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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基于分位回归方法，考察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结果显示：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低于国有部门，但呈缓慢上升趋势；国有部门收入顶层的代际固化现象明显改善，两个部门收入底层的流动性却较低，容易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通过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和Shorrocks指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部门的流动质量更高，子辈更易实现收入向上的流动。
关键词：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流动质量
文章编号：2095-5960（2018）03-0093-09；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变革，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但由于诸多非竞争性因素，不同所有制部门的资源配置机制、收入决定机制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与非国有部门相比，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带有较强的制度化特征，存在工资溢价，即同质劳动力会因部门选择不同得到不同的报酬（薛欣欣，2008）[1]，而人力资本差异对这一同工不同酬现象的解释力十分有限（李实等，2013）[2]。收入差异只是劳动力市场部门分割的表现形式，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开放的，由部门分割产生的收入差距就会因竞争而消失，但是研究表明，国有部门不仅存在進入壁垒（张昭时、钱雪亚，2011）[3]，其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还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周兴和张鹏，2014）[4]。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有的劳动力市场部门分割，导致部门间事实上的机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夏庆杰等，2012[5]；邓伟，2011[6]）。如果由部门分割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传递到下一代，代际收入流动性将下降，机会不平等上升，造成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的损失。一方面，部门分割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不利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代际传递，意味着子辈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辈收入，由父辈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甚至社会关系决定，这让社会成员因为看不到通过勤奋和努力就能够提高经济地位的希望，而引发消极情绪甚至社会矛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部门分割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否在代际间传递？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者，其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有没有差异？变动趋势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诠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制定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经济学家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主题：一是传递程度的测算，二是传递路径分析。衡量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主要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Becker & Tomes（1979）[7]最早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经济模型，构建了收入代际传递的基本分析框架，并用子代收入对父代收入回归测得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2，认为美国是一个流动性极大的社会。Solon（1992） [8]指出这种方法会造成弹性向下的偏误，因为收入随年龄呈倒U型变化，并引入年龄的平方项，使用父辈收入的5年平均，将线性方程修正为二次函数，测得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进而得出美国是一个流动性很低的社会。Zimmerman（1992）[9]采用工具变量法修正计量偏误后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中国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王海港（2005）[10]利用1988年和1995年CHIP数据进行了开创性地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尽管利用近年数据的一些研究表明，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减缓，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总体上出现了下降趋势（何石军和黄桂田，2013）[11]，但与已有国家的相关研究结果相比，仍处于偏高水平，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状况不容乐观（徐晓红，2015）[12]。对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的比较研究显示，城镇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程度长期以来高于农村居民（陈琳和袁志刚，2012）[13]。学术界对这一现状给出了诸多原因解释。方鸣和应瑞瑶（2010）[14]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分解，发现职业传递和教育传递是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主要路径。陈琳和袁志刚（2012）[13]认为，相对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财富资本对城镇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解释力更高，户籍制度、国有垄断等体制内部门竖起的高墙也正在将社会中下层出身的年轻人挡在其大好前途之外。杨新铭和邓曲恒（2017）[15]利用天津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除了教育的代际传递路径外，父辈收入还通过影响子女的所有制、行业和职业等就业特征作用于子辈收入。周兴和张鹏（2014）[4]对职业传承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城镇居民代际之间的职业传承阻碍了代际间收入的流动，且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强。可以看出，中国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及成因的讨论尚在进行中，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的研究更不多见。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比较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及其变动趋势，并运用分位回归的方法细致刻画两个部门不同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程度；第二，利用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和Shorrocks指数，对不同部门代际收入流动的方向和质量进行了深入分析。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说明与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CHIP数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收集，调查样本是在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大样本中进行二次抽样选取的，涵盖10多个省份，历经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和2013年五轮调查，包含了20000多户（每轮不等）城乡家庭成员的个人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指标。数据质量得到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广泛认同。
本文的收入采用个人工资性年收入，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由原始数据中的相应分项加总获得。个人工资性年收入是各年样本中最具有可比性的收入指标，非工资性收入在部分子样本中或缺乏相应信息，或按家庭统计而难以分摊到个人。父辈和子辈的年龄控制在20—65岁之间，其中，父辈指父亲，子辈则包含了儿子和女儿，为了避免家中多个子女带来的估计问题，与国内外多数相关研究一样，本文只考虑家中年龄最大的子女。与其他弟妹相比，长者的暂时性收入更能代表其长期收入。将父辈的工作单位按所有制性质分为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国有部门包括党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非国有部门包括集体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等。剔除工资收入为负的异常样本，并用消费价格指数对各年份收入进行了缩减。经数据筛选后得到的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2.分位回归方法
基于式（3）计算出的β值是均值意义上的代际收入弹性，只能反映总体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不能刻画不同收入群体的全貌，分位回归的方法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分位回归是对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扩展，它能够测算不同分位点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从而度量在收入分布中不同分位数上的代际收入弹性，尤其是当收入分布偏斜、含有超常值时捕捉其尾部特征，满足细致分析不同收入群体代际传递状况的要求。分位回归与经典最小二乘回归相比，其优势还在于放宽了正态性与齐方差假设，提高了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且在加权误差绝对值最小条件下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不受异常值的影响，从而提高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给定解释变量X时，被解释变量Y第θ个条件分位数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分析
利用式（3），分别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1988—2013年，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高于非国有部门，前者的代际收入弹性在0.323—0.483之间，后者则在0.296—0.373之间。这说明，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辈对子辈收入的影响更大。从变动趋势看，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经历了下降、上升的波动，但收入代际传递程度一直较高。非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尽管波动较小，但出现了缓慢上升的趋势。
这一收入代际传递变动趋势与中国仍然是转型国家有关。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劳动力市场在很多方面改革并不彻底，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就业很大程度上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中产生的三千万下岗职工，逐步放松对农民工进城限制带来的大量进城农民工，都对非国有部门职工的工资、就业产生了冲击。而同期国有部门受到的影响却较小，国有企业未下岗职工的工资得到了提高，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未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1998—2002年期间得到三次增加，经过改组后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垄断企业，如银行、电信、铁路、能源等，其职工工资则得到了更快地增长。部门间长期存在的工资差距以及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加大了部门间代际收入流动性差距。
为了进一步识别部门间代际收入流动性差距的传导渠道，本文将子辈教育年限和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引入式（3），计算了不同部门代际收入弹性。表3的计算结果表明，两个因素对代际收入弹性有显著影响。其中，控制了教育年限变量后，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均有所降低，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教育在收入代际传递中起着重要作用。从部门特征的回归系数看，除2007年外的其余年份均为正值，反映出与非国有部门相比，子辈在国有部门工作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更大。
（二）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分析
上述基于普通回归方程的代际收入弹性，反映的是两部门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总体变动，却没有反映不同收入群体的流动方向，更无法判别总体变动的内在原因。为了揭示不同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状况，采用公式（4）进行分位回归分析。从表4的计算结果不难看出，两个部门中等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变动趋势都较为平稳，但在不同年份均出现了两极固化现象。如，国有部门1988年90分位点代际收入弹性高达0.676，非国有部门2013年10分位点的弹性达到0.46，都远远超过各自相应年份的平均值。结合当前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特征，图1、图2分别将10分位、90分位点上两个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比较，重点关注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代际传递变动。
图1显示，国有部门低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在1988—2002年期间均低于非国有部门，1988年甚至低至0.242。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国有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之前，收入分配一直较为平均，工会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较好，起到了保护低收入阶层的作用。但随着国有部门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代际收入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固化趋势。非国有部门低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除2007年外都较高，反映出这部分人群在市场化进程中由于劳动报酬低、社会保障缺失，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已日趋严重。
由图2可见，在90分位点上，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从1988年的0.676下降到2013年的0.189。这说明，在改革初期国有部门高收入群体对子辈收入影响较大。随着改革的深入，“子女顶替制”、“系统内部招考”等制度逐步被废除，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高收入群体子女逐渐失去就业于收入相对更高的国有部门的特权。非国有部门代际收入弹性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从1988年的0.249下降到2013年的0.227，高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一步提高。
（三）代际收入流动质量比较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代际收入流动的方向和质量，本文构造了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并在此基础上计算Shorrocks指数（Shorrocks，1978）[16]。
首先，构造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将父辈收入和子辈收入划分为四等份，从低到高依次为Ⅰ、Ⅱ、Ⅲ、Ⅳ，构造的1988—2013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如表5、表6所示。
根据表5，可以看出两个特征：一是向上流动比例较高。1988年、1995年和2002年，父辈收入处于底层的人群，其子辈几乎都实现了向上的流动，1995年还有20%流入到最高收入组。2007年和2013年向上流动的状况相对有所下降，子辈收入滞留在底层的比例上升，从2007年的14.29%上升到2013年的60%。二是最高收入组的代际固化现象改善。1988—2013年，代际收入固化在顶层的比重分别为75%、75.68%、56.92%、31.58%和39.77%。
非國有部门子辈流动状况与国有部门存在着差异。从表6可见，父辈处于收入底层的，其子辈在1988年、1995年和2002年几乎全部实现了向上的流动，但2013年的流动状况恶化，子辈收入向上的流动比例只有37.50%。父辈处于最高收入组的，其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比例1988—2013年分别为57.14%、48%、61.54%、100%、75%，子辈的向下流动的比例均高于国有部门。 表7的数据显示，父辈在国有部门工作的子辈流动质量较高，除1988年外，向上净流动都大于父辈在非国有部门工作的子辈，且每年的向上净流动为正，非国有部门2007年和2013年都出现了净向下的流动，即向上净流动出现负值。从单方向来看，国有部门子辈向上流动性大于非国有部门，向下流动性则小于非国有部门。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各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所有制部门分割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本文考察劳动力市场部门分割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高于非国有部门，即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辈对子辈收入的影响更大，但非国有部门的代际传递程度正在上升；从不同收入群体看，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高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两部门低收入群体流动性下降，出现代际收入固化倾向。利用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和Shorrocks指数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质量更高，子辈更易实现收入向上的流动，而非国有部门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风险更高。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所有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有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建立统一、透明的劳动力市场对于构建中国机会均等的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切断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政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部门分割构筑了所有制壁垒、行业壁垒，阻碍了劳动力流动，从而形成不同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只有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所有制垄断、行业垄断，促进市场竞争，才能降低部门间工资差距，进而消除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第二，增加教育投资，完善公共教育政策。鉴于教育在代际收入流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政府应当在加强教育投资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共教育政策，有针对性地制定惠及贫困弱势家庭子女的教育资助政策，提高这一部分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弱化其对家庭收入的依赖程度，促进代际收入流动，让每一个劳动者“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尚存不足。利用父子或父女配对样本计算的代际收入弹性，由于遗漏了调查时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成年子女样本，而存在着同住样本选择偏误，尽管这一偏误并不影响本文对代际收入弹性变动趋势的判断。不与父母同住的移民尤其是农村移民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及其路径，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薛欣欣.我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决定机制差异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评论，2008（1）：60-81.
[2]李实，佐藤宏，史泰丽.中国收入差距变动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1.
[3]张昭时，钱雪亚.城乡分割、工资差异与就业就业机会不平等——基于五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3）：34-41.
[4]周兴，张鹏.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4（1）：351-371.
[5]夏杰庆，李实，宋丽娜，Simon Appleton.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1988-2007[J].经济研究，2012（6）：127-142.
[6]邓伟.国有经济、行政级别与中国城市的收入差距[J].经济科学，2011（2）：19-30.
[7]Becker，G.S，and Tomes.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The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1979，87（6）：1153-1189.
[8]Solon，Gary.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3）：393-408.
[9]Zimmerman，D.Regression toward Mediocrity in Economic Statur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3）：409-429.
[10]王海港.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J].经济科学，2005（2）：18-25.
[11]何石军，黄桂田.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2000～2009[J].金融研究，2013（2）：19-32.
[12]徐晓红.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2002-2012[J].中国工业经济，2015（3）：5-17.
[13]陈琳，袁志刚.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与内在机制传递[J].世界经济，2012（6）：115-131.
[14]方鸣，应瑞瑶.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及分解[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5）：123-128.
[15]杨新铭，邓曲恒.城镇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基于2008年天津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6（11）：47-61.
[16]Shorrocks，A.F.“The measurement of mobility.” Economo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J].1978，46（5）：1013-1024.
关键词：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流动质量
文章编号：2095-5960（2018）03-0093-09；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变革，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但由于诸多非竞争性因素，不同所有制部门的资源配置机制、收入决定机制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与非国有部门相比，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带有较强的制度化特征，存在工资溢价，即同质劳动力会因部门选择不同得到不同的报酬（薛欣欣，2008）[1]，而人力资本差异对这一同工不同酬现象的解释力十分有限（李实等，2013）[2]。收入差异只是劳动力市场部门分割的表现形式，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开放的，由部门分割产生的收入差距就会因竞争而消失，但是研究表明，国有部门不仅存在進入壁垒（张昭时、钱雪亚，2011）[3]，其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还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周兴和张鹏，2014）[4]。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有的劳动力市场部门分割，导致部门间事实上的机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夏庆杰等，2012[5]；邓伟，2011[6]）。如果由部门分割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传递到下一代，代际收入流动性将下降，机会不平等上升，造成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的损失。一方面，部门分割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不利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代际传递，意味着子辈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辈收入，由父辈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甚至社会关系决定，这让社会成员因为看不到通过勤奋和努力就能够提高经济地位的希望，而引发消极情绪甚至社会矛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部门分割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否在代际间传递？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者，其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有没有差异？变动趋势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诠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制定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经济学家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主题：一是传递程度的测算，二是传递路径分析。衡量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主要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Becker & Tomes（1979）[7]最早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经济模型，构建了收入代际传递的基本分析框架，并用子代收入对父代收入回归测得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2，认为美国是一个流动性极大的社会。Solon（1992） [8]指出这种方法会造成弹性向下的偏误，因为收入随年龄呈倒U型变化，并引入年龄的平方项，使用父辈收入的5年平均，将线性方程修正为二次函数，测得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进而得出美国是一个流动性很低的社会。Zimmerman（1992）[9]采用工具变量法修正计量偏误后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中国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王海港（2005）[10]利用1988年和1995年CHIP数据进行了开创性地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尽管利用近年数据的一些研究表明，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减缓，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总体上出现了下降趋势（何石军和黄桂田，2013）[11]，但与已有国家的相关研究结果相比，仍处于偏高水平，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状况不容乐观（徐晓红，2015）[12]。对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的比较研究显示，城镇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程度长期以来高于农村居民（陈琳和袁志刚，2012）[13]。学术界对这一现状给出了诸多原因解释。方鸣和应瑞瑶（2010）[14]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分解，发现职业传递和教育传递是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主要路径。陈琳和袁志刚（2012）[13]认为，相对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财富资本对城镇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解释力更高，户籍制度、国有垄断等体制内部门竖起的高墙也正在将社会中下层出身的年轻人挡在其大好前途之外。杨新铭和邓曲恒（2017）[15]利用天津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除了教育的代际传递路径外，父辈收入还通过影响子女的所有制、行业和职业等就业特征作用于子辈收入。周兴和张鹏（2014）[4]对职业传承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城镇居民代际之间的职业传承阻碍了代际间收入的流动，且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强。可以看出，中国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及成因的讨论尚在进行中，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的研究更不多见。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比较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及其变动趋势，并运用分位回归的方法细致刻画两个部门不同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程度；第二，利用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和Shorrocks指数，对不同部门代际收入流动的方向和质量进行了深入分析。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说明与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CHIP数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收集，调查样本是在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大样本中进行二次抽样选取的，涵盖10多个省份，历经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和2013年五轮调查，包含了20000多户（每轮不等）城乡家庭成员的个人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指标。数据质量得到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广泛认同。
本文的收入采用个人工资性年收入，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由原始数据中的相应分项加总获得。个人工资性年收入是各年样本中最具有可比性的收入指标，非工资性收入在部分子样本中或缺乏相应信息，或按家庭统计而难以分摊到个人。父辈和子辈的年龄控制在20—65岁之间，其中，父辈指父亲，子辈则包含了儿子和女儿，为了避免家中多个子女带来的估计问题，与国内外多数相关研究一样，本文只考虑家中年龄最大的子女。与其他弟妹相比，长者的暂时性收入更能代表其长期收入。将父辈的工作单位按所有制性质分为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国有部门包括党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非国有部门包括集体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等。剔除工资收入为负的异常样本，并用消费价格指数对各年份收入进行了缩减。经数据筛选后得到的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2.分位回归方法
基于式（3）计算出的β值是均值意义上的代际收入弹性，只能反映总体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不能刻画不同收入群体的全貌，分位回归的方法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分位回归是对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扩展，它能够测算不同分位点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从而度量在收入分布中不同分位数上的代际收入弹性，尤其是当收入分布偏斜、含有超常值时捕捉其尾部特征，满足细致分析不同收入群体代际传递状况的要求。分位回归与经典最小二乘回归相比，其优势还在于放宽了正态性与齐方差假设，提高了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且在加权误差绝对值最小条件下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不受异常值的影响，从而提高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给定解释变量X时，被解释变量Y第θ个条件分位数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分析
利用式（3），分别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1988—2013年，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高于非国有部门，前者的代际收入弹性在0.323—0.483之间，后者则在0.296—0.373之间。这说明，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辈对子辈收入的影响更大。从变动趋势看，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经历了下降、上升的波动，但收入代际传递程度一直较高。非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尽管波动较小，但出现了缓慢上升的趋势。
这一收入代际传递变动趋势与中国仍然是转型国家有关。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劳动力市场在很多方面改革并不彻底，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就业很大程度上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中产生的三千万下岗职工，逐步放松对农民工进城限制带来的大量进城农民工，都对非国有部门职工的工资、就业产生了冲击。而同期国有部门受到的影响却较小，国有企业未下岗职工的工资得到了提高，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未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1998—2002年期间得到三次增加，经过改组后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垄断企业，如银行、电信、铁路、能源等，其职工工资则得到了更快地增长。部门间长期存在的工资差距以及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加大了部门间代际收入流动性差距。
为了进一步识别部门间代际收入流动性差距的传导渠道，本文将子辈教育年限和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引入式（3），计算了不同部门代际收入弹性。表3的计算结果表明，两个因素对代际收入弹性有显著影响。其中，控制了教育年限变量后，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均有所降低，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教育在收入代际传递中起着重要作用。从部门特征的回归系数看，除2007年外的其余年份均为正值，反映出与非国有部门相比，子辈在国有部门工作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更大。
（二）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分析
上述基于普通回归方程的代际收入弹性，反映的是两部门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总体变动，却没有反映不同收入群体的流动方向，更无法判别总体变动的内在原因。为了揭示不同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状况，采用公式（4）进行分位回归分析。从表4的计算结果不难看出，两个部门中等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变动趋势都较为平稳，但在不同年份均出现了两极固化现象。如，国有部门1988年90分位点代际收入弹性高达0.676，非国有部门2013年10分位点的弹性达到0.46，都远远超过各自相应年份的平均值。结合当前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特征，图1、图2分别将10分位、90分位点上两个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比较，重点关注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代际传递变动。
图1显示，国有部门低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在1988—2002年期间均低于非国有部门，1988年甚至低至0.242。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国有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之前，收入分配一直较为平均，工会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较好，起到了保护低收入阶层的作用。但随着国有部门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代际收入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固化趋势。非国有部门低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除2007年外都较高，反映出这部分人群在市场化进程中由于劳动报酬低、社会保障缺失，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已日趋严重。
由图2可见，在90分位点上，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从1988年的0.676下降到2013年的0.189。这说明，在改革初期国有部门高收入群体对子辈收入影响较大。随着改革的深入，“子女顶替制”、“系统内部招考”等制度逐步被废除，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高收入群体子女逐渐失去就业于收入相对更高的国有部门的特权。非国有部门代际收入弹性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从1988年的0.249下降到2013年的0.227，高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一步提高。
（三）代际收入流动质量比较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代际收入流动的方向和质量，本文构造了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并在此基础上计算Shorrocks指数（Shorrocks，1978）[16]。
首先，构造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将父辈收入和子辈收入划分为四等份，从低到高依次为Ⅰ、Ⅱ、Ⅲ、Ⅳ，构造的1988—2013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如表5、表6所示。
根据表5，可以看出两个特征：一是向上流动比例较高。1988年、1995年和2002年，父辈收入处于底层的人群，其子辈几乎都实现了向上的流动，1995年还有20%流入到最高收入组。2007年和2013年向上流动的状况相对有所下降，子辈收入滞留在底层的比例上升，从2007年的14.29%上升到2013年的60%。二是最高收入组的代际固化现象改善。1988—2013年，代际收入固化在顶层的比重分别为75%、75.68%、56.92%、31.58%和39.77%。
非國有部门子辈流动状况与国有部门存在着差异。从表6可见，父辈处于收入底层的，其子辈在1988年、1995年和2002年几乎全部实现了向上的流动，但2013年的流动状况恶化，子辈收入向上的流动比例只有37.50%。父辈处于最高收入组的，其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比例1988—2013年分别为57.14%、48%、61.54%、100%、75%，子辈的向下流动的比例均高于国有部门。 表7的数据显示，父辈在国有部门工作的子辈流动质量较高，除1988年外，向上净流动都大于父辈在非国有部门工作的子辈，且每年的向上净流动为正，非国有部门2007年和2013年都出现了净向下的流动，即向上净流动出现负值。从单方向来看，国有部门子辈向上流动性大于非国有部门，向下流动性则小于非国有部门。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各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所有制部门分割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本文考察劳动力市场部门分割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高于非国有部门，即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辈对子辈收入的影响更大，但非国有部门的代际传递程度正在上升；从不同收入群体看，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高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两部门低收入群体流动性下降，出现代际收入固化倾向。利用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和Shorrocks指数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国有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质量更高，子辈更易实现收入向上的流动，而非国有部门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风险更高。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所有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有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建立统一、透明的劳动力市场对于构建中国机会均等的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切断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政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部门分割构筑了所有制壁垒、行业壁垒，阻碍了劳动力流动，从而形成不同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只有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所有制垄断、行业垄断，促进市场竞争，才能降低部门间工资差距，进而消除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第二，增加教育投资，完善公共教育政策。鉴于教育在代际收入流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政府应当在加强教育投资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共教育政策，有针对性地制定惠及贫困弱势家庭子女的教育资助政策，提高这一部分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弱化其对家庭收入的依赖程度，促进代际收入流动，让每一个劳动者“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尚存不足。利用父子或父女配对样本计算的代际收入弹性，由于遗漏了调查时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成年子女样本，而存在着同住样本选择偏误，尽管这一偏误并不影响本文对代际收入弹性变动趋势的判断。不与父母同住的移民尤其是农村移民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及其路径，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薛欣欣.我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决定机制差异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评论，2008（1）：60-81.
[2]李实，佐藤宏，史泰丽.中国收入差距变动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1.
[3]张昭时，钱雪亚.城乡分割、工资差异与就业就业机会不平等——基于五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3）：34-41.
[4]周兴，张鹏.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4（1）：351-371.
[5]夏杰庆，李实，宋丽娜，Simon Appleton.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1988-2007[J].经济研究，2012（6）：127-142.
[6]邓伟.国有经济、行政级别与中国城市的收入差距[J].经济科学，2011（2）：19-30.
[7]Becker，G.S，and Tomes.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The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1979，87（6）：1153-1189.
[8]Solon，Gary.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3）：393-408.
[9]Zimmerman，D.Regression toward Mediocrity in Economic Statur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3）：409-429.
[10]王海港.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J].经济科学，2005（2）：18-25.
[11]何石军，黄桂田.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2000～2009[J].金融研究，2013（2）：19-32.
[12]徐晓红.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2002-2012[J].中国工业经济，2015（3）：5-17.
[13]陈琳，袁志刚.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与内在机制传递[J].世界经济，2012（6）：115-131.
[14]方鸣，应瑞瑶.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及分解[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5）：123-128.
[15]杨新铭，邓曲恒.城镇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基于2008年天津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6（11）：47-61.
[16]Shorrocks，A.F.“The measurement of mobility.” Economo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J].1978，46（5）：1013-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