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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画家、业余画家、美院的学生……所有喜爱艺术的人，只需要一封简单的表明自己动机的申请信、一张身份证明、一张近照，就可以向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品复制管理处提出申请，把画架搬到卢浮宫珍藏的伟大画作面前，认真，甚至是虔诚地临摹前代艺术大师的杰作。人们习惯把这些出没于卢浮宫宽敞画廊里的临摹者，称为艺术殿堂的“雅贼”。
向所有入敞开大门
67岁的黎巴嫩人阿玛尔·达格，是卢浮宫资格最老的临摹者，自从他把画架搬到这座艺术宫殿，已经35年如一日，把卢浮宫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总共完成了200多幅尺寸不一的临摹作品。阿玛尔·达格说，每当自己支起画架，就和艺术大师融为一体，有时是拉斐尔，有时是波提切利，有时是安格尔。他用手中的毛笔和颜料管偷窃，把圣子像、山林水泽里翩然起舞的仙女们、圣母玛丽亚，以及威风凛凛的骑士从墙上“偷”到自己的画布上。在卢浮宫，像阿玛尔·达格这样只偷盗艺术的“雅贼”，今天大约有90人之多。
“在卢浮宫的画廊里，大约有80-90个临摹名画的人，每完成一幅作品的临摹，平均要花3个月时间。”韦罗纳·德·赛查克，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品复制管理处的负责人，虽然欢迎一切喜爱艺术的人来这里亲炙大师的光辉，还是希望尽可能控制临摹者的数量：“今天，来卢浮宫参观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多。200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660万。所以，我们已经向所有临摹者提出要求，不允许在最受欢迎的画作——比如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前面支起画架。”即使如此，韦罗纳·德·赛查克还是压力重重。由于进入卢浮宫临摹几乎不需要限制，即使对绘画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也能毫无障碍地获得批准，把画架支到大师名作之前，这些笨手笨脚的“菜鸟”，“常把油彩泼溅得到处都是”。
但是阿玛尔·达格显然已经和卢浮宫融为一体。长达35年的临摹经历，让阿玛尔·达格变成融会各家所长的画界“怪才”。1985年，有人邀请他为摩纳哥一座大厅绘制一幅尺寸为60平方米的天顶画，他从18世纪绘画中汲取养料，完成了一幅满是天使和裸体仙女的巨作，行家看过之后无不咋舌：“这幅作品简直像由许多前辈艺术大师通力合作完成的那样。”
延续200余年的传统
1910年，后来成为巴黎画派大师，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俄罗斯人夏加尔(1887-1985，俄裔法国画家和雕刻家)第一次来到巴黎，刚下火车，没有安顿好住处和行李，就从巴黎北站径直杀到了卢浮宫，为后人留下一段佳话。作为西方古典艺术收藏巨擘，卢浮宫就像“一本需要永远学习的巨著”(鲁本斯)。1793年卢浮宫不再作为法国皇宫，正式对外开放，内政部长罗兰·德拉皮耶向公众承诺说：“所有人都有权利在这些杰作前支起画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临摹，去绘画。”开放卢浮宫的成果确实显著：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有上百幅临摹作品被取下画架——卢浮宫变成了巨大的画室。
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卢浮宫为自己招来意想不到的破坏：价值连城的绘画被学习艺术的年轻人从墙上摘下来，在他们手中毫不在意地传递，然后被随意放在一边，有时甚至紧挨着熊熊燃烧的火炉。不要说别的，就是火炉散发的热气也足以让油画遭到毁灭性破坏。为追求和原作“百分之百地相似”，学生用粉笔给原画打上细细的粉格，有时甚至用粉笔把原画上微小的裂纹填满。
当时规定，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卢浮宫只为美术学校的学生开放，老百姓只能在周末大饱眼福。有些年轻人打着学习艺术的旗号走进卢浮宫，根本不去珍惜自己的“特权”，他们聊天、唱歌、跳舞、斗嘴取笑，甚至和漂亮姑娘眉来眼去：“紧挨着最抢眼的女士支起画架，问她借许许多多小东西，让她没法儿拒绝。对墙上的大师肆意嘲讽一番，挑起一场直到博物馆关门也争不完的讨论。最后，带着意中人到大街上继续这番对话。”——显然，卢浮宫在造就艺术大师的过程中，还担负着创造浪漫的使命。
1855年，卢浮宫全天对社会开放，铜臭味渐渐弥漫，一个艺术史学者后来评论说：“在那段日子里，卢浮宫不再是态度认真的画家学习绘画的好场所，它成了专出仿制品的地方。”能不能遇到出手阔绰的外国游客，成了大多数临摹者惟一关心的事情。所幸，照相术的发明给这项有利可图的“产业”划上休止符。满脑子生意经的临摹者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卢浮宫，重新被热爱艺术的画家“占领”。
金钱不是目的
比起200年前混乱的管理体制，卢浮宫在今天为渴望临摹前代大师杰作的画家树起一道高高的门槛。这些严格的规定包括：临摹者只能在每年6-9月之间进入卢浮宫，从早上9点工作到下午1点30分；他们只能选择经由博物馆授权的绘画作品临摹；画架由卢浮宫提供，为保护名作，画架与作品的距离，不得少于1米；对任何一幅作品的临摹，时间最长不能超过3个月；整幅作品临摹结束之前，临摹者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带回家慢慢修饰；临摹作品的尺寸不能与原作一致，必须按原作尺寸的1／5缩放；在临摹之前，必须在画布正反面盖上卢浮宫的印章，而且绝不允许在临摹作品时复制原作者的签名。所有这些严格的纪律，其目的只有一个：根除赝品。
临摹者日复一日辛勤工作，到底为了什么?诚然，很多“复制品”被游客出高价买走，一幅出色的临摹作品，可以被叫到4000欧元。但是，绝大多数临摹者，并不靠此糊口。有一个叫尼尼的饭店退休经理因为技艺出众，一幅经他临摹的肖像，可以轻易卖到1800欧元，但是尼尼并不在乎：“我不是为挣钱才来画画的，我每年卖掉一到两幅临摹作品，仅仅是为换点钱买各种绘画用具。而且，每当一幅出手，我会马上画一幅同样的补上。和这些画儿分开，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事实上，无论1800还是4000欧元，价格其实都偏低，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品复制管理处负责人韦罗纳·德·赛查克说：“完成一幅临摹需要花费极大工夫。临摹一幅普通尺寸的鲁本斯画作，需要辛苦劳作100～150个小时，而市场上现在的价格，和工作强度并不能相抵。”很多临摹者也都表示，之所以卖掉自己的作品，有时是应朋友之邀，有时是为换点钱买画布和颜料。
因此，如今活跃在卢浮宫里的临摹者，绝大多数出于对艺术的虔诚。曾有一个画师——安东尼奥·本恩，他从1928年开始临摹《蒙娜丽莎》，而且只临摹《蒙娜丽莎》，一直到去世，一共完成了200多幅。在这种人面前，无论谁都会肃然起敬。
向所有入敞开大门
67岁的黎巴嫩人阿玛尔·达格，是卢浮宫资格最老的临摹者，自从他把画架搬到这座艺术宫殿，已经35年如一日，把卢浮宫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总共完成了200多幅尺寸不一的临摹作品。阿玛尔·达格说，每当自己支起画架，就和艺术大师融为一体，有时是拉斐尔，有时是波提切利，有时是安格尔。他用手中的毛笔和颜料管偷窃，把圣子像、山林水泽里翩然起舞的仙女们、圣母玛丽亚，以及威风凛凛的骑士从墙上“偷”到自己的画布上。在卢浮宫，像阿玛尔·达格这样只偷盗艺术的“雅贼”，今天大约有90人之多。
“在卢浮宫的画廊里，大约有80-90个临摹名画的人，每完成一幅作品的临摹，平均要花3个月时间。”韦罗纳·德·赛查克，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品复制管理处的负责人，虽然欢迎一切喜爱艺术的人来这里亲炙大师的光辉，还是希望尽可能控制临摹者的数量：“今天，来卢浮宫参观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多。200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660万。所以，我们已经向所有临摹者提出要求，不允许在最受欢迎的画作——比如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前面支起画架。”即使如此，韦罗纳·德·赛查克还是压力重重。由于进入卢浮宫临摹几乎不需要限制，即使对绘画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也能毫无障碍地获得批准，把画架支到大师名作之前，这些笨手笨脚的“菜鸟”，“常把油彩泼溅得到处都是”。
但是阿玛尔·达格显然已经和卢浮宫融为一体。长达35年的临摹经历，让阿玛尔·达格变成融会各家所长的画界“怪才”。1985年，有人邀请他为摩纳哥一座大厅绘制一幅尺寸为60平方米的天顶画，他从18世纪绘画中汲取养料，完成了一幅满是天使和裸体仙女的巨作，行家看过之后无不咋舌：“这幅作品简直像由许多前辈艺术大师通力合作完成的那样。”
延续200余年的传统
1910年，后来成为巴黎画派大师，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俄罗斯人夏加尔(1887-1985，俄裔法国画家和雕刻家)第一次来到巴黎，刚下火车，没有安顿好住处和行李，就从巴黎北站径直杀到了卢浮宫，为后人留下一段佳话。作为西方古典艺术收藏巨擘，卢浮宫就像“一本需要永远学习的巨著”(鲁本斯)。1793年卢浮宫不再作为法国皇宫，正式对外开放，内政部长罗兰·德拉皮耶向公众承诺说：“所有人都有权利在这些杰作前支起画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临摹，去绘画。”开放卢浮宫的成果确实显著：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有上百幅临摹作品被取下画架——卢浮宫变成了巨大的画室。
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卢浮宫为自己招来意想不到的破坏：价值连城的绘画被学习艺术的年轻人从墙上摘下来，在他们手中毫不在意地传递，然后被随意放在一边，有时甚至紧挨着熊熊燃烧的火炉。不要说别的，就是火炉散发的热气也足以让油画遭到毁灭性破坏。为追求和原作“百分之百地相似”，学生用粉笔给原画打上细细的粉格，有时甚至用粉笔把原画上微小的裂纹填满。
当时规定，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卢浮宫只为美术学校的学生开放，老百姓只能在周末大饱眼福。有些年轻人打着学习艺术的旗号走进卢浮宫，根本不去珍惜自己的“特权”，他们聊天、唱歌、跳舞、斗嘴取笑，甚至和漂亮姑娘眉来眼去：“紧挨着最抢眼的女士支起画架，问她借许许多多小东西，让她没法儿拒绝。对墙上的大师肆意嘲讽一番，挑起一场直到博物馆关门也争不完的讨论。最后，带着意中人到大街上继续这番对话。”——显然，卢浮宫在造就艺术大师的过程中，还担负着创造浪漫的使命。
1855年，卢浮宫全天对社会开放，铜臭味渐渐弥漫，一个艺术史学者后来评论说：“在那段日子里，卢浮宫不再是态度认真的画家学习绘画的好场所，它成了专出仿制品的地方。”能不能遇到出手阔绰的外国游客，成了大多数临摹者惟一关心的事情。所幸，照相术的发明给这项有利可图的“产业”划上休止符。满脑子生意经的临摹者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卢浮宫，重新被热爱艺术的画家“占领”。
金钱不是目的
比起200年前混乱的管理体制，卢浮宫在今天为渴望临摹前代大师杰作的画家树起一道高高的门槛。这些严格的规定包括：临摹者只能在每年6-9月之间进入卢浮宫，从早上9点工作到下午1点30分；他们只能选择经由博物馆授权的绘画作品临摹；画架由卢浮宫提供，为保护名作，画架与作品的距离，不得少于1米；对任何一幅作品的临摹，时间最长不能超过3个月；整幅作品临摹结束之前，临摹者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带回家慢慢修饰；临摹作品的尺寸不能与原作一致，必须按原作尺寸的1／5缩放；在临摹之前，必须在画布正反面盖上卢浮宫的印章，而且绝不允许在临摹作品时复制原作者的签名。所有这些严格的纪律，其目的只有一个：根除赝品。
临摹者日复一日辛勤工作，到底为了什么?诚然，很多“复制品”被游客出高价买走，一幅出色的临摹作品，可以被叫到4000欧元。但是，绝大多数临摹者，并不靠此糊口。有一个叫尼尼的饭店退休经理因为技艺出众，一幅经他临摹的肖像，可以轻易卖到1800欧元，但是尼尼并不在乎：“我不是为挣钱才来画画的，我每年卖掉一到两幅临摹作品，仅仅是为换点钱买各种绘画用具。而且，每当一幅出手，我会马上画一幅同样的补上。和这些画儿分开，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事实上，无论1800还是4000欧元，价格其实都偏低，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品复制管理处负责人韦罗纳·德·赛查克说：“完成一幅临摹需要花费极大工夫。临摹一幅普通尺寸的鲁本斯画作，需要辛苦劳作100～150个小时，而市场上现在的价格，和工作强度并不能相抵。”很多临摹者也都表示，之所以卖掉自己的作品，有时是应朋友之邀，有时是为换点钱买画布和颜料。
因此，如今活跃在卢浮宫里的临摹者，绝大多数出于对艺术的虔诚。曾有一个画师——安东尼奥·本恩，他从1928年开始临摹《蒙娜丽莎》，而且只临摹《蒙娜丽莎》，一直到去世，一共完成了200多幅。在这种人面前，无论谁都会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