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工业增加值2011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对中国这样一个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的后发国家而言，走工业化道路固然要面对生产要素、技术能力和工业管理经验等挑战。但是，在如此漫长而曲折的工业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工业？发展什么工业？如何发展工业？谁来主导工业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贯穿于工业化进程始终。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探索与争辩，构成了各时期独特的工业文化。工业文化脱胎于工业发展的实践，而后者是一种连续的结构性变迁过程，这就使得一国的工业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适宜的工业文化对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产生积极影响，而失当的工业文化，将对工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重点产生不当的影响。今天，当中国工业处于由“大”到“强”的新阶段，加强中国工业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必要而迫切的课题。
　　“一万年来谁著史”
　　今天，我国整体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增加值连续数年保持全球第一，数百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全球第一，“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撼动。但是，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转变，仍然回避不了各种问题。相应地，在这场历史性转变的新征途中，也必须更加重视工业强国文化的建设问题。我们可以从当今世界主要工业强国的比较历史研究中，归纳出一些工业强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为我国工业强国文化建设提供借鉴。但是，正如中国工业要从过去引进型、模仿型工业化模式向创新型、引领型转变一样，中国的工业强国文化建设也要更加重视文化自觉性和自主性。那么，发掘我国百余年工业发展进程中本土工业文化萌芽、成长与升华的历史，无疑对我国工业强国文化的建设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严鹏新著《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以下简称《富强求索》）一书，“以文化为中心视角来审视中国工业史”，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工业文化的演变历程，对我们认识中国工业文化、传承中国工业文化和发展中国工业文化，无疑具有基础性的理论价值。
　　《富强求索》作为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书，并没有在学理层面上讨论抽象的工业文化，全是采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从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打捞出典型的人物、典型事件和典型企业，镶嵌出一幅中国工业文化萌芽、成长和新选择的历史拼图。作者笔下的人物，如晚清洋务派权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代表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的尝试；如提出“商战论”的郑观应、弃学从商的张謇、具有国际视角的容闳、引入泰勒科学管理方法的穆藕初、坚持后发工业化道路的徐涤新等，都是各时期工业文化内涵的贡献者和阐论者的杰出代表；又如徐寿、华衡芳、沈葆桢、荣氏兄弟、范旭东、沈鸿、王进喜等一大批工业实干家，他们是中国工业文化的探索者和推动者。在漫长的工业发展的演进过程，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做的一桩桩在今天看来或许平凡的事件，见证了中国工业文化从无到有，从潜意识地萌发到自主自觉地建设。他们艰苦创业，设立的近代企业，如江南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安庆军械所、福州船政局等，有些湮灭在工业历史长河中，有些已经成为博物馆，有些至今仍然是中国工业各领域的“脊梁”。它们已经成为作者研究中国工业文化的“活化石”，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工业的回响和工业发展的脉搏。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随着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加速，所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压力也不断增加，不同价值取向的群体、现实的利益集团对工业的质疑、非议和反对的声音也有所增加。正如《富强求索》一书所显示，中国工业文化演进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而是自萌芽以来，就是在各种争议、彷徨和批评中风雨兼程。面对不同时期淡化、弱化工业发展的文化取向，中国工业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功实践有力地作出了回应，并证明坚持走工业化道路、持续提升工业化水平是中国繁荣富强的必经之路。因此，《富强求索》一书激活了我国深厚的工业文化积淀，为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树立起精神支柱。
　　“三千里外欲封侯”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可能继续朝着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长、第二产业不断缩小的方向发展。面对这一结构调整趋势，一些人士认为这在理论上满足“配第-克拉克定理”，也符合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相应地，大力发展服务业、弱化工业的政策主张流传甚广。这在宏观层面上，关系到中国工业发展的大方向，自然引起了诸多的关注。
　　但是，相对于这种宏观经济结构上“量”（统计意义的）的调整趋势与导向，《富强求索》一书更关心的是微观层面中国工业发展的“质”的提升，并提出了“文化定价权”概念，将工业文化从工业发展的“副产品”上升到工业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层面，对我国工业强国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作者所针对的现实是，“中国在一步一个脚印艰辛地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在由老牌强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国制造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文化定价权……中国的工业文化确实还没有能够完全与世界工厂的地位相匹配”，而“文化定价权，指的是媒体等文化机构能够在不参与直接市场交易的情况下，对某一特定地域生产的商品给予程式化的描述，由此形成对特定地域生产的商品的固化的价值判断”。近年来，中国工业加速转型升级，旧的工业化模式下所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工业被有意或者无意地贴了一些“标签”。作者并不回避现阶段中“中国制造”存在的一些問题，特别是在创新、质量、品牌建设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作者所警示的是，这些“标签”不仅对一家企业、一个产业的发展形成“软约束”，甚至被“反工业主义”利用，成为制约中国工业持续发展的束缚。
　　针对这种取向，作者不是简单地批评，而是大声疾呼“将中国制造的文化定价权夺回来”，旨在提升中国工业的“软实力”。作者提出的实现路径有二：一是扎根于我国具有极强时代感、使命感的工业文化根基，传承我国工业化先驱所创立的具有创造意志的工业文化精神，树立“文化自信”；二是扎实推进我国工业的升级，特别是在被称为“大国重器”的高端工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既为中国工业强身健体，也加重中国工业文化的底色。
　　显然，这两条实现路径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正与《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高度一致。因此，本书也是作者作为一位工业史研究者自觉推进“制造业强国建设”的努力。我们也期待本书能够鼓励更多的人继承百余年来仁人志士的“富强求索”遗志，参与到中国工业文化和制造强国建设当中，早日实现工业强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