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的确做到了趣说，尽管有时史实展开得不够准确。他更像是一种过渡，一种文史类的“科普”。
　　
　　“品读中国”书系让易中天迅速走红。真正成就学者易中天的不是学术书籍，而是电视传媒。学者万千，为什么偏偏是易中天？
　　往根子上说，这个人是想做一个“亲民学者”的，心目中亲民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家认为你是自己的一个邻居、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个熟人。换言之，他有着一个平民的立场。
　　有了立场，还得独辟蹊径。易中天很注重的是一个“品”字：一种琢磨，一种品味，去看看历史究竟能给人们什么启迪。所得结论未必权威，但有一定的个性。易中天一直站在讲台上，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百家讲坛》。他的成果大多诉诸听觉，这无形中影响了他思维和表达的方式，就是要用大家能听明白的话，讲大家想听明白的事。具体而言，易中天很注重讲故事，懂得细节的魅力，举例很多。在掌握了一定的史实后，易中天也常常会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同时注重当代人的接受心理。这依靠的是阅历、才情和对人性的参悟。易中天不是在颠覆历史，也谈不上真正还原历史，我宁愿说他是在晾晒历史的一些褶皱，并将它们置于一般读者的面前。他还经常会把古代的官职“换算”成当下的名称，以便理解。这是一个心里装着读者的学者。
　　而央视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平台也是易中天得以走红的重要原因。
　　商品时代，一切均需成本，成名亦然。易中天便挨了不少骂。身为中文系教授，却公然说史；频繁现身于电视节目和社会活动，有作秀之嫌。
　　从电视到图书，大家热热闹闹地去看易中天了，并不意味着去看历史了，而易中天版的历史又有着可商榷之处。历史能够这样讲吗？能够由一个中文系教授、一个搞过美学的人来讲吗？
　　易中天或许应该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太有地盘意识，不得“越位”，否则便是不务正业，而易中天这个人属于异类，在学术上倾向于“流寇主义”，当然不信奉什么“从一而终”，也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既然来讲历史了，就要靠真功夫说话。在《帝国的惆怅》一书的“跋”里，易中天表示自己是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典范的：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他心仪的是对历史的“趣说”与“妙说”，他的确做到了趣说，尽管有时史实展开得不够准确。我个人的浅见是他缺乏真正独特的思想和文采，所以还没能达到黄仁宇的高度。他更像是一种过渡，一种文史类的“科普”，可惜我们往往误把科普当成了小儿科，其实大科学家霍金和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都是搞科普的。
　　在观众和读者的心目中，这个自称外行的历史讲述者是好玩的。深究起来，与其说易中天有多么晓畅明了，不如说整体意义上的学者们笨重乏味；与其说易中天有多么大的娱乐性，不如说整体意义上的学者们太严肃。在和专栏作家小宝的对话中，他表示要有三个对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对接、学者和大众的文化对接、学术和媒体的文化对接。
　　终究，一个学者还是被明星化了，他自己没有料到，亦无法控制。很快有头衔飞来：余秋雨第二。偌大中国，真正在大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当代学人竟就这么几个？
　　想那李敖，骨头更硬了吧，道行更深了吧，但大家还是骂你没商量。中国人到底是看不惯人成名的，尤其看不惯文化明星，不伦不类，不务正业，难免误人子弟。在上海图书馆，有美女记者当面相问：我在您签售现场发现，很多读者都没有读过《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却对您盲目崇拜，您觉得您的讲座对他们负责吗？易中天回敬道：如果今天讲座现场有位小伙子盲目爱上你，你负责任吗？掌声立马响了起来。笑言在媒体面前是“弱势群体”的易中天，面对这个问题时想必是有些紧张的，但回答得很狡猾，很放松。狡猾，或许就是一种媒体风格吧;放松，或许就是一种境界吧。
　　媒体时代，那些依然能安于寂寞的人有福了———孤绝而特立永远是这个世界所匮乏的；那些走出书斋，借助媒体，走向大众的人有福了———他们原本就是大众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