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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销瓷的研究目前是国内陶瓷研究的一个热点，去年11月底结束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外销瓷的研究就是一个主要议题。从国内收藏市场看，外销瓷也不断出现在各大拍卖行的拍品目录，成交价格屡创新高。外销瓷在民间的收藏如火如荼。相对于明清官窑以及其他中国陶瓷传统的收藏品种，外销瓷中赝品的比例是相当低的，但是随着外销瓷价格的攀升，新仿品也开始流向国内市场。有些甚至是以出口再回流的方式进入市场，杀伤力更大。
外销瓷跟国内的瓷器相比有一点很大的不同，缺少出土的标准器来鉴别真伪、断定年代。但是沉船中出水的大量外销瓷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很大的便利，沉船出水瓷器因为其年代确定、数量巨大，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段中国外销瓷的整体面貌。本文通过对18世纪三艘沉船装载外销瓷的对比研究，展现这一时期外销瓷的特点。这三艘沉船分别是1745年9月12日沉没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堡”号，1752年1月3日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又名“南京”号），1761年1月20日沉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
三艘沉船瓷器介绍
1 “哥德堡”号
瑞典商船“哥德堡”号，最大载重960吨，船上装备有30门大炮。在它沉没之前已经两次成功往返中国和瑞典，每次历时一年半。可是最后一次航程足足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经过种种磨难，眼看到了家门口，却触礁沉没了。1745年沉没时船上共装载有700吨货物，包括12桶、289箱、2388捆瓷器，共计50万至70万件。公司在第一时间就组织了对船货的打捞，随后在19-20世纪私人又进行了几次打捞，其中1906年、1907年的打捞，获得完整瓷器4000余件。最近一次打捞，从1986年开始，在哥德堡海洋考古学会的主持下，共获得瓷片2.5吨，大约200万片，完整瓷器仅有100余件。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31年，晚于其他欧洲主要国家，同时规模也比较小。在“哥德堡”号沉没后，瑞典东印度公司只剩下5艘商船，雇员在400-800人之间，而同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大概在3万至4万人。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806年倒闭之前共进行了75次远航，除3次外，其余目的地都是中国广州。18世纪上半叶，瑞典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消费能力有限，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731-1746年第一次特许经营期间，接近90%的货物在国内拍卖后又再次出口到其他国家，此后这一比例才逐渐降低。到了18世纪70年代，瑞典已经基本达到欧洲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据1986年水下考古统计，“哥德堡”号出水瓷器中青花占51.7%，外酱釉、内青花的巴达维亚瓷占22%，两项加在一起占到整个瓷器的比例接近3/4，这两类瓷器都是一次烧成，成本较低。中国伊万里瓷器占10.5%。器型以日常餐饮用具为主，包括盘、碟、碗、茶壶、茶杯等传统中国器型，还有一些带把的杯子、水罐、牛奶壶等西方器型，数量不多，基本不见花觚、梅瓶、将军罐等陈设类瓷器。相比较而言，中国样式的瓷器要比欧洲样式的瓷器制作更为精良、胎体轻薄、釉面光滑。这可能是此时中国工匠在生产欧洲器型的瓷器方面还不够熟练，所以显得胎体厚重，质量不高。此外船上还发现有少量动物造型的瓷塑。
在瓷器图案方面，因为釉上彩绘在海水冲蚀下基本已经剥落殆尽，统计只能以青花为主。共有90余种图案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山水图案，包含远山、近水，天上飞鸟，地上树木，佛塔、寺庙，渔人在船上捕鱼或者行人携伞从桥上经过，也有不含人物形象的。这类图案构图比较完整，画风随意，写意大于写实。
第二类是动物纹，主要是天鹅，在池塘畔或走或飞，搭配上几丛秋草，两支野花，画风比较随意。
第三类是庭院花木，一支梅花，两杆修竹，地上太湖石，有时还搭配有菊花、牡丹、松树、白菜等植物。有几件大盘绘画工细，大部分都略显草率。
第四类折枝或缠枝花卉，有荷花、牡丹、菊花、梅花等，也是工细的少，粗率的多。主要的青花图案可以分为这么四类。另外还发现几件斗鸡纹、博古图的盘子，这在外销瓷中比较少见。同船还打捞上来七种纹章瓷，应当是私人定制的。
尽管这次打捞上来的瓷器并非“哥德堡”号船货的全部，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船上的瓷器总体质量、档次不高，纹饰、器型都以中国风格为主，少见人物纹。与1725年在越南海域沉没的“金瓯”号相比，可以看出某些瓷器还带有雍正甚至是康熙时的遗风。
2 “哥德马尔森”号
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1747年建成，最大载重1150吨，最后一次到广州是在1751年7月21日，在船上装载好各种货物以及日常所需之物后，12月18日从广州返回荷兰，在航行16天以后，于1752年1月3日，触礁沉没于南中国海域。当时船上共装载有203箱瓷器，装在170x46厘米的木箱子中，边角有铁皮加固。哈彻在1984年共打捞上来超过15万件瓷器，随后在荷兰进行了拍卖。
瓷器类型主要有青花、巴达维亚瓷、中国伊万里瓷器，未发现有粉彩瓷器。器型主要有中国式的茶杯、茶壶、盘、碗，欧洲样式的牛奶罐、牛奶碗、黄油碟、啤酒杯、唾壶，还有成套的餐具。从1986年拍卖的“哥德马尔森”沉船瓷器来看，有不少图案相同，器型不一样的瓷器，这应该就是该船货运发票里面提到的成套餐具，共有5种不同图案的成套餐具，其中4种是青花，1种是中国伊万里瓷器。沉船中还发现有动物、人物形象的瓷塑，人物造型都是中国式的。
沉船中打捞上来的瓷器数量不少，但是图案种类非常有限。基本上也是山川河流风景、庭院花木、折枝花卉，此外还有一种金鱼纹的盘子大量出现。总体来讲，绘画比较细致，少见粗糙图案。虽然当时绘画都是手工，但是给人一种流水线生产的感觉，大量同一图案的瓷器体现出一种高度的统一性。在1986年的拍卖纪录中，我们看到描绘河岸边寺庙图案的大号碟子有10274件，配套的大号杯子9336件，小号碟子8040件，小号杯子9318件。 3 “格里芬”号
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1747年造成，载重600吨。1759年4月25日，最后一次离开伦敦，1760年9月到广州。在装好了3000箱茶叶、200箱瓷器以及其他货物后，于1761年1月1日返航，同行的还有另外5艘英国商船。1月20日，在航行至菲律宾南部靠近和乐岛时，触礁沉没。1985年，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和法国“环球第一”打捞公司合作共同对“格里芬”号沉船进行了打捞。该船在沉没的时候断成了两截，此次打捞只发现船体的2/3，共出水瓷器7000余件，其中有4箱瓷器发现的时候，箱子还比较完整，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年这些瓷器是如何包装的。同时还有一些大碗放在特制的木桶内，以防破损。
出水的瓷器还是以青花为主，此外还有中国伊万里瓷器，粉彩开始大量出现，其中有不少是釉下青花和粉彩同施于一器的例子，在青花开光内画粉彩，由于海底保存环境不佳，大多数粉彩已经脱落，只留下釉下青花。同时墨彩也有少量发现，巴达维亚瓷数量减少。就器型而言，有各种样式的盘，圆盘、花口盘、八角方盘，各式碗，茶壶，咖啡壶，牛奶壶，各式杯子，有柄的、无柄的、单柄的、双柄的，茶叶罐。没有发现典型的成套餐具。除了这些实用器以外，还有花觚，将军罐等陈设用器，应该是成套放在壁炉上做装饰之用。同样“格里芬”号也发现有动物造型和人型瓷塑，人物造型是中国式的。绘画图案风格也是中国式的，大致分为山水景物，飞鸟动物（其中螃蟹图案大量出现），花卉植物以及人物场景（尤其是粉彩装饰中较多出现）。
沉船出水瓷器比较
从1746年到1761年，跨越15年时间，而且三艘沉船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展现了体现出了一致性，这是由时代决定的，并不会因当事人的主观选择而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三艘船上的瓷器都是以青花为主。这个是由当时中国瓷器生产的情况决定的，青花瓷器一次烧成，可以大规模批量生产，伊万里及粉彩瓷器需要在烤花炉中二次烧成，成本较高，同时烤花炉体量较小，不适合大规模批量生产。这跟当时国内使用情况也相符合，青花瓷是主流。
2 从器型上看，三艘沉船出水的瓷器都包含两类，一类是中国传统样式，一类是欧洲样式。可以看出，到了这一时期，欧洲人根据自身需要定制欧洲器型的瓷器已经成为常态，景德镇陶瓷工匠在生产这类瓷器时也显得游刃有余。
3 就图案装饰而言，三艘沉船上大量出现的山水图案虽然在国内并不十分常见，但是仔细看每一个元素，都是典型中国式的，经过这样的固定搭配后，就变成了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风光了。这一样式可以说是开启了18世纪晚期在西方非常流行的柳树图案（Willow Patterr）的先声。其他的动物、花卉、人物纹饰也都是典型中国式的。只是在“哥德堡”号上发现了几件私人定制的纹章瓷。作为公司购买的大宗瓷器，都是以市面上最常见的普通瓷器为主，各东印度公司都实行薄利多销的策略。纹章瓷等特殊样式瓷器价格昂贵，可以达到普通贸易瓷器的10倍，一般交给私人贸易，作为对船员工资的补偿。
4 中国的瓷塑在欧洲深受欢迎，从“金瓯”号开始就出现有中国娃娃的瓷塑，到这三艘沉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有狗的造型、鹦鹉造型，最多的还是人物造型，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物形象。只是在“哥德马尔森”号上发现有一对欧洲男女跳舞瓷塑，这应该是私人船货。
相对于这三艘沉船上瓷器表现出来的一致性，由不同国家对瓷器偏好性的选择以及时间发展所产生的差异性也很明显。
1 从瓷器的整体质量来看，“哥德堡”号上的瓷器与另外两艘船上装载的瓷器相比，要逊色一些，从绘画风格上就可以看出，瑞典东印度公司进口的瓷器画风随意、草率，只有少数绘画非常工整。这可能是瑞典东印度公司规模较小，资金不够雄厚，难以和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相比，在选择瓷器的时候，只能挑选价格较低的。另外“格里芬”号上出水了不少花觚、梅瓶等陈设类瓷器，在前两艘沉船中则基本不见，单就价格而言，陈设类瓷器肯定要高于日常用器。这一方面是各国对中国瓷器喜好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由购买力决定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般都是从欧洲出发后直接到广州，“哥德堡”号是因为意外情况不得不在巴达维亚逗留，购买所需货物后直接返回瑞典，而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为在亚洲各处都有贸易据点，他们的商船从欧洲出发后都会在亚洲海域内从事港口贸易，获得充足的资金，然后再到广州，购买所需货物返回欧洲。不同的贸易模式使得瑞典东印度公司在资金上难以与英、荷两国相抗衡。
2 从瓷器类型上看，前面两艘沉船中基本没有发现粉彩瓷器，“哥德堡”号有少量瓷器因为海底保存环境不佳，彩料脱落，疑似粉彩瓷器。而“格里芬”号沉船则有一定数量出现，同时还发现有墨彩瓷器，这种区别应该在很大程度是由时间发展决定的。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广州有很多红店陆续开张，景德镇釉上彩绘瓷器逐渐转移到广州，这也是为了更好的满足西方客户的需要。
3 “哥德马尔森”号上的瓷器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有大量不同器型的瓷器绘制同一图案，包括不同型号的盘子、碟子、汤盆、盐罐、杯子等等，这样的一套餐具动辄包含上百件瓷器。这种成套餐具在其他两艘沉船上都没有发现，这可能是荷兰人偏好这类瓷器造成的。在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油画中可以看出，荷兰人经常描绘宴饮的场面，各色食物放在银器或瓷器中，而同时期英国油画则更多的表现喝茶或者喝咖啡的场景。从这一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格里芬”号上没有发现成套餐具，而只是茶具和咖啡具。
4 从器型上分析，时间最早的“哥德堡”号出水有一些欧洲器型的瓷器，但是相对于中式器型瓷器而言，质量稍差，特别是带把啤酒杯，胎体厚重，釉面不够平整。这显示出中国工匠在生产这类不熟悉的瓷器时，技术还不够熟练。同样器型的瓷器在稍后的两艘沉船都有发现，质量已有明显提高。
沉船瓷与同时期国内民窑瓷器的比较
从瓷器种类上看，双方比较一致，粉彩瓷器自18世纪早期出现后，慢慢开始流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18世纪中后期数量逐渐增多，但是始终还是青花占据主流位置。在这一点上，不论是外销瓷器还是国内民窑瓷器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绘画图案而言，题材远远不如国内民窑瓷器丰富。这也反映出中西贸易开通以来，欧洲商人从被动进口中国提供的瓷器，开始有选择的购买符合本国口味的瓷器。早期中荷贸易中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装饰有龙纹或其他异兽纹饰的瓷器运到荷兰后又被退回，荷兰人不喜欢这样的瓷器，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明确指示以后不要再购买这类瓷器。到了18世纪中期已经基本固定下来，欧洲人喜欢的瓷器纹样就是中国的山水、动植物外加中国风的人物这么几类。国内民窑瓷器大量使用的以谐音来喻吉祥的图案，如马上封侯、五福捧寿、指日高升、冠上加冠、平平安安等，在外销瓷器中比较少见，同样的还有龙纹、麒麟、摩羯这些想象出来的动物在欧洲也不受欢迎，芦雁、松鼠、鱼纹这些西方熟悉的现实中的动物不包括在内。这就反映出，当时中西之间的交流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物质交流阶段，西方人不能理解这些图案背后的寓意，有些具有深刻含义的图案组合，他们并不知道内情，反而觉得比较奇_陉，所以弃之不用。
典型的欧洲风格图案在这一时期的大宗贸易瓷器上没有出现，仅仅局限在私人贸易瓷器，但是欧洲器型的瓷器却有批量生产。包括汤盆、奶油碟、啤酒杯、奶壶、盐罐、调料碗等等瓷器，在国内少有留存，景德镇应该是有专门生产此类瓷器的窑场，承接出口瓷器的任务。国内使用的瓷器虽然在餐饮类用具上没有国外瓷器品种丰富，但是在文房以及陈设类瓷器方面则是种类繁多，让人眼花缭乱。同时陈设类瓷器相较日常用器成本高、价格昂贵，且不易运输，因此欧洲各东印度公司在选择瓷器进口时，比较少问津这类瓷器。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大量需求，所以陈设类瓷器也少有依据西方器型特别生产的，基本都是中国传统样式。
通过对这三艘沉船出水瓷器的介绍，展示了18世纪中期乾隆外销瓷器的面貌。三艘沉船出水瓷器有很多共同之处，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器的特点。但同时三艘沉船出水瓷器的差异性也很明显，这其中既有时间发展早晚决定的，也有不同国家不同市场决定的。随着水下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沉船将会被打捞出水，大量的海捞瓷器为外销瓷的研究和收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出水海捞瓷作为标准器，无论对于研究还是收藏都是重要的依据，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外销瓷跟国内的瓷器相比有一点很大的不同，缺少出土的标准器来鉴别真伪、断定年代。但是沉船中出水的大量外销瓷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很大的便利，沉船出水瓷器因为其年代确定、数量巨大，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段中国外销瓷的整体面貌。本文通过对18世纪三艘沉船装载外销瓷的对比研究，展现这一时期外销瓷的特点。这三艘沉船分别是1745年9月12日沉没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堡”号，1752年1月3日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又名“南京”号），1761年1月20日沉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
三艘沉船瓷器介绍
1 “哥德堡”号
瑞典商船“哥德堡”号，最大载重960吨，船上装备有30门大炮。在它沉没之前已经两次成功往返中国和瑞典，每次历时一年半。可是最后一次航程足足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经过种种磨难，眼看到了家门口，却触礁沉没了。1745年沉没时船上共装载有700吨货物，包括12桶、289箱、2388捆瓷器，共计50万至70万件。公司在第一时间就组织了对船货的打捞，随后在19-20世纪私人又进行了几次打捞，其中1906年、1907年的打捞，获得完整瓷器4000余件。最近一次打捞，从1986年开始，在哥德堡海洋考古学会的主持下，共获得瓷片2.5吨，大约200万片，完整瓷器仅有100余件。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31年，晚于其他欧洲主要国家，同时规模也比较小。在“哥德堡”号沉没后，瑞典东印度公司只剩下5艘商船，雇员在400-800人之间，而同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大概在3万至4万人。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806年倒闭之前共进行了75次远航，除3次外，其余目的地都是中国广州。18世纪上半叶，瑞典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消费能力有限，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731-1746年第一次特许经营期间，接近90%的货物在国内拍卖后又再次出口到其他国家，此后这一比例才逐渐降低。到了18世纪70年代，瑞典已经基本达到欧洲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据1986年水下考古统计，“哥德堡”号出水瓷器中青花占51.7%，外酱釉、内青花的巴达维亚瓷占22%，两项加在一起占到整个瓷器的比例接近3/4，这两类瓷器都是一次烧成，成本较低。中国伊万里瓷器占10.5%。器型以日常餐饮用具为主，包括盘、碟、碗、茶壶、茶杯等传统中国器型，还有一些带把的杯子、水罐、牛奶壶等西方器型，数量不多，基本不见花觚、梅瓶、将军罐等陈设类瓷器。相比较而言，中国样式的瓷器要比欧洲样式的瓷器制作更为精良、胎体轻薄、釉面光滑。这可能是此时中国工匠在生产欧洲器型的瓷器方面还不够熟练，所以显得胎体厚重，质量不高。此外船上还发现有少量动物造型的瓷塑。
在瓷器图案方面，因为釉上彩绘在海水冲蚀下基本已经剥落殆尽，统计只能以青花为主。共有90余种图案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山水图案，包含远山、近水，天上飞鸟，地上树木，佛塔、寺庙，渔人在船上捕鱼或者行人携伞从桥上经过，也有不含人物形象的。这类图案构图比较完整，画风随意，写意大于写实。
第二类是动物纹，主要是天鹅，在池塘畔或走或飞，搭配上几丛秋草，两支野花，画风比较随意。
第三类是庭院花木，一支梅花，两杆修竹，地上太湖石，有时还搭配有菊花、牡丹、松树、白菜等植物。有几件大盘绘画工细，大部分都略显草率。
第四类折枝或缠枝花卉，有荷花、牡丹、菊花、梅花等，也是工细的少，粗率的多。主要的青花图案可以分为这么四类。另外还发现几件斗鸡纹、博古图的盘子，这在外销瓷中比较少见。同船还打捞上来七种纹章瓷，应当是私人定制的。
尽管这次打捞上来的瓷器并非“哥德堡”号船货的全部，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船上的瓷器总体质量、档次不高，纹饰、器型都以中国风格为主，少见人物纹。与1725年在越南海域沉没的“金瓯”号相比，可以看出某些瓷器还带有雍正甚至是康熙时的遗风。
2 “哥德马尔森”号
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1747年建成，最大载重1150吨，最后一次到广州是在1751年7月21日，在船上装载好各种货物以及日常所需之物后，12月18日从广州返回荷兰，在航行16天以后，于1752年1月3日，触礁沉没于南中国海域。当时船上共装载有203箱瓷器，装在170x46厘米的木箱子中，边角有铁皮加固。哈彻在1984年共打捞上来超过15万件瓷器，随后在荷兰进行了拍卖。
瓷器类型主要有青花、巴达维亚瓷、中国伊万里瓷器，未发现有粉彩瓷器。器型主要有中国式的茶杯、茶壶、盘、碗，欧洲样式的牛奶罐、牛奶碗、黄油碟、啤酒杯、唾壶，还有成套的餐具。从1986年拍卖的“哥德马尔森”沉船瓷器来看，有不少图案相同，器型不一样的瓷器，这应该就是该船货运发票里面提到的成套餐具，共有5种不同图案的成套餐具，其中4种是青花，1种是中国伊万里瓷器。沉船中还发现有动物、人物形象的瓷塑，人物造型都是中国式的。
沉船中打捞上来的瓷器数量不少，但是图案种类非常有限。基本上也是山川河流风景、庭院花木、折枝花卉，此外还有一种金鱼纹的盘子大量出现。总体来讲，绘画比较细致，少见粗糙图案。虽然当时绘画都是手工，但是给人一种流水线生产的感觉，大量同一图案的瓷器体现出一种高度的统一性。在1986年的拍卖纪录中，我们看到描绘河岸边寺庙图案的大号碟子有10274件，配套的大号杯子9336件，小号碟子8040件，小号杯子9318件。 3 “格里芬”号
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1747年造成，载重600吨。1759年4月25日，最后一次离开伦敦，1760年9月到广州。在装好了3000箱茶叶、200箱瓷器以及其他货物后，于1761年1月1日返航，同行的还有另外5艘英国商船。1月20日，在航行至菲律宾南部靠近和乐岛时，触礁沉没。1985年，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和法国“环球第一”打捞公司合作共同对“格里芬”号沉船进行了打捞。该船在沉没的时候断成了两截，此次打捞只发现船体的2/3，共出水瓷器7000余件，其中有4箱瓷器发现的时候，箱子还比较完整，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年这些瓷器是如何包装的。同时还有一些大碗放在特制的木桶内，以防破损。
出水的瓷器还是以青花为主，此外还有中国伊万里瓷器，粉彩开始大量出现，其中有不少是釉下青花和粉彩同施于一器的例子，在青花开光内画粉彩，由于海底保存环境不佳，大多数粉彩已经脱落，只留下釉下青花。同时墨彩也有少量发现，巴达维亚瓷数量减少。就器型而言，有各种样式的盘，圆盘、花口盘、八角方盘，各式碗，茶壶，咖啡壶，牛奶壶，各式杯子，有柄的、无柄的、单柄的、双柄的，茶叶罐。没有发现典型的成套餐具。除了这些实用器以外，还有花觚，将军罐等陈设用器，应该是成套放在壁炉上做装饰之用。同样“格里芬”号也发现有动物造型和人型瓷塑，人物造型是中国式的。绘画图案风格也是中国式的，大致分为山水景物，飞鸟动物（其中螃蟹图案大量出现），花卉植物以及人物场景（尤其是粉彩装饰中较多出现）。
沉船出水瓷器比较
从1746年到1761年，跨越15年时间，而且三艘沉船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展现了体现出了一致性，这是由时代决定的，并不会因当事人的主观选择而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三艘船上的瓷器都是以青花为主。这个是由当时中国瓷器生产的情况决定的，青花瓷器一次烧成，可以大规模批量生产，伊万里及粉彩瓷器需要在烤花炉中二次烧成，成本较高，同时烤花炉体量较小，不适合大规模批量生产。这跟当时国内使用情况也相符合，青花瓷是主流。
2 从器型上看，三艘沉船出水的瓷器都包含两类，一类是中国传统样式，一类是欧洲样式。可以看出，到了这一时期，欧洲人根据自身需要定制欧洲器型的瓷器已经成为常态，景德镇陶瓷工匠在生产这类瓷器时也显得游刃有余。
3 就图案装饰而言，三艘沉船上大量出现的山水图案虽然在国内并不十分常见，但是仔细看每一个元素，都是典型中国式的，经过这样的固定搭配后，就变成了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风光了。这一样式可以说是开启了18世纪晚期在西方非常流行的柳树图案（Willow Patterr）的先声。其他的动物、花卉、人物纹饰也都是典型中国式的。只是在“哥德堡”号上发现了几件私人定制的纹章瓷。作为公司购买的大宗瓷器，都是以市面上最常见的普通瓷器为主，各东印度公司都实行薄利多销的策略。纹章瓷等特殊样式瓷器价格昂贵，可以达到普通贸易瓷器的10倍，一般交给私人贸易，作为对船员工资的补偿。
4 中国的瓷塑在欧洲深受欢迎，从“金瓯”号开始就出现有中国娃娃的瓷塑，到这三艘沉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有狗的造型、鹦鹉造型，最多的还是人物造型，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物形象。只是在“哥德马尔森”号上发现有一对欧洲男女跳舞瓷塑，这应该是私人船货。
相对于这三艘沉船上瓷器表现出来的一致性，由不同国家对瓷器偏好性的选择以及时间发展所产生的差异性也很明显。
1 从瓷器的整体质量来看，“哥德堡”号上的瓷器与另外两艘船上装载的瓷器相比，要逊色一些，从绘画风格上就可以看出，瑞典东印度公司进口的瓷器画风随意、草率，只有少数绘画非常工整。这可能是瑞典东印度公司规模较小，资金不够雄厚，难以和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相比，在选择瓷器的时候，只能挑选价格较低的。另外“格里芬”号上出水了不少花觚、梅瓶等陈设类瓷器，在前两艘沉船中则基本不见，单就价格而言，陈设类瓷器肯定要高于日常用器。这一方面是各国对中国瓷器喜好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由购买力决定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般都是从欧洲出发后直接到广州，“哥德堡”号是因为意外情况不得不在巴达维亚逗留，购买所需货物后直接返回瑞典，而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为在亚洲各处都有贸易据点，他们的商船从欧洲出发后都会在亚洲海域内从事港口贸易，获得充足的资金，然后再到广州，购买所需货物返回欧洲。不同的贸易模式使得瑞典东印度公司在资金上难以与英、荷两国相抗衡。
2 从瓷器类型上看，前面两艘沉船中基本没有发现粉彩瓷器，“哥德堡”号有少量瓷器因为海底保存环境不佳，彩料脱落，疑似粉彩瓷器。而“格里芬”号沉船则有一定数量出现，同时还发现有墨彩瓷器，这种区别应该在很大程度是由时间发展决定的。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广州有很多红店陆续开张，景德镇釉上彩绘瓷器逐渐转移到广州，这也是为了更好的满足西方客户的需要。
3 “哥德马尔森”号上的瓷器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有大量不同器型的瓷器绘制同一图案，包括不同型号的盘子、碟子、汤盆、盐罐、杯子等等，这样的一套餐具动辄包含上百件瓷器。这种成套餐具在其他两艘沉船上都没有发现，这可能是荷兰人偏好这类瓷器造成的。在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油画中可以看出，荷兰人经常描绘宴饮的场面，各色食物放在银器或瓷器中，而同时期英国油画则更多的表现喝茶或者喝咖啡的场景。从这一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格里芬”号上没有发现成套餐具，而只是茶具和咖啡具。
4 从器型上分析，时间最早的“哥德堡”号出水有一些欧洲器型的瓷器，但是相对于中式器型瓷器而言，质量稍差，特别是带把啤酒杯，胎体厚重，釉面不够平整。这显示出中国工匠在生产这类不熟悉的瓷器时，技术还不够熟练。同样器型的瓷器在稍后的两艘沉船都有发现，质量已有明显提高。
沉船瓷与同时期国内民窑瓷器的比较
从瓷器种类上看，双方比较一致，粉彩瓷器自18世纪早期出现后，慢慢开始流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18世纪中后期数量逐渐增多，但是始终还是青花占据主流位置。在这一点上，不论是外销瓷器还是国内民窑瓷器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绘画图案而言，题材远远不如国内民窑瓷器丰富。这也反映出中西贸易开通以来，欧洲商人从被动进口中国提供的瓷器，开始有选择的购买符合本国口味的瓷器。早期中荷贸易中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装饰有龙纹或其他异兽纹饰的瓷器运到荷兰后又被退回，荷兰人不喜欢这样的瓷器，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明确指示以后不要再购买这类瓷器。到了18世纪中期已经基本固定下来，欧洲人喜欢的瓷器纹样就是中国的山水、动植物外加中国风的人物这么几类。国内民窑瓷器大量使用的以谐音来喻吉祥的图案，如马上封侯、五福捧寿、指日高升、冠上加冠、平平安安等，在外销瓷器中比较少见，同样的还有龙纹、麒麟、摩羯这些想象出来的动物在欧洲也不受欢迎，芦雁、松鼠、鱼纹这些西方熟悉的现实中的动物不包括在内。这就反映出，当时中西之间的交流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物质交流阶段，西方人不能理解这些图案背后的寓意，有些具有深刻含义的图案组合，他们并不知道内情，反而觉得比较奇_陉，所以弃之不用。
典型的欧洲风格图案在这一时期的大宗贸易瓷器上没有出现，仅仅局限在私人贸易瓷器，但是欧洲器型的瓷器却有批量生产。包括汤盆、奶油碟、啤酒杯、奶壶、盐罐、调料碗等等瓷器，在国内少有留存，景德镇应该是有专门生产此类瓷器的窑场，承接出口瓷器的任务。国内使用的瓷器虽然在餐饮类用具上没有国外瓷器品种丰富，但是在文房以及陈设类瓷器方面则是种类繁多，让人眼花缭乱。同时陈设类瓷器相较日常用器成本高、价格昂贵，且不易运输，因此欧洲各东印度公司在选择瓷器进口时，比较少问津这类瓷器。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大量需求，所以陈设类瓷器也少有依据西方器型特别生产的，基本都是中国传统样式。
通过对这三艘沉船出水瓷器的介绍，展示了18世纪中期乾隆外销瓷器的面貌。三艘沉船出水瓷器有很多共同之处，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器的特点。但同时三艘沉船出水瓷器的差异性也很明显，这其中既有时间发展早晚决定的，也有不同国家不同市场决定的。随着水下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沉船将会被打捞出水，大量的海捞瓷器为外销瓷的研究和收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出水海捞瓷作为标准器，无论对于研究还是收藏都是重要的依据，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