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一线城市房价领涨，又引起各方关注。深圳上海甚至推出针对假离婚获得购房资格的专门举措，足见炒房形势之火热以及相关部门坚持执行房住不炒政策的决心。
　　从2001年左右开始，中国针对房地产的调控大约已经进行了20年。这20年围绕房地产的博弈史可以给人们提供很多启示。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任由房地产市场自我发展，肯定容易陷入野蛮生长的乱象，监管是为了房地产市场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一直面临监管高压下的蓬勃发展的历程，说明监管总是在一系列的基本面因素和一定的系统框架内发挥作用，总要受到这样那样的掣肘。
　　因此，判断此轮调控的效果和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也需要用系统工程的视角综合考察长短期结构性因素，并拉长时空维度加以考量。
　　从资金面而言，监管层因为需要在稳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继续拿捏以维持一定程度的动态平衡，不可能猝然紧缩流动性，而会更多选择以窗口指导的方式直接定向针对房地产贷款发力，所以对一部分资金不太充足的刚需群体的购房需求会有所抑制，但对投机需求的打压效果仍有待观察。
　　此外，由于海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加之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一部分海外置业的需求会出现回流，这也会导致投机和投资需求的阶段性高涨。
　　自去年以来持续发酵的关于中国南北经济发展落差及其带来的城市发展前景的讨论，无疑也会对人们用脚投票选择职业和置业目的地产生较大影响，从而直接助推一线城市的房价，并间接推高其涨价预期。
　　而疫情期间不同城市公共管理水平的差距所引发的讨论，自然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经济越发达，城市公共投入资金面越足，公共管理水准和社会福利水平越高，然后越能吸引人才推动城市进一步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和与之相反的走势，不仅越来越明显，还经过媒体的讨论被放大。这也成为一线城市房价的非预期加持效应。
　　反过来看那些能够平抑一线城市房地产價格上涨并分流房地产价格泡沫的举措，无一不需要较长时段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比如都市圈和城市群战略的推进，假以时日自然会缓解核心大都市的就业和住房压力，但目前除了在城际交通便利化等硬件方面有待完善，各种公共资源方面的配套更是有着较大提升空间，而实践证明只有科教文卫等资源落差不是很大的情形下，对人群及其相关就业住房等需求的分流才会得以实现。
　　以养老为例，可以预见的是，考虑到相关公共资源的落差，指望大城市老年群体去三四线城市养老，从而为年轻人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实现人群和区域生产力水平更优化匹配的愿望，近期内注定难以实现。阶段性而言，随着区域交通的一体化和都市圈及城市群战略的推进，反而更可能会出现已经安下家来的中青年群体将父母老人从三四线城市接入大城市的现象，这无疑也会在短期内加大一线城市的资源负担，凸显其资源稀缺程度，并进而推升其房价。
　　因此针对一线城市此轮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人们更需要战略定力和耐心。在咬紧牙关坚持房住不炒底线并打出各种扬汤止沸组合拳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支撑和加持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基本面因素，更多从系统工程的视角和时空维度来审时度势妥加筹划，短期避免政策较大幅度的起伏和房地产市场走势的较大波动，长期而言则要做时间的朋友，因势利导助推那些能够平抑房价分流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结构和系统早日出现并发挥效用，从而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相关风险平稳释放，进而使中国的城市化持续稳步推进，中国经济继续稳步增长，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夯实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