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胡适一直是被批判甚至被诅咒的反动人物，鲁迅生前批判诅咒胡适的相关言论，就成了时人引经据典批判胡适的经典所在。胡适的历史地位被重新发现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伴随着胡适的历史地位被重估、被肯定，鲁迅与胡适之间各种各样的是非恩怨，便成为人们所关注炒作的热点话题。胡适助力《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就是被反复放大讹传的一个小话题。
[关键词]鲁迅;胡适;《鲁迅全集》;事实;讹传
[作者简介]张耀杰（1964-），男，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29）。
一、胡适对鲁迅的责难否定
胡适与《鲁迅全集》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话题，起源于余越人的文章《胡適与〈鲁迅全集〉的出版》。该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余越人，原名陈宗棠，常用名马蹄疾，1936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东浦清水闸村，1953年肄业于浙江绍兴财政学校。他在温州鹿城机械厂工作期间，潜心于研究鲁迅以及《红楼梦》《水浒传》。1960年被郭沫若推荐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资料员。1978年被胡乔木推荐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委会。1996年因病去世。主要著作有《读鲁迅书信札记》《鲁迅讲演考》《水浒资料汇编》《胡风传》等。
《丹东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刊登余锦廉的文章《马蹄疾笔下的鲁迅》，认为马蹄疾在《鲁迅与许羡苏》《我可以爱——鲁迅的恋情世界》《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等著述中，有许多观点是没有根据的，马蹄疾的思想和方法，存在着伪科学的媚俗成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为这篇文章写下的按语中表示：“这里发表余锦廉同志的文章（余先生是许羡苏的儿子），是他和我两人的共同意见。”
关于胡适与鲁迅，余越人在《胡适与〈鲁迅全集〉的出版》中写道：
鲁迅对胡适开展直接的批评，是三十年代初，胡适1931年晋见蒋介石，接着又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生分歧，鲁迅在《二心集·知难行难》，《伪自由书》的《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以上两文均为瞿秋白执笔）和私人通信中，对胡适晋见蒋介石，鼓吹王道政治，美化国民党监狱，背离民权保障同盟宗旨的言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胡适对鲁迅的批评，也没有公开答辩或进行反批评。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直至1962年胡适离世，在胡适的几百万字的著作中，找不到一句责难鲁迅的话，相反，当他的学生苏雪林，在鲁迅尸骨未寒之时，就宣布要“向鲁迅开战”，谩骂和攻击鲁迅时，胡适却加以制止。他在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的信中，不但劝阻苏雪林对鲁迅进行攻击，而且批评了陈西滢对鲁迅的造谣诽谤，要陈西滢放下“绅士的臭架子”，承认错误，洗刷掉陈西滢泼在鲁迅面上的污秽。这已成为文坛佳话，而胡适曾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尽过力做过事的事，却鲜为人知，在多种胡适年谱、传记中，几乎都未提到，其实这在胡适一生中，应该说是一件重要的活动。
查勘胡适本人的相关日记，1932年11月27日，他应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的讲学邀请，乘坐京广铁路的客车抵达武汉。胡适在武汉逗留期间，第一次和蒋介石进行了正式会谈。12月4日，胡适应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的讲学邀请，从武汉抵达长沙，入住湖南省政府招待所。12月6日，胡适离开长沙返回武汉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派人给胡适强送了400元的路费，而不是鲁迅、瞿秋白在《王道诗话》里面所说的“五千元程仪”。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8-188页。
胡适作为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与蒋介石之间并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余越人所谓“胡适1931年晋见蒋介石”的相关叙述，显然是采信了鲁迅、瞿秋白合写的《二心集·知难行难》、《伪自由书》的《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等系列文章中捕风捉影的讹传和虚构。关于这些事情，朱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鲁迅传》中已经有过翔实考证，此处不赘。
余越人所谓“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直至1962年胡适离世，在胡适的几百万字的著作中，找不到一句责难鲁迅的话”，是他媚俗讨好的虚构讹传。事实上，胡适在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中，是把鲁迅当作敌对一方来加以责难的：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0页。
胡适的“我们”和“我辈”，一上来就把苏雪林拉到了自己一边，把苏雪林所攻击的鲁迅摆放到了所谓“敌党”的对立面。“狺狺”，读音为yínyín，意思是犬吠声，是胡适从苏雪林寄给他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抄录借用的两个字，而且是最为恶毒的“旧文字的恶腔调”。为了便于说明，这里抄录一段苏雪林的原话： 鲁迅在五四时代，赞助新文化运动，诚有微劳，然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后又推广其攻讦之范围，以及胡适先生，曰“高等华人”，曰“伪学者”，曰“王权拥护者”，曰“民族利益出卖者”，曰“杀戮知识阶级之刽子手”，甚至深文曲笔，隐示其为“汉奸”，为“卖国贼”，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正人君子”及胡适先生在鲁迅“信手枭卢喝成采”神技操纵之下，体无完肤矣。青年对彼等之信仰完全失去，且随鲁迅而狺狺吠其后矣。苏雪林：《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奔涛》第1卷第2期，1937年3月16日。
“狺狺”二字本来是苏雪林形容追随鲁迅的青年人的，胡适拿过来直接用在了鲁迅身上。由此可知，劝诫“我辈”苏雪林不要“太动火气”的胡适，内心深处是潜藏着一股无名之火的，他在采用“旧文字的惡腔调”攻讦责难“敌党”鲁迅的时候，并没有像自己标榜表白的那样超然和免俗。
关于“鲁迅抄盐谷温”一事，鲁迅自己的解释是：“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鲁迅：《不是信》，原载《语丝》周刊第65期，1926年2月8日。后来收入《华盖集续编》，见《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9-230页。
早在《中国小说史略》没有出版之前的1922年5月，写作《〈三国志演义〉序》的胡适，就在文章末尾郑重声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3页。
鲁迅根据盐谷温的文学史写作了自己一部分的书稿，无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如何精彩，也无论盐谷温的文学史如何浅薄，鲁迅在公开出版时都应该像胡适这样加以说明，否则就会构成抄袭剽窃的既成事实。当今的许多研究生控告自己的导师抄袭自己的学术论文，就是这样的道理。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被胡适称为“通伯先生”的陈源，在其《西滢致志摩》里明确指出了鲁迅的抄袭行为：“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胡适为了证明自己绅士般的“能使敌党俯首心服”的“持平”，竟然在“鲁迅抄盐谷温”一事上，翻起老账、拉起偏架、搅起混水。如此表现，反而坐实了他所谓的“持平”过于刻意矫情，也过于虚伪勉强。
胡适在拉偏架、搅混水之后，还专门安抚苏雪林说：“此段似是责备你，但出于敬爱之私，想能蒙原谅。”他的潜台词是：我和你是站在一起的私人好友，所以就对你说了“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责备话语。胡适显然没有意识到，像这样充满道德感的私人表白，其实是对于甲乙双方在契约规则面前相互平等、在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公正——也就是英语世界所谓的fairplay——的严重背离。
在胡适致苏雪林信中，最值得关注的，与其说是他为了“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而表现出来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的“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不如说是他面对奉鲁迅为旗手的“敌党”，所表现出的盲目乐观、妄自尊大的认知错误和不自量力：
关于左派控制新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左”倾是一事，反对政府另是一事。我觉得政府的组织若能继续增强，政府的力量若能继续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对也不足虑。我在北方所见，反对政府的势力实占极小数。其有作用者，虽有生花的笔舌，亦无能转变其分毫。其多数无作用者，久之自能觉悟。我们当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笔舌。
我总觉得你和别位忧时朋友都不免过于张大“左”派文学的势力。例如韬奋，他有什么势力！你说他“有群众数十万”，未免被他们的广告品欺骗了。（《生活》当日极盛时，不过两万份，邵洵美如此说。）
“叛国”之徒，他们的大本事在于有组织。有组织则天天能起哄。哄得满城风雨，像煞有几十万群众似的。
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
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can’tbeatsomebodywith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
到了1948年12月15日，北平城区已经陷入中共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胡适夫妇被蒋介石亲自安排专机从北平南苑机场接到南京。
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的50周年校庆，又是胡适的58岁生日。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主持北大校庆纪念会，朱家骅、蒋梦麟、傅斯年、陈雪屏等人出席。胡适在会上泣不成声地表白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2065页。 12年过去，打败胡适和他所支持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的，恰恰是当年被他居高临下贬低为“成不了什么气候”“没有东西”的“敌党”，也就是在中共党组织强力领导下大规模左转的笔杆子加枪杆子。
与胡适盲目乐观、妄自尊大的认知错误和不自量力相比较，苏雪林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对于鲁迅一派人的认知判断，虽然措辞毒恶，却更加贴近于事实真相：
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今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一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苏雪林当年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鲁迅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集团作战的强大影响力和渗透力。养尊处优、洋洋自得的胡适，在这方面几乎是处于盲人瞎马般的无知无感状态，这种状态注定了他于1948年从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失败逃亡。1958年5月4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在文艺协会第九届年会发表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的主题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其中专门谈到了鲁迅：
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弟兄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编选：《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72页。
胡适所谓“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是比1936年致苏雪林信中的“鲁迅狺狺攻击我们”更加严重的攻讦责难，而且与苏雪林所说的“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高度吻合。不知道余越人是没有读到这份文献资料，还是他没有能力解读明白呢？
二、胡适助力《鲁迅全集》的前因后果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的葛飞博士，在《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有一篇《许寿裳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其中的主要论点是：编印《鲁迅全集》的各个环节，起初皆由许寿裳主导。
许寿裳是鲁迅持续交往35年而能够亲密无间的同乡好友。他于1934年辞去中央研究院文书处主任之职，离开上海出任北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后，冯雪峰、宋庆龄、胡愈之等人主持成立“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胡适当时远在美国游历并讲学，不在上海的许寿裳、周作人、马幼渔等人，也没有列名十三位委员之中。
鲁迅的葬礼是在冯雪峰、潘汉年、胡愈之等中共地下党员以及共产国际成员宋庆龄的幕后安排下，由救国会出面加以包办的政治操作。其主要目的，是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实现逼迫蒋介石抗日容共之战略目标。沈钧儒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就这样被救国会盖在了一直批判国民性的鲁迅的尸骨之上。
据章乃器回忆，胡风、萧军等人认为救国会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鲁迅扶柩，但是在许广平的坚持下，葬仪仍按原定计划进行。章乃器：《我和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37页。另见王彬彬：《1936年的“救国会”与“民族魂”》，《钟山》2004年第4期。
按照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的说法，他在鲁迅逝世后第三天就致信蔡元培：“豫兄为民族解放始终奋斗，三十年如一日，生平不事积蓄，上有老母在平……如能刊印全集，则版税一项，可为家族生活及遗孤教育之资。然此事有政治关系，必仗先生大力斡旋，始能有济，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然后始能着手集资，克期付印……”许寿裳：《致许广平（1936年10月28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91-292页。
1936年11月10日，许寿裳收到许广平的回信，说是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多方刁难”，北新书局首先表示愿意出版。许寿裳在致许广平信中明确表态说，北新书局“必不可靠”。许寿裳：《致许广平（1936年11月10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293页。
1937年3月30日，许寿裳在致许广平信中写道：“与商务馆商印全集事，马幼渔兄已与胡适之面洽，胡适表示愿意帮忙。惟问及其中有无版权曾经售出事，马一时不便作肯定语，裳告马决无此事，想马已转告胡矣。商务回音，俟后再告。苏梅狂吠等于蚍蜉撼树，终必自败。”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3月30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03页。
许寿裳所谓“苏梅狂吠”，对应的是苏雪林《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的“青年……且随鲁迅而狺狺吠其后矣”。苏梅是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名字，许寿裳当年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许广平晚苏梅四年考入这所学校。为了维护好友鲁迅，老校长许寿裳断然舍弃了与自己早年的学生苏梅之间的师生情谊。
在此前的1937年3月16日，苏雪林把写给蔡元培的落款时间为1936年11月12日的书信，交给湖北武汉的《奔涛》第1卷第2期公开发表，并且专门写了一段自跋：“此书乃去冬十一月间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处，托南京某先生代转。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 也许是苏雪林透露的胡适所言之多“旧文学恶腔调”，提醒并且鼓舞了许寿裳和马幼渔，两个人经过商议，由马幼渔出面请胡适助推《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
5月3日，许寿裳致信许广平说：“昨与幼渔兄谈及，渠谓大先生与胡适并无恶感，胡此番表示极愿帮忙，似可请其为委员，未知弟意以为如何？希示及。”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5月3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07页。
这里的“大先生”，指的是周氏三兄弟中的老大周树人，即鲁迅。这里的“委员”，指的是正在筹备之中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之委员。5月7日，许广平复信许寿裳，同意许、马的建议，请他们先征询胡适的意见。
5月17日，许寿裳复许广平信说：“胡适之为委员事已得其同意。拟请弟直接致胡一函（其地址为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说明得马幼渔、许季茀信，知先生已允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表示谢意，并请其鼎力帮忙，全集事与商务馆接洽事经过如何？亦可提到。”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5月17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09页。
5月23日，许广平按照许寿裳的建议致信胡适，抄录如下：
适之先生：
鲁迅先生逝后，亲友故交和文坛先进，思有以纪念光大先生的战斗精神与学术成绩，故有“鲁迅纪念会筹备会”之设，拟广请海内外硕德，成立纪念委员会。昨奉马幼渔、许季茀两先生函，知先生已允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将来会务进行，得先生领导指引，俾收良效，盍胜感幸。
又关于鲁迅先生生平译著约五十种，其中惨淡研求，再三考订之《嵇康集》《古小说钩沉》等，对于中国旧学，当有所贡献。但因自身无付梓之能力，故迁延至于今日，而一般人士，咸切盼其成。然此等大规模之整部印刷，环顾国内，以绍介全国文化最早，能力最大之商务印书馆，最为适当。闻马、许两先生，曾请先生鼎力设法，已蒙先生慨予俯允，如能有成，受赐者当非一人，只以路途遥阻，未克趋谒，申致谢忱，伏乞便中草下数行，示以商务接洽情况，以慰翘盼，无任感荷之至！肃请
著安！
许广平上五月廿三日许广平：《致胡适（1936年5月23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11页。
第二天，许广平致信许寿裳，告知致胡适信已发出，一切皆按许先生上次信中所示进行。
1937年6月7日，许寿裳致信许广平：“胡适之来绍介函，特奉上，请阅毕转至王云五，或先送蔡先生，请其亦作一函绍介。双管齐下，较为有力，未知尊意如何？胡君并允直接另致云五一信，日内即可寄出云。”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6月7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14页。
许广平于6月9日收到许寿裳来信并胡适介绍信，当即委托周建人约见王云五。6月11日上午，许广平持胡适介绍信到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会面洽谈。许广平手写的会谈备忘录，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随后，许广平第二次致信胡适，把洽谈结果告知对方：“奉到马、许两位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当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得先生鼎力促成，将使全集能得早日呈现于读者之前，嘉惠士林，裨益文化，真所谓功德无量。惟先生实利赖之。岂徒私人歌颂铭佩而已。”
胡适一直没有给许广平直接回信表示慰问，两个人的文字交往到此为止。1937年7月18日，永久性质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许寿裳、茅盾、郑振铎、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许广平、台静农等人。会议并没有公布委员名单，许广平致胡适信中所说的先生已允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自然是不了了之。
许广平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鲁迅全集》的进展情况，说是“编辑先生，为蔡元培、马裕藻、周作人、许寿裳、沈兼士、茅盾、许广平等7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昨日开成立大会》，原载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19日，收入《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卷，第836-837页。
按照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的说法，1937年春天，台静农从北京专程来到上海，对《鲁迅全集》粗加整理，并与许寿裳商定了鲁迅全集编印委员会名单。
1937年7月2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所通报的他和台静农商议的编辑名单里面，有台静农而没有许广平，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7月2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15-316页。是许广平用自己的名字替换掉了台静农。许广平本来打算赴北平与许寿裳等人共同编纂《鲁迅全集》，因日本侵略战争爆发而未能成行。胡适助力《鲁迅全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事，也因此半途而废。
三、1938年版《鲁迅全集》之面世
1938年1月30日，胡愈之、张宗麟致信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报告救国会在上海的活动，内中提到“斯诺的RedStarOverChina，2月25日可以出版，1500本已预约出去。愈之还打算印出《鲁迅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第355页。
胡愈之，原名胡学愚，1896年生，浙江上虞人，鲁迅早年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28年1月去欧洲留学，1931年2月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著有《莫斯科印象记》。
1936年1月29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午前得诗荃诗稿。明甫来，饭后同访越之。”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280页。
这里的“明甫”指的是茅盾。“越之”，指的是中共地下秘密工作者胡愈之。胡愈之当时奉中共香港地下党负责人宣侠父的指派，专程到上海向鲁迅转达莫斯科方面的访问邀請。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94页。 埃德加·斯诺（EdgarSnow，1905年7月11日—1972年2月15日），美国记者，1931年9月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身份，在上海结识宋庆龄，经宋庆龄介绍认识鲁迅。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按照鲁迅的建议，在燕大新闻系学生萧乾和英文系学生杨缤（后改名杨刚）的协助下，编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
1936年6月春，在宋庆龄的周密安排下，斯诺和马海德从西安出发前往陕北。负责接头护送的“王牧师”，真实身份是中共特科在上海的资深情报人员、红色牧师董健吾。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是董健吾长期负责收养监护的。
斯诺到达陕北后，见到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接下来，斯诺又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等人。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斯诺从当时的临时“红都”志丹县保安镇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宁夏南部的预旺县，然后冒着国、共交战的炮火折返保安。
斯诺在获得大量采访速记和相关资料后，经西安返回北平，开始写作整理一系列通讯报道。这批报道在英、美数家报纸发表后引起关注。接下来，斯诺将这些报道汇集成册，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RedStarOver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北平沦陷之后，斯诺来到上海重操旧业当记者，替几家英、美报刊写稿。1937年11月，斯诺把刚刚收到的英文样书RedStarOverChina交到胡愈之手里。胡愈之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
胡愈之和刚从陕北返回上海的中共临时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商议之后，决定以“复社”的名义，把斯诺的RedStarOverChina翻译成中文版《西行漫记》出版发行。随着《西行漫记》的成功出版，《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也在胡愈之、许广平、茅盾、郑振铎、王任叔等人的推动下全面展开。
相关资料显示，在“复社”的背后，起決定性指导作用的，是中共地下党为领导上海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而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负责人之一的王任叔受组织委派，直接参加了《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金洪远：《王任叔与初版〈鲁迅全集〉》（上），《新民晚报》2017年3月13日。
鲁迅在上海闸北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去世后，许广平在作家萧军、萧红的介绍与协助下，于1936年11月搬到法租界霞飞坊64号（今名淮海坊，淮海中路927弄）。从1938年初开始，许广平与王任叔等人以霞飞坊的亭子间为编辑室，日夜忙于编校鲁迅全集的文稿，并且随时与胡愈之、张宗麟、胡仲持、黄幼雄、陈明等人在底楼客堂碰头，就筹款、出版、发行的具体问题进行商议。
1938年3月21日，茅盾复函许广平、胡愈之，报告他与王云五交涉《鲁迅全集》出版合同的相关事宜：“王老板谓，商务对于广平先生提议之废约及请商务代售等项（惟不肯代收预约，云是商务向来不代收预约，不好破例），都可以同意，惟为希望全集能早版计，故有上述二原则之建议。”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集》，第345-346页。
3月22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得许广平夫人函告：《鲁迅全集》将由复社印行，附来印行《鲁迅全集》暂拟方法，并嘱作序。”
4月19日，茅盾会见蔡元培，“谈《鲁迅全集》付印事，携有许广平函，附全集目次，并有许广平致王云五函，嘱转致”。
4月30日，蔡元培又在日记中写道：“沈雁冰、胡愈之来。致季茀航空函，询对于《鲁迅全集》作序之意见。”
6月5日，蔡元培把《鲁迅全集》序交给茅盾，并附上纪念本预约价100元。蔡元培：《蔡元培日记》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7-562页。
1938年8月，距鲁迅去世一年零十个月，总计600万字、共20册的《鲁迅全集》，在上海“孤岛”的租界区全部出齐。《鲁迅全集》的编纂者署“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普及本、纪念本的出版者，分别是鲁迅全集出版社、复社。
由复社印行的这部《鲁迅全集》，首卷冠以蔡元培所作序言，第20卷附录有署名许寿裳的《鲁迅年谱》、没有署名的《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以及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其中主要的缺憾，是没有按原初计划收入鲁迅收罗的金石拓片，也没有收录鲁迅的日记、书简。
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叙述了这部全集的编纂经过，并向各方表示致谢，唯独对胡适曾经助力出版一事略去不谈，只说是蔡元培“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胡适此时已经远在美国，从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赋予他的抗战外交工作。
四、李子展谈胡适与《鲁迅全集》
《出版史料》2007年第1期，刊登有署名李子展的文章《胡适与〈鲁迅全集〉》，说是从书摊上买到《文学自由谈》去年第五期，一位王先生撰文《二十二张脸谱》，对该刊二十二位封面人物逐一点评，评到一位文学评论家时，说这位姓李的评论家评过好几位有名的作家，时有尖锐的批评。对此，有的作家就大度谦虚，而另一位未点名的作家，则视批评者若寇仇。于是乎，这位王先生便开始借题发挥：
由此我忽然想起了白话文与新诗的倡导者胡适，鲁迅生前可没少写文章“骂”他，而胡适呢，却在鲁迅过世后第一个站出来自己掏腰包为鲁迅出全集，且将鲁“骂”他的全部文章悉数收入，这器量可就大了去了。
查勘2006年第5期《文学自由谈》，李子展所说的“王先生”，指的是《二十二张脸谱：闲话〈文学自由谈〉已刊22位封面人物》的作者萧沉。“姓李的评论家”，指的是《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2期的封面人物李建军。李子展针对上述文字给出的批评意见是：“王先生对胡适与《鲁迅全集》编辑和出版这样的荦荦大端却是全然作了毫无史实根据的评说。……胡适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有无关系？答曰：既有关亦无关。” 指责“王先生”即萧沉“毫无史实根据”的李子展，对于胡适助力《鲁迅全集》出版一事的如下叙述，同样是出于讹传和虚构：
1936年10月19日文坛巨星、“民族魂”鲁迅先生逝世之后，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领导下，同年11月初成立了由蔡元培、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等七人组成的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但这委员会只是虚设，真正为全集出版而奔走的仅许广平一人。
前面已经谈到，“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是1937年7月18日的事情，而且始终没有公开过正式的委员名单。在此之前存在的，只能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备会。包括蔡元培、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七个人的编辑人名单，是1937年7月2日才由许寿裳在致许广平信中提出的，这份名单并没有被许广平所采纳，许广平随后正式公布的编辑人名单，是蔡元培、马裕藻、周作人、许寿裳、沈兼士、茅盾、许广平。所谓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和“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都不是分工明确并且有办公地址的实体性组织，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所謂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为《鲁迅全集》出版而奔走的，除了许广平之外还大有人在。至少前期的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茅盾、周建人，和后期的胡愈之、王任叔、茅盾等人的相关表现，都是积极主动的。
胡适之所以给王云五写信助力《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除了繁荣文化事业的公共关怀之外，最为直接的考量，是不好拒绝推脱出面说项的老同事马裕藻（幼渔），同时还要兼顾鲁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的私人情面。
周作人和胡适虽然在《语丝》与《现代评论》的敌对斗争中，一度站在两个对立的派别阵营之中，两个人之间的私人情谊始终没有破裂过。鲁迅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和旗手之后，周作人、胡适都是鲁迅及其追随者不断攻击的目标对象。鲁迅去世之后，周作人、胡适又分别变成许寿裳、许广平等人为出版《鲁迅全集》而争取利用的大佬级人物。与同胞兄长鲁迅老死不相往来的周作人，在许寿裳、许广平的请求之下，碍于情面参与了由许寿裳署名的《鲁迅年谱》的部分写作。胡适在碍于情面这一点上，和周作人的处境大致相仿。萧沉文章中高调宣扬胡适的“器量可就大了去了”，实在是一种以讹传讹、牵强附会的借题发挥。李子展的《胡适与〈鲁迅全集〉》，所承袭的也主要是余越人在《胡适与〈鲁迅全集〉的出版》中所提供的不够准确的叙述和观点。
1937年1月1日，是中国旧历的十一月十九日，也是鲁迅、周作人的母亲鲁瑞的八十岁寿辰。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早九点起来，继续写论文。中间出去到中基会团拜、到周作人家贺他老母八十生日，吃了寿酒，才回家继续写文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633页。
胡适在这里没有提到已经去世的鲁迅的名字，正如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没有提到胡适的名字一样，可以看作是历史当事人把昔日的是非恩怨化为过眼烟云的精神解脱。
总而言之，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超脱自己的历史局限，鲁迅和胡适也概莫能外。他们的文字叙述和情感抒发当中，难免会有某些错讹和瑕疵。历史研究的第一诉求是还原事实真相，而不是今天抬高鲁迅贬低胡适，明天又去抬高胡适贬低鲁迅。
[关键词]鲁迅;胡适;《鲁迅全集》;事实;讹传
[作者简介]张耀杰（1964-），男，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29）。
一、胡适对鲁迅的责难否定
胡适与《鲁迅全集》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话题，起源于余越人的文章《胡適与〈鲁迅全集〉的出版》。该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余越人，原名陈宗棠，常用名马蹄疾，1936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东浦清水闸村，1953年肄业于浙江绍兴财政学校。他在温州鹿城机械厂工作期间，潜心于研究鲁迅以及《红楼梦》《水浒传》。1960年被郭沫若推荐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资料员。1978年被胡乔木推荐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委会。1996年因病去世。主要著作有《读鲁迅书信札记》《鲁迅讲演考》《水浒资料汇编》《胡风传》等。
《丹东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刊登余锦廉的文章《马蹄疾笔下的鲁迅》，认为马蹄疾在《鲁迅与许羡苏》《我可以爱——鲁迅的恋情世界》《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等著述中，有许多观点是没有根据的，马蹄疾的思想和方法，存在着伪科学的媚俗成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为这篇文章写下的按语中表示：“这里发表余锦廉同志的文章（余先生是许羡苏的儿子），是他和我两人的共同意见。”
关于胡适与鲁迅，余越人在《胡适与〈鲁迅全集〉的出版》中写道：
鲁迅对胡适开展直接的批评，是三十年代初，胡适1931年晋见蒋介石，接着又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生分歧，鲁迅在《二心集·知难行难》，《伪自由书》的《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以上两文均为瞿秋白执笔）和私人通信中，对胡适晋见蒋介石，鼓吹王道政治，美化国民党监狱，背离民权保障同盟宗旨的言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胡适对鲁迅的批评，也没有公开答辩或进行反批评。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直至1962年胡适离世，在胡适的几百万字的著作中，找不到一句责难鲁迅的话，相反，当他的学生苏雪林，在鲁迅尸骨未寒之时，就宣布要“向鲁迅开战”，谩骂和攻击鲁迅时，胡适却加以制止。他在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的信中，不但劝阻苏雪林对鲁迅进行攻击，而且批评了陈西滢对鲁迅的造谣诽谤，要陈西滢放下“绅士的臭架子”，承认错误，洗刷掉陈西滢泼在鲁迅面上的污秽。这已成为文坛佳话，而胡适曾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尽过力做过事的事，却鲜为人知，在多种胡适年谱、传记中，几乎都未提到，其实这在胡适一生中，应该说是一件重要的活动。
查勘胡适本人的相关日记，1932年11月27日，他应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的讲学邀请，乘坐京广铁路的客车抵达武汉。胡适在武汉逗留期间，第一次和蒋介石进行了正式会谈。12月4日，胡适应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的讲学邀请，从武汉抵达长沙，入住湖南省政府招待所。12月6日，胡适离开长沙返回武汉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派人给胡适强送了400元的路费，而不是鲁迅、瞿秋白在《王道诗话》里面所说的“五千元程仪”。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8-188页。
胡适作为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与蒋介石之间并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余越人所谓“胡适1931年晋见蒋介石”的相关叙述，显然是采信了鲁迅、瞿秋白合写的《二心集·知难行难》、《伪自由书》的《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等系列文章中捕风捉影的讹传和虚构。关于这些事情，朱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鲁迅传》中已经有过翔实考证，此处不赘。
余越人所谓“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直至1962年胡适离世，在胡适的几百万字的著作中，找不到一句责难鲁迅的话”，是他媚俗讨好的虚构讹传。事实上，胡适在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中，是把鲁迅当作敌对一方来加以责难的：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0页。
胡适的“我们”和“我辈”，一上来就把苏雪林拉到了自己一边，把苏雪林所攻击的鲁迅摆放到了所谓“敌党”的对立面。“狺狺”，读音为yínyín，意思是犬吠声，是胡适从苏雪林寄给他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抄录借用的两个字，而且是最为恶毒的“旧文字的恶腔调”。为了便于说明，这里抄录一段苏雪林的原话： 鲁迅在五四时代，赞助新文化运动，诚有微劳，然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后又推广其攻讦之范围，以及胡适先生，曰“高等华人”，曰“伪学者”，曰“王权拥护者”，曰“民族利益出卖者”，曰“杀戮知识阶级之刽子手”，甚至深文曲笔，隐示其为“汉奸”，为“卖国贼”，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正人君子”及胡适先生在鲁迅“信手枭卢喝成采”神技操纵之下，体无完肤矣。青年对彼等之信仰完全失去，且随鲁迅而狺狺吠其后矣。苏雪林：《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奔涛》第1卷第2期，1937年3月16日。
“狺狺”二字本来是苏雪林形容追随鲁迅的青年人的，胡适拿过来直接用在了鲁迅身上。由此可知，劝诫“我辈”苏雪林不要“太动火气”的胡适，内心深处是潜藏着一股无名之火的，他在采用“旧文字的惡腔调”攻讦责难“敌党”鲁迅的时候，并没有像自己标榜表白的那样超然和免俗。
关于“鲁迅抄盐谷温”一事，鲁迅自己的解释是：“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鲁迅：《不是信》，原载《语丝》周刊第65期，1926年2月8日。后来收入《华盖集续编》，见《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9-230页。
早在《中国小说史略》没有出版之前的1922年5月，写作《〈三国志演义〉序》的胡适，就在文章末尾郑重声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3页。
鲁迅根据盐谷温的文学史写作了自己一部分的书稿，无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如何精彩，也无论盐谷温的文学史如何浅薄，鲁迅在公开出版时都应该像胡适这样加以说明，否则就会构成抄袭剽窃的既成事实。当今的许多研究生控告自己的导师抄袭自己的学术论文，就是这样的道理。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被胡适称为“通伯先生”的陈源，在其《西滢致志摩》里明确指出了鲁迅的抄袭行为：“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胡适为了证明自己绅士般的“能使敌党俯首心服”的“持平”，竟然在“鲁迅抄盐谷温”一事上，翻起老账、拉起偏架、搅起混水。如此表现，反而坐实了他所谓的“持平”过于刻意矫情，也过于虚伪勉强。
胡适在拉偏架、搅混水之后，还专门安抚苏雪林说：“此段似是责备你，但出于敬爱之私，想能蒙原谅。”他的潜台词是：我和你是站在一起的私人好友，所以就对你说了“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责备话语。胡适显然没有意识到，像这样充满道德感的私人表白，其实是对于甲乙双方在契约规则面前相互平等、在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公正——也就是英语世界所谓的fairplay——的严重背离。
在胡适致苏雪林信中，最值得关注的，与其说是他为了“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而表现出来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的“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不如说是他面对奉鲁迅为旗手的“敌党”，所表现出的盲目乐观、妄自尊大的认知错误和不自量力：
关于左派控制新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左”倾是一事，反对政府另是一事。我觉得政府的组织若能继续增强，政府的力量若能继续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对也不足虑。我在北方所见，反对政府的势力实占极小数。其有作用者，虽有生花的笔舌，亦无能转变其分毫。其多数无作用者，久之自能觉悟。我们当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笔舌。
我总觉得你和别位忧时朋友都不免过于张大“左”派文学的势力。例如韬奋，他有什么势力！你说他“有群众数十万”，未免被他们的广告品欺骗了。（《生活》当日极盛时，不过两万份，邵洵美如此说。）
“叛国”之徒，他们的大本事在于有组织。有组织则天天能起哄。哄得满城风雨，像煞有几十万群众似的。
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
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can’tbeatsomebodywith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
到了1948年12月15日，北平城区已经陷入中共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胡适夫妇被蒋介石亲自安排专机从北平南苑机场接到南京。
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的50周年校庆，又是胡适的58岁生日。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主持北大校庆纪念会，朱家骅、蒋梦麟、傅斯年、陈雪屏等人出席。胡适在会上泣不成声地表白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2065页。 12年过去，打败胡适和他所支持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的，恰恰是当年被他居高临下贬低为“成不了什么气候”“没有东西”的“敌党”，也就是在中共党组织强力领导下大规模左转的笔杆子加枪杆子。
与胡适盲目乐观、妄自尊大的认知错误和不自量力相比较，苏雪林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对于鲁迅一派人的认知判断，虽然措辞毒恶，却更加贴近于事实真相：
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今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一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苏雪林当年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鲁迅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集团作战的强大影响力和渗透力。养尊处优、洋洋自得的胡适，在这方面几乎是处于盲人瞎马般的无知无感状态，这种状态注定了他于1948年从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失败逃亡。1958年5月4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在文艺协会第九届年会发表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的主题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其中专门谈到了鲁迅：
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弟兄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编选：《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72页。
胡适所谓“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是比1936年致苏雪林信中的“鲁迅狺狺攻击我们”更加严重的攻讦责难，而且与苏雪林所说的“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高度吻合。不知道余越人是没有读到这份文献资料，还是他没有能力解读明白呢？
二、胡适助力《鲁迅全集》的前因后果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的葛飞博士，在《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有一篇《许寿裳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其中的主要论点是：编印《鲁迅全集》的各个环节，起初皆由许寿裳主导。
许寿裳是鲁迅持续交往35年而能够亲密无间的同乡好友。他于1934年辞去中央研究院文书处主任之职，离开上海出任北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后，冯雪峰、宋庆龄、胡愈之等人主持成立“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胡适当时远在美国游历并讲学，不在上海的许寿裳、周作人、马幼渔等人，也没有列名十三位委员之中。
鲁迅的葬礼是在冯雪峰、潘汉年、胡愈之等中共地下党员以及共产国际成员宋庆龄的幕后安排下，由救国会出面加以包办的政治操作。其主要目的，是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实现逼迫蒋介石抗日容共之战略目标。沈钧儒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就这样被救国会盖在了一直批判国民性的鲁迅的尸骨之上。
据章乃器回忆，胡风、萧军等人认为救国会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鲁迅扶柩，但是在许广平的坚持下，葬仪仍按原定计划进行。章乃器：《我和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37页。另见王彬彬：《1936年的“救国会”与“民族魂”》，《钟山》2004年第4期。
按照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的说法，他在鲁迅逝世后第三天就致信蔡元培：“豫兄为民族解放始终奋斗，三十年如一日，生平不事积蓄，上有老母在平……如能刊印全集，则版税一项，可为家族生活及遗孤教育之资。然此事有政治关系，必仗先生大力斡旋，始能有济，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然后始能着手集资，克期付印……”许寿裳：《致许广平（1936年10月28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91-292页。
1936年11月10日，许寿裳收到许广平的回信，说是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多方刁难”，北新书局首先表示愿意出版。许寿裳在致许广平信中明确表态说，北新书局“必不可靠”。许寿裳：《致许广平（1936年11月10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293页。
1937年3月30日，许寿裳在致许广平信中写道：“与商务馆商印全集事，马幼渔兄已与胡适之面洽，胡适表示愿意帮忙。惟问及其中有无版权曾经售出事，马一时不便作肯定语，裳告马决无此事，想马已转告胡矣。商务回音，俟后再告。苏梅狂吠等于蚍蜉撼树，终必自败。”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3月30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03页。
许寿裳所谓“苏梅狂吠”，对应的是苏雪林《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的“青年……且随鲁迅而狺狺吠其后矣”。苏梅是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名字，许寿裳当年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许广平晚苏梅四年考入这所学校。为了维护好友鲁迅，老校长许寿裳断然舍弃了与自己早年的学生苏梅之间的师生情谊。
在此前的1937年3月16日，苏雪林把写给蔡元培的落款时间为1936年11月12日的书信，交给湖北武汉的《奔涛》第1卷第2期公开发表，并且专门写了一段自跋：“此书乃去冬十一月间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处，托南京某先生代转。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 也许是苏雪林透露的胡适所言之多“旧文学恶腔调”，提醒并且鼓舞了许寿裳和马幼渔，两个人经过商议，由马幼渔出面请胡适助推《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
5月3日，许寿裳致信许广平说：“昨与幼渔兄谈及，渠谓大先生与胡适并无恶感，胡此番表示极愿帮忙，似可请其为委员，未知弟意以为如何？希示及。”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5月3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07页。
这里的“大先生”，指的是周氏三兄弟中的老大周树人，即鲁迅。这里的“委员”，指的是正在筹备之中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之委员。5月7日，许广平复信许寿裳，同意许、马的建议，请他们先征询胡适的意见。
5月17日，许寿裳复许广平信说：“胡适之为委员事已得其同意。拟请弟直接致胡一函（其地址为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说明得马幼渔、许季茀信，知先生已允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表示谢意，并请其鼎力帮忙，全集事与商务馆接洽事经过如何？亦可提到。”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5月17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09页。
5月23日，许广平按照许寿裳的建议致信胡适，抄录如下：
适之先生：
鲁迅先生逝后，亲友故交和文坛先进，思有以纪念光大先生的战斗精神与学术成绩，故有“鲁迅纪念会筹备会”之设，拟广请海内外硕德，成立纪念委员会。昨奉马幼渔、许季茀两先生函，知先生已允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将来会务进行，得先生领导指引，俾收良效，盍胜感幸。
又关于鲁迅先生生平译著约五十种，其中惨淡研求，再三考订之《嵇康集》《古小说钩沉》等，对于中国旧学，当有所贡献。但因自身无付梓之能力，故迁延至于今日，而一般人士，咸切盼其成。然此等大规模之整部印刷，环顾国内，以绍介全国文化最早，能力最大之商务印书馆，最为适当。闻马、许两先生，曾请先生鼎力设法，已蒙先生慨予俯允，如能有成，受赐者当非一人，只以路途遥阻，未克趋谒，申致谢忱，伏乞便中草下数行，示以商务接洽情况，以慰翘盼，无任感荷之至！肃请
著安！
许广平上五月廿三日许广平：《致胡适（1936年5月23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11页。
第二天，许广平致信许寿裳，告知致胡适信已发出，一切皆按许先生上次信中所示进行。
1937年6月7日，许寿裳致信许广平：“胡适之来绍介函，特奉上，请阅毕转至王云五，或先送蔡先生，请其亦作一函绍介。双管齐下，较为有力，未知尊意如何？胡君并允直接另致云五一信，日内即可寄出云。”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6月7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14页。
许广平于6月9日收到许寿裳来信并胡适介绍信，当即委托周建人约见王云五。6月11日上午，许广平持胡适介绍信到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会面洽谈。许广平手写的会谈备忘录，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随后，许广平第二次致信胡适，把洽谈结果告知对方：“奉到马、许两位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当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得先生鼎力促成，将使全集能得早日呈现于读者之前，嘉惠士林，裨益文化，真所谓功德无量。惟先生实利赖之。岂徒私人歌颂铭佩而已。”
胡适一直没有给许广平直接回信表示慰问，两个人的文字交往到此为止。1937年7月18日，永久性质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许寿裳、茅盾、郑振铎、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许广平、台静农等人。会议并没有公布委员名单，许广平致胡适信中所说的先生已允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自然是不了了之。
许广平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鲁迅全集》的进展情况，说是“编辑先生，为蔡元培、马裕藻、周作人、许寿裳、沈兼士、茅盾、许广平等7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昨日开成立大会》，原载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19日，收入《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卷，第836-837页。
按照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的说法，1937年春天，台静农从北京专程来到上海，对《鲁迅全集》粗加整理，并与许寿裳商定了鲁迅全集编印委员会名单。
1937年7月2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所通报的他和台静农商议的编辑名单里面，有台静农而没有许广平，许寿裳：《致许广平（1937年7月2日）》，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315-316页。是许广平用自己的名字替换掉了台静农。许广平本来打算赴北平与许寿裳等人共同编纂《鲁迅全集》，因日本侵略战争爆发而未能成行。胡适助力《鲁迅全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事，也因此半途而废。
三、1938年版《鲁迅全集》之面世
1938年1月30日，胡愈之、张宗麟致信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报告救国会在上海的活动，内中提到“斯诺的RedStarOverChina，2月25日可以出版，1500本已预约出去。愈之还打算印出《鲁迅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第355页。
胡愈之，原名胡学愚，1896年生，浙江上虞人，鲁迅早年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28年1月去欧洲留学，1931年2月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著有《莫斯科印象记》。
1936年1月29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午前得诗荃诗稿。明甫来，饭后同访越之。”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280页。
这里的“明甫”指的是茅盾。“越之”，指的是中共地下秘密工作者胡愈之。胡愈之当时奉中共香港地下党负责人宣侠父的指派，专程到上海向鲁迅转达莫斯科方面的访问邀請。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94页。 埃德加·斯诺（EdgarSnow，1905年7月11日—1972年2月15日），美国记者，1931年9月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身份，在上海结识宋庆龄，经宋庆龄介绍认识鲁迅。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按照鲁迅的建议，在燕大新闻系学生萧乾和英文系学生杨缤（后改名杨刚）的协助下，编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
1936年6月春，在宋庆龄的周密安排下，斯诺和马海德从西安出发前往陕北。负责接头护送的“王牧师”，真实身份是中共特科在上海的资深情报人员、红色牧师董健吾。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是董健吾长期负责收养监护的。
斯诺到达陕北后，见到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接下来，斯诺又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等人。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斯诺从当时的临时“红都”志丹县保安镇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宁夏南部的预旺县，然后冒着国、共交战的炮火折返保安。
斯诺在获得大量采访速记和相关资料后，经西安返回北平，开始写作整理一系列通讯报道。这批报道在英、美数家报纸发表后引起关注。接下来，斯诺将这些报道汇集成册，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RedStarOver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北平沦陷之后，斯诺来到上海重操旧业当记者，替几家英、美报刊写稿。1937年11月，斯诺把刚刚收到的英文样书RedStarOverChina交到胡愈之手里。胡愈之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
胡愈之和刚从陕北返回上海的中共临时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商议之后，决定以“复社”的名义，把斯诺的RedStarOverChina翻译成中文版《西行漫记》出版发行。随着《西行漫记》的成功出版，《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也在胡愈之、许广平、茅盾、郑振铎、王任叔等人的推动下全面展开。
相关资料显示，在“复社”的背后，起決定性指导作用的，是中共地下党为领导上海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而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负责人之一的王任叔受组织委派，直接参加了《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金洪远：《王任叔与初版〈鲁迅全集〉》（上），《新民晚报》2017年3月13日。
鲁迅在上海闸北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去世后，许广平在作家萧军、萧红的介绍与协助下，于1936年11月搬到法租界霞飞坊64号（今名淮海坊，淮海中路927弄）。从1938年初开始，许广平与王任叔等人以霞飞坊的亭子间为编辑室，日夜忙于编校鲁迅全集的文稿，并且随时与胡愈之、张宗麟、胡仲持、黄幼雄、陈明等人在底楼客堂碰头，就筹款、出版、发行的具体问题进行商议。
1938年3月21日，茅盾复函许广平、胡愈之，报告他与王云五交涉《鲁迅全集》出版合同的相关事宜：“王老板谓，商务对于广平先生提议之废约及请商务代售等项（惟不肯代收预约，云是商务向来不代收预约，不好破例），都可以同意，惟为希望全集能早版计，故有上述二原则之建议。”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集》，第345-346页。
3月22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得许广平夫人函告：《鲁迅全集》将由复社印行，附来印行《鲁迅全集》暂拟方法，并嘱作序。”
4月19日，茅盾会见蔡元培，“谈《鲁迅全集》付印事，携有许广平函，附全集目次，并有许广平致王云五函，嘱转致”。
4月30日，蔡元培又在日记中写道：“沈雁冰、胡愈之来。致季茀航空函，询对于《鲁迅全集》作序之意见。”
6月5日，蔡元培把《鲁迅全集》序交给茅盾，并附上纪念本预约价100元。蔡元培：《蔡元培日记》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7-562页。
1938年8月，距鲁迅去世一年零十个月，总计600万字、共20册的《鲁迅全集》，在上海“孤岛”的租界区全部出齐。《鲁迅全集》的编纂者署“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普及本、纪念本的出版者，分别是鲁迅全集出版社、复社。
由复社印行的这部《鲁迅全集》，首卷冠以蔡元培所作序言，第20卷附录有署名许寿裳的《鲁迅年谱》、没有署名的《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以及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其中主要的缺憾，是没有按原初计划收入鲁迅收罗的金石拓片，也没有收录鲁迅的日记、书简。
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叙述了这部全集的编纂经过，并向各方表示致谢，唯独对胡适曾经助力出版一事略去不谈，只说是蔡元培“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胡适此时已经远在美国，从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赋予他的抗战外交工作。
四、李子展谈胡适与《鲁迅全集》
《出版史料》2007年第1期，刊登有署名李子展的文章《胡适与〈鲁迅全集〉》，说是从书摊上买到《文学自由谈》去年第五期，一位王先生撰文《二十二张脸谱》，对该刊二十二位封面人物逐一点评，评到一位文学评论家时，说这位姓李的评论家评过好几位有名的作家，时有尖锐的批评。对此，有的作家就大度谦虚，而另一位未点名的作家，则视批评者若寇仇。于是乎，这位王先生便开始借题发挥：
由此我忽然想起了白话文与新诗的倡导者胡适，鲁迅生前可没少写文章“骂”他，而胡适呢，却在鲁迅过世后第一个站出来自己掏腰包为鲁迅出全集，且将鲁“骂”他的全部文章悉数收入，这器量可就大了去了。
查勘2006年第5期《文学自由谈》，李子展所说的“王先生”，指的是《二十二张脸谱：闲话〈文学自由谈〉已刊22位封面人物》的作者萧沉。“姓李的评论家”，指的是《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2期的封面人物李建军。李子展针对上述文字给出的批评意见是：“王先生对胡适与《鲁迅全集》编辑和出版这样的荦荦大端却是全然作了毫无史实根据的评说。……胡适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有无关系？答曰：既有关亦无关。” 指责“王先生”即萧沉“毫无史实根据”的李子展，对于胡适助力《鲁迅全集》出版一事的如下叙述，同样是出于讹传和虚构：
1936年10月19日文坛巨星、“民族魂”鲁迅先生逝世之后，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领导下，同年11月初成立了由蔡元培、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等七人组成的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但这委员会只是虚设，真正为全集出版而奔走的仅许广平一人。
前面已经谈到，“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是1937年7月18日的事情，而且始终没有公开过正式的委员名单。在此之前存在的，只能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备会。包括蔡元培、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七个人的编辑人名单，是1937年7月2日才由许寿裳在致许广平信中提出的，这份名单并没有被许广平所采纳，许广平随后正式公布的编辑人名单，是蔡元培、马裕藻、周作人、许寿裳、沈兼士、茅盾、许广平。所谓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和“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都不是分工明确并且有办公地址的实体性组织，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所謂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为《鲁迅全集》出版而奔走的，除了许广平之外还大有人在。至少前期的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茅盾、周建人，和后期的胡愈之、王任叔、茅盾等人的相关表现，都是积极主动的。
胡适之所以给王云五写信助力《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除了繁荣文化事业的公共关怀之外，最为直接的考量，是不好拒绝推脱出面说项的老同事马裕藻（幼渔），同时还要兼顾鲁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的私人情面。
周作人和胡适虽然在《语丝》与《现代评论》的敌对斗争中，一度站在两个对立的派别阵营之中，两个人之间的私人情谊始终没有破裂过。鲁迅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和旗手之后，周作人、胡适都是鲁迅及其追随者不断攻击的目标对象。鲁迅去世之后，周作人、胡适又分别变成许寿裳、许广平等人为出版《鲁迅全集》而争取利用的大佬级人物。与同胞兄长鲁迅老死不相往来的周作人，在许寿裳、许广平的请求之下，碍于情面参与了由许寿裳署名的《鲁迅年谱》的部分写作。胡适在碍于情面这一点上，和周作人的处境大致相仿。萧沉文章中高调宣扬胡适的“器量可就大了去了”，实在是一种以讹传讹、牵强附会的借题发挥。李子展的《胡适与〈鲁迅全集〉》，所承袭的也主要是余越人在《胡适与〈鲁迅全集〉的出版》中所提供的不够准确的叙述和观点。
1937年1月1日，是中国旧历的十一月十九日，也是鲁迅、周作人的母亲鲁瑞的八十岁寿辰。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早九点起来，继续写论文。中间出去到中基会团拜、到周作人家贺他老母八十生日，吃了寿酒，才回家继续写文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633页。
胡适在这里没有提到已经去世的鲁迅的名字，正如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没有提到胡适的名字一样，可以看作是历史当事人把昔日的是非恩怨化为过眼烟云的精神解脱。
总而言之，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超脱自己的历史局限，鲁迅和胡适也概莫能外。他们的文字叙述和情感抒发当中，难免会有某些错讹和瑕疵。历史研究的第一诉求是还原事实真相，而不是今天抬高鲁迅贬低胡适，明天又去抬高胡适贬低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