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秦孝公在商鞅的建议下，再次和魏国展开了争夺河西的战争。这是两国之间围绕河西的第三次大战，秦军在商鞅的率领下击溃了魏军，基本夺回了这块土地。这次战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鞅为泰国变法的成效。
　　战国时代有一个现象非常受人们关注，那就是人才流动性很强，有些著名历史人物的来去往往会影响到某个国家的盛衰，这是当时“国际”竞争激烈催生的现象。战国七雄中的魏国能成为战国早期最成功的国家，和魏文侯礼贤下士、广纳人才的治国策略有关，这在《资治通鉴》的开头部分有很好的体现。
　　魏文侯吸纳的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干型人物，由此魏国成为最早实施系统变法的国家，强调以法治国，以符合当时社会环境剧烈变化的历史大趋势。所以魏文侯时代的魏国，是战国早期法家代表人物的聚集地。法家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流派，魏文侯手下的李愧、吴起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可以说，魏国之盛和人才之盛成正比关系。
　　但魏文侯的继承者们没能很好地贯彻这钟精神，很多聚集在魏国的优秀人才，在魏文侯身后开始逐渐流失。比如吴起后来跑到了魏国南边的楚国，帮助楚国变法，使得楚国日益强大。楚国强大之后必然威胁到魏国的国势与“国际”地位，所以人才流动也和当时各诸侯国的国运紧密相联。
　　《资治通鉴》抓住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故事，来说明人才流动和国家实力强弱变化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商鞅由魏入秦”事件。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才干今人非常熟悉。商鞅最初居住在魏惠王时代的魏国，魏惠王是魏文侯之孙，这位魏王不重用商鞅。后来魏国西面的邻国泰国，出了一位励精图治的国君：秦孝公。秦孝公发奋图强，下令求贤，商鞅就來到了泰国，帮助泰国变法，改变了魏、秦两国的实力对比。
　　魏国和泰国交界的地方有一块著名的地方“河西”，大概方圆七百里，在今天陕西、山西边界黄河流域南段的西面，秦、魏两国围绕着这块土地先后展开过四次大规模战争。这块地方最初属于泰国，魏文侯时代，魏国强大，向西推进，从秦国手里夺得了这块土地。泰国国君深以为耻，求变图强。后来秦孝公在商鞅建议下，再次和魏国展开了争夺河西的战争。这是两国之间围绕河西的第三次大战，秦军在商鞅率领下击溃了魏军，基本夺回了这块土地。这次战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鞅为泰国变法的成效。有一种说法，这次战争之后，魏惠王将魏国首都从安邑迁往东部的大梁，就是为了避开泰国的锋芒。
　　在《资治通鉴》的最初几卷里，诸侯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可以说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魏国是早期最活跃的诸侯国，司马光非常注重描述、总结魏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但到魏惠王时代以后，魏国东面不停受到齐国打击，西面受到泰国攻夺，南面受到楚国威胁，国力越来越弱。相反，泰国日渐强大后，成为了这个历史舞台的主角，从被东方诸侯瞧不起的西戎之国，逐步成为第一霸主。大家仔细读<资治通鉴》的话，能够发现一个特点，《资治通鉴》用大篇幅笔墨描述泰国，重视泰国的历史作用，正是从秦孝公求贤、商鞅入秦开始的。
　　《资治通鉴》卷二记载了魏惠王与齐威王的一次相会。魏惠王问齐威王：“你们齐国有什么宝物吗？”齐威王回答说没有。于是魏惠王很嘚瑟，说：“我们魏国虽然是小国，也还拿得出十颗宝珠，每颗都能照亮前后十二辆车，你们堂堂齐国怎么就没有宝物呢？”齐威王答道：“这么说来是我们对于什么是‘宝物’的看法不同：我有一位大臣替我看守南城，使得楚国不敢进犯;一位大臣替我镇守西北，赵国不敢侵凌;另一位大臣替我防守北部边境，使得赵国和燕国畏惧，那两国的百姓七干余家迁入我们国境;还有一位大臣负责治安捕盗，使百姓安居乐业，道不拾遗。我有这样四位光照千里的大臣，还要你那些前后能照十二辆车的宝珠做什么？”
　　从这个故事来看，魏惠王放走商鞅，和他重物宝而不重人宝的态度是一贯的。从上面的历史故事来看，贤者和国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深省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