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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紫外线增强、气候异常……地球有难了，联合国对各国政府首脑们说：“大家行行好，减点二氧化碳吧。”结果可想而知，哪个国家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1997年12月，以欧洲为主的一些发达国家说：“我们先来带个头，限定一个减排额度，没完成任务的国家甘愿受罚。”——这就是《京都议定书》(简称为“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它第一次为减排赋予了法律效力，并明确了各个发达国家的减排量，从此这些国家(正式名称叫做“附件一国家”)就必须动真格的了。
具体说，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8％、东欧各国削减5％至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和1％。
由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发达国家减排本国的温室气体所需资金和难度较大，于是，极富商业头脑的美国人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允许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然后把减排的碳排放额度成果算在本国账下。这个方法的基础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论是谁减，效果都一样。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的主要体系。其实现是靠一个概念的衡量和一个监管机构实现的。这个概念是减排的碳排放额度，通常简称为碳排放、碳排放权，是一个可以衡量计算的单位，其单位为吨。监管机构为联合国下属“执行委员会”(EB)，负责核准单个CDM项目的有效碳排放额度，并且签发通过单。
这件事其实发生在(《京都议定书》之前，CDM帮助了发达国家更便宜地实现减排的目标，他们这才同意签署了议定书。发展中国家也喜欢CDM，因为这个机制让他们凭空得到了很多钱，于是他们也就积极地加入了全球减排大军。
美国人提出的方法之所以很“巧妙”，就是因为它把商业机制引入环保运动，就像当初洛杉矶奥运会所做的那样。美国人希望利用人类对钱的渴望，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世界的积极性，达到拯救地球的目的。不过可笑的是，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上台后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的，理由是议定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这推动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在国际资本市场流通。据测算，发达国家其中需要在境外购买的排放量为25亿吨，因此形成了一个500亿欧元的巨大市场。
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也为了防止有人作弊，执行委员会督促各发达国家，并对可以买卖的CDM项目设定了严格的标准，而且申请过程非常漫长，对买卖双方的技术含量要求都很高。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负责帮助买卖双方应付EB的中介机构(通常称作“咨询公司”)。
再后来，出现了一大批转变成投资商的“咨询公司”，手里拿着钱，去发展中国家找项目，通过EB认证其减排的碳排放额度，并将这个额度单买下来，再转手卖出去。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严格规定了本国减排碳额度的定价，例如中国就规定不得低于每吨8欧元。
就这样，CDM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碳市场”，发达国家可以进入这个市场选购发展中国家出卖的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市场，才会吸引一大批商人参加进来，客观上促进了买方卖方之间的交易。仅在2006年，世界CDM的总交易量就达到了48亿美元，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增长了100％!CDM机制也很快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金库中得到的最大一笔援助。
严格说来，碳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它百分之百地依附在《京都议定书》名下，所以碳市场产业链的企业非常关心2007年12月15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其所产生的“巴厘岛路线图”，将直接关系到2012年之后下一个阶段的减排额度和涉及国家。CDM迫切地需要联合国维持其气候政策的连续性，否则商业游戏规则就不好使了。
因为CDM中减排额度必须取得联合国认证，对于发达国家咨询公司来说，找到符合要求的减排项目是最重要的。于是大部分的CDM项目都被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少数几个国家瓜分了。发达国家为了贪图方便，通常也只会从这几个国家买碳排放额度。
目前，由于减排潜力大，中国成为分得碳市场蛋糕的大户之一，估计未来中国出售的年减排额将达到全球的70％。
1997年12月，以欧洲为主的一些发达国家说：“我们先来带个头，限定一个减排额度，没完成任务的国家甘愿受罚。”——这就是《京都议定书》(简称为“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它第一次为减排赋予了法律效力，并明确了各个发达国家的减排量，从此这些国家(正式名称叫做“附件一国家”)就必须动真格的了。
具体说，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8％、东欧各国削减5％至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和1％。
由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发达国家减排本国的温室气体所需资金和难度较大，于是，极富商业头脑的美国人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允许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然后把减排的碳排放额度成果算在本国账下。这个方法的基础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论是谁减，效果都一样。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的主要体系。其实现是靠一个概念的衡量和一个监管机构实现的。这个概念是减排的碳排放额度，通常简称为碳排放、碳排放权，是一个可以衡量计算的单位，其单位为吨。监管机构为联合国下属“执行委员会”(EB)，负责核准单个CDM项目的有效碳排放额度，并且签发通过单。
这件事其实发生在(《京都议定书》之前，CDM帮助了发达国家更便宜地实现减排的目标，他们这才同意签署了议定书。发展中国家也喜欢CDM，因为这个机制让他们凭空得到了很多钱，于是他们也就积极地加入了全球减排大军。
美国人提出的方法之所以很“巧妙”，就是因为它把商业机制引入环保运动，就像当初洛杉矶奥运会所做的那样。美国人希望利用人类对钱的渴望，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世界的积极性，达到拯救地球的目的。不过可笑的是，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上台后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的，理由是议定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这推动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在国际资本市场流通。据测算，发达国家其中需要在境外购买的排放量为25亿吨，因此形成了一个500亿欧元的巨大市场。
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也为了防止有人作弊，执行委员会督促各发达国家，并对可以买卖的CDM项目设定了严格的标准，而且申请过程非常漫长，对买卖双方的技术含量要求都很高。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负责帮助买卖双方应付EB的中介机构(通常称作“咨询公司”)。
再后来，出现了一大批转变成投资商的“咨询公司”，手里拿着钱，去发展中国家找项目，通过EB认证其减排的碳排放额度，并将这个额度单买下来，再转手卖出去。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严格规定了本国减排碳额度的定价，例如中国就规定不得低于每吨8欧元。
就这样，CDM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碳市场”，发达国家可以进入这个市场选购发展中国家出卖的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市场，才会吸引一大批商人参加进来，客观上促进了买方卖方之间的交易。仅在2006年，世界CDM的总交易量就达到了48亿美元，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增长了100％!CDM机制也很快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金库中得到的最大一笔援助。
严格说来，碳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它百分之百地依附在《京都议定书》名下，所以碳市场产业链的企业非常关心2007年12月15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其所产生的“巴厘岛路线图”，将直接关系到2012年之后下一个阶段的减排额度和涉及国家。CDM迫切地需要联合国维持其气候政策的连续性，否则商业游戏规则就不好使了。
因为CDM中减排额度必须取得联合国认证，对于发达国家咨询公司来说，找到符合要求的减排项目是最重要的。于是大部分的CDM项目都被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少数几个国家瓜分了。发达国家为了贪图方便，通常也只会从这几个国家买碳排放额度。
目前，由于减排潜力大，中国成为分得碳市场蛋糕的大户之一，估计未来中国出售的年减排额将达到全球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