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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大雨，浑身被淋得湿透。回到家，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坐到电脑前，打开音响，一边听着歌曲，一边浏览着微博。就在这时，埃莱娜给我发来私信，告诉我丹尼洛夫先生已于上月底去世。
“其实，我10月2日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但一直不敢给约瑟芬娜打电话。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拿起了电话。电话的两端都是轻轻的抽泣。他们太恩爱了，任何安慰都是多余的……”埃莱娜说。我无语，陷入悲痛之中。印象中，丹尼洛夫先生年纪并不太大。上网一查，果然，罗马尼亚报纸已发讣告，丹尼洛夫先生享年仅仅六十六岁。他走得实在太早了。
雨依然下着，点点滴滴，敲打着窗户，仿佛也在敲打着记忆之门。是的，记忆。此刻，唯有记忆能把我重新帶回到那些时光：校园，青春，推开教室门的丹尼洛夫先生……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迈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罗马尼亚语。之所以选择罗马尼亚语，绝对同罗马尼亚电影有关。《沸腾的生活》和《多瑙河之波》，对这两部电影印象最深。沙滩上，踏浪奔驰的骏马，穿着泳衣晒日光浴的姑娘；甲板上，身着比基尼的女人……在那个单调灰暗的年代，这样的镜头意味着巨大的视觉冲击，完全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兴许，正是这样的视觉冲击，潜意识中，成为某种内在的动力，让我向往远方的那个国度。那个美丽浪漫的国度，生活着一些同样美丽浪漫的男孩和女孩，我懵懵懂懂地想。那时，我十三四岁，开始步入梦幻的年龄。
丹尼洛夫先生来了，带着他美丽的夫人和两个漂亮的孩子。1980年，他也就三十多岁，正处于意气风发的年华。比起其他罗马尼亚男子，先生的个子不算高，长相也不算英俊，从他的姓氏看，可能有点俄罗斯血统。先生走路总是风风火火的，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讲话语速也极快，这倒很好地训练了我们的听力。
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学罗马尼亚语的。中学期间，学的是英语。比起英语，罗马尼亚语要难得多，尤其是它的语法。发音时，还要会打嘟噜。倘若不会打嘟噜，也就说不好罗马尼亚语。北京同学大多会打呼噜。而我们这些南方同学则需要现学。同学们都在用功，一个接一个地练会了。我却怎么都学不会，简直太笨了。时间在流逝。心里隐隐地急，担心自己不适合学罗马尼亚语。可急也没用，又不甘心放弃。唯有接着练。先生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他相信我最终会练成的。果然，有一天，我终于成功了。哈哈。当时，都兴奋得蹦了起来，心里盼着快点上课，好让先生看看我的成就。
先生主要给我们讲授罗马尼亚语文。夫人则给我们上听力和口语课。先生上起课来，总是不苟言笑，要求极为严格。起先，我们不少同学都很难跟上他的节奏，也无法完全听懂他的话语。他似乎通过我们的表情就能了解我们的接受程度，每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刻，都会及时地在黑板上写出几个关键词或关键句子。他还要求我们下功夫多背单词，多读课文。学外语，没有其他捷径，只有下死功夫，就得练，练，练，先生打着手势说。
夫人上课，则是另一种风格：轻松，耐心，注重鼓励。我曾在《阅读·成长·岁月》中如此描绘夫人上课时的情形：“丹尼洛夫夫人，白皙，饱满，气度高贵，仿佛从电影屏幕中走下来的美女。她把我们当孩子，每每看到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就会摸一下我们的头。我多么愿意被她摸一下头啊。那简直就是奖赏。”那时，外教常常要参加各类活动。每回，老师都会让一个学生陪同去当翻译。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学生经常会有这样的机会。参加完活动，老师必定要请我们到他们的公寓坐坐。专家公寓都在友谊宾馆，宽敞、明亮、舒适，环境又十分优美。当年，在我们看来，那是我们要到遥远的未来才能住上的房子。每回走进友谊宾馆老师的公寓，我们都有一种兴奋和愉悦的心情。夫人会给我们沏上咖啡，并给我们端上几份点心。那时，我还一点都不习惯喝咖啡，不知道这么苦的饮品究竟好喝在哪里。但沙发我却极喜欢，就是舒服。我们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吃着点心，和老师夫妇聊天，正好练练我们的罗马尼亚语口语。现在想起来，先生和夫人真是一对理想的教学搭档：一位给我们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位让我们感到学习的乐趣。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三年上的大学，属于1979级，同学们年龄参差不齐，背景也不尽相同，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我在班里年龄最小，生活上还不太能够自理，但学习上算是比较努力的。外语学院，班级都不大，十多个学生。而且男女学生比例相当。与我们相邻的理工学院就比较可怜，一个班80个学生，女生只有两个。大学期间，唐建新、朱灏等老乡时不时会从理工学院和清华大学来看看我。起初，我还挺感动的。来了，总要放下功课，陪他们聊聊天，总要请他们去校园转转，去食堂吃吃饭。后来发现，他们确实是来看看我的，却也顺便看看我们外院的女生。
男女同学一道学习，也就有了隐秘的动力。加上直接跟着外国老师学，每天都在进步。丹尼洛夫先生采取的是兴趣教学法。上课外，他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创造各种机会，练习罗马尼亚语。参加使馆活动，朗诵罗马尼亚诗歌，听罗马尼亚歌曲，到电台录制节目，看罗马尼亚电影。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先生安排我们看罗马尼亚影片《神秘的黄玫瑰》。男主人公像个西部牛仔，他骑在马上，一边在同敌人枪战，一边还在嗑着瓜子，简直是酷极了。我当时就有一股冲动：极想将这部电影翻译成中文。我认定中国观众肯定会喜欢这部电影的。
学习越深入，就越能自如地同丹尼洛夫全家交流。周末，我们常陪同他们出去游览。在20世纪80年代，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会招来许多羡慕的目光。何况我们说的又是一般人绝对不会的罗马尼亚语。但陪同他们，尤其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出去，也有一些小插曲。印象最深的是在故宫。丹尼洛夫先生和夫人走在前面，我拉着他们的小儿子伊昂的手落在了后面。就在那时，一名便衣警察一下子将我拦住，厉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怎么带着这个外国孩子？”我连忙解释说这是我们外国老师的孩子。外国老师夫妇就在前头走着呢。说完，我叽里呱啦说一通罗马尼亚语，招呼丹尼洛夫夫妇，让他们等等我们。幸好，他们就在现场，否则，我差点就被当作国际人贩子了。 外教夫妇，加上五六位尽心尽职的中国老师，七八位老师，教十名个学生，我们的学习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到三四年级，我和几个学习优异的同学已可以出去陪团当翻译了。小语种机会特别多。到连云港、到武汉、到南京、到上海、到杭州……每到一处，用那时的话说，都住高级宾馆，乘高级轿车，吃山珍海味，在各类活动中，翻译又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十分风光、荣耀，因此，心里的那份自豪，甚至得意，可以想象。旋即又转化为工作的激情。那时，全国各地各部门对外事工作分外重视，对外国客人往往都会表现出过度的热情，都特别尊敬地称他们为外宾。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来几名外宾，算是了不起的大事了。各级领导都要接见，宴请，还要接受采访，参加各种活动，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些活动场面还极为盛大。活动越多，越好；场面越大，越能激发我的热情，越能体现我的翻译水平。而每每得到人们的赞美时，我的热情就更高了，有点像人来疯。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好像也应该是那样的。不得不承认，那种热情里肯定夹杂着一定的虚荣心和表现欲。而适当的虚荣心和表现欲恰恰有可能成为人生进步的有效动力。
对学生的赞美，就是对老师的最大认可，也是老师最大的欣慰。许多罗马尼亚人都以为我在罗马尼亚留过学，否则，罗马尼亚语不会说得这么流利。我告诉他们我没在罗马尼亚留过学，是在北京学的罗马尼亚语。不过，我有一位出色的罗马尼亚老师，他叫伊利埃·丹尼洛夫。
丹尼洛夫先生毫不掩饰自己对优秀学生的偏爱。为此，班里有些学习相对弱些的同学甚至还提过意见，说丹尼洛夫先生偏心。先生对此毫不在意。谁学习好，就奖励谁，就偏爱谁，这是他坚定的原则。
丹尼洛夫一家同我们一道度过了三年多时光。那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青春，校园，诗歌，电影，罗马尼亚语……一门语言就是一扇窗户。一门语言就是一个世界。大三大四时，先生就开始给我们讲授罗马尼亚文学。我们因此知道了多依娜，我们因此听到了民谣《小羊羔》，我们因此读到了爱明内斯库的诗歌。中国老师中，冯至臣先生、张志鹏先生、丁超先生，都译过不少罗马尼亚文学作品；裘祖逖先生还译过罗马尼亚电影。我对他们简直太崇拜了。20世纪80年代，那可是文学的时代。那时，文学在人们心目中还占有显著的位置。那时，我们一有时间，就读小说，读诗歌，就听收音机里的配乐诗朗诵。那时，就连约会，都会记得带上一本诗集。倘若你能背上几首诗，你在女生心目中的形象立马会高大许多。那时，电影里常会融入诗歌元素，最典型的就是电影《人到中年》，潘虹扮演的女主人公和达式常扮演的男主人公在谈恋爱，他们在幽静的小路上走着，这时，音乐响起，男主人公深情地背诵起了裴多菲的诗句：
我愿意是急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
简直太诗意了，太浪漫了。心里，朦朦朧胧地，就生出一丝的幻想：我仿佛也变成了电影中的男主人公。时空转换，1985年，杭州西子湖畔，罗马尼亚女演员卡门为我轻轻朗诵起斯特内斯库的诗歌《追忆》。我听懂了，异常的感动，并在后来的岁月将它转化成了汉语：
她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她的后背散发出的气息，
像婴儿的皮肤，像新砸开的石头，
像来自死亡语言中的叫喊。
她没有重量，恰似呼吸。
时而欢笑，时而哭泣，硕大的泪，
使她咸得宛若异族人宴席上，
备受颂扬的盐巴。
她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茫茫水域中，她是唯一的陆地。
一门语言就是一个世界。不，一门语言就是无数个世界。斯特内斯库的世界、布拉加的世界、索雷斯库的世界……而引领着我走进这些世界的就是罗马尼亚语，丹尼洛夫先生和其他老师教给我的罗马尼亚语。
渐渐地，我也译起了罗马尼亚文学。小说，诗歌，散文，都有。当时，并不奢望发表。更愿意将这当作一种表达，甚至当作一种特殊的成人礼：期盼着文学充实和丰富自己的人生。
“其实，我10月2日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但一直不敢给约瑟芬娜打电话。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拿起了电话。电话的两端都是轻轻的抽泣。他们太恩爱了，任何安慰都是多余的……”埃莱娜说。我无语，陷入悲痛之中。印象中，丹尼洛夫先生年纪并不太大。上网一查，果然，罗马尼亚报纸已发讣告，丹尼洛夫先生享年仅仅六十六岁。他走得实在太早了。
雨依然下着，点点滴滴，敲打着窗户，仿佛也在敲打着记忆之门。是的，记忆。此刻，唯有记忆能把我重新帶回到那些时光：校园，青春，推开教室门的丹尼洛夫先生……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迈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罗马尼亚语。之所以选择罗马尼亚语，绝对同罗马尼亚电影有关。《沸腾的生活》和《多瑙河之波》，对这两部电影印象最深。沙滩上，踏浪奔驰的骏马，穿着泳衣晒日光浴的姑娘；甲板上，身着比基尼的女人……在那个单调灰暗的年代，这样的镜头意味着巨大的视觉冲击，完全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兴许，正是这样的视觉冲击，潜意识中，成为某种内在的动力，让我向往远方的那个国度。那个美丽浪漫的国度，生活着一些同样美丽浪漫的男孩和女孩，我懵懵懂懂地想。那时，我十三四岁，开始步入梦幻的年龄。
丹尼洛夫先生来了，带着他美丽的夫人和两个漂亮的孩子。1980年，他也就三十多岁，正处于意气风发的年华。比起其他罗马尼亚男子，先生的个子不算高，长相也不算英俊，从他的姓氏看，可能有点俄罗斯血统。先生走路总是风风火火的，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讲话语速也极快，这倒很好地训练了我们的听力。
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学罗马尼亚语的。中学期间，学的是英语。比起英语，罗马尼亚语要难得多，尤其是它的语法。发音时，还要会打嘟噜。倘若不会打嘟噜，也就说不好罗马尼亚语。北京同学大多会打呼噜。而我们这些南方同学则需要现学。同学们都在用功，一个接一个地练会了。我却怎么都学不会，简直太笨了。时间在流逝。心里隐隐地急，担心自己不适合学罗马尼亚语。可急也没用，又不甘心放弃。唯有接着练。先生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他相信我最终会练成的。果然，有一天，我终于成功了。哈哈。当时，都兴奋得蹦了起来，心里盼着快点上课，好让先生看看我的成就。
先生主要给我们讲授罗马尼亚语文。夫人则给我们上听力和口语课。先生上起课来，总是不苟言笑，要求极为严格。起先，我们不少同学都很难跟上他的节奏，也无法完全听懂他的话语。他似乎通过我们的表情就能了解我们的接受程度，每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刻，都会及时地在黑板上写出几个关键词或关键句子。他还要求我们下功夫多背单词，多读课文。学外语，没有其他捷径，只有下死功夫，就得练，练，练，先生打着手势说。
夫人上课，则是另一种风格：轻松，耐心，注重鼓励。我曾在《阅读·成长·岁月》中如此描绘夫人上课时的情形：“丹尼洛夫夫人，白皙，饱满，气度高贵，仿佛从电影屏幕中走下来的美女。她把我们当孩子，每每看到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就会摸一下我们的头。我多么愿意被她摸一下头啊。那简直就是奖赏。”那时，外教常常要参加各类活动。每回，老师都会让一个学生陪同去当翻译。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学生经常会有这样的机会。参加完活动，老师必定要请我们到他们的公寓坐坐。专家公寓都在友谊宾馆，宽敞、明亮、舒适，环境又十分优美。当年，在我们看来，那是我们要到遥远的未来才能住上的房子。每回走进友谊宾馆老师的公寓，我们都有一种兴奋和愉悦的心情。夫人会给我们沏上咖啡，并给我们端上几份点心。那时，我还一点都不习惯喝咖啡，不知道这么苦的饮品究竟好喝在哪里。但沙发我却极喜欢，就是舒服。我们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吃着点心，和老师夫妇聊天，正好练练我们的罗马尼亚语口语。现在想起来，先生和夫人真是一对理想的教学搭档：一位给我们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位让我们感到学习的乐趣。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三年上的大学，属于1979级，同学们年龄参差不齐，背景也不尽相同，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我在班里年龄最小，生活上还不太能够自理，但学习上算是比较努力的。外语学院，班级都不大，十多个学生。而且男女学生比例相当。与我们相邻的理工学院就比较可怜，一个班80个学生，女生只有两个。大学期间，唐建新、朱灏等老乡时不时会从理工学院和清华大学来看看我。起初，我还挺感动的。来了，总要放下功课，陪他们聊聊天，总要请他们去校园转转，去食堂吃吃饭。后来发现，他们确实是来看看我的，却也顺便看看我们外院的女生。
男女同学一道学习，也就有了隐秘的动力。加上直接跟着外国老师学，每天都在进步。丹尼洛夫先生采取的是兴趣教学法。上课外，他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创造各种机会，练习罗马尼亚语。参加使馆活动，朗诵罗马尼亚诗歌，听罗马尼亚歌曲，到电台录制节目，看罗马尼亚电影。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先生安排我们看罗马尼亚影片《神秘的黄玫瑰》。男主人公像个西部牛仔，他骑在马上，一边在同敌人枪战，一边还在嗑着瓜子，简直是酷极了。我当时就有一股冲动：极想将这部电影翻译成中文。我认定中国观众肯定会喜欢这部电影的。
学习越深入，就越能自如地同丹尼洛夫全家交流。周末，我们常陪同他们出去游览。在20世纪80年代，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会招来许多羡慕的目光。何况我们说的又是一般人绝对不会的罗马尼亚语。但陪同他们，尤其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出去，也有一些小插曲。印象最深的是在故宫。丹尼洛夫先生和夫人走在前面，我拉着他们的小儿子伊昂的手落在了后面。就在那时，一名便衣警察一下子将我拦住，厉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怎么带着这个外国孩子？”我连忙解释说这是我们外国老师的孩子。外国老师夫妇就在前头走着呢。说完，我叽里呱啦说一通罗马尼亚语，招呼丹尼洛夫夫妇，让他们等等我们。幸好，他们就在现场，否则，我差点就被当作国际人贩子了。 外教夫妇，加上五六位尽心尽职的中国老师，七八位老师，教十名个学生，我们的学习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到三四年级，我和几个学习优异的同学已可以出去陪团当翻译了。小语种机会特别多。到连云港、到武汉、到南京、到上海、到杭州……每到一处，用那时的话说，都住高级宾馆，乘高级轿车，吃山珍海味，在各类活动中，翻译又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十分风光、荣耀，因此，心里的那份自豪，甚至得意，可以想象。旋即又转化为工作的激情。那时，全国各地各部门对外事工作分外重视，对外国客人往往都会表现出过度的热情，都特别尊敬地称他们为外宾。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来几名外宾，算是了不起的大事了。各级领导都要接见，宴请，还要接受采访，参加各种活动，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些活动场面还极为盛大。活动越多，越好；场面越大，越能激发我的热情，越能体现我的翻译水平。而每每得到人们的赞美时，我的热情就更高了，有点像人来疯。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好像也应该是那样的。不得不承认，那种热情里肯定夹杂着一定的虚荣心和表现欲。而适当的虚荣心和表现欲恰恰有可能成为人生进步的有效动力。
对学生的赞美，就是对老师的最大认可，也是老师最大的欣慰。许多罗马尼亚人都以为我在罗马尼亚留过学，否则，罗马尼亚语不会说得这么流利。我告诉他们我没在罗马尼亚留过学，是在北京学的罗马尼亚语。不过，我有一位出色的罗马尼亚老师，他叫伊利埃·丹尼洛夫。
丹尼洛夫先生毫不掩饰自己对优秀学生的偏爱。为此，班里有些学习相对弱些的同学甚至还提过意见，说丹尼洛夫先生偏心。先生对此毫不在意。谁学习好，就奖励谁，就偏爱谁，这是他坚定的原则。
丹尼洛夫一家同我们一道度过了三年多时光。那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青春，校园，诗歌，电影，罗马尼亚语……一门语言就是一扇窗户。一门语言就是一个世界。大三大四时，先生就开始给我们讲授罗马尼亚文学。我们因此知道了多依娜，我们因此听到了民谣《小羊羔》，我们因此读到了爱明内斯库的诗歌。中国老师中，冯至臣先生、张志鹏先生、丁超先生，都译过不少罗马尼亚文学作品；裘祖逖先生还译过罗马尼亚电影。我对他们简直太崇拜了。20世纪80年代，那可是文学的时代。那时，文学在人们心目中还占有显著的位置。那时，我们一有时间，就读小说，读诗歌，就听收音机里的配乐诗朗诵。那时，就连约会，都会记得带上一本诗集。倘若你能背上几首诗，你在女生心目中的形象立马会高大许多。那时，电影里常会融入诗歌元素，最典型的就是电影《人到中年》，潘虹扮演的女主人公和达式常扮演的男主人公在谈恋爱，他们在幽静的小路上走着，这时，音乐响起，男主人公深情地背诵起了裴多菲的诗句：
我愿意是急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
简直太诗意了，太浪漫了。心里，朦朦朧胧地，就生出一丝的幻想：我仿佛也变成了电影中的男主人公。时空转换，1985年，杭州西子湖畔，罗马尼亚女演员卡门为我轻轻朗诵起斯特内斯库的诗歌《追忆》。我听懂了，异常的感动，并在后来的岁月将它转化成了汉语：
她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她的后背散发出的气息，
像婴儿的皮肤，像新砸开的石头，
像来自死亡语言中的叫喊。
她没有重量，恰似呼吸。
时而欢笑，时而哭泣，硕大的泪，
使她咸得宛若异族人宴席上，
备受颂扬的盐巴。
她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茫茫水域中，她是唯一的陆地。
一门语言就是一个世界。不，一门语言就是无数个世界。斯特内斯库的世界、布拉加的世界、索雷斯库的世界……而引领着我走进这些世界的就是罗马尼亚语，丹尼洛夫先生和其他老师教给我的罗马尼亚语。
渐渐地，我也译起了罗马尼亚文学。小说，诗歌，散文，都有。当时，并不奢望发表。更愿意将这当作一种表达，甚至当作一种特殊的成人礼：期盼着文学充实和丰富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