗经》，在这篇文章中，范曾从见之于风雅颂的战争诗歌中，看到了中华民族既尚文又尚武的传统。作为一个奉行着“仁”和“礼”，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着高度道义理性的民族，它深知尚武和尚文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尚武”，中华民族早已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历史上消失了。我一下理解了范曾为什么爱画“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李白；“左牵黄，右擎苍”的苏东坡；“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辛弃疾；以及“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凉州”的陆放翁，因为范曾推崇的是一个民族尚文与尚武高度和谐的精神。后又看到范曾在南开的讲演《大丈夫之词》，范曾激赏辛弃疾。我向赵可铭上将推荐了这两篇文章，赵政委深以为许，觉得我军高级干部尤需尚文尚武相辅相成，有剑胆还需有琴心，多一份“大丈夫之气”。遂登门请范曾到国防大学给上百名将军讲演。范曾以《国之大事》为题，面对一百多位来自全军的将军和几百名校官，脱稿挥洒。范曾论及对民族文化要有崇高的信仰和永恒的皈依，“民族语言和民族语言所载荷的思想，才是民族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当一个民族的语言不存在的时候，这个民族会在世界上消失”，“因此要建立民族精神的王国，这个民族精神王国有着‘内圣外王’的气派。这个‘内圣外王’和武器上的霸权不一样，这是种神圣的自尊”。范曾希望“在建立民族精神的伟大使命中，在座的诸位将校都应该是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范曾说：“当中国有了原子弹的时候，那我们和美国对话的权力就有了。”“和谐社会不是祈求就得到的，和谐是自强不息的胜果。只有靠实力，和谐世界才有可能实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非战的思想，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那种胸怀。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实力，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范曾的讲演一次次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当范曾幽默地将“超女现象”称之为“集体无意识”和“群体性起哄”的时候，全场发出会意的笑声，继而是热烈的鼓掌。
范曾这些年大力提倡“回归古典”，举起了新古典主义的大纛，成为“新文人画”的精神主帅，这是因为范曾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传统的长河之中。何谓传统，质言之，传统就是人类的集体记忆”。范曾认为，画一幅中国画，所用时间倒是不长，但要达到运笔如神的程度，却非一日之功，而是一辈子的事情，中国人用毛笔，寥寥几笔，就可以表现出西方画家要用一大圆桶各种颜料才能画出的成千上万的明暗层次。他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不仅“物象真”，而且“意象妙”，形神兼备，充满诗情画意，张扬中国绘画本质的境界。
在范曾似行云流水、充满音乐律动感的线条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的杰出代表——黑陶猪钵上流畅顿挫的线条，四千年前马家窑彩陶上的斜线、折波和漩涡，三千年前战国帛画上的单线勾描，以及两千年前汉代画像石以刀代笔，用线刻形式留下的绣像汉代史。美哉，中国线条，从顾恺之的“游丝描”，唐代壁画的“莼菜条”、“兰叶描”，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曹衣出水”的“曹家样”，一部中国绘画史就是一部以笔墨、线条为依托的美术史。范曾自己说：“中国画如浩瀚的大海。”正因为范曾的线条渊源有自，“继承了自张僧繇、吴道子、李公麟、赵孟兆页、陈洪绶、任伯年的菁华”，才能使人们从范曾“坚如屈铁、柔如清风”的线条中，体会到纯净、坚韧和雄奇。民族性，这是范曾绘画的根。
“风从东方来”
石涛曾有一句名言：“笔墨当随时代”。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范曾先生说：“近40年来，于中国画领域，我的所有奋斗，目的在于取精用弘，毕力平险，推动中国画这硕大无朋的列车前进”。如何回答时代给中国画创新提出的历史性挑战，范曾作出了深刻、独特的回答。
范曾艺术的时代性首先表现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使命感的统一。“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范曾忧的是市场经济下邪风所被、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他期望用自己的笔奏出琴之古风、宫商大调，以助中国这艘举世无双的艨艟吹扬万里的征帆；范曾忧的是西方文化的强势，造成20世纪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大纛下，不唯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艺术大军，同时形成了无以数计的观众群体，面对荒诞艺术造成的“浊浪排空、山岳潜形”，范曾以“一夫当关”的悲状之情写下《后现代，我看出你的冷漠》，发出了鞭挞荒诞艺术、张扬东方古典主义的檄文；面对现代科技无节制的膨胀，地球和自然惨遭掠夺，形成践踏人文精神的“科技暴力”，范曾写下了《沙尘，我奉上永恒的祖咒》，敲响了《警世钟》，发出了拯救地球的呼吁。忧患与使命在范曾身上相辅相成、高度统一，张扬了中国知识份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大立场。
范曾艺术的时代性又表现于回归与超越的统一。中国的 艺术在全球化的情势下，当然要注入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意识，使人们的审美习惯跟上现代社会的审美时尚，自然就有一个超越的问题。传统的中国文人画太过于自我，对这些旧文人画范曾并不是一味推许，也有诸多批判，并身体力行，大力倡导超越时代局限、面向未来的新文人画。于是，为文，范曾可以让庄子显灵，与爱因斯坦、海德格尔、柏拉图、毕加索等超越时空对话；为画，范曾用积淀了五千年文明的线条，再现了杨振宁、陈省身、季羡林的睿智、深刻和博大。但是真正的超越一定是深扎于传统的沃土之中，范曾认为现代意识其实是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相通的，并从中重新认识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时代价值。而一些“弃周鼎而宝唐瓠”，甚至“弃周鼎而宝垃圾”的现代意识，不过是一种浅薄和伪现代。范曾讲的“回归古典”，当然不是“厕身雅典学院的门墙或者去杏坛聆听先贤的雄谈”，它有更深刻的哲理的层面，那就是“面对今天一21世纪人类的困境，重新提出人文主义口号”。
范曾艺术的时代性还在于它是渐进与飞跃的统一。范曾拒绝一切在“革命”“变法”名义下对传统的颠覆。而主张“这种前进是在民族绘画发展轨道上的渐进，而不图革命性的变革”。对一些用西画的光影、颜色来要求国画“现代化”的“鼎新”之论，范曾认为中西绘画“各领擅场”，不能用西方人的审美观评判“中西绘画的优劣”。在中国画前进的道路上，没有终南捷径，伟大的文化就是座崇山，只有拾级而上，别无选择。
范曾对中国绘画传统线条的运用早已精骛八极、心游万刃、人高雅美奂之境，然范曾并不满足，而是不断地从怀素“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吴道子“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中吸取营养，尤其是细研八大山人，并从其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的简约中萌发创意，创作了一系列的泼墨简笔抽象的人物画。范曾曾说：“我的泼墨简笔抽象人物画可以上溯一千年前五代的石恪，上溯八百年前南宋的梁楷”。范曾则以跃马揽辔、奔逸云岸的豪纵之情，使这一中国画的传统登上了新的历史高峰。渐进式的超越，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的升华，是建设性的开拓，是过去与未来的真情拥抱。
范曾艺术的时代性归根到底在于他面对全球化浪潮所确立的文化立场：那就是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它浸淫、贯穿在范曾的全部艺术创造活动中。美是什么，范曾摒除了一切故作高深的伪善、矫情和玄虚，用最朴素的语言一语中的，“它就是造化，就是自在之物，就是亘古不变的、不假言说的自然，就是回归宇宙本体的和谐、纯朴和童真”。范曾预言，21世纪世界的艺术将是全世界艺术家心灵回归自然的艺术，它的大背景是人类必须考虑自身和宇宙的和谐。我是从事社会科学和军事科学研究的，与范曾交，我深深感佩范曾的渊博。从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到德里达，从孔子、老子、庄子到季羡林，范曾时时与他们作心灵的对话；范曾论石涛，品“八大”，辨李潘，崇宾虹，评凡高，论平山郁夫。在范曾的艺术中，我们看到了从道德层面升华到艺术形象的崇高感，从对中国五千年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生发出的对自然、对历史、对传统的敬畏心，正是这种崇高和敬畏的统一，使范曾站到了一个前人难以企及的时代高点。
范曾的艺术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从20多年前，日本为其设立冈山美术馆，到2004年法国国家大图书馆为范曾举办《中国，线条之王国》讲演，法国最著名的艺术出版社阿尔贝·米希尔出版社隆重推出范曾的画集，这正应了范曾预言，在当今世界的伟大变化之中，“风从哪里来，风从东方来”。东方古典主义所推崇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必将是人类文明的皈依和归宿。
“格高而思逸”
我与范曾先生相识于20多年前那场保卫祖国边疆的战争，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范曾关于爱国主义的讲演。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前线的士兵，称他们为“中国的脊梁”。当时我刚从作战部队调到国防大学，我的老搭档现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张又侠正在学校学习，我们都很感动，联名给范曾写了一封信。很快我们就收到范曾的热情邀请。
春节后，我们带上正在北京作英模事迹报告的中央军委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史光柱、秦国富、周京牧来到了“抱冲斋”。史光柱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我是军人》，范曾称赞他的诗很有激情，并用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故事勉励他。说荷马也是一个盲诗人，却写出了《伊利亚特》《奥德赛》这样两部千古不朽的史诗。他希望光柱永做生活的强者，永远为人民歌唱。光柱希望能向范曾学诗，范先生把刚刚出版的《范曾吟草》送给了他，高兴地收下这个学生。范曾说，我每天收到的信都有一捆，很难一一作答，但只要是你史光柱来的，来一封，我复一封。正是得到范曾的鼓励，史光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今天已出版《我恋》《眼睛》《酸月亮甜月亮》等8本诗集。英雄们对范曾收藏的印章很有兴趣，范曾挑出各式印章让光柱用手抚摸，担心印泥弄脏手，又细心地用宣纸把印面包起来。临别前，范曾铺开宣纸为我们五人写下条幅。为史光柱题的是“振军威，壮国魂”，秦国富的是“幸存者奋起”，周京牧的是“理解万岁”，张又侠的是“军魂”。范曾对我说，我喜欢光柱的诗，就为你题《我是军人》的末句吧：“看明天，军人用知识和智慧壮我国魂”。范曾说：“国魂好!我最爱写国魂”。
20多年来，我与范曾从未中断过联系。范曾的家世可上溯北宋名臣范仲淹，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民情怀始终未改。“四人帮”肆虐时，他拍案而起，英雄纪念碑下他悼念总理的大联赫然，万人丛中，响起他代表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檄文，这样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已经被历史永远地定格。
20多年来，我看到了在范曾笔下，屈子行吟、达摩得悟、庄子说梦、老子演教、羲之临池、东坡雅趣，范曾用如掾大笔，努力搭建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圣殿；王国维、李叔同、胡适、陈寅恪、蒋兆和、傅雷、杨振宁、陈省身、季羡林，一个个鲜活的民族精英的形象，撑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脊梁。范曾先生的艺术创造，与亿万人民的审美习惯相契合，幻化成为一种中华文化的特有符号，深入千家万户，为全国人民所熟悉、所认知、所钟爱。对范曾来说，画已不足以寄情喻怀，他吟赏风流、吟赏丹青、吟赏风雅、吟赏灵异瑞祥、吟赏神契万类、吟赏人间胜景，总之吟赏人间一切的真善美。诗、书、画、文，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对绵绵不绝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范曾倾注了无限的爱。是的，范曾不是神，也会偶有迷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人类文明捧出的赤子之心，是永不设防的坦诚和不泯的童心。在市场的喧嚣中，范曾不求闻达，甘于寂寞，一张张巨幅佳构，一篇篇鸿篇锦文，为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复兴，增添了几多亮色。当中国神五发射成功之夜，范曾夜不能寐，披衣执灯写下《神舟赋》时，我们体味到的是范曾那份杜鹃啼血的大爱。
与范曾交往，我时时感受到范曾胸怀的博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范曾在故宫的画展，前来贺展的嘉宾，几乎囊括了京城各界名流、精英。但最使我感叹的倒不是范曾“谈笑多鸿儒”，却是“往来有白丁”。一位边疆战士敬重范曾，寄来了他应是十分珍惜的三等军功章。范曾给他写信作复，让他把这枚奖章带给他的母亲。对这位喜欢范曾艺术的小战士，范曾寄去了自己的一帧作品。范曾对人民、对群众那份爱，不是抽象的概念。从20多年前，为南开东方艺术系画出一幢楼，到SARS袭来，他最先向天津捐款，从义务为部队、学校、机关作艺术讲演和参与大量公共艺术的创作，到被税务机关称为“中国纳税最多，最守法的画家”，这当然都是范曾对人民爱之自然流淌。然而范曾对人民最大的爱，我认为则是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珍爱和守护，是对千百年中国亿万群众所形成的审美经验、审美传统和审美心理的尊重，是为他们奉上深为他们喜爱的艺术珍品。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与人民群众同呼吸，这正是范曾创作不竭的源泉。“格高而思逸”，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观范曾人，品范曾画，赏范曾文，始信此言不虚。
“美大业之馨香”
一本厚厚的《范曾所书摩崖碑铭集》摆在我的案前。两年前，一个胸挂相机、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大田忽然造访，他说范曾先生的艺术深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不仅书画作品及文学专著在中外读者中传诵，他严谨典雅的古文词赋及所撰碑铭文字，更被广为雕刻，为祖国山河增色。为此，他用几年时间寻访祖国大地，广泛搜集范曾的摩崖碑刻作品。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听说范曾还曾为戍边守疆的前线将士题写过碑铭，他希望纳入其中。这勾起了我的回忆。在那场保卫祖国边疆的战事之后，我曾陪前线部队的代表来到“抱冲斋”，范曾饱蘸浓墨，欣然写下七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我以我血荐轩辕”。范曾的碑刻立在祖国边疆，鼓舞了前线士兵，更以艺术的魅力感染和升华了战士对祖国、对中华文明的那份爱。
摩崖碑铭是华夏民族独有的文化载体，它同新石器彩陶、殷墟甲骨、商周钟鼎、南北朝造像等一样，永远纪录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传承不绝的辉煌。古代世界有四大文明，可是其他三大文明都断裂了，只有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些载体保留了中华文明的集体记忆。2007年4月28日，河南郑州将为中华文明的始祖炎黄二帝造像，并请范曾先生作《炎黄赋》，刻在孕育了中华古老文明的黄河中下流的分界点，这里正是五千年前，中国最早的古城池黄帝城所在。“莽莽天宇，八万里云驰飙作；恢恢地轮，五千年 治乱兴亡”，“天不欲亡我中华，必不亡中华之文化”，“大道之行，讲信修睦，故国之兴，端赖和谐”。似天籁地籁，似洪钟大吕，它将使所有中华儿女为之感动，为之自豪，为之潸然。
范曾先生把“丹青”和“雅颂”、“宣物”和“存形”、绘画和文学高度统一起来，并把他们发挥到极致的集大成者。在范曾那里，文学远远不是文人骚客无病呻吟的浅吟低唱，而是催人奋进的铁板铜琶，而绘画也不是才子佳人的百无聊赖的自我排遣，而是润物无声的春风化雨。他曾经用两句话来概括自己的艺术，那就是“以诗为魂，以书为骨”，这其实也是对中国艺术民族性最为精辟的概括。诗者，诚如范曾所言，举凡中国先哲深睿高华之感悟，史家博雅浩瀚之文思，诗家沉雄逸远之篇章，皆为中国画源头之活水，以诗人之眼观物，以诗人之情言事，胸襟既博大而格调又清新；而书，是指中国画所特有笔墨经营线条、中国画寄物言情，必先依托于笔墨。笔墨是中国书画的基本要素，是最具形式构成之特质，最具独立审美价值之艺术语言。中国书画家正是用这种奇妙的、丰富的语言元素，构架各自的、个性独特的艺术风格。但范曾认为谈笔墨至此仅还其半，笔墨也来自艺术家的心灵。我觉得范曾称以书为骨的书，既指笔墨，更是指蕴含于笔墨之中自古以来中国式的人文精神。它发于毫端，来自心源。正因为范曾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赞扬了那些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维系的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才使范曾的艺术在中国生根，为每一个炎黄子孙所钟爱。
前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上看到范曾所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谈战争与诗经》，在这篇文章中，范曾从见之于风雅颂的战争诗歌中，看到了中华民族既尚文又尚武的传统。作为一个奉行着“仁”和“礼”，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着高度道义理性的民族，它深知尚武和尚文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尚武”，中华民族早已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历史上消失了。我一下理解了范曾为什么爱画“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李白；“左牵黄，右擎苍”的苏东坡；“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辛弃疾；以及“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凉州”的陆放翁，因为范曾推崇的是一个民族尚文与尚武高度和谐的精神。后又看到范曾在南开的讲演《大丈夫之词》，范曾激赏辛弃疾。我向赵可铭上将推荐了这两篇文章，赵政委深以为许，觉得我军高级干部尤需尚文尚武相辅相成，有剑胆还需有琴心，多一份“大丈夫之气”。遂登门请范曾到国防大学给上百名将军讲演。范曾以《国之大事》为题，面对一百多位来自全军的将军和几百名校官，脱稿挥洒。范曾论及对民族文化要有崇高的信仰和永恒的皈依，“民族语言和民族语言所载荷的思想，才是民族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当一个民族的语言不存在的时候，这个民族会在世界上消失”，“因此要建立民族精神的王国，这个民族精神王国有着‘内圣外王’的气派。这个‘内圣外王’和武器上的霸权不一样，这是种神圣的自尊”。范曾希望“在建立民族精神的伟大使命中，在座的诸位将校都应该是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范曾说：“当中国有了原子弹的时候，那我们和美国对话的权力就有了。”“和谐社会不是祈求就得到的，和谐是自强不息的胜果。只有靠实力，和谐世界才有可能实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非战的思想，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那种胸怀。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实力，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范曾的讲演一次次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当范曾幽默地将“超女现象”称之为“集体无意识”和“群体性起哄”的时候，全场发出会意的笑声，继而是热烈的鼓掌。
范曾这些年大力提倡“回归古典”，举起了新古典主义的大纛，成为“新文人画”的精神主帅，这是因为范曾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传统的长河之中。何谓传统，质言之，传统就是人类的集体记忆”。范曾认为，画一幅中国画，所用时间倒是不长，但要达到运笔如神的程度，却非一日之功，而是一辈子的事情，中国人用毛笔，寥寥几笔，就可以表现出西方画家要用一大圆桶各种颜料才能画出的成千上万的明暗层次。他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不仅“物象真”，而且“意象妙”，形神兼备，充满诗情画意，张扬中国绘画本质的境界。
在范曾似行云流水、充满音乐律动感的线条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的杰出代表——黑陶猪钵上流畅顿挫的线条，四千年前马家窑彩陶上的斜线、折波和漩涡，三千年前战国帛画上的单线勾描，以及两千年前汉代画像石以刀代笔，用线刻形式留下的绣像汉代史。美哉，中国线条，从顾恺之的“游丝描”，唐代壁画的“莼菜条”、“兰叶描”，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曹衣出水”的“曹家样”，一部中国绘画史就是一部以笔墨、线条为依托的美术史。范曾自己说：“中国画如浩瀚的大海。”正因为范曾的线条渊源有自，“继承了自张僧繇、吴道子、李公麟、赵孟兆页、陈洪绶、任伯年的菁华”，才能使人们从范曾“坚如屈铁、柔如清风”的线条中，体会到纯净、坚韧和雄奇。民族性，这是范曾绘画的根。
“风从东方来”
石涛曾有一句名言：“笔墨当随时代”。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范曾先生说：“近40年来，于中国画领域，我的所有奋斗，目的在于取精用弘，毕力平险，推动中国画这硕大无朋的列车前进”。如何回答时代给中国画创新提出的历史性挑战，范曾作出了深刻、独特的回答。
范曾艺术的时代性首先表现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使命感的统一。“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范曾忧的是市场经济下邪风所被、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他期望用自己的笔奏出琴之古风、宫商大调，以助中国这艘举世无双的艨艟吹扬万里的征帆；范曾忧的是西方文化的强势，造成20世纪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大纛下，不唯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艺术大军，同时形成了无以数计的观众群体，面对荒诞艺术造成的“浊浪排空、山岳潜形”，范曾以“一夫当关”的悲状之情写下《后现代，我看出你的冷漠》，发出了鞭挞荒诞艺术、张扬东方古典主义的檄文；面对现代科技无节制的膨胀，地球和自然惨遭掠夺，形成践踏人文精神的“科技暴力”，范曾写下了《沙尘，我奉上永恒的祖咒》，敲响了《警世钟》，发出了拯救地球的呼吁。忧患与使命在范曾身上相辅相成、高度统一，张扬了中国知识份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大立场。
范曾艺术的时代性又表现于回归与超越的统一。中国的 艺术在全球化的情势下，当然要注入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意识，使人们的审美习惯跟上现代社会的审美时尚，自然就有一个超越的问题。传统的中国文人画太过于自我，对这些旧文人画范曾并不是一味推许，也有诸多批判，并身体力行，大力倡导超越时代局限、面向未来的新文人画。于是，为文，范曾可以让庄子显灵，与爱因斯坦、海德格尔、柏拉图、毕加索等超越时空对话；为画，范曾用积淀了五千年文明的线条，再现了杨振宁、陈省身、季羡林的睿智、深刻和博大。但是真正的超越一定是深扎于传统的沃土之中，范曾认为现代意识其实是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相通的，并从中重新认识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时代价值。而一些“弃周鼎而宝唐瓠”，甚至“弃周鼎而宝垃圾”的现代意识，不过是一种浅薄和伪现代。范曾讲的“回归古典”，当然不是“厕身雅典学院的门墙或者去杏坛聆听先贤的雄谈”，它有更深刻的哲理的层面，那就是“面对今天一21世纪人类的困境，重新提出人文主义口号”。
范曾艺术的时代性还在于它是渐进与飞跃的统一。范曾拒绝一切在“革命”“变法”名义下对传统的颠覆。而主张“这种前进是在民族绘画发展轨道上的渐进，而不图革命性的变革”。对一些用西画的光影、颜色来要求国画“现代化”的“鼎新”之论，范曾认为中西绘画“各领擅场”，不能用西方人的审美观评判“中西绘画的优劣”。在中国画前进的道路上，没有终南捷径，伟大的文化就是座崇山，只有拾级而上，别无选择。
范曾对中国绘画传统线条的运用早已精骛八极、心游万刃、人高雅美奂之境，然范曾并不满足，而是不断地从怀素“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吴道子“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中吸取营养，尤其是细研八大山人，并从其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的简约中萌发创意，创作了一系列的泼墨简笔抽象的人物画。范曾曾说：“我的泼墨简笔抽象人物画可以上溯一千年前五代的石恪，上溯八百年前南宋的梁楷”。范曾则以跃马揽辔、奔逸云岸的豪纵之情，使这一中国画的传统登上了新的历史高峰。渐进式的超越，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的升华，是建设性的开拓，是过去与未来的真情拥抱。
范曾艺术的时代性归根到底在于他面对全球化浪潮所确立的文化立场：那就是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它浸淫、贯穿在范曾的全部艺术创造活动中。美是什么，范曾摒除了一切故作高深的伪善、矫情和玄虚，用最朴素的语言一语中的，“它就是造化，就是自在之物，就是亘古不变的、不假言说的自然，就是回归宇宙本体的和谐、纯朴和童真”。范曾预言，21世纪世界的艺术将是全世界艺术家心灵回归自然的艺术，它的大背景是人类必须考虑自身和宇宙的和谐。我是从事社会科学和军事科学研究的，与范曾交，我深深感佩范曾的渊博。从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到德里达，从孔子、老子、庄子到季羡林，范曾时时与他们作心灵的对话；范曾论石涛，品“八大”，辨李潘，崇宾虹，评凡高，论平山郁夫。在范曾的艺术中，我们看到了从道德层面升华到艺术形象的崇高感，从对中国五千年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生发出的对自然、对历史、对传统的敬畏心，正是这种崇高和敬畏的统一，使范曾站到了一个前人难以企及的时代高点。
范曾的艺术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从20多年前，日本为其设立冈山美术馆，到2004年法国国家大图书馆为范曾举办《中国，线条之王国》讲演，法国最著名的艺术出版社阿尔贝·米希尔出版社隆重推出范曾的画集，这正应了范曾预言，在当今世界的伟大变化之中，“风从哪里来，风从东方来”。东方古典主义所推崇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必将是人类文明的皈依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