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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二十年来金融危机频发，股价崩盘现象频频出现，而宗教信仰作为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和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学者们开始从宗教信仰开始入手研究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问题。本文以wind数据库、北大法宝数据库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等收集的数据为基础，运用系统GMM模型探讨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对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有积极作用，但是不同宗教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是不同的，天主教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最为显著，佛教和道教对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未起显著作用，并且宗教信仰和法律制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是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此外，本文还发现，会计审计监督是宗教信仰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完全传导机制，表现为宗教信仰程度越高，会计审计监督情况越好，股价崩盘风险越低。
关键词：宗教信仰 股价崩盘风险 系统GMM模型 传导机制
一、引言
在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人们越发关注全球金融发展，股市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板块，更是備受关注，尤其是在现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之下，股价崩盘或暴跌成为金融和财务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对象。股价崩盘是指股票市场上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股票大量抛出，导致股票市场价格无限度下跌且无法预期何时停止。2015年中国大陆股市“过山车”般的巨大变动，让国内学者更重视股市的变化及其在内原因，进行相关的研究分析;国外学者曾研究过基督教信仰对股价的影响，因此可以做出大胆设想，中国的宗教信仰对丁股价崩盘有何影响？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长、种族众多，形成了多宗教信仰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之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重新受到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保护，在研究中国的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地域、种族等因素。
二、文献综述
近期，学者David M.Frankel认为股价崩盘风险与理性及非理性投资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当股价陡然下跌时，南丁非理性投资者通常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他们对股市的风险重新评估之后更愿意持有股票，而理性投资者会通过对基本面的详细分析而抛售股票，进而引致股价崩盘。①另一方面，诸如Baruc：h Lev和Meiring de Villiers主张许多经济模型指出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对股价相关信息含义的误解是股价崩盘的主要原因。②管理层存在捂盘坏消息的行为，即管理者更愿意隐瞒或者延迟披露坏消息，通常管理层出于对公司扩大规模、自身薪酬、职位晋升等多方面的考量，会在披露信息时更愿意避开坏消息、披露利好消息。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假设公司所披露的好坏信息是随机出现的，设定为对称型正态分布，即好、坏消息出现的概率大体一致，公司对丁坏消息的承受能力有限，当随时间推移而堆积的坏消息超出该公司的所能承受、隐藏的范围时，坏消息就会被集中释放出来，从而对公司形成空前的负面冲击，最终导致股价崩盘。⑧根据Timothv LFort和James J.Noone的观点，公司治理中存在偏离共同利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公司法人人格以及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又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高级管理层提供了捂盘行为乃至侵害少数股东行为的避风港。④管理层可以通过粉饰过的财务会计报表或者利好的股权鼓励机制来体现公司的“泡沫盈利状态”，这些做法都可能成为股价崩盘风险增加的因素。法学学者Baruch Lev和Meiring de Villiers曾指…证券法的制定目的便是在丁创造一个股价能够公允反映上市公司基本面情况的市场，通过法律法规的规范可以增加股市信息的准确性和对称性，降低股价崩盘风险。⑧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研究法律制度、公司所有权制度等正式制度与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仅存在少数学者在探究非正式制度（如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然而，正式制度却因证券市场不成熟而未能牛效，相关的辅助制度也尚不完善，故而股价崩盘风险仍是学者研究金融市场的中心。中山大学的黎文飞和蔡贵龙提出，当正式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时，则可考虑通过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审视市场经济中的道德伦理基础。96）学者权小峰通过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来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许年行、丁上尧和尹志宏则是探讨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7）而田昆儒和孙瑜通过审计监督的角度来探究股价崩盘风险的问题。（8）笔者认为宗教对人们的日常牛活、行为准则有着深刻的影响，进而规制管理层捂盘行为，故探讨宗教信仰对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丁中国股市而言意义非凡。Miller and Hoffmann.Khavari和Harmon等人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的宗教信仰经常对在商业或非商业化环境中的人的个人性格特点、对事物的认知与态度以及行为有着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⑨黎文飞和蔡贵龙指出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具有风险厌恶型人格，他们不愿意承受因隐瞒负面消息而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也不愿意偏离道德传统，而更倾向丁持有传统、保守的观点，以道德准则来规范个人行为，尤其会限制坏消息的操纵行为，实质上是通过宗教对公司管理层的影响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⑩JeffreY L Callen和Xiaohua Fang则从不同角度来考虑，文章《宗教和股价崩盘风险》（《Religion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中提到宗教在影响个体行为特征、性格特点的同时，还会催生出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的更强有力的社会准则，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⑧也就是说，即便一个管理层人员的宗教信仰不是很坚定，不足以塑造他的道德品质、规范他对公司的操纵，但是由于公司处丁一个宗教信仰浓厚的地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道德标准。此时，管理层人员会顾虑违背社会准则的行为带来的社会污名等高代价，而避免实施操纵公司的信息流的行为;公司的员工却更有可能是忠诚的宗教信仰者，对丁该宗教形成的社会准则有着极高的遵从性而不接受管理层的隐瞒坏消息的操纵行为，可成为潜在的揭发者。管理层人员经权衡隐瞒坏消息的代价和期待边际效益两者孰重孰轻，降低隐瞒坏消息的可能性。Anthonv HeVes和Sandeep Kapur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解释了雇员通常不是出丁白利原因而去揭发雇主的违法行为，这与前面所提的观点相一致，公司员T是有可能出于宗教信仰的缘南而告发公司管理层的捂盘行为的。（12） 根据以往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推理首先股价崩盘风险可能来源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主体即投资者的特质是否为理性，二是投资客体即公司针对坏信息的管理层捂盘行为，超负荷的坏消息突然性曝光将会给公司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导致股价崩盘;其次，管理层的捂盘行为属于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问题，关丁规范、优化公司治理状况的方法除了法律等正式制度之外，还有诸如社会责任、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作用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最后是对宗教信仰的剖析，具体从宗教教信仰对于个人行为特征的影响及宗教对丁整个社会整体的影响形成的社会准则两方面去解释管理层的捂盘行为的减少，进而解释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基丁以上的讨论，笔者猜想宗教信仰对丁避免管理层对丁信息的操纵具有积极作用，总体是通过影响在宗教信仰地区的人们的行为来作用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笔者将选择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址周围的寺庙、教堂、祠堂等表达宗教信仰的地点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宗教信仰程度。此外，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种族分布以及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宗教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主要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检验笔者的猜想是否存在合理性，并试图揭示宗教信仰对丁管理层的哪些操纵行为的规避作用更为显著。
三、理论推理和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管理层为了实现商业帝国等个人抱负或其他，而不顾股东利益，常常导致股东利益受损，此即代理人问题。通常，宗教信仰要求禁止管理层的白利行为，因此具有宗教信仰的管理者会通过心理活动和禁欲来减少他们的个人欲望和贪婪，近而缓解代理人问题，最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要求人们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办事，突破对利润、物质和感官之乐的追求，减少盈余管理行为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故而，笔者据以上推理，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一：宗教信仰对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有积极作用。 依史书记载，佛教丁西汉时由印度传人中国，至今已与中国各个地区的民族风俗、社会文化相融合，进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全方面地渗透在人们的牛活中。学术界中认为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丁东汉，兴盛丁南北朝，在道教中，尊“道”为最高信仰，而“道”是内在核心，“德”则是“道”的外在表现，所以道教的“遵道”常常是通过“重德”来实现的，即道教可对人们进行道德规范。（13）多数学者认为基督教是几世纪由作为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基督教徒引入中国。@在中国，伊斯兰教又被称为回教，主要是因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信徒多为少数民族中的回族人民，史上记载，伊斯兰教大约是七世纪中叶传人中国。除了上述四大宗教之外，中国还有许多地方宗教信仰，因此在讨论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的影响时，应该考虑到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丁股价崩盘的影响应是具有差异性的，故笔者提出如下猜测：
假设二：不同宗教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程度不同。
我同通过《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来限制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来损害公司债券人的利益的行为，法条中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应理解为在公司决策中有实际控制权，能够将个人的决策意识凌驾丁公司决策意识的实际控制股东包括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也就是说，我国在法律制度方面已经有制定出相关约束控制股东管理决策行为的条文，在法学界称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单该规定比较笼统、原则性较强，法官在实际判案过程中的弹性太大，目前对公司实际控制股东行为的约束力并不是很强。因此，考虑宗教信仰这种非正式性制度对丁公司实际控制股东的行为规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对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有其独立的作用。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约束实际控制股东的非正常操纵的前提下，笔者提出以下猜測：
假设三：宗教信仰与正式制度就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而言是互补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为截止至2017年06月30日的3029家中国境内A股上市公司，利用wind数据库获取各个上市公司的地址，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的29个省、白治区、直辖市内的40722处重点宗教场所，利用百度地图找到相对应的地址，以上市公司地址的特定距离内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来测度该公司的宗教信仰水平。对丁法律制度的衡量，数据来源是北大法宝数据库、裁判文书网以及威科先行数据库，考虑到现行《公司法》颁布的时间，检索时间为2004年01月01日至2017年06月30日，通过利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揭开公司面纱”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剔除各数据库的重复案例之后，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案例共620例，以衡量法律制度的作用。
（二）变量测度
1股价崩盘风险CRi.t（CrashRisk）。借鉴Hutton et a1.（ 2009）、Xu et al.（2014）和Jeff'reV LCallen et al.（2015）的文献，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测度股价崩盘风险。 第一种股价崩盘风险的测度指标是股票周收益负偏程度，本文中用NCSKEW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首先，由于本文是在没有考虑市场因素的影响下用个股的实际收益率来衡量股价是否会发牛暴跌，即笔者用个股周收益率对市场周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收益率进行回归，以获得个股经过市场行情和行业因素的调整之后的周收益率残差，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ri，t为上市公司的股票i在第t周的收益率，rM，t为A股所有股票第t周经流通市值加权的平均收益率，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市场周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收益率的滞后项和超前项，来调整股票非同步性交易的影响。8f，￡为残差项，表示的是上市公司的股票的周收益率未被市场和行业所解释的部分，8f，c的绝对值越大则股票i与市场收益率的差异程度越大。股票i第t周经过市场和行业调整后的收益率W..为：
其中，n为股票i在第t年中交易的周数。
其次，根据股票i经过市场和行业的调整后的周收益率Wi.是否大丁第年当年平均收益率将股票分为上升阶段（upweeks）和下降阶段（doWn weeks）两个子样本，分别计算两个子样本中股票收益率的标准差R。和Rd，可用如下模型算出股价上升和下降阶段波动性的差异，即周收益跌涨波动比率DUVOL： 其中，n。（ nd）为股票i的周收益率高丁（低丁）第t年当年收益率均值的周数。
当DUVOL值越大意味着周收益率分布为左偏分布，崩盘Jxl险越大;同理，NCSKEW绝对值数值越大，偏态系数负的程度越严重，崩盘风险也越大;即DUVOL和NCSKEW两个指标的绝对值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当两个措标的绝对值越大时，股价崩盘风险越高。@
2宗教信仰测度。
RELICION（寺庙等的数量）。
本文中利用地图获得样本中上市公司注册地和所有宗教活动场所的经度和纬度，笔者通过经纬度计算…二者之间的距离，由此得出的距离则是地球表面的弧线长度。RELICION是以上市公司注册地为中心，半径为200km的范围内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其数值越大，则宗教信仰程度越高，表明宗教信仰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越强。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d为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宗教活动场所之间的距离，/onr（lonf）表示宗教活动场所（公司注册地）的经度，latr （/atf）表示宗教活动场所（公司注册地）的纬度。
3公司治理环境评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件受理得到判决的数量。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利用北大法宝、威科先行数据库以及裁判文书网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股东滥用法人格人”“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等关键词搜索收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判决案件的数量，根据受理审判的法院或者最终做…判决结果的法院所在地作为该案件的地址，由此作为评价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律制度的一个指标，本文中用Law表示。
4控制变量（ ControIVariable），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了Kim et al.（20lla）、Hutton et al（ 2009）、JeffreV LCallen et al.（2015）以及权小峰等（2015）等文献，控制变量的定义与度量参照下表：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周收益负偏度的平，值为0.414，周收益波动比的，均值为-0.0012，这与黎文飞、蔡贵龙的结果有一定出入，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腰斩之后股市低迷状态持续较长时间。周收益负偏度的标准差是2.067，周收益波动比的标准差是0.0163，这意味着我们选取的样本之间的股票崩盘风险差异很大。RELICION。200的平均值为7.1681，表示在上市公司注册地址周围200 T.米的范围内平均有7.1681处宗教活动场所。
从表3可以看出在仅有18.25%的上市公司注冊地址在距离有lOOkm范围内没有一处宗教活动场所，而99.46c7e的上市公司在距离上市公司注册地址200 km的范围内都至少有一处宗教活动场所。
南表4可知，中国大陆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重点宗教场所共有40722处中，佛教场所为32351处，占比79.44%，道教活动场所为8232处，占比20.21%，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所占比例合计不到l%。可见，佛教和道教在我国宗教中的地位很高，列为重点宗教活动场所的多为佛教和道教。
（二）宗教信仰对于股价崩盘的影响
本文为了检验股票崩盘风险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利用周收益负偏度和周收益波动比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而在模型设立时考虑了t年的周收益负偏度（周收益波动比）周收益波动比对7+1年周收益负偏度（周收益波动比）的影响，故而本文使用的是动态面板数据，并且时间维度为8、横截维度为3029，属丁短动态面板，故而本文将模型设定为系统C;MM模型，允许最多使用被解释变量的三个滞后值作为T具变量。考虑到2008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本文剔除变量缺失的样本和极端值样本，并对所有变量进行双侧l%缩尾处理处理异常值，一共获得2087个上市公司，统计2008-2017年数据，共获得13084个样本点，根据前面建立的模型，通过相关软件计算得到如下结果：
表5的结果显示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指标NCSKEWT的系数为0.0445，且在10%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而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另一个指标DUVOL：的系数为0.0017062，且在IO%置信水平显著为负。在考虑法律制度对丁股价崩盘风时，宗教信仰和NCSKEW。的系数为0.0784541，且在5%置信水平显著为正，教信仰和DUVOL：的系数为-0.000101，且在置信水平IO%显著为负。可以看到当加入法律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时，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系数的显著性增强，南此说明宗教信仰和以法律为代表的正式制度对丁股票崩盘风险是相互促进而非替代作用。
表6展示了不同宗教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佛教和道教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两个指标NCSKEWT+i，DUVOL：+1的系数都为正，并且与后者的系数在5%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说明信仰佛教和道教程度高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并不显著低丁信仰佛教和道教程度低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天主教与股价崩盘风险的两个指标NCSKEWT+i，DUVOL。+1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信仰天主教程度高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明显低丁信仰天主教程度低的公司。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指标DUVOL。+1的系数的显著都要比NCSKEWT+i的系数的显著性高，因此在二者系数正负不一致的情况下，指标DUVOL。+，的结果更为可靠一些;再者，南丁在选取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的重点宗教场所中超过99%是佛教和道教，所以在进行检验宗教信仰程度和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时，会出现有的系数为正有的系数为负的情况;此外，由表4可知法律制度是与股价崩盘风险是负相关，即法律制度高则股价崩盘风险降低，而法律制度与宗教信仰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又是相互促进的;因此笔者认为宗教信仰是与股价崩盘风险呈负相关的，即宗教信仰程度高，则股价崩盘风险低;但是不同的宗教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同，佛教和道教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明显不如天主教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大，虽然佛教和道教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系数为正，但显著性弱，不能确定二者即为正相关。信仰天主教有助丁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这一结论与蔡贵龙、黎文飞的结论相同。 （三）稳健性检验
1对宗教信仰测度方法的改变。笔者在考虑如何衡量宗教信仰程度时，是选用以上市公司注册地址为中心的一定距离范围内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做为指标，本文研究的模型中选取的是200km为半径距离，主要是考虑到99.5%的上市公司以200km为半径的范围内都有至少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即便如此，笔者也使用了半径为lOOkm和半径为300km的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发现结果与本文研究的结论相一致。但是当选取的半径更大时，即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变大也就是宗教信仰程度的绝对值增加时，模型得到的结果系数绝对值增大，换句话说随着宗教信仰程度的增强股票价格风险降低的更明显;反之，当选取的半径更时，宗教信仰程度绝对值增大，模型得到的结果系数绝对值更小，宗教信仰程度的增强引起股价崩盘风险降低的作用变小。
六、拓展研究 （一）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的影响机制、传播渠道
宗教信仰作用丁人的心理，包括公司管理层人员、公司员T以及一般股东等在内所有与股价有关人员，进而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宗教信仰作用于公司管理层人员以及公司员工，文中论述了管理层的捂盘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同步一致性。管理层的捂盘行为经常体现为只向公众宣布好消息而隐瞒坏消息，而上市公司向公众报告公司运营情况最详细、最直接、最有信服力的就是上市公司定期发布的季报、半年报、年报等报表。因此如果公司的定期报表如果都存在问题的话，这家公司的宣布的其他消息的可信度就更值得怀疑了，笔者采用衡量上市公司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四大”为该上市公司的审计监督情况。会计审计监督可以是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作用的传导渠道，宗教信仰是通过影响一个上市公司的人员的心理以及行为，作用丁会计审计，通过会计审计监督程度的提高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假设四：宗教信仰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存在会计审计监督这一影响路径。
其中，Crash Risku：+i用周收益负偏度NCSKEWT+i和周收益波动比DUVOL。+1来衡量，RELIGION。，。表示股票i代表的上市公司的宗教信仰，big41，。表示该公司的会计审计监督情况，i表示股票l，￡、¨、0表示随机扰动项。
Sohel中介因子机制检验方法检验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可以分成三步：第一步，对路径a进行回归，观察系数ai;第二步，对路径h进行回归，观察系数卢，;第三部，对路径c进行回归，观察系数Yi、y2。当路径a的回归系数ai、路径h的回归系数1显著、路径c的回归系数y1显著但Y2不显著时，完全中介效应成立，即会计审计监督是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传导途径;当路径a的回归系数ai、路径b的回归系数卢，、路径c的回归系数Yi、Y2都显著，且路径c的回归系数Y1显著低丁路径a的回归系数ai，且Sohel的Z值统计显著，则会计审计监督具有部分的中介传导效果。
（二）传导机制实证分析结果
表7报告了以会计审计监督情况作为中介因子的检验结果，从结果可见，在路径a中，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一个指标周收益波动比呈负相关在5%置信水平显著;在路径h中，宗教信仰对丁会计审计的回归系数为0.060998，在10%置信水平显著，表明宗教信仰和会计审计呈正相关，即宗教信仰程度高则会计审计监督程度高;最后在路径c中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一个指标周收益波动比的回归系数为-0.001706，在10%置信水平显著，会计审计监督对周收益波动比的回归系数为-0.0021745，不显著，因此可以说明完全中介效应成立，即会计审计监督是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传导途径。
七、结论
本文利用wincl数据库、威科先行数据库，北大法宝数据库以及裁判文书网和国家宗教事务局收集的资料数据探讨了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最终结果表明，宗教信仰有助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同时笔者还发现，不同宗教的信仰程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不同，天主教对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最显著，而佛教及宗教的信仰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最不显著并且甚至具有促进股价崩盘风险的可能性。这说明了宗教不仅仅是丰富人们的文化，同时对人们的心理以及行为产牛了影响，并作用丁经济牛活牛产中。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宗教文化建设来调控资本市场，以达到减少股价崩盤的现象。此外，笔者发现宗教信仰和法律制度在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方面，二者是相互促进，而非替代关系。对丁我国曰前关丁金融市场政策法律规范方面还不是十分完善，法律制度这类方式对金融市场的规范不足以使金融市场稳健运行时，可以从宗教方面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此外，笔者还研究了宗教信仰对丁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传导机制，宗教信仰的程度越高，一家上市公司的会计审计监督程度就更高，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起步晚，日前仍处丁发展阶段，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而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制定以及凋整都需要较长时间，并不能及时适应市场变化发挥作用，即存在滞后性。而宗教信仰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尤其是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包括管理层人员和一般员工，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运作，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基丁本文的研究结果，政府在调控资本市场时可以从重视宗教文化建设方面入手，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而达到调控资本市场的目的。
注释：
（1）D David H.Frankel. Adaptive Expectations and StockMarket Crashe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49， No.2（May， 2008），pp. 595-619.
②Baruch Lev and Meiring de Villiers. Stock PriceCrashes and lOb-5 Damages：A Legal， Economic. andPolicy Analysis [J].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7. No.1 （ Nov.. 1994），pp. 7-37. ③权小峰，吴世农，尹洪英.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经济研究，2015，（ 11）：49-64.
（4）（Timothy L.Fort and James J.Noone.BandedContracts. Mediating 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eGovernance：A Naturalist Analysis of ContractualTheories of the Firm [J].Law and ContemporaryProblems. Vol. 62. No.3，Challenges to CorporateGovernance （Summer. 1999），pp. 163-213.
（5）HenkBerkman. RebelA.Cole and Lawrence J.Fu.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Minority-Shareholder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Securities-MarketRegulation in China [J].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Ouantitative Analysis， Vol. 45， No.6 （DEC.. 2010），pp. 1391-1 41 7.
⑥黎文飞，蔡贵龙.宗教和股价崩盘风险：以中国为例[J].中国会计学刊，201 6，（9）：235-250.
⑦许年行，于上尧，尹志宏.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和股价崩盘风险[J].管理世界，2013.（7）：31-43.
⑧田昆儒，孙瑜.非效率授资、审计监督和股价崩盘风险[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2）：43-51.
⑨ Jeffrey L.Callen and Xiaohua Fang. Religion andStock Price Crash Risk[J].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and Ouantitative Analysis Vol. 50. （Nos. 1/2， Feb./Apr.2015），pp. 169 - 195.
⑩黎文飞，蔡贵龙.宗教和股价崩盘风险：以中国为例[J].中国会计学刊，201 6，（9）：235-250. （11）同①。
（12）Anthony Heyes and Sandeep Kapur.An EconomicModel of Whistle-Blower Policy [J] .Journal of Law.Economics，&Organization， Vol. 25， No.1 （May，2009），pp. 157-182.
（13）王鹏飞.道家与道教思想史批判——一种现象学神学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3： 5-27.
（14）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Christianity in China[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and Social Science. Vol. 152. China （Nov.. 1930），pp. 63-71.
（15）Elroy Dimson. Risk measurement when shares aresubject to infrequent trad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 V01.7. （June 1979），pp.197-226.
參考文献：
[1] David M. Frankel. Adaptive Expectations and StockMarket C.rashes[J].l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49， No. 2（May. 2008），pp. 595-619
[2] Baruch Lev and Meiring de Villiers. Stock PriceCrashes and lOb-5 Damages：A Legal， Economic， and PolicyAnalysis[J].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7， No.1（ Nov.，1994），pp. 7-37
[3] Timothv L.Fort and James J.Noone.BandedContracts， Mediating 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eCJovernance：A Naturalist Analvsis of C.ontractual Theories ofthe Firm[J l.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62， No. 3，Challenges to Corporate CJovernance（ Summer， 1999），pp163-213
[4] Jeffrey L.Callen and Xiaohua Fang.Religion andStock Price C.rash Risk [J].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Quantitative Analvsis Vol. 50， （Nos. 1/2， Feb./Apr2015）.pp. 169 -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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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志银，对宗教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定义的实证研究[J]世界宗教研究，2010，（3）：25-35
[9]权小峰，吴世农，尹洪英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 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经济研究，2015，（11）：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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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许年行，于上尧，尹志宏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和股价崩盘风险[J]管理世界，2013，（7）：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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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鹏飞道家与道教思想史批判——一种现象学神学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3：5-27
关键词：宗教信仰 股价崩盘风险 系统GMM模型 传导机制
一、引言
在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人们越发关注全球金融发展，股市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板块，更是備受关注，尤其是在现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之下，股价崩盘或暴跌成为金融和财务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对象。股价崩盘是指股票市场上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股票大量抛出，导致股票市场价格无限度下跌且无法预期何时停止。2015年中国大陆股市“过山车”般的巨大变动，让国内学者更重视股市的变化及其在内原因，进行相关的研究分析;国外学者曾研究过基督教信仰对股价的影响，因此可以做出大胆设想，中国的宗教信仰对丁股价崩盘有何影响？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长、种族众多，形成了多宗教信仰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之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重新受到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保护，在研究中国的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地域、种族等因素。
二、文献综述
近期，学者David M.Frankel认为股价崩盘风险与理性及非理性投资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当股价陡然下跌时，南丁非理性投资者通常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他们对股市的风险重新评估之后更愿意持有股票，而理性投资者会通过对基本面的详细分析而抛售股票，进而引致股价崩盘。①另一方面，诸如Baruc：h Lev和Meiring de Villiers主张许多经济模型指出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对股价相关信息含义的误解是股价崩盘的主要原因。②管理层存在捂盘坏消息的行为，即管理者更愿意隐瞒或者延迟披露坏消息，通常管理层出于对公司扩大规模、自身薪酬、职位晋升等多方面的考量，会在披露信息时更愿意避开坏消息、披露利好消息。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假设公司所披露的好坏信息是随机出现的，设定为对称型正态分布，即好、坏消息出现的概率大体一致，公司对丁坏消息的承受能力有限，当随时间推移而堆积的坏消息超出该公司的所能承受、隐藏的范围时，坏消息就会被集中释放出来，从而对公司形成空前的负面冲击，最终导致股价崩盘。⑧根据Timothv LFort和James J.Noone的观点，公司治理中存在偏离共同利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公司法人人格以及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又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高级管理层提供了捂盘行为乃至侵害少数股东行为的避风港。④管理层可以通过粉饰过的财务会计报表或者利好的股权鼓励机制来体现公司的“泡沫盈利状态”，这些做法都可能成为股价崩盘风险增加的因素。法学学者Baruch Lev和Meiring de Villiers曾指…证券法的制定目的便是在丁创造一个股价能够公允反映上市公司基本面情况的市场，通过法律法规的规范可以增加股市信息的准确性和对称性，降低股价崩盘风险。⑧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研究法律制度、公司所有权制度等正式制度与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仅存在少数学者在探究非正式制度（如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然而，正式制度却因证券市场不成熟而未能牛效，相关的辅助制度也尚不完善，故而股价崩盘风险仍是学者研究金融市场的中心。中山大学的黎文飞和蔡贵龙提出，当正式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时，则可考虑通过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审视市场经济中的道德伦理基础。96）学者权小峰通过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来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许年行、丁上尧和尹志宏则是探讨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7）而田昆儒和孙瑜通过审计监督的角度来探究股价崩盘风险的问题。（8）笔者认为宗教对人们的日常牛活、行为准则有着深刻的影响，进而规制管理层捂盘行为，故探讨宗教信仰对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丁中国股市而言意义非凡。Miller and Hoffmann.Khavari和Harmon等人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的宗教信仰经常对在商业或非商业化环境中的人的个人性格特点、对事物的认知与态度以及行为有着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⑨黎文飞和蔡贵龙指出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具有风险厌恶型人格，他们不愿意承受因隐瞒负面消息而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也不愿意偏离道德传统，而更倾向丁持有传统、保守的观点，以道德准则来规范个人行为，尤其会限制坏消息的操纵行为，实质上是通过宗教对公司管理层的影响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⑩JeffreY L Callen和Xiaohua Fang则从不同角度来考虑，文章《宗教和股价崩盘风险》（《Religion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中提到宗教在影响个体行为特征、性格特点的同时，还会催生出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的更强有力的社会准则，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⑧也就是说，即便一个管理层人员的宗教信仰不是很坚定，不足以塑造他的道德品质、规范他对公司的操纵，但是由于公司处丁一个宗教信仰浓厚的地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道德标准。此时，管理层人员会顾虑违背社会准则的行为带来的社会污名等高代价，而避免实施操纵公司的信息流的行为;公司的员工却更有可能是忠诚的宗教信仰者，对丁该宗教形成的社会准则有着极高的遵从性而不接受管理层的隐瞒坏消息的操纵行为，可成为潜在的揭发者。管理层人员经权衡隐瞒坏消息的代价和期待边际效益两者孰重孰轻，降低隐瞒坏消息的可能性。Anthonv HeVes和Sandeep Kapur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解释了雇员通常不是出丁白利原因而去揭发雇主的违法行为，这与前面所提的观点相一致，公司员T是有可能出于宗教信仰的缘南而告发公司管理层的捂盘行为的。（12） 根据以往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推理首先股价崩盘风险可能来源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主体即投资者的特质是否为理性，二是投资客体即公司针对坏信息的管理层捂盘行为，超负荷的坏消息突然性曝光将会给公司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导致股价崩盘;其次，管理层的捂盘行为属于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问题，关丁规范、优化公司治理状况的方法除了法律等正式制度之外，还有诸如社会责任、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作用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最后是对宗教信仰的剖析，具体从宗教教信仰对于个人行为特征的影响及宗教对丁整个社会整体的影响形成的社会准则两方面去解释管理层的捂盘行为的减少，进而解释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基丁以上的讨论，笔者猜想宗教信仰对丁避免管理层对丁信息的操纵具有积极作用，总体是通过影响在宗教信仰地区的人们的行为来作用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笔者将选择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址周围的寺庙、教堂、祠堂等表达宗教信仰的地点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宗教信仰程度。此外，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种族分布以及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宗教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主要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检验笔者的猜想是否存在合理性，并试图揭示宗教信仰对丁管理层的哪些操纵行为的规避作用更为显著。
三、理论推理和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管理层为了实现商业帝国等个人抱负或其他，而不顾股东利益，常常导致股东利益受损，此即代理人问题。通常，宗教信仰要求禁止管理层的白利行为，因此具有宗教信仰的管理者会通过心理活动和禁欲来减少他们的个人欲望和贪婪，近而缓解代理人问题，最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要求人们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办事，突破对利润、物质和感官之乐的追求，减少盈余管理行为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故而，笔者据以上推理，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一：宗教信仰对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有积极作用。 依史书记载，佛教丁西汉时由印度传人中国，至今已与中国各个地区的民族风俗、社会文化相融合，进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全方面地渗透在人们的牛活中。学术界中认为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丁东汉，兴盛丁南北朝，在道教中，尊“道”为最高信仰，而“道”是内在核心，“德”则是“道”的外在表现，所以道教的“遵道”常常是通过“重德”来实现的，即道教可对人们进行道德规范。（13）多数学者认为基督教是几世纪由作为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基督教徒引入中国。@在中国，伊斯兰教又被称为回教，主要是因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信徒多为少数民族中的回族人民，史上记载，伊斯兰教大约是七世纪中叶传人中国。除了上述四大宗教之外，中国还有许多地方宗教信仰，因此在讨论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的影响时，应该考虑到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丁股价崩盘的影响应是具有差异性的，故笔者提出如下猜测：
假设二：不同宗教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程度不同。
我同通过《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来限制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来损害公司债券人的利益的行为，法条中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应理解为在公司决策中有实际控制权，能够将个人的决策意识凌驾丁公司决策意识的实际控制股东包括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也就是说，我国在法律制度方面已经有制定出相关约束控制股东管理决策行为的条文，在法学界称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单该规定比较笼统、原则性较强，法官在实际判案过程中的弹性太大，目前对公司实际控制股东行为的约束力并不是很强。因此，考虑宗教信仰这种非正式性制度对丁公司实际控制股东的行为规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对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有其独立的作用。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约束实际控制股东的非正常操纵的前提下，笔者提出以下猜測：
假设三：宗教信仰与正式制度就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而言是互补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为截止至2017年06月30日的3029家中国境内A股上市公司，利用wind数据库获取各个上市公司的地址，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的29个省、白治区、直辖市内的40722处重点宗教场所，利用百度地图找到相对应的地址，以上市公司地址的特定距离内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来测度该公司的宗教信仰水平。对丁法律制度的衡量，数据来源是北大法宝数据库、裁判文书网以及威科先行数据库，考虑到现行《公司法》颁布的时间，检索时间为2004年01月01日至2017年06月30日，通过利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揭开公司面纱”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剔除各数据库的重复案例之后，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案例共620例，以衡量法律制度的作用。
（二）变量测度
1股价崩盘风险CRi.t（CrashRisk）。借鉴Hutton et a1.（ 2009）、Xu et al.（2014）和Jeff'reV LCallen et al.（2015）的文献，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测度股价崩盘风险。 第一种股价崩盘风险的测度指标是股票周收益负偏程度，本文中用NCSKEW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首先，由于本文是在没有考虑市场因素的影响下用个股的实际收益率来衡量股价是否会发牛暴跌，即笔者用个股周收益率对市场周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收益率进行回归，以获得个股经过市场行情和行业因素的调整之后的周收益率残差，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ri，t为上市公司的股票i在第t周的收益率，rM，t为A股所有股票第t周经流通市值加权的平均收益率，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市场周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收益率的滞后项和超前项，来调整股票非同步性交易的影响。8f，￡为残差项，表示的是上市公司的股票的周收益率未被市场和行业所解释的部分，8f，c的绝对值越大则股票i与市场收益率的差异程度越大。股票i第t周经过市场和行业调整后的收益率W..为：
其中，n为股票i在第t年中交易的周数。
其次，根据股票i经过市场和行业的调整后的周收益率Wi.是否大丁第年当年平均收益率将股票分为上升阶段（upweeks）和下降阶段（doWn weeks）两个子样本，分别计算两个子样本中股票收益率的标准差R。和Rd，可用如下模型算出股价上升和下降阶段波动性的差异，即周收益跌涨波动比率DUVOL： 其中，n。（ nd）为股票i的周收益率高丁（低丁）第t年当年收益率均值的周数。
当DUVOL值越大意味着周收益率分布为左偏分布，崩盘Jxl险越大;同理，NCSKEW绝对值数值越大，偏态系数负的程度越严重，崩盘风险也越大;即DUVOL和NCSKEW两个指标的绝对值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当两个措标的绝对值越大时，股价崩盘风险越高。@
2宗教信仰测度。
RELICION（寺庙等的数量）。
本文中利用地图获得样本中上市公司注册地和所有宗教活动场所的经度和纬度，笔者通过经纬度计算…二者之间的距离，由此得出的距离则是地球表面的弧线长度。RELICION是以上市公司注册地为中心，半径为200km的范围内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其数值越大，则宗教信仰程度越高，表明宗教信仰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越强。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d为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宗教活动场所之间的距离，/onr（lonf）表示宗教活动场所（公司注册地）的经度，latr （/atf）表示宗教活动场所（公司注册地）的纬度。
3公司治理环境评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件受理得到判决的数量。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利用北大法宝、威科先行数据库以及裁判文书网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股东滥用法人格人”“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等关键词搜索收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判决案件的数量，根据受理审判的法院或者最终做…判决结果的法院所在地作为该案件的地址，由此作为评价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律制度的一个指标，本文中用Law表示。
4控制变量（ ControIVariable），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了Kim et al.（20lla）、Hutton et al（ 2009）、JeffreV LCallen et al.（2015）以及权小峰等（2015）等文献，控制变量的定义与度量参照下表：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周收益负偏度的平，值为0.414，周收益波动比的，均值为-0.0012，这与黎文飞、蔡贵龙的结果有一定出入，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腰斩之后股市低迷状态持续较长时间。周收益负偏度的标准差是2.067，周收益波动比的标准差是0.0163，这意味着我们选取的样本之间的股票崩盘风险差异很大。RELICION。200的平均值为7.1681，表示在上市公司注册地址周围200 T.米的范围内平均有7.1681处宗教活动场所。
从表3可以看出在仅有18.25%的上市公司注冊地址在距离有lOOkm范围内没有一处宗教活动场所，而99.46c7e的上市公司在距离上市公司注册地址200 km的范围内都至少有一处宗教活动场所。
南表4可知，中国大陆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重点宗教场所共有40722处中，佛教场所为32351处，占比79.44%，道教活动场所为8232处，占比20.21%，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所占比例合计不到l%。可见，佛教和道教在我国宗教中的地位很高，列为重点宗教活动场所的多为佛教和道教。
（二）宗教信仰对于股价崩盘的影响
本文为了检验股票崩盘风险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利用周收益负偏度和周收益波动比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而在模型设立时考虑了t年的周收益负偏度（周收益波动比）周收益波动比对7+1年周收益负偏度（周收益波动比）的影响，故而本文使用的是动态面板数据，并且时间维度为8、横截维度为3029，属丁短动态面板，故而本文将模型设定为系统C;MM模型，允许最多使用被解释变量的三个滞后值作为T具变量。考虑到2008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本文剔除变量缺失的样本和极端值样本，并对所有变量进行双侧l%缩尾处理处理异常值，一共获得2087个上市公司，统计2008-2017年数据，共获得13084个样本点，根据前面建立的模型，通过相关软件计算得到如下结果：
表5的结果显示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指标NCSKEWT的系数为0.0445，且在10%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而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另一个指标DUVOL：的系数为0.0017062，且在IO%置信水平显著为负。在考虑法律制度对丁股价崩盘风时，宗教信仰和NCSKEW。的系数为0.0784541，且在5%置信水平显著为正，教信仰和DUVOL：的系数为-0.000101，且在置信水平IO%显著为负。可以看到当加入法律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时，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系数的显著性增强，南此说明宗教信仰和以法律为代表的正式制度对丁股票崩盘风险是相互促进而非替代作用。
表6展示了不同宗教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佛教和道教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两个指标NCSKEWT+i，DUVOL：+1的系数都为正，并且与后者的系数在5%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说明信仰佛教和道教程度高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并不显著低丁信仰佛教和道教程度低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天主教与股价崩盘风险的两个指标NCSKEWT+i，DUVOL。+1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信仰天主教程度高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明显低丁信仰天主教程度低的公司。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指标DUVOL。+1的系数的显著都要比NCSKEWT+i的系数的显著性高，因此在二者系数正负不一致的情况下，指标DUVOL。+，的结果更为可靠一些;再者，南丁在选取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的重点宗教场所中超过99%是佛教和道教，所以在进行检验宗教信仰程度和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时，会出现有的系数为正有的系数为负的情况;此外，由表4可知法律制度是与股价崩盘风险是负相关，即法律制度高则股价崩盘风险降低，而法律制度与宗教信仰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又是相互促进的;因此笔者认为宗教信仰是与股价崩盘风险呈负相关的，即宗教信仰程度高，则股价崩盘风险低;但是不同的宗教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同，佛教和道教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明显不如天主教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大，虽然佛教和道教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系数为正，但显著性弱，不能确定二者即为正相关。信仰天主教有助丁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这一结论与蔡贵龙、黎文飞的结论相同。 （三）稳健性检验
1对宗教信仰测度方法的改变。笔者在考虑如何衡量宗教信仰程度时，是选用以上市公司注册地址为中心的一定距离范围内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做为指标，本文研究的模型中选取的是200km为半径距离，主要是考虑到99.5%的上市公司以200km为半径的范围内都有至少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即便如此，笔者也使用了半径为lOOkm和半径为300km的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发现结果与本文研究的结论相一致。但是当选取的半径更大时，即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变大也就是宗教信仰程度的绝对值增加时，模型得到的结果系数绝对值增大，换句话说随着宗教信仰程度的增强股票价格风险降低的更明显;反之，当选取的半径更时，宗教信仰程度绝对值增大，模型得到的结果系数绝对值更小，宗教信仰程度的增强引起股价崩盘风险降低的作用变小。
六、拓展研究 （一）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的影响机制、传播渠道
宗教信仰作用丁人的心理，包括公司管理层人员、公司员T以及一般股东等在内所有与股价有关人员，进而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宗教信仰作用于公司管理层人员以及公司员工，文中论述了管理层的捂盘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同步一致性。管理层的捂盘行为经常体现为只向公众宣布好消息而隐瞒坏消息，而上市公司向公众报告公司运营情况最详细、最直接、最有信服力的就是上市公司定期发布的季报、半年报、年报等报表。因此如果公司的定期报表如果都存在问题的话，这家公司的宣布的其他消息的可信度就更值得怀疑了，笔者采用衡量上市公司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四大”为该上市公司的审计监督情况。会计审计监督可以是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作用的传导渠道，宗教信仰是通过影响一个上市公司的人员的心理以及行为，作用丁会计审计，通过会计审计监督程度的提高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假设四：宗教信仰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存在会计审计监督这一影响路径。
其中，Crash Risku：+i用周收益负偏度NCSKEWT+i和周收益波动比DUVOL。+1来衡量，RELIGION。，。表示股票i代表的上市公司的宗教信仰，big41，。表示该公司的会计审计监督情况，i表示股票l，￡、¨、0表示随机扰动项。
Sohel中介因子机制检验方法检验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可以分成三步：第一步，对路径a进行回归，观察系数ai;第二步，对路径h进行回归，观察系数卢，;第三部，对路径c进行回归，观察系数Yi、y2。当路径a的回归系数ai、路径h的回归系数1显著、路径c的回归系数y1显著但Y2不显著时，完全中介效应成立，即会计审计监督是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传导途径;当路径a的回归系数ai、路径b的回归系数卢，、路径c的回归系数Yi、Y2都显著，且路径c的回归系数Y1显著低丁路径a的回归系数ai，且Sohel的Z值统计显著，则会计审计监督具有部分的中介传导效果。
（二）传导机制实证分析结果
表7报告了以会计审计监督情况作为中介因子的检验结果，从结果可见，在路径a中，宗教信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一个指标周收益波动比呈负相关在5%置信水平显著;在路径h中，宗教信仰对丁会计审计的回归系数为0.060998，在10%置信水平显著，表明宗教信仰和会计审计呈正相关，即宗教信仰程度高则会计审计监督程度高;最后在路径c中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一个指标周收益波动比的回归系数为-0.001706，在10%置信水平显著，会计审计监督对周收益波动比的回归系数为-0.0021745，不显著，因此可以说明完全中介效应成立，即会计审计监督是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传导途径。
七、结论
本文利用wincl数据库、威科先行数据库，北大法宝数据库以及裁判文书网和国家宗教事务局收集的资料数据探讨了宗教信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最终结果表明，宗教信仰有助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同时笔者还发现，不同宗教的信仰程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不同，天主教对丁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最显著，而佛教及宗教的信仰对丁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最不显著并且甚至具有促进股价崩盘风险的可能性。这说明了宗教不仅仅是丰富人们的文化，同时对人们的心理以及行为产牛了影响，并作用丁经济牛活牛产中。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宗教文化建设来调控资本市场，以达到减少股价崩盤的现象。此外，笔者发现宗教信仰和法律制度在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方面，二者是相互促进，而非替代关系。对丁我国曰前关丁金融市场政策法律规范方面还不是十分完善，法律制度这类方式对金融市场的规范不足以使金融市场稳健运行时，可以从宗教方面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此外，笔者还研究了宗教信仰对丁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传导机制，宗教信仰的程度越高，一家上市公司的会计审计监督程度就更高，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起步晚，日前仍处丁发展阶段，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而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制定以及凋整都需要较长时间，并不能及时适应市场变化发挥作用，即存在滞后性。而宗教信仰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尤其是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包括管理层人员和一般员工，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运作，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基丁本文的研究结果，政府在调控资本市场时可以从重视宗教文化建设方面入手，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而达到调控资本市场的目的。
注释：
（1）D David H.Frankel. Adaptive Expectations and StockMarket Crashe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49， No.2（May， 2008），pp. 595-619.
②Baruch Lev and Meiring de Villiers. Stock PriceCrashes and lOb-5 Damages：A Legal， Economic. andPolicy Analysis [J].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7. No.1 （ Nov.. 1994），pp. 7-37. ③权小峰，吴世农，尹洪英.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经济研究，2015，（ 11）：49-64.
（4）（Timothy L.Fort and James J.Noone.BandedContracts. Mediating 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eGovernance：A Naturalist Analysis of ContractualTheories of the Firm [J].Law and ContemporaryProblems. Vol. 62. No.3，Challenges to CorporateGovernance （Summer. 1999），pp. 163-213.
（5）HenkBerkman. RebelA.Cole and Lawrence J.Fu.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Minority-Shareholder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Securities-MarketRegulation in China [J].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Ouantitative Analysis， Vol. 45， No.6 （DEC.. 2010），pp. 1391-1 41 7.
⑥黎文飞，蔡贵龙.宗教和股价崩盘风险：以中国为例[J].中国会计学刊，201 6，（9）：235-250.
⑦许年行，于上尧，尹志宏.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和股价崩盘风险[J].管理世界，2013.（7）：31-43.
⑧田昆儒，孙瑜.非效率授资、审计监督和股价崩盘风险[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2）：43-51.
⑨ Jeffrey L.Callen and Xiaohua Fang. Religion andStock Price Crash Risk[J].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and Ouantitative Analysis Vol. 50. （Nos. 1/2， Feb./Apr.2015），pp. 169 - 195.
⑩黎文飞，蔡贵龙.宗教和股价崩盘风险：以中国为例[J].中国会计学刊，201 6，（9）：235-250. （11）同①。
（12）Anthony Heyes and Sandeep Kapur.An EconomicModel of Whistle-Blower Policy [J] .Journal of Law.Economics，&Organization， Vol. 25， No.1 （May，2009），pp. 157-182.
（13）王鹏飞.道家与道教思想史批判——一种现象学神学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3： 5-27.
（14）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Christianity in China[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and Social Science. Vol. 152. China （Nov.. 1930），pp. 63-71.
（15）Elroy Dimson. Risk measurement when shares aresubject to infrequent trad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 V01.7. （June 1979），pp.197-226.
參考文献：
[1] David M. Frankel. Adaptive Expectations and StockMarket C.rashes[J].l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49， No. 2（May. 2008），pp. 595-619
[2] Baruch Lev and Meiring de Villiers. Stock PriceCrashes and lOb-5 Damages：A Legal， Economic， and PolicyAnalysis[J].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7， No.1（ Nov.，1994），pp. 7-37
[3] Timothv L.Fort and James J.Noone.BandedContracts， Mediating 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eCJovernance：A Naturalist Analvsis of C.ontractual Theories ofthe Firm[J l.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62， No. 3，Challenges to Corporate CJovernance（ Summer， 1999），pp163-213
[4] Jeffrey L.Callen and Xiaohua Fang.Religion andStock Price C.rash Risk [J].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Quantitative Analvsis Vol. 50， （Nos. 1/2， Feb./Apr2015）.pp. 169 - 195
[5] Anthony Heves and Sandeep Kapur.An EconomicModel of Whistle-Blower Policy[J].Journal of Law，Economics，&Organization， Vol. 25， No. 1 （May，2009）.pp.157-182
[6]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Christianitv in C.hina[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v of Political and SocialScience， Vol.152， C.hina（ Nov.193（）），pp. 63-71
[7] Elroy Dimson.Risk measurement when sharesare subject to infrequent trading[J].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 Vol.7， （June 1979），pp. 197-226
[8]杨志银，对宗教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定义的实证研究[J]世界宗教研究，2010，（3）：25-35
[9]权小峰，吴世农，尹洪英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 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经济研究，2015，（11）：49-64
[10]黎文飞，蔡贵龙宗教和股价崩盘风险：以中国为例[J]中国会计学刊，2016，（9）：235-250
[11]许年行，于上尧，尹志宏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和股价崩盘风险[J]管理世界，2013，（7）：31-43
[12]田昆儒，孙瑜非效率投资、审计监督和股价崩盘风险[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2）：43-51
[13]王鹏飞道家与道教思想史批判——一种现象学神学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3：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