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8日，蒙特利尔市因为疫情开始封城后的第二天，我开始了视觉日记的拍摄。三月下旬正是这里的初春，冰雪开始融化，树木开始抽芽。满眼望去的都是期许和希望。
　　因为疫情所有事物的暂停，也给持续一年的创作提供了难得的时间和空间。一是觉得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需要做点什么保持创作，二是想通过我的纪录给大家带去一些自然的信息，以及，一点慰籍和希望。
　　——靳华

　　记者：感觉你在国内好几年没有消息。
　　2016年我在西双版纳摄影节有作品展出。2018年底在连州也有作品参展，因为时间上的冲突，我没有办法回去。我其实一直都在努力跟国内保持联系，国内的摄影非常活跃，我也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参与进来。
　　记者：出国后的学习、生活和创作，慢慢看来，有哪些变化？
　　出来学习工作和生活已经有十几年了。我个人觉得变化最大的是心态和心智上的。生活变得简单，思维模式变得更加开放，对自己的“界定”变得更加放松了。当边界变得模糊时，可能性就增加了。如果把自己比作胶片的话，那就是宽容度变大了。
　　记者：现在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是怎样的？有画廊代理作品的职业艺术家，还是在日常工作的同时做作品？
　　有画廊代理，做独立艺术家。
　　我毕业后在母校教学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教学工作量太大。做艺术本就是一个24/7魔怔般的职业，我做一件事就只能钻一件事情，无法同时处理两份工作。艺术家对我来说不是一种职业，做艺术是一种“状态”，24小时都会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思考和观察（甚至在梦中）。目前的工作围绕着创作和展览，生活里的任何事情都能成为创作的积累，两者无法清晰地分开。最近迷恋上了绿植，社区有一块自己的小菜园种许多蔬菜。因为疫情的关系，时间变得多起来，读了很多书，自己也开始尝试写作。

　　记者：从网站上看到，你近年的作品多采用空间化呈现。你的创作媒介包括摄影、视频和实物、装置，你对摄影作品呈现的装置化是何时开始的？与你在那边的学习是否有关系？
　　对视频和装置的兴趣是从学校开始的。在学校里有机会接触和实验各种媒介，尝试各种可能性，在尝试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语言。当代艺术大环境也比较鼓励跨媒介创作 （Interdisciplinary） ，鼓励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和新的语言。
　　记者：现在是先享受拍摄过程，然后在制作和呈现的时候设定？还是最初就想好呈现方式？
　　每个创作项目的起点和终点都不同。有的最初的目的性很强，主题在先，根据主题搞创作。比如我在蒙特利尔美术馆的一个项目就是要根据他们中国馆的馆藏文物（一件民窑的青花瓷）搞创作，促成古典同当代的对话。 　　有的项目就是即兴的，比如《2020视觉日记》。最初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蒙特利尔市封城，但是艺术创作不应该就此被局限住，正相反，任何特殊的状况都可能是一个创作的契机。最初我并没想要做一个持续一整年的记录，这个想法是在疫情两三个月后我看到的可能性。即便看到了可能性，现实的不确定性并不能保证最终能完成。我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往前走才走到最后的。最终还是幸运的，因为这动荡的一年里任何一天有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打破它的连续性。所以在这个项目里任何的先前预设都是无效的。

　　记者：很多创作者在移居国外之后，对自己曾经的传统文化和经验重视起来，可能有多样的机缘和原因。你的作品中，视觉方面中国符号并不明显，但感受却有，柔软而确定，能否谈谈你出国后这些年，对文化、身份、生活这几方面的感受和想法？
　　传统文化和经验是骨子里的东西逃不掉的。我是移民过来的，并不是出生在这里。几十年的文化熏陶沉淀在那里，它的气息总会时不时的浮现。
　　我记得有一年去费城，在公交车里无意中听到两位黑人妇女聊家长里短，她们的日常语言里自带一种独有的节奏，很容易联想起黑人音乐。我当时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样的文化印记不是属于个人的，它是一个民族长时间的积累在个体上的呈现。我们每个人都带有各自的文化印记，只不过在自己的文化环境里，这样的印记无法彰显。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当你脱离自己的文化环境，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你与生俱来的文化印记就彰显出来了。一部分是大环境造成的，另一部分是个体在异乡对自己的身份的确认。你首先要弄明白的是自己是谁，身份感一下子变的重要起来。相反，当你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你一般不会问自己是谁。
　　從创作的角度来说，我的背景文化是我的语言，我要讲好一个故事必然要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多元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和交流是这个国家特色。我最近几年的发展也得益于我的文化背景。二零一八年底蒙特利尔艺术基金会设立视觉艺术多元文化奖，我很荣幸的成为第一位被授予此奖的艺术家。

　　记者：我在你的作品中，经常感受到“治愈”，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种“修复”感，可能是对个体、关系、或是自然，当然这是很主观的感觉，我在想，摄影、艺术、自然……这些是怎样逐渐形成你的生活的，和十年前相比，你和摄影的关系有何种变化？
　　我从设计行业转道走向艺术，是因为当时我父母先后去世后，自己当时遇到了无法面对，难以和解的创伤，机缘巧合地发现，沉浸于艺术之中，我的感知和状态都发生了变化，我当时觉得自己发现了无需用语言表达的语言，内心被淤堵的时候，艺术有很强大的疏通功能。我自己急于被治愈，于是就这么一路走来了。
　　我从2010年开始拍摄的《我的大家庭》就是在父母去世，我又背井离乡的背景下开始创作的。这个项目的拍摄是实实在在地拯救自己。通过拍摄寻找对家和身份的定义，治愈先失去小家又离开大家后在异乡的迷失感。
　　这次的《视觉日记》也有类似的目的。去年三月，整个大环境太沮丧了，媒体对疫情无孔不入的报道不断放大各种负面情绪。我觉得需要一些积极的东西来与死亡和消极抗衡，正逢初春，生命的苏醒令人激动，就很清晰关注到了自然中能带来希望的东西。
　　摄影、艺术和自然，如果可能，我希望他们是我生活的全部，再加上书籍，那就是理想状态了。
　　和十年前相比，我和摄影的关系变得更放松，执着的东西变少了，十年前我还比较执着于技术，比如大画幅拍摄，大尺寸输出……如今那种拼命想要证明自己的野心感没有了。《视觉日记》一整年的拍摄随心所欲，更多是散步时随手拈来的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