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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邹韬奋的新闻思想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韬奋精神”已然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对其加以发掘和继承，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邹韬奋;新闻思想;初心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中有6位对后人影响深远的记者，邹韬奋先生作为其中杰出的一位，其新闻思想无疑是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位列入首批国家公祭烈士名录的新闻出版界人士。新中国成立以来，“韬奋精神”已然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对于“韬奋精神”，毛泽东同志当年曾精辟地概括道：“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闻出版工作者虽然面临新的工作环境和挑战，但对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忠贞信念不应有所改变，应继承和弘扬“韬奋精神”，以服务大局、服务读者为最根本的目标追求。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让卓越贡献。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振兴，奋起抗争，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1917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22年，邹韬奋进入该社工作，负责主编“职业教育丛书”和《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邹韬奋接任王志莘主编的《生活》周刊，开始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工作，这也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作。自此，邹韬奋开始以强烈的爱国心和犀利的笔触与黑暗势力作抗争，主持正义舆论，推动文化进步。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发行量日益扩大，一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刊物。1932年，在《生活》周刊读者代办部基础上建立的、具有合作社性质的生活书店正式成立。此后直至1944年邹韬奋先生病逝，邹韬奋先生与书店同仁数次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堵和围剿，成为抗战时期全民救亡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书店所出图书及报刊也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声讨卖国投降为中心内容的爱国舆论阵地。仅图书方面，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出版鲁迅先生译著达到78部，以及大批所谓“禁书”，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陈白尘的《太平天国》、茅盾的《中国的一日》等。
邹韬奋先生從事新闻出版及文化工作，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要走一条曲折不平之路，需要一步一步地攀缘前行。事业刚有发展，就有高官前来威胁利诱，还有特务暗杀威胁，他被迫流亡国外。《生活》周刊被封，《新生》周刊被诉上法庭，杂志相继被查禁，“七君子”身陷囹圄，生活书店分支店纷纷被封，直至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议会议员，出走香港……“可谓没有一步是坦途，没有一步没有艰难困苦做伴”，但他却一次也没有被吓倒，一直在忘我勤奋地工作着、顽强斗争着。
邹韬奋先生对出版事业的无比忠诚，用“锲而不舍”“生死与共”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不畏疾风暴雨，不惧困厄丛生，入狱、流亡、暗杀、查封、围堵，一次次被扑灭，又一次次复活，一次次成功，一次次被迫分离……”然而，邹韬奋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坚贞的爱国热情不断地聚积起新的力量，代表现代中国进步出版文化的正确方向，牢牢掌握着那个风雨飘摇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战场。
邹韬奋的办报活动始于1926年，这一年的10月他正式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报刊编辑与出版生涯。回顾韬奋先生的一生，其一生先后共创办了六份刊物以及一份报纸，分别为1925年创于上海的《生活》周刊、1935年创刊于上海的《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在香港创刊的《生活日报》以及《生活日报》增刊、1937年创刊于上海的《抗战三日刊》。1938年，邹韬奋办的《抗战三日刊》与沈钧儒办的《全民》这两份刊物合并，更名《全民抗战》，在重庆继续印刷出版。1945年，邹韬奋先生在香港复办《大众生活》周刊，以新的刊号出版。在邹韬奋一生所编辑出版的刊物中，《生活》周刊是他担任主编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一份刊物。在办报办刊的过程中，邹韬奋先生还不断遭到国民政府的威胁与迫害，甚至上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暗杀名单，他非但没有向恶势力低头，还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品质，坚决维护爱国民众的言论自由，毫不客气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把关制度，痛斥对方掠夺人民拥有的合法权利的恶劣行为。
在旧社会，邹韬奋先生办报刊、出版书籍的理念与他人最显得不同的地方，是其坚持读者中心本位。基于这种理念，他依托自己主持的刊物建立了书报代办部，专门为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其办理服务业务，这些代办部在之后的日子里渐渐发展成了多个生活书店，遍布于全国范围内，最多时在全国各地共有六十几处，可见规模之大。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一直以来，邹韬奋先生坚持联系群众、服务读者的办刊理念。尽管工作繁忙，他仍拿出大量时间，倾听读者意见与呼声，阅读和认真答复每一封读者来信，接受读者反馈读者并真诚地与读者互动。在服务读者的办刊理念下，《生活》周刊文章选题贴近生活，文字朴实亲切，愿意倾听读者倾诉衷肠，同时又以非凡的勇气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敢于为读者大众伸张正义。很快，《生活》周刊周围聚拢了一大批读者，赢得了他们热爱和信任。从1926年邹韬奋先生接办，到1933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7年时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它高扬抗日爱国的旗帜，竭尽全力为读者服务，文章内容通俗易懂，其发行量很快上升至15.5万份，打破了中国杂志发行量的历史记录。由此可以看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在主编《生活》周刊的时期，韬奋先生创新性地设立了两个栏目：一个是《小言论》，另一个是《读者信箱》;极大增进了刊物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方便彼此之间的交流;另外，“《大众生活》编排独特，设计新颖，印刷精美。”“在刊物内容方面，强调‘有趣味’与‘有价值’的统一。”“邹韬奋还在书店中出版各种宣扬进步思想的图书读物，以唤起全民的爱国情怀，引领了大批学生、青年走上革命救国道路。”足见邹韬奋先生办报办刊改革创新思路活跃，经营管理水平高。
关键词：邹韬奋;新闻思想;初心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中有6位对后人影响深远的记者，邹韬奋先生作为其中杰出的一位，其新闻思想无疑是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位列入首批国家公祭烈士名录的新闻出版界人士。新中国成立以来，“韬奋精神”已然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对于“韬奋精神”，毛泽东同志当年曾精辟地概括道：“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闻出版工作者虽然面临新的工作环境和挑战，但对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忠贞信念不应有所改变，应继承和弘扬“韬奋精神”，以服务大局、服务读者为最根本的目标追求。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让卓越贡献。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振兴，奋起抗争，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1917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22年，邹韬奋进入该社工作，负责主编“职业教育丛书”和《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邹韬奋接任王志莘主编的《生活》周刊，开始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工作，这也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作。自此，邹韬奋开始以强烈的爱国心和犀利的笔触与黑暗势力作抗争，主持正义舆论，推动文化进步。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发行量日益扩大，一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刊物。1932年，在《生活》周刊读者代办部基础上建立的、具有合作社性质的生活书店正式成立。此后直至1944年邹韬奋先生病逝，邹韬奋先生与书店同仁数次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堵和围剿，成为抗战时期全民救亡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书店所出图书及报刊也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声讨卖国投降为中心内容的爱国舆论阵地。仅图书方面，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出版鲁迅先生译著达到78部，以及大批所谓“禁书”，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陈白尘的《太平天国》、茅盾的《中国的一日》等。
邹韬奋先生從事新闻出版及文化工作，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要走一条曲折不平之路，需要一步一步地攀缘前行。事业刚有发展，就有高官前来威胁利诱，还有特务暗杀威胁，他被迫流亡国外。《生活》周刊被封，《新生》周刊被诉上法庭，杂志相继被查禁，“七君子”身陷囹圄，生活书店分支店纷纷被封，直至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议会议员，出走香港……“可谓没有一步是坦途，没有一步没有艰难困苦做伴”，但他却一次也没有被吓倒，一直在忘我勤奋地工作着、顽强斗争着。
邹韬奋先生对出版事业的无比忠诚，用“锲而不舍”“生死与共”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不畏疾风暴雨，不惧困厄丛生，入狱、流亡、暗杀、查封、围堵，一次次被扑灭，又一次次复活，一次次成功，一次次被迫分离……”然而，邹韬奋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坚贞的爱国热情不断地聚积起新的力量，代表现代中国进步出版文化的正确方向，牢牢掌握着那个风雨飘摇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战场。
邹韬奋的办报活动始于1926年，这一年的10月他正式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报刊编辑与出版生涯。回顾韬奋先生的一生，其一生先后共创办了六份刊物以及一份报纸，分别为1925年创于上海的《生活》周刊、1935年创刊于上海的《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在香港创刊的《生活日报》以及《生活日报》增刊、1937年创刊于上海的《抗战三日刊》。1938年，邹韬奋办的《抗战三日刊》与沈钧儒办的《全民》这两份刊物合并，更名《全民抗战》，在重庆继续印刷出版。1945年，邹韬奋先生在香港复办《大众生活》周刊，以新的刊号出版。在邹韬奋一生所编辑出版的刊物中，《生活》周刊是他担任主编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一份刊物。在办报办刊的过程中，邹韬奋先生还不断遭到国民政府的威胁与迫害，甚至上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暗杀名单，他非但没有向恶势力低头，还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品质，坚决维护爱国民众的言论自由，毫不客气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把关制度，痛斥对方掠夺人民拥有的合法权利的恶劣行为。
在旧社会，邹韬奋先生办报刊、出版书籍的理念与他人最显得不同的地方，是其坚持读者中心本位。基于这种理念，他依托自己主持的刊物建立了书报代办部，专门为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其办理服务业务，这些代办部在之后的日子里渐渐发展成了多个生活书店，遍布于全国范围内，最多时在全国各地共有六十几处，可见规模之大。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一直以来，邹韬奋先生坚持联系群众、服务读者的办刊理念。尽管工作繁忙，他仍拿出大量时间，倾听读者意见与呼声，阅读和认真答复每一封读者来信，接受读者反馈读者并真诚地与读者互动。在服务读者的办刊理念下，《生活》周刊文章选题贴近生活，文字朴实亲切，愿意倾听读者倾诉衷肠，同时又以非凡的勇气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敢于为读者大众伸张正义。很快，《生活》周刊周围聚拢了一大批读者，赢得了他们热爱和信任。从1926年邹韬奋先生接办，到1933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7年时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它高扬抗日爱国的旗帜，竭尽全力为读者服务，文章内容通俗易懂，其发行量很快上升至15.5万份，打破了中国杂志发行量的历史记录。由此可以看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在主编《生活》周刊的时期，韬奋先生创新性地设立了两个栏目：一个是《小言论》，另一个是《读者信箱》;极大增进了刊物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方便彼此之间的交流;另外，“《大众生活》编排独特，设计新颖，印刷精美。”“在刊物内容方面，强调‘有趣味’与‘有价值’的统一。”“邹韬奋还在书店中出版各种宣扬进步思想的图书读物，以唤起全民的爱国情怀，引领了大批学生、青年走上革命救国道路。”足见邹韬奋先生办报办刊改革创新思路活跃，经营管理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