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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既有安全的需要，也需要归属感、认同感和对个人爱好的追求。当吉思光“潜伏”一段时间后，安全感上升，开始寻找其他追求，其方法就是“演戏”。但侥幸心理使他对“环境评估”出现错误，最终被捕。
“李队长，我一没靠山，二没背景，混到今天不容易！”这是《潜伏》中盛乡倒卖情报被李崖抓到后的经典台词。而说出这一台词的演员，其真实生活不妨改为“我一没身份，二没户口，逃到今天不容易”。他就是吉思光，一名在1998年袭警抢枪犯下重案后在逃的嫌疑犯。
吉思光曝光以来，被网友称为“潜伏帝”，与前段时间落网的电视相亲节目“胜出男”吴刚、质疑“曹操墓”的“知名学者”胡泽军并称为最“高调”的逃犯。他们挑战了传统观念中“逃犯都是隐姓埋名”的看法。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们敢于招摇过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王大伟教授给出了此类“高调”逃犯的心理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性遗忘”。
“高调”逃犯的心理模式
与一般逃犯一样，“高调”逃犯在案发后大脑也会产生瞬间空白，随后产生极度恐惧。通常情况下，这种恐惧心理会一直存在，很多逃犯就是无法承受这种恐惧而选择投案自首的。
和这些逃犯不同，王大伟指出，有些逃犯的恐惧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淡薄，也有人会选择性遗忘。吉思光被捕后就表示，潜逃多年，一直在演戏，几乎快要忘记从前的自己了。
在选择性遗忘的同时，还有人会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一个理由，这种慢慢说服自己的过程，在犯罪心理学上被称为“合理化过程”。比如杀人犯会不断告诉自己被害人该死，因为他欺骗过自己等等。
由此，王大伟归纳了“高调”逃犯的心理模式，即作案后瞬间大脑空白，随即恐怖逃逸，一段时间后选择性遗忘，最后被抓获，如释重负。其中，选择性遗忘无疑是逃犯“高调”与否的关键。
近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潜伏》演员被捕一事，请来专家对主人公进行了心理分析。节目中，北大博思心理咨询中心专家杨莹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她表示，吉思光这样的逃犯之所以敢于现身人前，如果不是有精神疾病，就是删除能力较强，能够自我封闭负面的东西。
逃犯偏爱“选择性遗忘”？
北京博爱心理咨询中心专家刘铁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某些逃犯会选择性遗忘，一方面是时间隔得久了，其犯罪过程不如初始阶段印象深刻了。另一方面，长期处于逃亡的恐惧中，压力很大，使他们急需摆脱这种痛苦，选择性遗忘就会形成。
不过，刘铁钢对“删除能力强”这一说法有所保留。选择性遗忘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很难与“删除能力”这样比较主观的词语联系起来。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尹文刚教授告诉记者，选择性遗忘分为病理和心理两方面。病理上讲，有人患有双重人格等精神疾病，会造成选择性遗忘。但是吉思光的案例不属此类。
心理上的选择性遗忘也是存在的。尹文刚告诉记者，他以前就碰到过这样的案例，由于初恋的痛苦经历，当事人把初恋那一年的所有事都忘记了。不过该逃犯被捕后对犯罪罪行供认不讳，证明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性遗忘。
之所以被称为选择性遗忘，可能更多的是“鸵鸟效应”，即心理上回避不愉快的事情和经历。在逃犯潜伏中，就是利用了“鸵鸟效应”。像鸵鸟把头埋在地下就以为可以躲避风险一样，逃犯也以为只要自己不回忆，案件就像没有发生。他们回避曾经犯案的事实，并全心投入另一个身份中，在扮演另一个身份的过程中进一步回避事实。
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沈政则认为，这些逃犯行为“高调”，除了内心刻意回避犯案经过外，也与自身法制、道德观念薄弱有关。“这几个逃犯都是未量刑前就逃逸的，对法律制裁会给自身带来的痛苦未能完全体会，心理上的警惕、道德的谴责和被捕的恐惧还不够。”
逃犯“高调”的其他原因
既然“选择性遗忘”这一原因受到质疑，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促成了逃犯的张扬行为呢？尹文刚分析了吉思光的案例，他认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逃犯也是如此。他们既有安全的需要，也需要归属感、认同感和对个人爱好的追求。当吉思光“潜伏”一段时间后，安全感上升，对“环境评估”出现错误，开始寻找其他追求，其方法就是“演戏”。
纵览吉思光的经历，不难发现他对表演确实情有独钟并有天赋。早在犯案前就从事过主持、表演等，即便被捕后还在遗憾新片没有拍完。在逃亡期间做演员，可以给他带来心灵愉悦和一定的尊重，缓解恐惧心理。
“除了对表演的喜好，侥幸心理也是他行为高调的原因”。尹文刚说。吉思光被捕后对警方供认“我演的戏台词不多，事情过了十多年，相貌也变了”，正是反映了侥幸心理。另外，他性格外向。一般说来，此类人常常缩小负面事件的概率，认为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性格内向的人正好相反。正是这种性格使得逃犯抱着侥幸心理，坦然上镜。
除了爱好与侥幸心理，还有一点不可不提，那就是生存需要。对吉思光来说，做演员挣钱更容易。尹文刚发现吉思光曾经一度贫困，拿到《潜伏》剧本时也曾因恐惧而打退堂鼓，最终还是为了温饱而出镜。
对于吉思光这样比较张扬的逃犯，沈政也给出了相似的“诊断”：他是外向、喜欢表现的人。这一性格在案发前后都未变过，事实上性格终其一生也不会改变。这样的性格使他不顾逃犯身份而亮相变得可以理解。
“李队长，我一没靠山，二没背景，混到今天不容易！”这是《潜伏》中盛乡倒卖情报被李崖抓到后的经典台词。而说出这一台词的演员，其真实生活不妨改为“我一没身份，二没户口，逃到今天不容易”。他就是吉思光，一名在1998年袭警抢枪犯下重案后在逃的嫌疑犯。
吉思光曝光以来，被网友称为“潜伏帝”，与前段时间落网的电视相亲节目“胜出男”吴刚、质疑“曹操墓”的“知名学者”胡泽军并称为最“高调”的逃犯。他们挑战了传统观念中“逃犯都是隐姓埋名”的看法。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们敢于招摇过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王大伟教授给出了此类“高调”逃犯的心理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性遗忘”。
“高调”逃犯的心理模式
与一般逃犯一样，“高调”逃犯在案发后大脑也会产生瞬间空白，随后产生极度恐惧。通常情况下，这种恐惧心理会一直存在，很多逃犯就是无法承受这种恐惧而选择投案自首的。
和这些逃犯不同，王大伟指出，有些逃犯的恐惧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淡薄，也有人会选择性遗忘。吉思光被捕后就表示，潜逃多年，一直在演戏，几乎快要忘记从前的自己了。
在选择性遗忘的同时，还有人会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一个理由，这种慢慢说服自己的过程，在犯罪心理学上被称为“合理化过程”。比如杀人犯会不断告诉自己被害人该死，因为他欺骗过自己等等。
由此，王大伟归纳了“高调”逃犯的心理模式，即作案后瞬间大脑空白，随即恐怖逃逸，一段时间后选择性遗忘，最后被抓获，如释重负。其中，选择性遗忘无疑是逃犯“高调”与否的关键。
近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潜伏》演员被捕一事，请来专家对主人公进行了心理分析。节目中，北大博思心理咨询中心专家杨莹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她表示，吉思光这样的逃犯之所以敢于现身人前，如果不是有精神疾病，就是删除能力较强，能够自我封闭负面的东西。
逃犯偏爱“选择性遗忘”？
北京博爱心理咨询中心专家刘铁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某些逃犯会选择性遗忘，一方面是时间隔得久了，其犯罪过程不如初始阶段印象深刻了。另一方面，长期处于逃亡的恐惧中，压力很大，使他们急需摆脱这种痛苦，选择性遗忘就会形成。
不过，刘铁钢对“删除能力强”这一说法有所保留。选择性遗忘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很难与“删除能力”这样比较主观的词语联系起来。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尹文刚教授告诉记者，选择性遗忘分为病理和心理两方面。病理上讲，有人患有双重人格等精神疾病，会造成选择性遗忘。但是吉思光的案例不属此类。
心理上的选择性遗忘也是存在的。尹文刚告诉记者，他以前就碰到过这样的案例，由于初恋的痛苦经历，当事人把初恋那一年的所有事都忘记了。不过该逃犯被捕后对犯罪罪行供认不讳，证明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性遗忘。
之所以被称为选择性遗忘，可能更多的是“鸵鸟效应”，即心理上回避不愉快的事情和经历。在逃犯潜伏中，就是利用了“鸵鸟效应”。像鸵鸟把头埋在地下就以为可以躲避风险一样，逃犯也以为只要自己不回忆，案件就像没有发生。他们回避曾经犯案的事实，并全心投入另一个身份中，在扮演另一个身份的过程中进一步回避事实。
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沈政则认为，这些逃犯行为“高调”，除了内心刻意回避犯案经过外，也与自身法制、道德观念薄弱有关。“这几个逃犯都是未量刑前就逃逸的，对法律制裁会给自身带来的痛苦未能完全体会，心理上的警惕、道德的谴责和被捕的恐惧还不够。”
逃犯“高调”的其他原因
既然“选择性遗忘”这一原因受到质疑，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促成了逃犯的张扬行为呢？尹文刚分析了吉思光的案例，他认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逃犯也是如此。他们既有安全的需要，也需要归属感、认同感和对个人爱好的追求。当吉思光“潜伏”一段时间后，安全感上升，对“环境评估”出现错误，开始寻找其他追求，其方法就是“演戏”。
纵览吉思光的经历，不难发现他对表演确实情有独钟并有天赋。早在犯案前就从事过主持、表演等，即便被捕后还在遗憾新片没有拍完。在逃亡期间做演员，可以给他带来心灵愉悦和一定的尊重，缓解恐惧心理。
“除了对表演的喜好，侥幸心理也是他行为高调的原因”。尹文刚说。吉思光被捕后对警方供认“我演的戏台词不多，事情过了十多年，相貌也变了”，正是反映了侥幸心理。另外，他性格外向。一般说来，此类人常常缩小负面事件的概率，认为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性格内向的人正好相反。正是这种性格使得逃犯抱着侥幸心理，坦然上镜。
除了爱好与侥幸心理，还有一点不可不提，那就是生存需要。对吉思光来说，做演员挣钱更容易。尹文刚发现吉思光曾经一度贫困，拿到《潜伏》剧本时也曾因恐惧而打退堂鼓，最终还是为了温饱而出镜。
对于吉思光这样比较张扬的逃犯，沈政也给出了相似的“诊断”：他是外向、喜欢表现的人。这一性格在案发前后都未变过，事实上性格终其一生也不会改变。这样的性格使他不顾逃犯身份而亮相变得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