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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琵琶记》是我国流传甚广的剧目之一，在广为传唱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众多的版本，古本系统中本无“文场选士”一出，而在明代出现的通行本和戏班舞台演出本中又凭空增加了这一出。本文就对“文场选士”一出出现的原因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琵琶记》 “文场选士” 出现原因 价值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1-0117-03
元杂剧是元代的主要文学样式，其中有大量科举考试的描写，数量相当可观，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琵琶记》“文场选士”一出就对科举考试的流程、内容等方面做了一个详尽的描写。
《琵琶记》在元杂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不断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版本，这些版本按产生年代的早晚及其与高则诚《琵琶记》原著的接近程度划分，大致可以归为“古本”和“通行本”两大系列。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古本系统如陆贻典抄本、《风月锦囊》摘汇本中都无“文场选士”一出，而在像种德堂本、金陵唐晟本这样的通行本系统和戏班舞台演出本中又出现了这一出。这种奇怪的现象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文场选士”一出出现的原因。
一、元明社会环境对“文场选士”的影响
现有元刊本《琵琶记》中并无“文场选士”一出，而且其中有关科举的描写也与明朝的考试制度更为相近，所以这一出应是出自明代文人之手。明代文人对元杂剧进行加工、改编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拜月亭记》在流传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明代出现的剧本中也新增了第三十三出“文场选士”，有的版本也写为“照例开科”。要想了解明人为何在《琵琶记》中新增这一出，我们就应该把它放在明代整个社会环境中去考虑，毕竟任何文学创作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而独立存在。
科举考试始兴于隋朝，在以后历朝的发展中地位不断上升，到明朝科举更是朝廷取士最重要的途径，戏曲作品中也必然对此现象作出反映。明代科举考试与官员的政治道路是密切相关的，朱元璋就曾颁布诏令说：“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①”。在明朝，学子们想要进入朝廷的核心部门任职就必须经过科举考试的严格筛选：学子们经过府州县的考试成为贡生，贡生参加三年一试的乡试;乡试中式者成为举人，举人再参加第二年在京城举办的会试，会试选拔出来的成为贡士;贡士最后再参加殿试成为进士，朝廷依据他们最终的排名分别授予称号，赐予官职。由此可见明代对科举的重视，国家权力机构里往往是进士之人。上层集团对功名的看中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重视科举考试，戏曲创作是源于生活的艺术，就必然会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表现。
明代文人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群体，虽然它是由一个个性格、爱好千差万别的个体组成的，但他们在创作中却有着相对一致的表现内容。学而优则仕一直都是我国古代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科举制度相对来说也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但任何有人为因素掺杂的事情都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公正。有的人一举及第从此平步青云，而有的人却屡试不第一生穷困潦倒，不管他们的遭遇是什么，都对科举有着特殊的情感。因此明代的文人群体就在他们的戏曲作品中不断对科举场景进行描写，有《双珠记》《香囊记》《三元记》《还魂记》《幽闺记》《西厢记》《紫钗记》《鸣凤记》《绣襦记》《青衫记》《邯郸记》等。这些作品中对科举场景的描写内容丰富、形态各异，是明代戏曲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剧本自身发展对“文场选士”一出的需要
“文场选士”一出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戏曲是围绕矛盾冲突展开的，科举及第可以说是读书人寒窗苦读的最终目标，中举必然会给考生及其家庭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蔡伯喈赴京赶考是整个故事主要矛盾的开端，是故事的由来，他的中举又是整个悲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举及第使他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折，开始告别布衣生活，踏上仕途之路，也改变了家人的命运，使整个剧情出现逆转，将故事逐步推向高潮，为下面的情节做出铺垫。
“文场选士”一出对剧中人物的人生经历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蔡伯喈通过科举实现了父亲对他“改换门闾，光显祖宗”的期望，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但是，科举也直接促成了他与丞相之女牛小姐的婚事，成为他家庭离散的开端，是他和家人人生由喜到悲的转折点，诱发了家人人生灾难的产生。蔡伯喈一家本来团团圆圆，双亲尚在，与赵五娘新婚燕尔，其乐融融，但科举是蔡家悲剧的助推剂，是一切悲剧的源头。虽然最终是大团圆式的结局，但是过程是极为悲惨的。蔡伯喈科举及第后内心充满煎熬，赵五娘独自在家侍奉公婆，支撑起全家的辛酸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以及蔡父蔡母的不得善终都是真实发生的。
三、戏曲作品自身历史发展对“文场选士”一出的需要
上文已经提到元杂剧中有科举考试情节的剧本不在少数，如《西厢记》《东墙记》《曲江池》《拜月亭》《墻头马上》等。但这些剧本的大多数虽然有科举考试的情节，可作品中并未对科举考试本身进行详细的描写，对考试的流程、内容、人员也没做过多的介绍，而是把科举考试男主人公及第作为有效解决戏剧冲突、惩恶扬善、实现人生价值、成就男女主人公美满姻缘的方法。如在《西厢记》中张生为了能得到老夫人的同意和崔莺莺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走上了科举这条路，但在真正写到张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文中就一笔带过只介绍到：“自暮秋与小姐相别，倏经半载之际。托赖祖宗之荫，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 白朴的《墙头马上》也只写道：“小官裴少俊，自从上朝取应，一举状元及第，就除洛阳县伊之职”，寥寥数语就将裴少俊的现状写清楚了。到了《荆钗记》时就出现了与“文场选士”一出相似的情节，如“堂试”一出中一个考官三个考生的人员设置、试官与考生对答及当场点评的考试形式、当天进场考试以及公布名次的考试流程都与“文场选士”一出如出一辙。 从以上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入戏的传統由来已久，它的篇幅和表现内容从简单、片面、一笔带过逐渐发展成为复杂、全面、单列一出，到《琵琶记》“文场选士”一出时就比较成熟了。剧作家们为了故事情节和结构的完善，也为了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在剧本中增加科举的场景，正是他们不断地努力使得这一场景一步步丰富和完善起来。戏曲作品自身在科举考试情节上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文场选士”一出的产生，使它的出现合情合理。
四、受元代“以曲取士”说的影响
元代“以曲取士”说较早是由臧懋循提出来的，他在《元曲选序一》中说：“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若今括贴然，取给风檐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梦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或又谓主司所定题目之外，只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此皆予所不辩。”②
认为一种艺术的发达必然与统治者有着密切的关联。唐代以诗取士，宋代以理学取士，都促进了诗和理学在当代兴盛，而元曲的繁盛应该也是由元代“以曲取士”的制度带来的，这种说法更多的是由推测得来的，而缺乏实质的例证。王国维就认为恰恰是科举制度的废黜促成了元曲的发达，“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及臧懋循《元曲选序》均谓蒙古时代，曾以词曲取士，其说固诞妄不足道。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③
“以曲取士”若真是元代的一项选举制度，那在元代的历史中必然会有所记载的，且民间艺术成为取士标准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但《琵琶记》作为戏曲作品本就存在一定的虚构性，“以曲取士”说不仅能提高剧作家的身份，更能提升作品的地位，使作品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作者根据这种说法来撰写“文场选士”内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注释：
①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
②臧懋循：《元曲选》，《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影万历刻本。
③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时地》，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1]黄仕忠.《琵琶记》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5.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时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4]杨宝春.论调腔《琵琶记》的演变[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9，7（01）：7-12.
[5]俞为民.川剧高腔《琵琶记》考论[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0（04）：1-12.
关键词：《琵琶记》 “文场选士” 出现原因 价值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1-0117-03
元杂剧是元代的主要文学样式，其中有大量科举考试的描写，数量相当可观，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琵琶记》“文场选士”一出就对科举考试的流程、内容等方面做了一个详尽的描写。
《琵琶记》在元杂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不断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版本，这些版本按产生年代的早晚及其与高则诚《琵琶记》原著的接近程度划分，大致可以归为“古本”和“通行本”两大系列。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古本系统如陆贻典抄本、《风月锦囊》摘汇本中都无“文场选士”一出，而在像种德堂本、金陵唐晟本这样的通行本系统和戏班舞台演出本中又出现了这一出。这种奇怪的现象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文场选士”一出出现的原因。
一、元明社会环境对“文场选士”的影响
现有元刊本《琵琶记》中并无“文场选士”一出，而且其中有关科举的描写也与明朝的考试制度更为相近，所以这一出应是出自明代文人之手。明代文人对元杂剧进行加工、改编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拜月亭记》在流传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明代出现的剧本中也新增了第三十三出“文场选士”，有的版本也写为“照例开科”。要想了解明人为何在《琵琶记》中新增这一出，我们就应该把它放在明代整个社会环境中去考虑，毕竟任何文学创作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而独立存在。
科举考试始兴于隋朝，在以后历朝的发展中地位不断上升，到明朝科举更是朝廷取士最重要的途径，戏曲作品中也必然对此现象作出反映。明代科举考试与官员的政治道路是密切相关的，朱元璋就曾颁布诏令说：“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①”。在明朝，学子们想要进入朝廷的核心部门任职就必须经过科举考试的严格筛选：学子们经过府州县的考试成为贡生，贡生参加三年一试的乡试;乡试中式者成为举人，举人再参加第二年在京城举办的会试，会试选拔出来的成为贡士;贡士最后再参加殿试成为进士，朝廷依据他们最终的排名分别授予称号，赐予官职。由此可见明代对科举的重视，国家权力机构里往往是进士之人。上层集团对功名的看中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重视科举考试，戏曲创作是源于生活的艺术，就必然会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表现。
明代文人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群体，虽然它是由一个个性格、爱好千差万别的个体组成的，但他们在创作中却有着相对一致的表现内容。学而优则仕一直都是我国古代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科举制度相对来说也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但任何有人为因素掺杂的事情都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公正。有的人一举及第从此平步青云，而有的人却屡试不第一生穷困潦倒，不管他们的遭遇是什么，都对科举有着特殊的情感。因此明代的文人群体就在他们的戏曲作品中不断对科举场景进行描写，有《双珠记》《香囊记》《三元记》《还魂记》《幽闺记》《西厢记》《紫钗记》《鸣凤记》《绣襦记》《青衫记》《邯郸记》等。这些作品中对科举场景的描写内容丰富、形态各异，是明代戏曲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剧本自身发展对“文场选士”一出的需要
“文场选士”一出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戏曲是围绕矛盾冲突展开的，科举及第可以说是读书人寒窗苦读的最终目标，中举必然会给考生及其家庭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蔡伯喈赴京赶考是整个故事主要矛盾的开端，是故事的由来，他的中举又是整个悲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举及第使他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折，开始告别布衣生活，踏上仕途之路，也改变了家人的命运，使整个剧情出现逆转，将故事逐步推向高潮，为下面的情节做出铺垫。
“文场选士”一出对剧中人物的人生经历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蔡伯喈通过科举实现了父亲对他“改换门闾，光显祖宗”的期望，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但是，科举也直接促成了他与丞相之女牛小姐的婚事，成为他家庭离散的开端，是他和家人人生由喜到悲的转折点，诱发了家人人生灾难的产生。蔡伯喈一家本来团团圆圆，双亲尚在，与赵五娘新婚燕尔，其乐融融，但科举是蔡家悲剧的助推剂，是一切悲剧的源头。虽然最终是大团圆式的结局，但是过程是极为悲惨的。蔡伯喈科举及第后内心充满煎熬，赵五娘独自在家侍奉公婆，支撑起全家的辛酸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以及蔡父蔡母的不得善终都是真实发生的。
三、戏曲作品自身历史发展对“文场选士”一出的需要
上文已经提到元杂剧中有科举考试情节的剧本不在少数，如《西厢记》《东墙记》《曲江池》《拜月亭》《墻头马上》等。但这些剧本的大多数虽然有科举考试的情节，可作品中并未对科举考试本身进行详细的描写，对考试的流程、内容、人员也没做过多的介绍，而是把科举考试男主人公及第作为有效解决戏剧冲突、惩恶扬善、实现人生价值、成就男女主人公美满姻缘的方法。如在《西厢记》中张生为了能得到老夫人的同意和崔莺莺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走上了科举这条路，但在真正写到张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文中就一笔带过只介绍到：“自暮秋与小姐相别，倏经半载之际。托赖祖宗之荫，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 白朴的《墙头马上》也只写道：“小官裴少俊，自从上朝取应，一举状元及第，就除洛阳县伊之职”，寥寥数语就将裴少俊的现状写清楚了。到了《荆钗记》时就出现了与“文场选士”一出相似的情节，如“堂试”一出中一个考官三个考生的人员设置、试官与考生对答及当场点评的考试形式、当天进场考试以及公布名次的考试流程都与“文场选士”一出如出一辙。 从以上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入戏的传統由来已久，它的篇幅和表现内容从简单、片面、一笔带过逐渐发展成为复杂、全面、单列一出，到《琵琶记》“文场选士”一出时就比较成熟了。剧作家们为了故事情节和结构的完善，也为了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在剧本中增加科举的场景，正是他们不断地努力使得这一场景一步步丰富和完善起来。戏曲作品自身在科举考试情节上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文场选士”一出的产生，使它的出现合情合理。
四、受元代“以曲取士”说的影响
元代“以曲取士”说较早是由臧懋循提出来的，他在《元曲选序一》中说：“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若今括贴然，取给风檐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梦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或又谓主司所定题目之外，只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此皆予所不辩。”②
认为一种艺术的发达必然与统治者有着密切的关联。唐代以诗取士，宋代以理学取士，都促进了诗和理学在当代兴盛，而元曲的繁盛应该也是由元代“以曲取士”的制度带来的，这种说法更多的是由推测得来的，而缺乏实质的例证。王国维就认为恰恰是科举制度的废黜促成了元曲的发达，“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及臧懋循《元曲选序》均谓蒙古时代，曾以词曲取士，其说固诞妄不足道。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③
“以曲取士”若真是元代的一项选举制度，那在元代的历史中必然会有所记载的，且民间艺术成为取士标准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但《琵琶记》作为戏曲作品本就存在一定的虚构性，“以曲取士”说不仅能提高剧作家的身份，更能提升作品的地位，使作品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作者根据这种说法来撰写“文场选士”内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注释：
①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
②臧懋循：《元曲选》，《续修四库全书》第1760册影万历刻本。
③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时地》，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1]黄仕忠.《琵琶记》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5.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时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4]杨宝春.论调腔《琵琶记》的演变[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9，7（01）：7-12.
[5]俞为民.川剧高腔《琵琶记》考论[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0（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