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与文化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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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以分析小说中以弗兰克和茜为代表的非裔美国人的创伤为切入口,重点分析黑人文化的救赎作用。小说中弗兰克和茜先后离开家乡洛特斯,经历了创伤之后,又重返家园,治愈创伤。他们对待黑人文化的态度经历了由厌恶到认可的转变,正是对非裔文化的正确认识,使得他们得到救赎,治愈创伤。托尼·莫里森基于小说中人物的创伤,彰显了非裔文化的救赎作用,强调了回归本族文化是治愈文化创伤、找回身份的必要条件,并借此表达了对当今非裔美国人生存境遇的担忧和关怀。
  关键词:创伤 身份 非裔文化
  小说《家》是托尼· 莫里森的第十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莫里森带领读者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期被视作“平静的年代”。而看起来平静的年代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主义,小说中同时预示着20世纪60年代各种民权运动的爆发。(王守仁,2013)《家》讲述20世纪50年代一个从朝鲜战场归来的黑人士兵弗兰克·莫尼(Frank Money)收到来信得知妹妹茜(Cee)生命垂危,决定回去救她并带她回到南方乡下的老家。弗兰克本就饱受源自战争的心灵创伤,然而在归家的路途中又目睹了种族歧视,不过最终这些创伤都在弗兰克重新领悟到黑人文化以及将要回归的“家”——黑人社区得以化解。
  黑人社区也是黑人文化的集中地。但是对于像茜和弗兰克这样的一群年轻人,起初他们并不认可这里。弗兰克和茜都在离开洛特斯之后受到更大的创伤,然而最终都回归黑人社区,在社区成员的帮助下恢复健康。所以,回归黑人文化是治愈创伤、找回身份的最终途径。
  一、创伤与身份
  小说以小镇洛特斯为原点,男主人公弗兰克的创伤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到洛特斯之前——离开洛特斯之后。女主人公茜的创伤主要来自于住在洛特斯期间和离开洛特斯之后。弗兰克出生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镇里,小镇的人被当时的3K党命令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自己的家,有一个老人因为拒绝离开,而被打死捆在树上。对于所有的黑人来说,他们的身份带来的是被欺凌,没有任何权利,家园也没有安全感。“就算你待在屋里,在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家里,还是会有戴或不戴警徽但总是拿着枪的人逼着你、你的家人和你的邻居卷铺盖走人”。被迫举家迁移至洛特斯,然而弗兰克对这个新“家”的评价却是:“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只有无尽的待消磨的时光。除了呼吸,没有要战胜的东西,活着的唯一价值是看着他人无声无息地死去。”“他恨洛特斯,只有和朋友们在一起,他才能忍受那儿心胸狭窄的居民,与世隔绝的处境,尤其是对未来的漠不关心。”
  Identity即身份认同,主要包括居民身份和文化身份。在后殖民的论述中,身份涉及政治身份、族群身份、国家身份、性别身份、阶级身份等诸多方面,“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张立新,2007)。在失去真正身份的状态下,弗兰克和茜在潜意识中产生了对黑人种族的仇恨,詹姆斯·鲍德温把它称为“无名的痛苦”。由于被赶出班德拉县,这种种族歧视带来的创伤也使得弗兰克产生了身份缺失的焦虑。在洛特斯,这种失去身份所带来的困惑是弗兰克讨厌洛特斯居民的真正原因。他想找到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把任何一个可以逃离洛特斯的途径当作寻求之路,包括战争。然而战争并没有给他带来身份的答案。相反,他饱受战争带来的创伤。在战场上,他目睹了朋友的惨死,并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遗症”。
  创伤是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陶家俊,2011)。
  小说中也多次提到弗兰克的创伤表现:好友的样子以及他们死前的片断总是在他的眼前闪现,他甚至看到他的好友“斯塔夫的照片在路上停着的一辆车里”。梦中“狗或是鸟在吃同伴的尸体”。和女友莉莉在一起时,他的创伤有所缓解,但他仍然逃避现实,消极地对待自己的人生,当莉莉问他对以后的打算时,他的回答是“活着”。对于自己为什么被抓到疯人院,他完全不记得了。逃出疯人院,在洛克牧师家里看到的袜子,在他看来就像断掉的脚。
  小说中茜的创伤主要体现在家庭创伤和身体创伤。因为出生在教堂的地下室,而被祖母丽诺尔称作“生在阴沟里的孩子”,并且注定有一段不光彩且一文不值的人生。在茜看来,社区是被隔离而且落后的,没有人行道也没有自来水,只有五十来户人家和两座教堂。“除了干家务、上教会学校,没有其他事可做”,所以她逃离了“家”而到了亚特兰大。然而,在茜离开黑人社区之后,被恋人抛弃,然后又被白人医生当作试验品,她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回到社区,接受社区中的黑人女性的治疗,继而才恢复了健康。
  茜在洛特斯受到的创伤来自于她的身份,由于并不是像别的孩子一样出生在家里或者医院,于是被祖母当作被歧视的对象,这是一种家庭创伤。父母每天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她,苛刻的祖母给她的是更多的伤害。于是她离开洛特斯前往亚特兰大。但是在亚特兰大,由于没有知识,想生活得好一点,她去给白人医生当实验助手,然而到最后,却被用来做实验。这也是由于她的黑人身份。在白人医生看来,她就是身份低下的黑人,是像物品一样的存在。
  这部小说中的非裔美国人已经摆脱了卖身为奴的悲惨境地,相比较《宠儿》中黑人的奴隶生活,黑人已经能够拥有更多的权利,比如弗兰克可以通过给别人摘棉花来赚钱,在洛特斯他们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尽管房子是租来的。然而,黑人却始终饱受着种族歧视带来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历史记忆和身份建构之间关系密切”,小说中弗兰克对童年被驱逐离开家的记忆一直十分清晰,在餐馆遇到的另外两位黑人,他们一起讨论1938年逃亡路上的不幸遭遇,“你睡过那种小的连鸡都塞不进去的笼子没?我们住的可是冰库。我睡过那么多地板,第一次看到床的时候还以为是棺材”。这种记忆,也让弗兰克产生了身份認同的危机,他认为在洛特斯,他无法改变自己受歧视的身份,所以这里是最糟糕的地方。当然,他也不认同洛特斯的居民的生活态度,认为他们每天浑浑噩噩,自己绝对不是这样“没头脑”的人,所以他要离开洛特斯。茜也不认可洛特斯,她也渴望离开洛特斯。兄妹二人对于洛特斯的不认可,也是对黑人文化的不认可。洛特斯中有黑人团体,他们仍保存着最原始的黑人文化,比如医疗,当茜回到洛特斯的时候,是黑人妇女用特别的方法救了她。   离开洛特斯之后的两个人,受到更多的是由身份带来的创伤。由于离开洛特斯奔赴战场,弗兰克目睹了朋友的死亡而给他之后的人生带来了创伤;茜在亚特兰大受到巨大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小说中提到,弗兰克在逃离疯人院之后,前往亚特兰大去解救她的妹妹,一路上,他对种族歧视有了更多亲身体会。他只敢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看到黑人因为去白人的店买咖啡而遭到暴打;火车上的洗手间门上的标志也使得他不得不去“火车站后面的草丛方便”;黑人小孩因为拿玩具枪而被警察打断胳膊。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黑人的身份使得这些非裔美国人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他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并不是一个人的困境,而是黑人争取民族身份的困境。
  二、黑人文化
  相比创伤,莫里森更关心的是黑人如何摆脱创伤的阴影。在《家》这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意在指明:黑人只有回到黑人社区,不放弃黑人的本族文化,才能治愈创伤,找到“家”。“家”成为一种喻体,用以指代居住地、社区、祖国等让人怀想、给人庇护和温情的所在(王守仁,112)。
  黑人社区是黑人文化的保存地,弗兰克回到社区之后,他发现“这里如此明亮,比他记忆中更明亮。太阳吸走了天空的蓝色,在白色的天空徘徊,威胁着洛特斯,折磨着它的草木,却永远不会,不会让它沉默”(莫里森,121)。
  社区中的黑人文化还体现在音乐、宗教等方面。“他们正坐在卡车车斗里,小的在吹口琴,老的在谈六弦班卓琴。侄子摇晃着光脚,叔叔穿着靴子的左脚在打着节拍。色彩、寂静与旋律包围了他们”,弗兰克听到音乐后觉得一切“安全和亲切的感觉有点夸张了,但他的滋味却是真实的”。音乐给他的创伤带来了一些治愈,而这种音乐正是黑人文化的代表。
  当弗兰克被抓到疯人院的时候,他在警车上拼命四处张望,看到的是一个小教堂——非洲人美以美锡安会。此时的教堂对他来说就是逃生后的希望之地,“如果能从安全出口安全成功逃脱,他就会跑去那里——锡安会”。事实也是如此,他逃脱疯人院后就去了这里,并且在这里得到了黑人牧师的帮助。洛特斯也有两座教堂,一个用来传道,一个用来教授阅读和算术。这时候的洛特斯没有人行道,没有学校,没有医院,但是在这个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小镇上却有两个教堂。而社区里面的黑人妇女“像是能看透一切”,她们有的还是文盲,却还找人读《圣经》给她们听,“对基督和彼此的奉献把她们聚集在一起,让她们远远超越了现实的际遇”。
  小说中的黑人文化中心——洛特斯是一个稍显落后的地方,这里与外界闭塞,甚至没有人行道,象征着黑人文化。弗兰克和茜对待洛特斯的态度也象征了很多年轻人因为向往外界的新鲜事物而放弃本族文化。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陈述和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角度交叉更迭而展开的。心理创伤和文化创伤使得非裔美国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同时,在以白人为主流的文化圈中,非裔美国人正逐渐失去本族的传统文化。因此,只有重新认可本族的文化,回归本族文化,受创的非裔美国人才能找回身份,得到救赎。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吴新云.国家·社区·房子——莫里森《家》对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想象[J].当代外国文学,2013(1).
  [2] 托尼· 莫里森. 家[M]. 刘昱含译. 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
  [3] 张立新.文化的扭曲——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的黑人形象研究(1877-1914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 陶家俊. 创伤[J].国外文学,2011(4).
  [5] Horvitz, Deborah. Literary Trauma: Sadism, Memory, and Sexual Violence in American Women’s Fiction. Albany: Suny, 2000.
  作 者:成健瑩, 杭州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陈茂林,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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