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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生命的诠释
“南京发现50万年前人类化石”；
“喜马拉雅冰山融化加快”
……
这两则新闻报道内容不同、性质相异。一则属人类历史学的范畴，价值在于对发现的化石经测定研究，可以将炎黄子孙从猿到人的演变、进化历程表提前，从而证明我们告别动物界的大约时间及文明史之古老。另一则从地质学、环境保护的角度，其潜台词是在警示当今人类，人为的破坏和野蛮的攫取使自然界发生着灾难性的变异，自然力狰狞地报复人类的壮行已经开始。
水是生命之源。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喜马拉雅冰山赤裸了身子，中断的恐怕不只是冰雪消融后涓涓细流汇成的长江黄河之绝唱，两支被断的大流将裸露数千公里长，干涸的河床、龟裂的万顷良田，干涸的还有无数生命。
山川河流，沧海桑田；人类文明，生生不息。若把两则消息揉合来想，思维的轨迹些许会从不同的两个平行线交叉到一点。自然运动与人类生命攸关的话题就是这样比较发散的。
青藏高原被喻为“世界屋脊”、“高大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缺氧族”绝对不可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几十万年前在这里曾经生活过的人类祖先是“富氧”的一族。地球地壳运动使这里成为隆起的高地，也使无数山峰裹上了冰雪装。命运就是这样，我们在拼命呼吸，赶上的就是这个“高隆期”。也许，等到再次沉下去的时候，我们又成为了被遗忘的人类群体。
尽管如此悲壮，笔者的脑际仍然在萦绕一个情景：年轻生命生长的“高大陆”还有着一个被毁灭的辉煌过去。试想，几万或十几万年前的喜马拉雅海域、物阜民康的河湟谷地，突然经受了一场意外的灾祸，天塌地陷，四极不扶，那些人类群体在几经挣扎后被残酷地覆没，一幅悲壮的人类画卷就这样活生生地被包裹在了地下岩层。相信科学，有一天一定能将这画卷从地球的某个岩层里探测定位，重见天日。
地质学家如是说，我们生存的家园——地球，自从它生成以来，其运动和变化一直频繁不止。的确，地球在它数十万年的运动期中，每过几万年、十几万年，就有一个大的毁坏和裂变。自然界的物质变化层出不穷，人类生命过程生生不息。一个人类文化群在自然力面前突然消失、被尘封，而一个新的人类文化群的诞生不能强求在原来的遗存上，也许其序幕的拉开是“零文化”（玛亚圣殿、埃及金字塔至今尚有解不开的谜）。
人类现有的目光所及和文字记载，使我们把5000年以前的人类文明看得够遥远了。实际上，就时空的无限来看，只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一个段落。地球仅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小星，万年以内的人类文化发现在时间的漫长过程中又算得了什么？
人类之渺小，人生之短促。这是作为吓唬玩世不恭者的话吗?对于接近或已超过或正好50岁的人来说，50万年又是一个什么时间概念?
典故与创新
古代诗文好引用古书中的一些掌故、事理以及精彩的词句，被称之为“用典”。现代人经常使用的成语，其中不乏典故，更讲究其出处。信手拈来，例举“对牛弹琴”，就是出自南朝梁代僧祐所编《弘明集》。成语说的是公明仪善弹琴，为一头牛弹奏音乐，牛不闻其曲专心低头吃草的故事，以此来比喻对愚者讲道理、或讥笑说话的人不看对象。
中国古代的文士，其中也有雅俗之分。看那些雅士，文绉绉的，雅得可爱；也有一帮俗士，道听途说，俗不可耐。早就听说过一个关于“金戒指”的事故，那八成是一些俗士的杜撰，拿今天的话说，是对典故的一次创新了。
所谓“戒指”，一般人都知道，那是套在指头上的“玩意”，或为有意义的纪念，或为一种专指的指饰，更或为纯粹意义上的显摆。戒指者，又名指环，也称“约指”、“手记”、“代指”等。中国人佩戴戒指的历史大约已有两千多年了，秦汉时蔚然成风，而到了如今，其作用不仅仅在于“佩以示”，且已成为男女的定情之物，或为悦己者之馈赠。
作为佩饰，后来为何叫了“戒指”，关键在于这个“戒”字上。戒者，禁也。那则典故“精彩”之处，就是戒有事，即禁止做的事情——
故事说西汉年间，皇宫大内戴“金戒指”仅限于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时不叫“金戒指”，而叫“经戒止”。佳丽粉黛如云，一旦皇上宠幸哪位，传而唤之，但又不巧，正赶上那位在“倒霉”，只得摆手打住。皇上的懊恼只有皇上肚里的“虫儿”——太监明白。于是便琢磨出了高招儿：给后宫佳丽每人打造一枚金戒指，平素不戴，一旦“倒霉”，便要戴上，黄帝一眼便能瞧见，太监们也不再传唤。所谓“经戒止”，就是明白地告诉：“月经来潮，禁止那事”。故事讲到这还没完，接着说。王公大臣、文武百官见宫内女眷指戴金灿灿的“经戒止”别有风韵，便也学着给自己的老婆、女儿打制后戴上。这下子，戴“经戒止”蔚然成风，甚至在民间流行起来，成为时尚。如此，“经戒止”便叫成了“金戒指”，不但女人戴，一些男人也来凑热闹，其原本的意义和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个用典倒是有几分滑稽和几多刺讽。按照这个故事继续演绎下去，似乎又能解释宫内“翻牌”的由来了。好在笔者从没有过这“玩意儿，”也从没有赶过这个时髦，所以，听了这个故事也没有心存忐忑。
有几许文化的人未必能相信这个典故的历史真实。“金戒指”与“经戒止”同音，由此创新出了这么个笑谈，实际上，这么随意和俗气的创造还有不少呢!
某处有一家餐馆，门面不大，却起了个响当当的店名——“客临顿”（“克林顿”）。这算啥，还有叫“不食’，（“布什”）、“哦爸妈”（“奥巴马”）的。哪是哪，不叫洋气，真正的俗气!
有崇洋媚外的，更有不知深浅的。一家卖卤制品的小店叫“卤至深”（“鲁智深”），亏也想得出来，这也叫古为今用吗?
还有更乱的。西餐厅叫“无饿不坐”（“无恶不作”），那是好人去的地方吗?茶叶店叫作“井茶局” （“警察局”），是用来关押什么的?还有什么“有鸡厨房”（有机厨房），正经的食客是不敢进这个厨房的。 “鸭子坊”是卖酱鸭的，但这个店名会让人浮想联翩。学校对面开了个快餐店，一味适合学生，叫作“布织道”（“不知道”），让人一头雾水；有个小吃店叫“您随便”，不明白这个“随便”是指的什么?见过一些陋巷中贴着这样的告示——“请勿随地大小便”，是这个“随便”可就惨了。 对于“戒指”的历史的确需要进行一番考证，毕竟“经戒止”的故事已经被编辑大人们选进了一些书籍和刊物。有一本汇知识之萃、补群典之缺的新型工具书就含糊其辞地支持了这个故事，真不知荟萃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的辞书也就如此这等，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按《诗》注解释，古代后妃群妾礼君，的确有戴戒指记成法的规定，但不像“经戒止”滥言的那样，读书人不妨查阅。
细细回味，杜撰“金戒指”故事巧在“金”和“经”谐
音，那么“银戒指”就改叫“淫戒止”；“宝石戒指”就该叫“抱尸戒指”吗?如此类推，还能创新出若干典故来。
有时候在想，中国的文字的确有意思，但总有那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叫人感觉不舒服。那些俗不可耐的商店名、餐厅名是经营者素质的反映，但更有许多赫然于所谓著作、文本、报刊中的不是东西的东西，却是许多高级人才的无私奉献，更有一批高级编审的批阅把关。
呜呼!文字改革和规范几十年了，而我们的出版质量似乎是与出版数量一样彼长此消，令人扼腕。除了一些疏忽和遗漏，更多的问题是我们的名不副实以及体制滞后造成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高级职称的队伍中来了，且年纪越来越轻。听说，在许多硕博之类的人才中，汉语言文字的基础远不如当年的高中生。我感到心寒，好像指缝间有许多流质的东西在拼命地往外淌。也许那是时间，或是金银，但我更强烈地感觉到那是魂魄，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积养成的精气神之类的东西。
于是，我想到了“刻舟求剑”、“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更想到了“全聚德”、“老正兴”、“德福祥”、 “狗不理”……
也许，创新也需要科学，决非鲁莽和胡来；创新更要尊重传统，那些传统中优秀的部分。有些创新分明是在“泼污水”，即如鲁迅先生所言，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
不是吗?
报纸文化传播优势比较谈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化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书面传播、听觉传播和视觉传播。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首先讲求沟通，而通过什么手段实现沟通，这又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迄今为止，传播学家普遍重复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类文化的传播是一个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不能将任何一种文化传播指定为唯一的传播方式。
人类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如何，这已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每一种方式都有其内在的文化优势和特性。从这一积极的方面看，报纸文化由于文化浸润时间较长的原因及其本身具有的诸多文化属性，它的文化优势比其他传播工具更具有坚实性和丰厚感。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传播方式和手段趋于多样化、立体化，尤其是随着电视的出现所产生的传播冲击波，业界就报纸和电视的传播力度曾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电视优于报纸似乎是一种共识，但以报纸传播在诸多危机面前所表现出的反映来揭示其内在的生命力，报纸传播在当代新闻体系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这也是国内报界为振兴报纸事业所关注的问题。
实际上，电视传播的崛起以及电子工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早已使办报者感到一种压力，普遍敏感的是电视的冲击力迟早要取代报纸、广播、电影等。这个问题在西方曾引起无休止的论战，在我们国内这种争论一度也曾相当激烈。对于这一具有世界性的公议，有人指出，电视传播无疑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化传播的历史，它突破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并且突破了人类认知的方式，它将听觉和视觉合二为一，既适应了现代社会的传播要求，又开拓了一个崭新的传播领域。
从人类文化传播的发展历史看这一观点，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不管何种传播方式，包括今天一些较先进的传播手段，它们之间往往处于一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语言传播属于较古老的传播方式，它简单明了，诉诸于耳，即使在今天的广播、电视等传播手段中仍然被当作重要的手段接纳并采用。同样，文字传播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与其它传播手段仍将共存共荣。
传播方式本身并不说明其具有可替代性，只能说明具有相对独立性。从某一文化优势去比较，就可以发现，越是先进的传播手段，越有着某一文化意义上的不成熟甚至缺憾。美国传播学专家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在他们合著的《传播学概论》中分析传播对于感官作用下的效应问题时指出：“一个人决不能通过向两种感觉器官的传播获得双倍于只通过一种感官传播的信息量。”还指出：“在听觉与视觉两种通道上传播的信息之间往往发生干扰，因而视听传播渠道非但远不能获得双倍效果，有时还可能不如只通过一种感官的传播渠道那样有效。”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接受传播的渠道往往习惯集中于一个感官通道，假如同时使用几个感官通道往往会产生交叉后的系统紊乱。专心去读一篇报道文章，比视听兼受一则电视新闻报道更具有影响力和记忆效果，尽管电视具有图像和声音的双重传播刺激，由于干扰因素却容易导致交叉失效。
作为立体形象结构的电视，它与立体多层面结构的报纸相比较，报纸显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优势：
1、携带轻巧方便。俗话说，“一纸在手便知天下事。”重量约在几克的报纸，翻开几大张，合起来不过巴掌大，承载和传播的新闻和信息不受任何时间和场所的限制，从时事消息、重大新闻、趣闻轶事等应有尽有。轻巧、方便、快捷是报纸独有的特点，而电视在接收新闻源时，首先要有设备，即电视接收器等，并且还需具备合适的能源系统，这样才能输出，最终显示在屏幕上。即便是带在手腕上的微型电视，也要受新闻节目安排时间的限制。总之，它要受到条件、地点、时间，以及磁场干扰、电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2、思维层次高深。文字是人类思维文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它不仅高度概括着事物的丰富内涵，而且给予人脑深广而细密分析的思辨空间。一则消息数行文字，但它却启发人的想象，让人联想到更多的人或事，且又经过大脑滤清产生判断，得出更新的结论。而电视由于它的可视性，一面接收生活中的真实画面，一面要想产生复杂的思考，却往往不能摆脱眼耳所接受的具体“辐射”，不容易使思维发生多层面的 想象和综合判断力，以至使思维层次不能升高。患有“电视病”的人所表现出的被动接受、思维迟钝等正是说明。 3、有较好的存储价值。报纸载体的存储是电视所不能比拟的。报纸具有长期储存价值，可以随时翻阅，而且这种阅读可以多次重复，不受时间、条件、场所的约束，更不受顺序排列的限制。就个人而言，随心所欲，不管浏览、分析、选读、剪贴等，存储办法也多种多样，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而电视所具有的是各种信息稍纵即逝，查起来也不方便，其存储又受到经济能力、设备条件和空间因素等的限制。录像带存储已成为现今电视台的一大苦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苦恼还将加剧。
4、经济时效较高。从生产成本的角度看，一张报纸的成本比一束电视新闻的成本要低，而一张报纸的新闻含量远远超过一束电视新闻。另外，从采访学的角度看，报纸记者“一支钢笔一个本，一双脚板行天下，”而电视记者却不能作“轻骑兵”，往往“辎重”在身而不可远行，非借助于现代交通工具不可。近年来，随着激光排照、自动印刷等技术的运用，更使报纸的经济性、时效性充分体现出来。
5、纵横深广。新闻报道如何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如何在更大的社会坐标上反映重大的新闻事件?这是当前新闻所追求的新高度。报纸本身具有的动态性、综合性、分析性已在国内外重大报道中大显身手，尤其在报道的深度广度上，比只能在动态、画面上作文章的电视技高一筹。如海湾战争的报道和国内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上，报纸显然占了上风。
6、具有理性与感性双向思维的优势。从报纸记者采访活动来看，报纸记者可以“隐形”，直接在新闻现场感受和采集新闻信息，这样容易抓住新闻的本质和真实，然后，可以在写稿中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或抓住一个场面尽情挥洒，或抓住一个问题深人剖析，以犀利的笔触把深刻、美好、动人的事件本身开拓得更深、更具有新闻价值。而电视则要用镜头去捕捉，这样，往往会对新闻现场产生扰动，以至抓不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所以，一些非形象类的东西，如人的情感、内心世界、事物间错综复杂的逻辑关系等，电视很难予以表现，而报纸则可能捷足先登。
总而言之，电视是既具有高密度信息量又“瞬态化”的传播手段，集多样化、立体化等特征于一身，但它稍纵即逝，瞬时不可滞留，满灌而不留想象空间，给人的感觉是“热得快”，同时也“凉得快”，无较深刻的印象，更不能反复“咀嚼”。而报纸由于它的抽象性和单纯的视觉功能，首先可以被选择阅读，在接受机能上是一种主动接受。它既可以集中精力专注于其中，同时，由于它以书写符号为语义的载体的时空无限性，便于在更加广阔而深入的范围内，发挥和运动人脑的抽象概括能力、想象能力和分析能力，并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效应、产生效果。
电视是继报纸、广播之后新兴的传播媒介，它形象、直观，新闻报道富有现场感，擅长声画结合，动态感强，这些优势使它的覆盖率、收视率日益增长。但是，技术条件、设备、播放时间限制等因素，使它目前仍以中心城市为传播区域，还不能取代其它传播媒介。反之，报纸由于其轻便灵活，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再加上它的全景俯瞰、理性分析、跟踪采访等有机因素，更具有形式的丰富性，从各种角度都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主导作用。随着印刷业革命的新潮和现代科技的渗透，它的优势将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所以说它仍然是大众传播媒介中一个方兴未艾的事业。
谈报纸的文化优势当然也不能不面对电视对它的严峻挑战。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过去20余年，随着人口的增长，美国的报纸却日见减少，许多报纸纷纷停刊，许多新闻俱乐部也相继停业。这种挑战对于中国的报界虽然至今尚未形成威胁，但我们不能因为每年报纸总印数、总印张分别以14％、15％的速度增长而掉以轻心。
如何面对电视对报业形成的危机，充分发挥报纸的文化优势，这是近年来国内报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据《视听纵橫》报道：33年前，中央电视台首播时，全国仅50台电视机，而如今电视拥有量突飞猛进到1.8亿台，就是说有8亿多人通过电视在接受新闻传播。同时，许多电视文艺节目、电视剧、专题片占有了很大的市场，电视节目的综合性、多样性、娱乐性趋向，迫使报纸作为一种传统传播手段开始焦虑于自己的开拓和发展。据报载，1992年全国已有100多家报纸纷纷推出扩大版、周末版、增刊，以期提高质量，增强可读性，加大信息量，争取更多的订户。这一“热点”的不断升温正是报纸文化优势被认识后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反映出报纸改革工作向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它是报纸发展史上自我认识和自我演进的一个历史性必然。
世界万物，长短各异，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生存制胜之道首先在于知己知彼，扬长避短。我们期待报纸在诸多传播手段的激烈竞争当中倾力发挥自己独有的文化传播优势，以立于不败之地。
踏青 青龙 火
冰雪消融，大地回春。此刻的江南已是柳新雾笼，正值“踏青”的好时机。古人视“踏青”为袪除青气，祈求平安，实际上，“踏青”一俗与火有直接关系。
火是无情物。在原始人眼里，火是灵验之物，具有神性，这与原始人敬畏自然、万物有灵的观念至关。而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则情有独钟，偏偏要发明火种，这一下子在动物与人类之间隔下了一道分水岭（人类学家把这一行为赞为类人猿向人转变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实际上，人类自发明了火以后，有了光与热，同时也带来了灾与祸。
周朝人畏火，因为火引发了灾祸，于是设置了专门的管火机构，叫司耀。火被管制不如说是垄断，广大受苦的百姓一般都要向司耀讨火，统治者由此进一步神化火，搞起了火崇拜。火被管制，但电闪雷劈造成的大火时有发生，于是巫术介入，解释为火神发怒，惩罚人类。杜甫《清明》诗中有“家人钻火用青枫”的句子，这里的“青”与唐以前的“青”不同，之前的“青”指青龙，所以大火也被喻为火龙。
汉代，春同青，言春必言青。古籍记载说：“春天青气出”。这里的青气亦指火气。春天阳气上升，所以叫春阳，此刻的人也燥热不安，加上古人指火为青龙，由此，民间便有了出门透透气的“踏青”之俗。汉朝民间的“踏青”很有趣，人必青衣，旌必青色。每至时日，郊外人如游龙，看去一片青色。
崇尚青色与畏惧火神在中国民俗文化中体现最独特的就是“踏青”，尽管它已经摆脱统治成为了民俗，但依然带有其封建巫术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火对人类之爱与对人类之害告诉我们一点，即人类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一直是自尊渺小的，而如何摆脱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仍然是要注重生态平衡，更要加强对灾害的防御能力。 眼下正值春阳蠕动，踏青在即，而西北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新芽初发、枯草正燥。倘若在“踏青”时垒灶用火，稍不注意便会一触即发，后果不堪设想，严重者烧山毁林，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所以说， “踏青人”万不可为袪除青气而放了“火龙”啊!另外，各行各业千万不要忘记防患于未然，积极寻找“保护神”!
为引以为戒，笔者录下了一组惊人的记录：
——1993年春，唐山西林百货大楼特大火灾，79人葬身火海；
——也是1993年春，台北市“某西餐厅”大火，33人被焚；
（略）……
再说过年
“年”原本不是“过”的，是“躲”的。据民间传说，很久以前有个凶狂无比的野兽叫“年”，每到隆冬季节，食物短缺，它就出来骚扰人类。人们对“年”十分惧怕，所以家家户户关门躲避。从战战兢兢地躲“年”，到兴高彩烈地过“年”，这里包含着一个十分有趣的、漫长的文化和心理的演变过程，它也说明了人的认知的深化，更有人类情感的历史烙印。
实际上，中国人认知的“年”，在文化学上一直是个模糊的东西。《神异经》记载，每到除夕，叫山魈的鬼便降临民间，所以点松篷、放鞭炮是为了驱鬼。在这里，“年”已经被接受，而那可怕的“年”却由山魈替代了。当然，在今天，放鞭炮倒成了一种温馨的享乐，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山海经》也曾记载过这个可怕的“年”，而此刻的它被描述得更详细，更具形状，还有了能够降伏它的两个门神，即神荼、郁垒，二神并列入了中国古代的神怪谱系。
令人不解的是，由最初的恐惧，到后来的喜欢， “年”究竟是什么?至今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文化人。这倒使我们想起了老虎与女人的故事，也许这里包含着坏事变好事的哲学意味。
尽管“年”已成为传统的节日，且要过它的温度一年盛于一年，但我还是愿意拿古代先民的眼神来瞧，不但不愿意过，而且的确有些怕。因了它的传统，更因了许多陈规陋习；因了它的热烈，更因了身心上的负重操劳。实际上，过年要累得多、耗费得多、苦恼得多。有人称过年是“劳民伤财”，这的确很形象。
清人笔记中记述了新年的十件大事：一是送时宪书；二是贴门神；三是贴春联；四是燃爆竹；五是扫房；六是贴年画；七是蒸馒头；八是包饺子；九是辞岁；十是贺年。在我眼中，过年最不该的有两件：一是燃爆竹；二是贺年，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拜年。
放鞭炮本是为了烘托气氛，使之产生喧闹。而在今天，鞭炮越放越烈，以往的“二踢脚”已没有了震耳欲聋的威力，应运而生的“闪光雷”、“动地雷”等等，不说价格昂贵，那阵势快赶上前沿阵地上投掷的手雷了。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北京的一家报纸报道，三十晚至初一早上，全市因放鞭炮，失火42起，崩伤人数147，其中20多人崩瞎眼睛，摘除了眼球。
乐极生悲。以“炮”渲泄感情的人们应当明白，这得不偿失的炫耀，使文明变成了野蛮，使喜庆变成了灾难。所以说，真不该!
曾几何时，“贺年”这一中国人脉脉温情、和睦友爱的公关形式变得令人咋舌，连情感交流也变成了投机钻营、谋取暴利的“文明棍”。古时贺年，一张名刺，也就是今天的名片，便呼应到家，就是说“片纸亦人情”。就是在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两包点心表达了人心。偏偏到了八九十年代，拜年之风奢糜至极。高级烟、高档酒……甚至金表、银器等等，礼品越拎越重，人心越加不古。
实际上，拜年对于工薪族和收入不丰的家庭，尤如变相的苛捐杂税，更如堂堂皇皇的“宰杀人的刀子”。
记得有一年，我在一报纸上谴责过这一时尚，并与表兄张皓商议做拜年新风的倡导者。而当我们走进亲朋好友家，看到旁人提三拎四，心中不免为手中的空空如也叫苦。因为每至一家，因为手中无物便心中不安，有时也因此受到冷遇。为此，常常感叹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感叹“年”的伟大。说真的，一种被胶着的东西，吸附了社会的每一家庭每一个人，这胶着联系的却是封建时代人们视为陋习的东西。怪在此，而见怪不怪更令人悲哀。
还想说的是包括在拜年内容中的“散年钱”。应当说，这是一种最不能炫耀的“自欺欺人”。早些年， “散年钱”作为长辈对晚辈的年赏，其形式古朴，必须先叩头后纳钱。面对现在的“小皇帝”，“散年钱”纯粹成为一种无聊的赏赐，或是一种情感变物质的交换。并且，其面值也从一元、两元变得令人咋舌。一张“老人头”在孩子的眼中是够刺激的，但它对于幼小心灵的健康又有什么意义呢?
过“年”对于大部分人家实在是一种无以言表、被牵着鼻子走的难堪，其感觉是被动的、逼迫的，甚至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味道。“年”还没到，便要东跑西颠办年货；等“年”到了，烟熏火燎下厨房。整日猜拳行令，应付场面，哪有过和谐、幸福、愉快的感觉?尤其想到连工资都拿不全的人家，难道非要把受罪当作享乐吗?
要过年，怕过年。走在街巷里，怕轰天动地的“飞雷”落到眼前。这真正的“年兽”，会使悲痛永远伴人的一生。所以，我在盼望禁令，结束燃放爆竹烟花，换得一个新的民俗，一个宁静、澄清的空间，以结束那些烦怨人寻求文明的苦恼。
要过年，怕过年。走进人家，怕因为两手空空而得到难堪；怕我干瘪的钱袋里掏不出“老人头”；怕豪饮的主人强迫你喝下八大杯敬酒；怕……
说心里话，假如我能在节日里去寻到一个能逃避的静寓，我一定会再写出一篇关于“年”的文章。自然，躲避“年”的事情最好不要发生，但过“年”也应当文明、节俭。不妨，人人都来努力，毕竟“年”是人的创造。
“角厮啰”与“唃厮啰”
五代和北宋时期，以湟水流域的鄯、湟、廊三州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地方政权，即唃厮啰政权。其最后建都在青唐城（今西宁市）又叫青唐政权。这个延续了上百年的地方政权，对于青海的历史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2006年3期的《柴达木开发研究》，刊登了《倾听千座古墓的诉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今藏族聚居的玉树、果洛等六州以及吐蕃、角厮啰政权存在近百年的西宁地区，为何无大型大规模的吐蕃墓葬……”
首先，文中的“角厮啰”显然是“唃厮啰”的笔误。《辞海》（1999年版）中这样解释：“‘唃（gǔ谷），译音字，如：唃厮啰（宋代藏族人名）。”而“角”（gǔ古）字与“唃”虽然同音，但它在语义上有确定性。一是充当方位词。如“角角”，则指四方；二是充当象声词。如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中的“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鸡鸣”。 实际上，“唃”与“厮啰”已组成了一个专有词。 “唃”是根据文字需要专门订制的字，是为了区别其他，有特别的用意。所以，尊重词语的专有专用，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吐蕃”与“唃厮啰”不能并列使用。 “吐蕃”是唐代吐蕃族建立的政权，共历9主200余年。而“唃厮啰”仍然是吐蕃后期建立的地方封建政权，又称宗哥政权、宗喀地方政权。它继承并发展了吐蕃王朝的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对推动吐蕃社会的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唃厮啰”是作为吐蕃赞普后裔被拥立为王而建立的后吐蕃政权，从史学的角度说，这仍然是吐蕃王朝政权的延续。
所以，比较准确的表述应当为：“吐蕃以及后来的唃厮啰政权”。
“续续”与“嗉嗉”
在一些文艺类作品中，经常出现“续续”或“嗉嗉”这样的方言词，且大多与“酒”搭配，特指青海民间使用的一种盛酒的器具。而对于使用哪一个词更为准确，向来争议较大。
研究方言的坚持“酒嗉嗉”是青海方言特指的，其词义的准确生动与之本身负载的文化内涵，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标准方言，且使用年久，生命力旺盛；而一些文艺作品创作人员则认为，“酒续续”才是该词的准确定位，从功能上，它承担的是连续不断的供给任务，词义的根本也在于此，所以“续”才是应有之义。
究竟“续”与“嗉”哪个才是准确的，哪个更具有文字使用价值?笔者就二者的不同在此做一番比较，以期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
首先说“续”。“续”是动词，指添加的功能，比如：
“这壶里的水是刚续的”。这里面有层含义不难理解，就是说，壶里的水不多了，又往里添加了一些。显然，“续”是一种动作的描述，又即添加的功能。如果将“续水”倒过来叫“水续”，尤如将“续酒”倒过来叫“酒续”一样，那么作为盛水的器具——“水桶”、“水壶”等等，岂不多余?
再来说“嗉”。“嗉”即指鸡的嗉囊，《西宁方言志》记有：“酒嗉子：如鸡嗉囊式的铜酒壶”。这里是专指那种样式且具有盛酒和热酒功能的器具，由此又引申指人的酒量，如：“你的那点尕嗉嗉!”而与之对应的是“拉拉”——“你这个酒拉拉”。——青海方言的“拉拉”是指打水或盛水用的水桶，比之更大的大木桶叫“筲”。从盛酒的功能来看，“酒嗉嗉”比之“酒续续”形象生动，且更加贴切吻合。
从日常用语的规范来讲，“续”是有条件的。比如方言说：“嗉嗉里把酒续上”。这里是指在原有的容量上再添加的意思，因为青海人在往酒盅中注入酒时一般都把这个动作叫“倒”，原因是盅子里是不容许剩酒的。当然，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态下，也有混淆的时候，但严格来说，“续”与“倒”是有着区别的，即，“续”指添加；“倒”指注入，亦斟的俗说。
当然，“酒嗉嗉”特指铜酒壶，其概念最初是从壶内盛酒的“悬胆”部分而来的，以后又有了引申和发展，如将“嗉嗉”比喻为人的酒量；还有，将那些瓷的、铁的、铜的、锡的只能盛二两左右酒的酒具也称之为“嗉嗉”。
不管从词性还是字义，我们很容易分辨出这两个词的不同，关键是在文字表述时择用哪一个更为合适?笔者认为，作为方言，应当择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且形象鲜明、更具特点的作为文章中的合用之词，而不是凭个人的狭隘理解，执意“钻牛角”。
民族融合与方言
2002年夏，在山东威海市遇上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日正午刚过，在老城区偶然走进了一家清真餐厅。一碗拉面下肚，便与店家闲扯起来。店主是一位美髯的中年人，保养得特别好，满口京腔，估摸着与我岁数不差上下。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年近七旬，从北京来。当得知我自青海来，他问我是否了解“藏回”之事。实际上，关于“藏回”我也仅知道个大概。在我当记者的时候，多次去化隆回族自治县采访，曾遇上多个被称为“藏回”的人。一口流利的藏话，外貌英武剽悍，性格粗犷豪放，但在履历表民族一栏中却填写着“回族”。至于如何这般，又怎样形成，一直没有深究过。
店主显然是个明白人，他侃侃而谈，从历史、宗教等，如数家珍。他说，西藏拉萨也有“藏回”，数量还不少，这是连一些研究宗教的学者也不明白的。他还说，拉萨不光有藏传佛教喇嘛寺，还有清真寺，还有关帝庙。说罢，哈哈地笑了起来。
继续地聊，更进一步了解到，他是位神职人员。我称他阿訇，他却很谦虚，连说够不上、够不上。接着谈，西北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循化撒拉族历史等等。谈得投机，他终于向我说出，来威海是传教的，餐厅一楼对外营业，二楼是临时性的礼拜堂，目前到这礼拜的已有几十人。等过几年，教民发展多了，再建个正规的清真寺，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几年过去了，我一直惦记着那位阿匐爷，以及那爿清真饭馆。也许他的夙愿已经成为现实，如此，我则要在这西北一隅献上我的遥祝了。
世上的许多事令人费解，但若有心去讨问、用心去思考，终能有所悟所解。
民族间的交往是否最终于民族间的融合，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也是个现实的问题。恩师李文实先生生前一直强调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提出的“羌藏文化论”成为中华民族关系史重要的理论组成，并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拓开了空间。
近年来，关于“华夏文化”的研讨成为热点，其中，关于“华夏族”的提法值得注意。历史上，夏文化的构成就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夏族中包融了羌、氐、狄、戎等多个民族成分，可以说，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是建立国家制度的前提条件，也是一种必然。然而，“和而不同”则成为融合的形式表现，更是融合的先进内容。从夏族到华夏族，再到夏王朝，融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融合是我们这个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需要和前进动力。同理，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孤悬于世，都有一个从源而流的融合过程。
我在这讲融合并不是有意避开同化，毕竟相比而言，融合是一个大概念，一个历史趋向，而同化则是一个具体现象，一个局部的问题，甚至于有人为的作用。比如前面提到的藏回，以及历史上发生在青海的蒙古人被藏族同化、部分羌人被吐谷浑同化、一些吐谷浑人被藏族同化、一些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等等，都是特定条件、特定历史时期、特定范围内发生的。而融合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是贯穿在民族发展进程中的。 说民族融合不是否认民族的差异和民族文化的特色，就拿汉语的方言问题来说，一个民族内部语言表达的差异性就很大，形成了许多方言区，同一方言区还有一些次方言区及人群。我想指出的是，次方言区及人群不能独立于某方言区外，自成系统或自我膨胀，要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方法对待和研究本地区方言现象，千万不要瞎子摸象或坐井观天。
西宁方言究竟有多深远的影响和意味，我一直不敢苟同于一些研究者的执著，尽管我生存在这个方言区已有五十多年。但有一点我感到遗憾，即至今没有哪位真正的西宁人出过专门论述西宁方言的大书，倒是那外省和西宁市之外的执著者捧出了大作。尽管那里面有让马尾巴夹上驴臭棍、解释草房为茅舍的笑话，以及生拉硬拽从明清小说中抄录只言片语来印证西宁人移民自南京的浅陋。我以为这些够不上让西宁人费心劳神，百般计较，因为，西宁方言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还值得商榷。
从西宁的历史来看，其屯田移民自西汉始，此后陆陆续续，但始终在华夏文化之后的汉文化的包裹之中。尽管在这么一个漫长时期，四面八方汇集来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人，但它的核心文化仍然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体说仍是北方文化；其话语是西北方言的一部分，属于一个方言区的次方言区。基于对方言语音、方言词汇的研究、对比，西宁话与陕西（秦方言）、甘肃（陇方言）十分接近，按照地域关系，西宁方言的提法应改为青方言，这样就包括了西宁之外的青海其它操汉话的地区。
我们一直在执著的西宁方言，却是因了那个“南京珠丝巷”的移民情结而发韧的，这是一个冲动。尤其要指出的是，明朝的移民更多的是中原地区的流民和白莲教遗党，即使有从江浙来的移民，他们口中的更多词语仍然是北方方言。大凡了解中国历史的都清楚，南宋王朝的建立是一次文化大搬家，北方文化完全浸融到南方社会，以至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依次而出，其遣词造句是纯粹北方人的语态、辞气、 结构和词语。而把这些原本就属于北方方言的词汇拿来与北方方言之一的西宁话来对照，岂不是本末倒置!
对于这个问题，以后将以专论细析之。
笔者十分赞同民间文艺家董绍萱先生的观点，他认为，西宁话里的“风搅雪”才是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汉族在与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和共同发展中，最先接触并感受到的是语言交流的障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耳濡目染中彼此会不自觉地接受对方话语中的一些词语，从而组成夹杂不同语言的句子。比如西宁话里经常出现的藏语词汇：阿吾、卡码、力搏、拉硬等等。
在方言研究上，笔者认为应少些舍近求远的执著，多些客观求实的努力。
彩陶王国的呼唤
柳湾是青海河湟谷地的一个小村庄，从省城西宁驱车走兰西高速公路，半个小时就到。这里地处湟水河中游的北岸，形成得天独厚的小气候，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尤其适宜种植小麦、蔬菜、瓜果等。 “柳湾”一词，据当地人讲，是因为当地河湾柳树成荫而得名，但柳湾村闻名于世的却是数以万计的从地下出土的彩陶文物。柳湾出土彩陶数量之多令人谅讶，一位诗人比喻说，“这里的彩陶流成了河”。更由于这些彩陶造型绚丽多姿、制作精美绝仑，柳湾被誉为“彩陶王国”。
柳湾是我国迄今已知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仅在村北12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就分布着2000多座原始墓葬。从1974年至1981年的大规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共发掘1730座墓葬，出土文物37925件，其中出土的彩陶2万余件，从规模和出土文物的数量，无疑是惊世的，在考古界绝无仅有。从文化类型排序，这些文物分别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距今4600年至3000年，其时间跨度长达1600年，它对于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上世纪80年代初，柳湾原始社会墓地田野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根据发掘资料和初步研究出版了《青海柳湾》，它作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惊人的一页，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后马上震撼了世界考古界，为世人所瞩目。
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彩陶备受青睐，其数量之多、器型之丰富、纹饰之绚烂，令人惊叹当时社会的陶艺水平之高、审美观念之新。彩陶艺术集制陶、雕塑、绘画为一体，其中如裸体人像彩陶壶、彩陶靴、太阳纹彩陶壶、鱼纹彩陶盆等，工艺精湛，造型独特，充分显示了“柳湾人”的智慧和审美情趣。以蛙纹为主体，包括锯齿纹、涡纹、葫芦纹等等在内的彩陶纹饰是彩陶艺术灵魂的展示，其丰富多变，绚丽多彩，反映出史前先民思维形态的成熟、认知理念的抽象化。而在彩陶作品上发现的300多种特珠符号，则被称作原始文字之谜，令古文字专家们魂牵梦绕……
据原先参与过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讲述，这些凝聚着史前艺术彩陶的出土，不仅令他们叹为观止，其魅力远远地影响着更多的当今艺术家前来观瞻。柳湾彩陶令世界倾倒，同样也熏陶了许多艺术青年从高原走向内地，甚至走向世界。
随着柳湾彩陶知名度的扩大，彩陶文物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成为青海文物系统的迫切任务。自第一阶段规模发掘后，首先要着手的是巨大数量文物的整理编号以及存放。为了安全，青海省文化厅自80年代初开始，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当地政府积极配合，首先在柳湾村规划出5830平方米的土地，计划建设一个展示彩陶系列文物、研究柳湾文化的省级文博单位。为此，20年来省委、省政府竭尽财力，文化部门四处奔走，但是要让近4万件文物件件都有一个安全的保护，无疑，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需求则是对一个经济不发达省份的无情考验。
2004年4月，在青海省人民政府的积极促成下，由国际友人小岛镣次郎先生捐资修建的、我国第一个以展示彩陶系列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在柳湾村正式落成。步入面积1500平方米的展览厅，人们不禁为这积淀了几千年文化、完全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青海柳湾能有她今天的辉煌而欢欣鼓舞。
柳湾彩陶博物馆崭新的一天开始了，当我们徜佯在展览馆里，面对精巧的布局、流畅的线条、典型的展品，从内心感激小岛镣次郎先生。但我们仍然会想一个问题，除了眼前摆放的展品，那更多的彩陶的命运如何?那像河一样流淌的数万件彩陶在哪里?
由于柳湾彩陶发掘数量之巨，至今经过整理、修复、登记、上架的为总量的二分之一，尚有近万件仍然被堆积在临时库房中。临时库房不密闭，其中的一些彩陶明显出现彩脱、剥皮、冻裂等情况，又由于屋顶渗漏，部分彩陶还被雨水浸泡。
据工作人员介绍，该馆馆藏彩陶文物2万余件，修复上架约1万7千余件，文物展品只占很小一部分。而新建的库房，与老库房的情况大相径庭，木制的架子上大量彩陶密集存放，令人担心的是，一旦天有不测发生地震，后果不堪设想。
先民们给我们创造了如此巨大的文化财富，而面对数以万计的彩陶，青海人民在奉献，国际友人在资助，但彩陶的现状仍然令人担忧。彩陶实在太多了，彩陶需要更多的呵护，相信会有更多的国际友人来援助，当然还有无数的华夏子孙。
让我们一起努力，为这河一样流淌的彩陶共同搭建一座天一样大的博物馆！
浇河小考
《柴达木开发研究》2008年1期刊登的《吐谷浑王国在柴达木的兴衰》（以下简称《吐》文）一文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曾任浇河（今河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守将的曹安上奏北魏皇帝：……”
僻渤释条如下说：
“城，郡名。东晋末吐谷浑筑城，在今青海黄河南岸贵德境。后凉吕光得其地置郡。西魏移置黄河北岸今化隆西，北周还治河南故城。隋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改廓州为浇河郡，治河津，辖境约当今贵德、同仁及甘肃夏河一带。唐武德初改为廓州。”
该段释文详述了浇河即今天的贵德县，但《吐》文中的“河南”显然是错的。但有一点，作者不是毫无理由地将“海南”错为“河南”，释文中“北周还治河南故城”，便是其错下去的原因之一。
析“北周还治河南故城”，其中的“河南”是指“黄河之南”，关键是“故城”二字。历史上的浇河（今贵德）曾在西魏时移到黄河北岸的化隆，北周时又“还治” （迁回）“故城”（过去的郡置），但并非是指那个“河南” （今天的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而仍然是故城浇河。
自然，《吐》文中的“河南”是“海南”之误是不容置疑的，而笔者想为作者开脱的意思仍然是那“河南”情结，故小而考之。（未完待续）
“南京发现50万年前人类化石”；
“喜马拉雅冰山融化加快”
……
这两则新闻报道内容不同、性质相异。一则属人类历史学的范畴，价值在于对发现的化石经测定研究，可以将炎黄子孙从猿到人的演变、进化历程表提前，从而证明我们告别动物界的大约时间及文明史之古老。另一则从地质学、环境保护的角度，其潜台词是在警示当今人类，人为的破坏和野蛮的攫取使自然界发生着灾难性的变异，自然力狰狞地报复人类的壮行已经开始。
水是生命之源。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喜马拉雅冰山赤裸了身子，中断的恐怕不只是冰雪消融后涓涓细流汇成的长江黄河之绝唱，两支被断的大流将裸露数千公里长，干涸的河床、龟裂的万顷良田，干涸的还有无数生命。
山川河流，沧海桑田；人类文明，生生不息。若把两则消息揉合来想，思维的轨迹些许会从不同的两个平行线交叉到一点。自然运动与人类生命攸关的话题就是这样比较发散的。
青藏高原被喻为“世界屋脊”、“高大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缺氧族”绝对不可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几十万年前在这里曾经生活过的人类祖先是“富氧”的一族。地球地壳运动使这里成为隆起的高地，也使无数山峰裹上了冰雪装。命运就是这样，我们在拼命呼吸，赶上的就是这个“高隆期”。也许，等到再次沉下去的时候，我们又成为了被遗忘的人类群体。
尽管如此悲壮，笔者的脑际仍然在萦绕一个情景：年轻生命生长的“高大陆”还有着一个被毁灭的辉煌过去。试想，几万或十几万年前的喜马拉雅海域、物阜民康的河湟谷地，突然经受了一场意外的灾祸，天塌地陷，四极不扶，那些人类群体在几经挣扎后被残酷地覆没，一幅悲壮的人类画卷就这样活生生地被包裹在了地下岩层。相信科学，有一天一定能将这画卷从地球的某个岩层里探测定位，重见天日。
地质学家如是说，我们生存的家园——地球，自从它生成以来，其运动和变化一直频繁不止。的确，地球在它数十万年的运动期中，每过几万年、十几万年，就有一个大的毁坏和裂变。自然界的物质变化层出不穷，人类生命过程生生不息。一个人类文化群在自然力面前突然消失、被尘封，而一个新的人类文化群的诞生不能强求在原来的遗存上，也许其序幕的拉开是“零文化”（玛亚圣殿、埃及金字塔至今尚有解不开的谜）。
人类现有的目光所及和文字记载，使我们把5000年以前的人类文明看得够遥远了。实际上，就时空的无限来看，只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一个段落。地球仅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小星，万年以内的人类文化发现在时间的漫长过程中又算得了什么？
人类之渺小，人生之短促。这是作为吓唬玩世不恭者的话吗?对于接近或已超过或正好50岁的人来说，50万年又是一个什么时间概念?
典故与创新
古代诗文好引用古书中的一些掌故、事理以及精彩的词句，被称之为“用典”。现代人经常使用的成语，其中不乏典故，更讲究其出处。信手拈来，例举“对牛弹琴”，就是出自南朝梁代僧祐所编《弘明集》。成语说的是公明仪善弹琴，为一头牛弹奏音乐，牛不闻其曲专心低头吃草的故事，以此来比喻对愚者讲道理、或讥笑说话的人不看对象。
中国古代的文士，其中也有雅俗之分。看那些雅士，文绉绉的，雅得可爱；也有一帮俗士，道听途说，俗不可耐。早就听说过一个关于“金戒指”的事故，那八成是一些俗士的杜撰，拿今天的话说，是对典故的一次创新了。
所谓“戒指”，一般人都知道，那是套在指头上的“玩意”，或为有意义的纪念，或为一种专指的指饰，更或为纯粹意义上的显摆。戒指者，又名指环，也称“约指”、“手记”、“代指”等。中国人佩戴戒指的历史大约已有两千多年了，秦汉时蔚然成风，而到了如今，其作用不仅仅在于“佩以示”，且已成为男女的定情之物，或为悦己者之馈赠。
作为佩饰，后来为何叫了“戒指”，关键在于这个“戒”字上。戒者，禁也。那则典故“精彩”之处，就是戒有事，即禁止做的事情——
故事说西汉年间，皇宫大内戴“金戒指”仅限于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时不叫“金戒指”，而叫“经戒止”。佳丽粉黛如云，一旦皇上宠幸哪位，传而唤之，但又不巧，正赶上那位在“倒霉”，只得摆手打住。皇上的懊恼只有皇上肚里的“虫儿”——太监明白。于是便琢磨出了高招儿：给后宫佳丽每人打造一枚金戒指，平素不戴，一旦“倒霉”，便要戴上，黄帝一眼便能瞧见，太监们也不再传唤。所谓“经戒止”，就是明白地告诉：“月经来潮，禁止那事”。故事讲到这还没完，接着说。王公大臣、文武百官见宫内女眷指戴金灿灿的“经戒止”别有风韵，便也学着给自己的老婆、女儿打制后戴上。这下子，戴“经戒止”蔚然成风，甚至在民间流行起来，成为时尚。如此，“经戒止”便叫成了“金戒指”，不但女人戴，一些男人也来凑热闹，其原本的意义和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个用典倒是有几分滑稽和几多刺讽。按照这个故事继续演绎下去，似乎又能解释宫内“翻牌”的由来了。好在笔者从没有过这“玩意儿，”也从没有赶过这个时髦，所以，听了这个故事也没有心存忐忑。
有几许文化的人未必能相信这个典故的历史真实。“金戒指”与“经戒止”同音，由此创新出了这么个笑谈，实际上，这么随意和俗气的创造还有不少呢!
某处有一家餐馆，门面不大，却起了个响当当的店名——“客临顿”（“克林顿”）。这算啥，还有叫“不食’，（“布什”）、“哦爸妈”（“奥巴马”）的。哪是哪，不叫洋气，真正的俗气!
有崇洋媚外的，更有不知深浅的。一家卖卤制品的小店叫“卤至深”（“鲁智深”），亏也想得出来，这也叫古为今用吗?
还有更乱的。西餐厅叫“无饿不坐”（“无恶不作”），那是好人去的地方吗?茶叶店叫作“井茶局” （“警察局”），是用来关押什么的?还有什么“有鸡厨房”（有机厨房），正经的食客是不敢进这个厨房的。 “鸭子坊”是卖酱鸭的，但这个店名会让人浮想联翩。学校对面开了个快餐店，一味适合学生，叫作“布织道”（“不知道”），让人一头雾水；有个小吃店叫“您随便”，不明白这个“随便”是指的什么?见过一些陋巷中贴着这样的告示——“请勿随地大小便”，是这个“随便”可就惨了。 对于“戒指”的历史的确需要进行一番考证，毕竟“经戒止”的故事已经被编辑大人们选进了一些书籍和刊物。有一本汇知识之萃、补群典之缺的新型工具书就含糊其辞地支持了这个故事，真不知荟萃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的辞书也就如此这等，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按《诗》注解释，古代后妃群妾礼君，的确有戴戒指记成法的规定，但不像“经戒止”滥言的那样，读书人不妨查阅。
细细回味，杜撰“金戒指”故事巧在“金”和“经”谐
音，那么“银戒指”就改叫“淫戒止”；“宝石戒指”就该叫“抱尸戒指”吗?如此类推，还能创新出若干典故来。
有时候在想，中国的文字的确有意思，但总有那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叫人感觉不舒服。那些俗不可耐的商店名、餐厅名是经营者素质的反映，但更有许多赫然于所谓著作、文本、报刊中的不是东西的东西，却是许多高级人才的无私奉献，更有一批高级编审的批阅把关。
呜呼!文字改革和规范几十年了，而我们的出版质量似乎是与出版数量一样彼长此消，令人扼腕。除了一些疏忽和遗漏，更多的问题是我们的名不副实以及体制滞后造成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高级职称的队伍中来了，且年纪越来越轻。听说，在许多硕博之类的人才中，汉语言文字的基础远不如当年的高中生。我感到心寒，好像指缝间有许多流质的东西在拼命地往外淌。也许那是时间，或是金银，但我更强烈地感觉到那是魂魄，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积养成的精气神之类的东西。
于是，我想到了“刻舟求剑”、“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更想到了“全聚德”、“老正兴”、“德福祥”、 “狗不理”……
也许，创新也需要科学，决非鲁莽和胡来；创新更要尊重传统，那些传统中优秀的部分。有些创新分明是在“泼污水”，即如鲁迅先生所言，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
不是吗?
报纸文化传播优势比较谈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化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书面传播、听觉传播和视觉传播。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首先讲求沟通，而通过什么手段实现沟通，这又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迄今为止，传播学家普遍重复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类文化的传播是一个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不能将任何一种文化传播指定为唯一的传播方式。
人类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如何，这已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每一种方式都有其内在的文化优势和特性。从这一积极的方面看，报纸文化由于文化浸润时间较长的原因及其本身具有的诸多文化属性，它的文化优势比其他传播工具更具有坚实性和丰厚感。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传播方式和手段趋于多样化、立体化，尤其是随着电视的出现所产生的传播冲击波，业界就报纸和电视的传播力度曾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电视优于报纸似乎是一种共识，但以报纸传播在诸多危机面前所表现出的反映来揭示其内在的生命力，报纸传播在当代新闻体系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这也是国内报界为振兴报纸事业所关注的问题。
实际上，电视传播的崛起以及电子工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早已使办报者感到一种压力，普遍敏感的是电视的冲击力迟早要取代报纸、广播、电影等。这个问题在西方曾引起无休止的论战，在我们国内这种争论一度也曾相当激烈。对于这一具有世界性的公议，有人指出，电视传播无疑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化传播的历史，它突破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并且突破了人类认知的方式，它将听觉和视觉合二为一，既适应了现代社会的传播要求，又开拓了一个崭新的传播领域。
从人类文化传播的发展历史看这一观点，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不管何种传播方式，包括今天一些较先进的传播手段，它们之间往往处于一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语言传播属于较古老的传播方式，它简单明了，诉诸于耳，即使在今天的广播、电视等传播手段中仍然被当作重要的手段接纳并采用。同样，文字传播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与其它传播手段仍将共存共荣。
传播方式本身并不说明其具有可替代性，只能说明具有相对独立性。从某一文化优势去比较，就可以发现，越是先进的传播手段，越有着某一文化意义上的不成熟甚至缺憾。美国传播学专家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在他们合著的《传播学概论》中分析传播对于感官作用下的效应问题时指出：“一个人决不能通过向两种感觉器官的传播获得双倍于只通过一种感官传播的信息量。”还指出：“在听觉与视觉两种通道上传播的信息之间往往发生干扰，因而视听传播渠道非但远不能获得双倍效果，有时还可能不如只通过一种感官的传播渠道那样有效。”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接受传播的渠道往往习惯集中于一个感官通道，假如同时使用几个感官通道往往会产生交叉后的系统紊乱。专心去读一篇报道文章，比视听兼受一则电视新闻报道更具有影响力和记忆效果，尽管电视具有图像和声音的双重传播刺激，由于干扰因素却容易导致交叉失效。
作为立体形象结构的电视，它与立体多层面结构的报纸相比较，报纸显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优势：
1、携带轻巧方便。俗话说，“一纸在手便知天下事。”重量约在几克的报纸，翻开几大张，合起来不过巴掌大，承载和传播的新闻和信息不受任何时间和场所的限制，从时事消息、重大新闻、趣闻轶事等应有尽有。轻巧、方便、快捷是报纸独有的特点，而电视在接收新闻源时，首先要有设备，即电视接收器等，并且还需具备合适的能源系统，这样才能输出，最终显示在屏幕上。即便是带在手腕上的微型电视，也要受新闻节目安排时间的限制。总之，它要受到条件、地点、时间，以及磁场干扰、电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2、思维层次高深。文字是人类思维文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它不仅高度概括着事物的丰富内涵，而且给予人脑深广而细密分析的思辨空间。一则消息数行文字，但它却启发人的想象，让人联想到更多的人或事，且又经过大脑滤清产生判断，得出更新的结论。而电视由于它的可视性，一面接收生活中的真实画面，一面要想产生复杂的思考，却往往不能摆脱眼耳所接受的具体“辐射”，不容易使思维发生多层面的 想象和综合判断力，以至使思维层次不能升高。患有“电视病”的人所表现出的被动接受、思维迟钝等正是说明。 3、有较好的存储价值。报纸载体的存储是电视所不能比拟的。报纸具有长期储存价值，可以随时翻阅，而且这种阅读可以多次重复，不受时间、条件、场所的约束，更不受顺序排列的限制。就个人而言，随心所欲，不管浏览、分析、选读、剪贴等，存储办法也多种多样，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而电视所具有的是各种信息稍纵即逝，查起来也不方便，其存储又受到经济能力、设备条件和空间因素等的限制。录像带存储已成为现今电视台的一大苦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苦恼还将加剧。
4、经济时效较高。从生产成本的角度看，一张报纸的成本比一束电视新闻的成本要低，而一张报纸的新闻含量远远超过一束电视新闻。另外，从采访学的角度看，报纸记者“一支钢笔一个本，一双脚板行天下，”而电视记者却不能作“轻骑兵”，往往“辎重”在身而不可远行，非借助于现代交通工具不可。近年来，随着激光排照、自动印刷等技术的运用，更使报纸的经济性、时效性充分体现出来。
5、纵横深广。新闻报道如何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如何在更大的社会坐标上反映重大的新闻事件?这是当前新闻所追求的新高度。报纸本身具有的动态性、综合性、分析性已在国内外重大报道中大显身手，尤其在报道的深度广度上，比只能在动态、画面上作文章的电视技高一筹。如海湾战争的报道和国内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上，报纸显然占了上风。
6、具有理性与感性双向思维的优势。从报纸记者采访活动来看，报纸记者可以“隐形”，直接在新闻现场感受和采集新闻信息，这样容易抓住新闻的本质和真实，然后，可以在写稿中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或抓住一个场面尽情挥洒，或抓住一个问题深人剖析，以犀利的笔触把深刻、美好、动人的事件本身开拓得更深、更具有新闻价值。而电视则要用镜头去捕捉，这样，往往会对新闻现场产生扰动，以至抓不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所以，一些非形象类的东西，如人的情感、内心世界、事物间错综复杂的逻辑关系等，电视很难予以表现，而报纸则可能捷足先登。
总而言之，电视是既具有高密度信息量又“瞬态化”的传播手段，集多样化、立体化等特征于一身，但它稍纵即逝，瞬时不可滞留，满灌而不留想象空间，给人的感觉是“热得快”，同时也“凉得快”，无较深刻的印象，更不能反复“咀嚼”。而报纸由于它的抽象性和单纯的视觉功能，首先可以被选择阅读，在接受机能上是一种主动接受。它既可以集中精力专注于其中，同时，由于它以书写符号为语义的载体的时空无限性，便于在更加广阔而深入的范围内，发挥和运动人脑的抽象概括能力、想象能力和分析能力，并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效应、产生效果。
电视是继报纸、广播之后新兴的传播媒介，它形象、直观，新闻报道富有现场感，擅长声画结合，动态感强，这些优势使它的覆盖率、收视率日益增长。但是，技术条件、设备、播放时间限制等因素，使它目前仍以中心城市为传播区域，还不能取代其它传播媒介。反之，报纸由于其轻便灵活，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再加上它的全景俯瞰、理性分析、跟踪采访等有机因素，更具有形式的丰富性，从各种角度都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主导作用。随着印刷业革命的新潮和现代科技的渗透，它的优势将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所以说它仍然是大众传播媒介中一个方兴未艾的事业。
谈报纸的文化优势当然也不能不面对电视对它的严峻挑战。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过去20余年，随着人口的增长，美国的报纸却日见减少，许多报纸纷纷停刊，许多新闻俱乐部也相继停业。这种挑战对于中国的报界虽然至今尚未形成威胁，但我们不能因为每年报纸总印数、总印张分别以14％、15％的速度增长而掉以轻心。
如何面对电视对报业形成的危机，充分发挥报纸的文化优势，这是近年来国内报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据《视听纵橫》报道：33年前，中央电视台首播时，全国仅50台电视机，而如今电视拥有量突飞猛进到1.8亿台，就是说有8亿多人通过电视在接受新闻传播。同时，许多电视文艺节目、电视剧、专题片占有了很大的市场，电视节目的综合性、多样性、娱乐性趋向，迫使报纸作为一种传统传播手段开始焦虑于自己的开拓和发展。据报载，1992年全国已有100多家报纸纷纷推出扩大版、周末版、增刊，以期提高质量，增强可读性，加大信息量，争取更多的订户。这一“热点”的不断升温正是报纸文化优势被认识后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反映出报纸改革工作向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它是报纸发展史上自我认识和自我演进的一个历史性必然。
世界万物，长短各异，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生存制胜之道首先在于知己知彼，扬长避短。我们期待报纸在诸多传播手段的激烈竞争当中倾力发挥自己独有的文化传播优势，以立于不败之地。
踏青 青龙 火
冰雪消融，大地回春。此刻的江南已是柳新雾笼，正值“踏青”的好时机。古人视“踏青”为袪除青气，祈求平安，实际上，“踏青”一俗与火有直接关系。
火是无情物。在原始人眼里，火是灵验之物，具有神性，这与原始人敬畏自然、万物有灵的观念至关。而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则情有独钟，偏偏要发明火种，这一下子在动物与人类之间隔下了一道分水岭（人类学家把这一行为赞为类人猿向人转变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实际上，人类自发明了火以后，有了光与热，同时也带来了灾与祸。
周朝人畏火，因为火引发了灾祸，于是设置了专门的管火机构，叫司耀。火被管制不如说是垄断，广大受苦的百姓一般都要向司耀讨火，统治者由此进一步神化火，搞起了火崇拜。火被管制，但电闪雷劈造成的大火时有发生，于是巫术介入，解释为火神发怒，惩罚人类。杜甫《清明》诗中有“家人钻火用青枫”的句子，这里的“青”与唐以前的“青”不同，之前的“青”指青龙，所以大火也被喻为火龙。
汉代，春同青，言春必言青。古籍记载说：“春天青气出”。这里的青气亦指火气。春天阳气上升，所以叫春阳，此刻的人也燥热不安，加上古人指火为青龙，由此，民间便有了出门透透气的“踏青”之俗。汉朝民间的“踏青”很有趣，人必青衣，旌必青色。每至时日，郊外人如游龙，看去一片青色。
崇尚青色与畏惧火神在中国民俗文化中体现最独特的就是“踏青”，尽管它已经摆脱统治成为了民俗，但依然带有其封建巫术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火对人类之爱与对人类之害告诉我们一点，即人类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一直是自尊渺小的，而如何摆脱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仍然是要注重生态平衡，更要加强对灾害的防御能力。 眼下正值春阳蠕动，踏青在即，而西北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新芽初发、枯草正燥。倘若在“踏青”时垒灶用火，稍不注意便会一触即发，后果不堪设想，严重者烧山毁林，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所以说， “踏青人”万不可为袪除青气而放了“火龙”啊!另外，各行各业千万不要忘记防患于未然，积极寻找“保护神”!
为引以为戒，笔者录下了一组惊人的记录：
——1993年春，唐山西林百货大楼特大火灾，79人葬身火海；
——也是1993年春，台北市“某西餐厅”大火，33人被焚；
（略）……
再说过年
“年”原本不是“过”的，是“躲”的。据民间传说，很久以前有个凶狂无比的野兽叫“年”，每到隆冬季节，食物短缺，它就出来骚扰人类。人们对“年”十分惧怕，所以家家户户关门躲避。从战战兢兢地躲“年”，到兴高彩烈地过“年”，这里包含着一个十分有趣的、漫长的文化和心理的演变过程，它也说明了人的认知的深化，更有人类情感的历史烙印。
实际上，中国人认知的“年”，在文化学上一直是个模糊的东西。《神异经》记载，每到除夕，叫山魈的鬼便降临民间，所以点松篷、放鞭炮是为了驱鬼。在这里，“年”已经被接受，而那可怕的“年”却由山魈替代了。当然，在今天，放鞭炮倒成了一种温馨的享乐，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山海经》也曾记载过这个可怕的“年”，而此刻的它被描述得更详细，更具形状，还有了能够降伏它的两个门神，即神荼、郁垒，二神并列入了中国古代的神怪谱系。
令人不解的是，由最初的恐惧，到后来的喜欢， “年”究竟是什么?至今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文化人。这倒使我们想起了老虎与女人的故事，也许这里包含着坏事变好事的哲学意味。
尽管“年”已成为传统的节日，且要过它的温度一年盛于一年，但我还是愿意拿古代先民的眼神来瞧，不但不愿意过，而且的确有些怕。因了它的传统，更因了许多陈规陋习；因了它的热烈，更因了身心上的负重操劳。实际上，过年要累得多、耗费得多、苦恼得多。有人称过年是“劳民伤财”，这的确很形象。
清人笔记中记述了新年的十件大事：一是送时宪书；二是贴门神；三是贴春联；四是燃爆竹；五是扫房；六是贴年画；七是蒸馒头；八是包饺子；九是辞岁；十是贺年。在我眼中，过年最不该的有两件：一是燃爆竹；二是贺年，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拜年。
放鞭炮本是为了烘托气氛，使之产生喧闹。而在今天，鞭炮越放越烈，以往的“二踢脚”已没有了震耳欲聋的威力，应运而生的“闪光雷”、“动地雷”等等，不说价格昂贵，那阵势快赶上前沿阵地上投掷的手雷了。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北京的一家报纸报道，三十晚至初一早上，全市因放鞭炮，失火42起，崩伤人数147，其中20多人崩瞎眼睛，摘除了眼球。
乐极生悲。以“炮”渲泄感情的人们应当明白，这得不偿失的炫耀，使文明变成了野蛮，使喜庆变成了灾难。所以说，真不该!
曾几何时，“贺年”这一中国人脉脉温情、和睦友爱的公关形式变得令人咋舌，连情感交流也变成了投机钻营、谋取暴利的“文明棍”。古时贺年，一张名刺，也就是今天的名片，便呼应到家，就是说“片纸亦人情”。就是在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两包点心表达了人心。偏偏到了八九十年代，拜年之风奢糜至极。高级烟、高档酒……甚至金表、银器等等，礼品越拎越重，人心越加不古。
实际上，拜年对于工薪族和收入不丰的家庭，尤如变相的苛捐杂税，更如堂堂皇皇的“宰杀人的刀子”。
记得有一年，我在一报纸上谴责过这一时尚，并与表兄张皓商议做拜年新风的倡导者。而当我们走进亲朋好友家，看到旁人提三拎四，心中不免为手中的空空如也叫苦。因为每至一家，因为手中无物便心中不安，有时也因此受到冷遇。为此，常常感叹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感叹“年”的伟大。说真的，一种被胶着的东西，吸附了社会的每一家庭每一个人，这胶着联系的却是封建时代人们视为陋习的东西。怪在此，而见怪不怪更令人悲哀。
还想说的是包括在拜年内容中的“散年钱”。应当说，这是一种最不能炫耀的“自欺欺人”。早些年， “散年钱”作为长辈对晚辈的年赏，其形式古朴，必须先叩头后纳钱。面对现在的“小皇帝”，“散年钱”纯粹成为一种无聊的赏赐，或是一种情感变物质的交换。并且，其面值也从一元、两元变得令人咋舌。一张“老人头”在孩子的眼中是够刺激的，但它对于幼小心灵的健康又有什么意义呢?
过“年”对于大部分人家实在是一种无以言表、被牵着鼻子走的难堪，其感觉是被动的、逼迫的，甚至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味道。“年”还没到，便要东跑西颠办年货；等“年”到了，烟熏火燎下厨房。整日猜拳行令，应付场面，哪有过和谐、幸福、愉快的感觉?尤其想到连工资都拿不全的人家，难道非要把受罪当作享乐吗?
要过年，怕过年。走在街巷里，怕轰天动地的“飞雷”落到眼前。这真正的“年兽”，会使悲痛永远伴人的一生。所以，我在盼望禁令，结束燃放爆竹烟花，换得一个新的民俗，一个宁静、澄清的空间，以结束那些烦怨人寻求文明的苦恼。
要过年，怕过年。走进人家，怕因为两手空空而得到难堪；怕我干瘪的钱袋里掏不出“老人头”；怕豪饮的主人强迫你喝下八大杯敬酒；怕……
说心里话，假如我能在节日里去寻到一个能逃避的静寓，我一定会再写出一篇关于“年”的文章。自然，躲避“年”的事情最好不要发生，但过“年”也应当文明、节俭。不妨，人人都来努力，毕竟“年”是人的创造。
“角厮啰”与“唃厮啰”
五代和北宋时期，以湟水流域的鄯、湟、廊三州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地方政权，即唃厮啰政权。其最后建都在青唐城（今西宁市）又叫青唐政权。这个延续了上百年的地方政权，对于青海的历史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2006年3期的《柴达木开发研究》，刊登了《倾听千座古墓的诉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今藏族聚居的玉树、果洛等六州以及吐蕃、角厮啰政权存在近百年的西宁地区，为何无大型大规模的吐蕃墓葬……”
首先，文中的“角厮啰”显然是“唃厮啰”的笔误。《辞海》（1999年版）中这样解释：“‘唃（gǔ谷），译音字，如：唃厮啰（宋代藏族人名）。”而“角”（gǔ古）字与“唃”虽然同音，但它在语义上有确定性。一是充当方位词。如“角角”，则指四方；二是充当象声词。如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中的“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鸡鸣”。 实际上，“唃”与“厮啰”已组成了一个专有词。 “唃”是根据文字需要专门订制的字，是为了区别其他，有特别的用意。所以，尊重词语的专有专用，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吐蕃”与“唃厮啰”不能并列使用。 “吐蕃”是唐代吐蕃族建立的政权，共历9主200余年。而“唃厮啰”仍然是吐蕃后期建立的地方封建政权，又称宗哥政权、宗喀地方政权。它继承并发展了吐蕃王朝的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对推动吐蕃社会的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唃厮啰”是作为吐蕃赞普后裔被拥立为王而建立的后吐蕃政权，从史学的角度说，这仍然是吐蕃王朝政权的延续。
所以，比较准确的表述应当为：“吐蕃以及后来的唃厮啰政权”。
“续续”与“嗉嗉”
在一些文艺类作品中，经常出现“续续”或“嗉嗉”这样的方言词，且大多与“酒”搭配，特指青海民间使用的一种盛酒的器具。而对于使用哪一个词更为准确，向来争议较大。
研究方言的坚持“酒嗉嗉”是青海方言特指的，其词义的准确生动与之本身负载的文化内涵，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标准方言，且使用年久，生命力旺盛；而一些文艺作品创作人员则认为，“酒续续”才是该词的准确定位，从功能上，它承担的是连续不断的供给任务，词义的根本也在于此，所以“续”才是应有之义。
究竟“续”与“嗉”哪个才是准确的，哪个更具有文字使用价值?笔者就二者的不同在此做一番比较，以期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
首先说“续”。“续”是动词，指添加的功能，比如：
“这壶里的水是刚续的”。这里面有层含义不难理解，就是说，壶里的水不多了，又往里添加了一些。显然，“续”是一种动作的描述，又即添加的功能。如果将“续水”倒过来叫“水续”，尤如将“续酒”倒过来叫“酒续”一样，那么作为盛水的器具——“水桶”、“水壶”等等，岂不多余?
再来说“嗉”。“嗉”即指鸡的嗉囊，《西宁方言志》记有：“酒嗉子：如鸡嗉囊式的铜酒壶”。这里是专指那种样式且具有盛酒和热酒功能的器具，由此又引申指人的酒量，如：“你的那点尕嗉嗉!”而与之对应的是“拉拉”——“你这个酒拉拉”。——青海方言的“拉拉”是指打水或盛水用的水桶，比之更大的大木桶叫“筲”。从盛酒的功能来看，“酒嗉嗉”比之“酒续续”形象生动，且更加贴切吻合。
从日常用语的规范来讲，“续”是有条件的。比如方言说：“嗉嗉里把酒续上”。这里是指在原有的容量上再添加的意思，因为青海人在往酒盅中注入酒时一般都把这个动作叫“倒”，原因是盅子里是不容许剩酒的。当然，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态下，也有混淆的时候，但严格来说，“续”与“倒”是有着区别的，即，“续”指添加；“倒”指注入，亦斟的俗说。
当然，“酒嗉嗉”特指铜酒壶，其概念最初是从壶内盛酒的“悬胆”部分而来的，以后又有了引申和发展，如将“嗉嗉”比喻为人的酒量；还有，将那些瓷的、铁的、铜的、锡的只能盛二两左右酒的酒具也称之为“嗉嗉”。
不管从词性还是字义，我们很容易分辨出这两个词的不同，关键是在文字表述时择用哪一个更为合适?笔者认为，作为方言，应当择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且形象鲜明、更具特点的作为文章中的合用之词，而不是凭个人的狭隘理解，执意“钻牛角”。
民族融合与方言
2002年夏，在山东威海市遇上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日正午刚过，在老城区偶然走进了一家清真餐厅。一碗拉面下肚，便与店家闲扯起来。店主是一位美髯的中年人，保养得特别好，满口京腔，估摸着与我岁数不差上下。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年近七旬，从北京来。当得知我自青海来，他问我是否了解“藏回”之事。实际上，关于“藏回”我也仅知道个大概。在我当记者的时候，多次去化隆回族自治县采访，曾遇上多个被称为“藏回”的人。一口流利的藏话，外貌英武剽悍，性格粗犷豪放，但在履历表民族一栏中却填写着“回族”。至于如何这般，又怎样形成，一直没有深究过。
店主显然是个明白人，他侃侃而谈，从历史、宗教等，如数家珍。他说，西藏拉萨也有“藏回”，数量还不少，这是连一些研究宗教的学者也不明白的。他还说，拉萨不光有藏传佛教喇嘛寺，还有清真寺，还有关帝庙。说罢，哈哈地笑了起来。
继续地聊，更进一步了解到，他是位神职人员。我称他阿訇，他却很谦虚，连说够不上、够不上。接着谈，西北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循化撒拉族历史等等。谈得投机，他终于向我说出，来威海是传教的，餐厅一楼对外营业，二楼是临时性的礼拜堂，目前到这礼拜的已有几十人。等过几年，教民发展多了，再建个正规的清真寺，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几年过去了，我一直惦记着那位阿匐爷，以及那爿清真饭馆。也许他的夙愿已经成为现实，如此，我则要在这西北一隅献上我的遥祝了。
世上的许多事令人费解，但若有心去讨问、用心去思考，终能有所悟所解。
民族间的交往是否最终于民族间的融合，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也是个现实的问题。恩师李文实先生生前一直强调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提出的“羌藏文化论”成为中华民族关系史重要的理论组成，并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拓开了空间。
近年来，关于“华夏文化”的研讨成为热点，其中，关于“华夏族”的提法值得注意。历史上，夏文化的构成就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夏族中包融了羌、氐、狄、戎等多个民族成分，可以说，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是建立国家制度的前提条件，也是一种必然。然而，“和而不同”则成为融合的形式表现，更是融合的先进内容。从夏族到华夏族，再到夏王朝，融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融合是我们这个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需要和前进动力。同理，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孤悬于世，都有一个从源而流的融合过程。
我在这讲融合并不是有意避开同化，毕竟相比而言，融合是一个大概念，一个历史趋向，而同化则是一个具体现象，一个局部的问题，甚至于有人为的作用。比如前面提到的藏回，以及历史上发生在青海的蒙古人被藏族同化、部分羌人被吐谷浑同化、一些吐谷浑人被藏族同化、一些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等等，都是特定条件、特定历史时期、特定范围内发生的。而融合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是贯穿在民族发展进程中的。 说民族融合不是否认民族的差异和民族文化的特色，就拿汉语的方言问题来说，一个民族内部语言表达的差异性就很大，形成了许多方言区，同一方言区还有一些次方言区及人群。我想指出的是，次方言区及人群不能独立于某方言区外，自成系统或自我膨胀，要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方法对待和研究本地区方言现象，千万不要瞎子摸象或坐井观天。
西宁方言究竟有多深远的影响和意味，我一直不敢苟同于一些研究者的执著，尽管我生存在这个方言区已有五十多年。但有一点我感到遗憾，即至今没有哪位真正的西宁人出过专门论述西宁方言的大书，倒是那外省和西宁市之外的执著者捧出了大作。尽管那里面有让马尾巴夹上驴臭棍、解释草房为茅舍的笑话，以及生拉硬拽从明清小说中抄录只言片语来印证西宁人移民自南京的浅陋。我以为这些够不上让西宁人费心劳神，百般计较，因为，西宁方言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还值得商榷。
从西宁的历史来看，其屯田移民自西汉始，此后陆陆续续，但始终在华夏文化之后的汉文化的包裹之中。尽管在这么一个漫长时期，四面八方汇集来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人，但它的核心文化仍然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体说仍是北方文化；其话语是西北方言的一部分，属于一个方言区的次方言区。基于对方言语音、方言词汇的研究、对比，西宁话与陕西（秦方言）、甘肃（陇方言）十分接近，按照地域关系，西宁方言的提法应改为青方言，这样就包括了西宁之外的青海其它操汉话的地区。
我们一直在执著的西宁方言，却是因了那个“南京珠丝巷”的移民情结而发韧的，这是一个冲动。尤其要指出的是，明朝的移民更多的是中原地区的流民和白莲教遗党，即使有从江浙来的移民，他们口中的更多词语仍然是北方方言。大凡了解中国历史的都清楚，南宋王朝的建立是一次文化大搬家，北方文化完全浸融到南方社会，以至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依次而出，其遣词造句是纯粹北方人的语态、辞气、 结构和词语。而把这些原本就属于北方方言的词汇拿来与北方方言之一的西宁话来对照，岂不是本末倒置!
对于这个问题，以后将以专论细析之。
笔者十分赞同民间文艺家董绍萱先生的观点，他认为，西宁话里的“风搅雪”才是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汉族在与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和共同发展中，最先接触并感受到的是语言交流的障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耳濡目染中彼此会不自觉地接受对方话语中的一些词语，从而组成夹杂不同语言的句子。比如西宁话里经常出现的藏语词汇：阿吾、卡码、力搏、拉硬等等。
在方言研究上，笔者认为应少些舍近求远的执著，多些客观求实的努力。
彩陶王国的呼唤
柳湾是青海河湟谷地的一个小村庄，从省城西宁驱车走兰西高速公路，半个小时就到。这里地处湟水河中游的北岸，形成得天独厚的小气候，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尤其适宜种植小麦、蔬菜、瓜果等。 “柳湾”一词，据当地人讲，是因为当地河湾柳树成荫而得名，但柳湾村闻名于世的却是数以万计的从地下出土的彩陶文物。柳湾出土彩陶数量之多令人谅讶，一位诗人比喻说，“这里的彩陶流成了河”。更由于这些彩陶造型绚丽多姿、制作精美绝仑，柳湾被誉为“彩陶王国”。
柳湾是我国迄今已知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仅在村北12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就分布着2000多座原始墓葬。从1974年至1981年的大规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共发掘1730座墓葬，出土文物37925件，其中出土的彩陶2万余件，从规模和出土文物的数量，无疑是惊世的，在考古界绝无仅有。从文化类型排序，这些文物分别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距今4600年至3000年，其时间跨度长达1600年，它对于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上世纪80年代初，柳湾原始社会墓地田野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根据发掘资料和初步研究出版了《青海柳湾》，它作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惊人的一页，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后马上震撼了世界考古界，为世人所瞩目。
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彩陶备受青睐，其数量之多、器型之丰富、纹饰之绚烂，令人惊叹当时社会的陶艺水平之高、审美观念之新。彩陶艺术集制陶、雕塑、绘画为一体，其中如裸体人像彩陶壶、彩陶靴、太阳纹彩陶壶、鱼纹彩陶盆等，工艺精湛，造型独特，充分显示了“柳湾人”的智慧和审美情趣。以蛙纹为主体，包括锯齿纹、涡纹、葫芦纹等等在内的彩陶纹饰是彩陶艺术灵魂的展示，其丰富多变，绚丽多彩，反映出史前先民思维形态的成熟、认知理念的抽象化。而在彩陶作品上发现的300多种特珠符号，则被称作原始文字之谜，令古文字专家们魂牵梦绕……
据原先参与过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讲述，这些凝聚着史前艺术彩陶的出土，不仅令他们叹为观止，其魅力远远地影响着更多的当今艺术家前来观瞻。柳湾彩陶令世界倾倒，同样也熏陶了许多艺术青年从高原走向内地，甚至走向世界。
随着柳湾彩陶知名度的扩大，彩陶文物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成为青海文物系统的迫切任务。自第一阶段规模发掘后，首先要着手的是巨大数量文物的整理编号以及存放。为了安全，青海省文化厅自80年代初开始，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当地政府积极配合，首先在柳湾村规划出5830平方米的土地，计划建设一个展示彩陶系列文物、研究柳湾文化的省级文博单位。为此，20年来省委、省政府竭尽财力，文化部门四处奔走，但是要让近4万件文物件件都有一个安全的保护，无疑，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需求则是对一个经济不发达省份的无情考验。
2004年4月，在青海省人民政府的积极促成下，由国际友人小岛镣次郎先生捐资修建的、我国第一个以展示彩陶系列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在柳湾村正式落成。步入面积1500平方米的展览厅，人们不禁为这积淀了几千年文化、完全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青海柳湾能有她今天的辉煌而欢欣鼓舞。
柳湾彩陶博物馆崭新的一天开始了，当我们徜佯在展览馆里，面对精巧的布局、流畅的线条、典型的展品，从内心感激小岛镣次郎先生。但我们仍然会想一个问题，除了眼前摆放的展品，那更多的彩陶的命运如何?那像河一样流淌的数万件彩陶在哪里?
由于柳湾彩陶发掘数量之巨，至今经过整理、修复、登记、上架的为总量的二分之一，尚有近万件仍然被堆积在临时库房中。临时库房不密闭，其中的一些彩陶明显出现彩脱、剥皮、冻裂等情况，又由于屋顶渗漏，部分彩陶还被雨水浸泡。
据工作人员介绍，该馆馆藏彩陶文物2万余件，修复上架约1万7千余件，文物展品只占很小一部分。而新建的库房，与老库房的情况大相径庭，木制的架子上大量彩陶密集存放，令人担心的是，一旦天有不测发生地震，后果不堪设想。
先民们给我们创造了如此巨大的文化财富，而面对数以万计的彩陶，青海人民在奉献，国际友人在资助，但彩陶的现状仍然令人担忧。彩陶实在太多了，彩陶需要更多的呵护，相信会有更多的国际友人来援助，当然还有无数的华夏子孙。
让我们一起努力，为这河一样流淌的彩陶共同搭建一座天一样大的博物馆！
浇河小考
《柴达木开发研究》2008年1期刊登的《吐谷浑王国在柴达木的兴衰》（以下简称《吐》文）一文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曾任浇河（今河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守将的曹安上奏北魏皇帝：……”
僻渤释条如下说：
“城，郡名。东晋末吐谷浑筑城，在今青海黄河南岸贵德境。后凉吕光得其地置郡。西魏移置黄河北岸今化隆西，北周还治河南故城。隋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改廓州为浇河郡，治河津，辖境约当今贵德、同仁及甘肃夏河一带。唐武德初改为廓州。”
该段释文详述了浇河即今天的贵德县，但《吐》文中的“河南”显然是错的。但有一点，作者不是毫无理由地将“海南”错为“河南”，释文中“北周还治河南故城”，便是其错下去的原因之一。
析“北周还治河南故城”，其中的“河南”是指“黄河之南”，关键是“故城”二字。历史上的浇河（今贵德）曾在西魏时移到黄河北岸的化隆，北周时又“还治” （迁回）“故城”（过去的郡置），但并非是指那个“河南” （今天的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而仍然是故城浇河。
自然，《吐》文中的“河南”是“海南”之误是不容置疑的，而笔者想为作者开脱的意思仍然是那“河南”情结，故小而考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