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位、职称、学历越高，所在学校越好，工作时间就越长，工作强度就越高……近年来，多名中青年顶尖科学家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关注。许多一线科研工作者呼吁，科研界采用的学术锦标赛制，易过早透支科研人员健康，其带来的过度竞争现象亟须重视。
　　多名顶尖学者遭遇“过劳死”
　　 不完全统计，今年3月到4月间，4名中青年顶尖学者因病早逝，令人悲痛。
　　 近年来，科研人员“过劳死”的情况并不鲜见。资料显示，已公布死因的教授们几乎都是“过劳死”：心肌梗塞、脑干出血、心脏骤停……比如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探月功臣王焕玉等知名科学家。
　　 这些顶尖学者去世后，有网友留言：“国家培养一个优秀人才需要近30年，甚至更久。顶尖学者英年早逝，是家人不幸，更是国家的损失。”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先哲分析，这些早逝的科研人员有一些共性：都处在40～50岁年富力强的阶段，都是科研人员中的成功者，都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平时承担着超出他们身体负荷的压力。
　　 据报道，在南方某研究型大学教师例行体检中，每年都会新发现3～5位患恶性肿瘤的病例。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科研人员心理疾病同样多发，主要表现为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各类心理疾病。
　　学术锦标赛背后的压力
　　 记者调研发现，一些高校特别是部分理工科院校，有一个规律：35岁之前没拿下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课题，40岁之前没拿下一个“优青”，45岁之前没拿下一个“杰青”，那后面就没有机会再评院士了。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在这么短的年限内，不断去晋级、去冲击、去突破，必然造成过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消耗。
　　 陈先哲曾对当前高校教师所面临的竞争困境和制度原因做过深入调研。他告诉记者，当前国内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普遍采用学术锦标赛制，这是一种“委托-代理”机制，并形成了“政府-大学-学科-学者”的层层代理，而评价标准主要还是依据各种排名，如大学排名，学科排名，科学家排名等。在这种学术锦标赛制下，学校排名依赖于各学科排名，学科排名依赖于学科所有教师的成果产出，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们作为成果贡献的终端，承载了很大压力。即便其中有些佼佼者杀出重围并获得更高职位和头衔后，又有更多压力随之而来——无论在学术上还是行政上，他们会承担更大的期待和更多任务。
　　 受访学者认为，学术锦标赛制带来激励作用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学术界过度竞争。在南方某高校，讲师晋升副教授，制度规定起码需要发表5篇重要核心论文（或3篇论文一本专著），完成一项省部级项目和每年220课时的教学量。然而，记者了解到，该校某老师发了10篇核心论文，写了两本书，主持了两个省部级课题，还是没评上副教授，因为他比别人的成果少。而如果3个聘期内不能晋升为副教授，他就无法续聘，这就是近期引发很多讨论的“非升即走”制度。这种情况在国内研究型大学里比较普遍，越是排名靠前的高校競争越是激烈。
　　 另据介绍，我国现在不少高校采用关键业绩指标考核法，不少聘用的科研人员的岗位津贴和绩效工资往往都从课题经费中支出。也就是说，没有课题，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不仅养活不了团队，甚至连自己的工资都成问题。“这就使得科研人员必须像追赶胡萝卜的驴一样，一刻不停地寻找、开展新的课题。”一位受访学者说。
　　 在这种情况下，科研人员普遍工作强度高，生活作息不规律。而且，学校越好，学历越高，职称越高，工作时间越长。同时有调查显示，博士和硕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周花在运动上的时间都不足5小时，显著少于其他学历群体。低身体素质承受不住高工作强度，生理、心理、精神问题逐渐凸显。
　　为科研人员身心减负
　　 受访科研工作者提出，当前科研应回归初心，从追求数量转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追求规模速度的比拼到着眼于长远发展。
　　中科院副研究员王硕说：“其实每个行业都有竞争压力，所以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科研体制与管理方式。科研管理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对科研发展的影响。同时，引进国外的学术休假制度，给科研学者一个宽松、缓解压力的环境。”
　　 陈先哲说，现在评价太多，要“为天才留空间，为中才立规矩”，要给有机会做出更大创新成果的人更多的空间，把他们从行政职务等各种繁重的活动、事务中解放出来，减少他们不必要的工作，让他们心无旁鹜地去开展科研。同时，让评价去功利化，制度设计上不要把评价与利益挂钩。
　　 （摘自《半月谈》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