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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生实际上只有两项职责：一是做人，二是做事。
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根本，做事是做人的外在表现和结果。
人生在世就像一棵树，做人是这棵树的根和本，做事是这棵树的主干和枝叶，人做好了，根扎得就深，生命力就强。一个人做人做对了做好了，生命之树就枝繁叶茂，充满生机和活力。
曾国藩坚持“先做人再做事”时，其事业和名誉就不断走向辉煌，违背了这一原则，其身辱名没，遭到国人的唾骂。
一个人的人生有三大目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立德，立功，立言。排在人生第一位的是立德，不是建立功业和著书立说。因为立德是根本，失去了这个本，谈不上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如果德不立，即便取得了功业，又有多少人从内心里信服呢？恐怕连自己的腰杆子也发软，硬不起来，同样，如果德不立，即便写了书，出了著作，但书品再好人品不好，或者书是抄袭的、是挂名的，读者读起来也会觉得乏味，甚至倒胃口。
圣贤的智慧是“据于德”。有德才能长久，但有才不一定能长久。
三国时候，曹操为接班人的事很发愁。长子曹丕虽为太子，但幼子曹植有才华，文名满天下，曹操一度有易储的念头。曹丕得知后十分恐慌，问他的贴身大臣贾诩该怎么办。贾诩说：“愿你有德性和度量，像个寒士一样做事，兢兢业业，不要违背做儿子的礼数，也就这样了。”
曹操有一次亲征，曹植朗诵自己歌功颂德的文章，以此既讨父亲的欢心，又显示自己的才华。而曹丕却伏地而泣，跪拜不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问他为何这样，他哽哽咽咽的说：“父亲年事已高，还要挂帅亲征，作为儿子心里又担忧又难过。”一言既出，满朝文武百官都为太子如此仁孝而感动。相反，大家觉得曹植只晓得为己扬名，未免华而不实，有悖人之孝道，难以胜任一国之君。从此，曹操打消了易储的念头。曹植并未从中反思自己，仍然结交名士，以才名炫世，不收敛锋芒，最终被曹丕置于死地。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个存入“阜康钱庄”一万两银子却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的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就是绿林军官罗尚全。罗尚全之所以这样做，一是相信胡雪岩的为人。罗尚全的同乡刘庆生经常在他面前提到胡雪岩，赞不绝口，所以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二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是个麻烦、没用。
面对这样的客户，胡雪岩当时就决定：第一，客户不要利息但钱庄必须给。按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算，三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一万五千两银子。第二，对方不要存折，也仍然要立一个存折，交给刘庆生代管。
罗尚全后来果然在战场上阵亡了。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钱庄”的存款提出，转给老家的亲戚。罗尚全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钱庄，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或麻烦，甚至怕胡雪岩会赖掉这笔钱，没想到胡雪岩除了为证实他俩的确是罗尚全的同乡，请刘庆生来做个证明之外，没费一点周折，而且照付了利息。
胡雪岩为什么能成为红顶商人？到他的故居看看一幅对联就明白了：
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
一个人只要秉承厚德、率真，就不会去干没有良心的事了。
“百行以德为首。”（《世说新语·贤媛》）人不管干什么，其结果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结局都是“德厚者流光，德薄者留卑。”
明朝的王守仁在《传习录》里有句名言：“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心。”这就为我们如何培养自己德性指明了方向——重在养心，也就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医道的最高境界是养生，养身的最高境界是养心。养心对仕者太重要了。因为心不正，行不可能正。
现实生活中，做人表里不一的情况比比皆是。庄子借孔子之口，列举了五种人表里不一的情况：
有人外表恭谨而内心骄傲，
有人貌似长者而心术不正，
有人举止拘谨而内心轻佻，
有人表面坚强而内心软弱，
有人表面温和而内心急躁。
庄子认为，人心比山川更险恶，比自然更难了解。自然还有春夏秋冬和日夜之规律，人却是外表厚实、情感深藏。庄子的结论是：“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意思是说，激荡骄纵而难以约束的就是人心！所以庄子告诉人们，人的“修炼”至关重要的是“修心”。
一个人的内心若能从虚到静、从静到明，这个人就透明了，就能超脱自己，超越自己。
望子成龙，是中国人作家长的普遍心愿。但有智慧的家长并不这样想。北宋“三苏”是出了名的。四川眉山有个“三苏祠”，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此游览观光，追寻三苏的道德文章。三苏就是中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作为散文家的父亲苏洵，给大儿子起名叫苏轼，轼是车的横木，供站立车上远观时扶手之用，似乎可有可无。给二儿子起名叫苏辙，车辙更无关紧要，但车坏马死，祸不会殃及车辙，车辙处于祸福之间，虽然没有福也不至于有祸。从给两个儿子取名可以看出，苏洵是希望儿子能平安免祸。“无为无不为”，结果，唐宋八大家里他的两个儿子都榜上有名。
古代圣贤们对如何才能趋福避祸，如何才能立身成人，有很多精辟论断，字字句句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闪耀着人性光辉。我有个感觉：人这本书，古代的比现代的厚重多了，深刻多了；古人的认知比今人的认知清醒多了，高明多了。牢记并按照圣人之言去做，等于给自己的人生路上添加一块块“铺路石”，记住并依照俗世之见去做，无异于为自己人生路上增加一块块“绊脚石”。违背圣贤的教导去立身做事，失败是迟早的；违背前车之鉴和从官之道，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堵自己的路，失败也是迟早的。一个人路走错了可以拐回来重走，事做错了可以重做，但人生的路走错了拐不回来，立身做人错了无法“从零开始”，从新开始。
朱熹强调：“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年轻人既然为仕，就要首先立好志，端正出仕的动机和心态，就要明白朱熹讲的“着力处”在立志做人，不在立志做官。
人，无论在仕途上收获了多大功名，行囊中收获了多少财富，人终究是人。背离了做人，再大的官职，再多的金钱，也只不过是人身上多长了一堆肥肉，看起来很威武，很壮实，但是并不健康。
权利是一时的，
金钱是身外的，
身体是自己的，
做人是长久的。
让我们趁着年轻去实践这样一句格言吧：人不一定都能伟大，但却可以更崇高。
（作者系装备学院原副政委，走进崇高研究院政委）
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根本，做事是做人的外在表现和结果。
人生在世就像一棵树，做人是这棵树的根和本，做事是这棵树的主干和枝叶，人做好了，根扎得就深，生命力就强。一个人做人做对了做好了，生命之树就枝繁叶茂，充满生机和活力。
曾国藩坚持“先做人再做事”时，其事业和名誉就不断走向辉煌，违背了这一原则，其身辱名没，遭到国人的唾骂。
一个人的人生有三大目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立德，立功，立言。排在人生第一位的是立德，不是建立功业和著书立说。因为立德是根本，失去了这个本，谈不上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如果德不立，即便取得了功业，又有多少人从内心里信服呢？恐怕连自己的腰杆子也发软，硬不起来，同样，如果德不立，即便写了书，出了著作，但书品再好人品不好，或者书是抄袭的、是挂名的，读者读起来也会觉得乏味，甚至倒胃口。
圣贤的智慧是“据于德”。有德才能长久，但有才不一定能长久。
三国时候，曹操为接班人的事很发愁。长子曹丕虽为太子，但幼子曹植有才华，文名满天下，曹操一度有易储的念头。曹丕得知后十分恐慌，问他的贴身大臣贾诩该怎么办。贾诩说：“愿你有德性和度量，像个寒士一样做事，兢兢业业，不要违背做儿子的礼数，也就这样了。”
曹操有一次亲征，曹植朗诵自己歌功颂德的文章，以此既讨父亲的欢心，又显示自己的才华。而曹丕却伏地而泣，跪拜不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问他为何这样，他哽哽咽咽的说：“父亲年事已高，还要挂帅亲征，作为儿子心里又担忧又难过。”一言既出，满朝文武百官都为太子如此仁孝而感动。相反，大家觉得曹植只晓得为己扬名，未免华而不实，有悖人之孝道，难以胜任一国之君。从此，曹操打消了易储的念头。曹植并未从中反思自己，仍然结交名士，以才名炫世，不收敛锋芒，最终被曹丕置于死地。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个存入“阜康钱庄”一万两银子却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的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就是绿林军官罗尚全。罗尚全之所以这样做，一是相信胡雪岩的为人。罗尚全的同乡刘庆生经常在他面前提到胡雪岩，赞不绝口，所以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二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是个麻烦、没用。
面对这样的客户，胡雪岩当时就决定：第一，客户不要利息但钱庄必须给。按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算，三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一万五千两银子。第二，对方不要存折，也仍然要立一个存折，交给刘庆生代管。
罗尚全后来果然在战场上阵亡了。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钱庄”的存款提出，转给老家的亲戚。罗尚全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钱庄，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或麻烦，甚至怕胡雪岩会赖掉这笔钱，没想到胡雪岩除了为证实他俩的确是罗尚全的同乡，请刘庆生来做个证明之外，没费一点周折，而且照付了利息。
胡雪岩为什么能成为红顶商人？到他的故居看看一幅对联就明白了：
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
一个人只要秉承厚德、率真，就不会去干没有良心的事了。
“百行以德为首。”（《世说新语·贤媛》）人不管干什么，其结果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结局都是“德厚者流光，德薄者留卑。”
明朝的王守仁在《传习录》里有句名言：“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心。”这就为我们如何培养自己德性指明了方向——重在养心，也就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医道的最高境界是养生，养身的最高境界是养心。养心对仕者太重要了。因为心不正，行不可能正。
现实生活中，做人表里不一的情况比比皆是。庄子借孔子之口，列举了五种人表里不一的情况：
有人外表恭谨而内心骄傲，
有人貌似长者而心术不正，
有人举止拘谨而内心轻佻，
有人表面坚强而内心软弱，
有人表面温和而内心急躁。
庄子认为，人心比山川更险恶，比自然更难了解。自然还有春夏秋冬和日夜之规律，人却是外表厚实、情感深藏。庄子的结论是：“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意思是说，激荡骄纵而难以约束的就是人心！所以庄子告诉人们，人的“修炼”至关重要的是“修心”。
一个人的内心若能从虚到静、从静到明，这个人就透明了，就能超脱自己，超越自己。
望子成龙，是中国人作家长的普遍心愿。但有智慧的家长并不这样想。北宋“三苏”是出了名的。四川眉山有个“三苏祠”，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此游览观光，追寻三苏的道德文章。三苏就是中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作为散文家的父亲苏洵，给大儿子起名叫苏轼，轼是车的横木，供站立车上远观时扶手之用，似乎可有可无。给二儿子起名叫苏辙，车辙更无关紧要，但车坏马死，祸不会殃及车辙，车辙处于祸福之间，虽然没有福也不至于有祸。从给两个儿子取名可以看出，苏洵是希望儿子能平安免祸。“无为无不为”，结果，唐宋八大家里他的两个儿子都榜上有名。
古代圣贤们对如何才能趋福避祸，如何才能立身成人，有很多精辟论断，字字句句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闪耀着人性光辉。我有个感觉：人这本书，古代的比现代的厚重多了，深刻多了；古人的认知比今人的认知清醒多了，高明多了。牢记并按照圣人之言去做，等于给自己的人生路上添加一块块“铺路石”，记住并依照俗世之见去做，无异于为自己人生路上增加一块块“绊脚石”。违背圣贤的教导去立身做事，失败是迟早的；违背前车之鉴和从官之道，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堵自己的路，失败也是迟早的。一个人路走错了可以拐回来重走，事做错了可以重做，但人生的路走错了拐不回来，立身做人错了无法“从零开始”，从新开始。
朱熹强调：“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年轻人既然为仕，就要首先立好志，端正出仕的动机和心态，就要明白朱熹讲的“着力处”在立志做人，不在立志做官。
人，无论在仕途上收获了多大功名，行囊中收获了多少财富，人终究是人。背离了做人，再大的官职，再多的金钱，也只不过是人身上多长了一堆肥肉，看起来很威武，很壮实，但是并不健康。
权利是一时的，
金钱是身外的，
身体是自己的，
做人是长久的。
让我们趁着年轻去实践这样一句格言吧：人不一定都能伟大，但却可以更崇高。
（作者系装备学院原副政委，走进崇高研究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