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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东南，有一个叫莒县的地方，过去隶属临沂，后归为日照。莒县是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县人口不足40万，但党员就有近2万人，到2015年年底尚有813人健在。无论是离世的，还是健在的，他们大都生活在农村，不被人注目，也无欲无求，平凡得如大地上的一粒粒尘埃，但心底干净得如一面面明镜。可就是他们，背后却有着不凡的经历和催人泪下的往事，并被当今的人们誉为“红色群落”。
我们走进莒县，倾听了一个个隐没在乡间田野中的耄耋老人令人心颤的记忆。
三个儿子交给党
春暖花开的一个下午，我们在莒县县城原物资局的老宿舍找到了曹根培家。82岁高龄的曹老，说起父亲曹吉亭的往事，双眼便闪着浑浊的泪花。
在革命战争年代，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是常见的现象。在莒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这样的现象尤为普遍。七七事变的枪声，让时年25岁的曹吉亭彻底醒悟，丢下锄头扛起枪，加入了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一个春日的上午，我们冒着绵绵细雨，驱车再次赶往小店镇的前山头渊村。这是个出了名的红色村、堡垒村，战争年代有“铜帮铁底凤凰山，枪炮火药山头渊”的美称。全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党员就有84名，先后有146名优秀青年参军卫国，十余名有志青年为国捐躯，成为远近闻名的“军人村”。
在前山头渊村一个叫小东岭的地方，一排又一排普通的庄户人家中，有一户简陋得令人心酸。这是老党员王京理的家。
回忆起往事，王京理老人陷入了沉默，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一道道像沟壑一样。他抽了几口烟，那烟在房间里弥漫开来了，我们好像已经嗅到了硝烟的味道。咳嗽几声，他像是定了定调子，随后便开口了。
别看俺现在小东岭一带住了三四十户人家，但七十年之前，這里只住了三户半人家。为什么叫三户半人家？俺们本地姓王的三家一直住在这里，于姓人家是刚搬到岭上不久的，所以只算半家。当时小东岭上全是树，大树，高大的槐树，很茂密，遮天蔽日的。
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较好的群众基础，小东岭很快成了八路军信息传达的枢纽，俺家也就成了八路军的情报站。有段时间，小东岭住了八路军的一个营，他们就在墙根铺着玉米秸秆睡觉，不但不骚扰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经常帮助群众挑水、扫地。这让14岁的俺有点不解，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国民党和汉奸部队也是四处抢夺，这八路军咋这么好，老是向着咱老百姓！
当时老程（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六团参谋长程勇）经常住在俺家，也经常叫俺送情报。老程跟俺说，把情报写下后，揉成黄豆粒大小的纸团，然后放在大拇指和食指的中间。老程说，千万不能放在口袋里，鬼子真要翻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把手放在嘴边装作擦嘴的样子，放到嘴里咽下去，进了肚子里就保险了。
一天晚上，俺们睡下了，王德荣安排人从城里送来字条。老程立即打开，字条上写着：“明天去夏庄送太太，一挺机枪，一门小钢炮，一个排，早上八点左右就到陵墩附近，你们酌情处理。”随后，老程对俺说，小王，你赶快去叫王家山。俺拔腿就跑，跑着跑着，还真遇上鬼子了，不多，就两个。他们大摇大摆在路上走，可能是他们都带着只鸡，又见俺是个小孩子，就不再撵俺了。一会儿功夫，俺见到了王家山，俺急急对他说，家山哥，家山哥，来了情报，你快起来，快送去吧。家山哥一听有情报，立即翻身起床，拿着字条就往四连跑。第二天一早，四连就在陵墩茶棚的棉槐树设下了伏击。当伪军行走到跟前时，四连突然冒了出来，敌人的枪还没有落肩，还没来得及反抗，就束手就擒了，活捉了三十来个人。 上莱阳出夫支前那一趟，俺们抬的是“软抬子”（担架，中间是水龙布，两边是竹竿）。那天打高密，俺们抬着“软抬子”就往战场上跑，一路上子弹嗖嗖地，手榴弹就像地里的西瓜满地都是，说不上怎么着就在身边爆炸了。说实话，开始也怕，心里打小鼓一样。后来红眼了，一点都不怕了，前边一喊“快过来，担架”，俺们就接着跑过去抬伤员和尸体。
这里离战场很近，子弹像下雨似的，从头皮上呼呼地飞。那些死了的，俺们就把他抬到不远处，用白洋布一裹，就地埋了，再插上一个随身带的小牌子，把死者的大号（名字）写上。那个八路军首长见死了这么多人，眼泪哗哗的，看样子心疼坏了，对俺们连声说：坑挖得好一些，要让这些烈士们躺着舒服点。俺们累得快倒下了，但没有偷工减料，尽量挖深点，挖宽点，还要一人一坑。开始俺们有些人不理解，说实话，俺也不太理解，战斗这么激烈，炮弹噼里啪啦的，你还要说把坑往深里和宽里挖，苦点累点不算啥，可多危险啊，也耗时呀！但俺后来理解了，这是对死者的尊重，对烈士的尊重啊！俺们这些在党的人，一个个都很能干，担架抬得飞跑。有党的命令，还有抬不动的？谁也不怕死！
俺是1944年入党的，那年18岁。俺的入党介绍人是王继尧。没有写入党志愿书，也没有按手印。以前谁是党员大都不知道，只有一个组的才知道。后来身份公开了，俺们这个岭上三户半人家居然有18个党员。俺家有六个党员，俺叔王克俭，俺婶子朱氏，俺大嫂来氏，俺二哥王京相，俺二嫂王氏，加上俺。为啥俺们这里党员多？这与俺们这里人实诚、义气、口风紧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王京理当过社长，也当过队长，但都是农民，都不曾离开过土地。“战争年代咱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和平年代咱们更能行！”
在王京理家后面有条小路，是小东岭一带30多户人家出门的必经之路。由于这条路地处山坡，每到下雨都会被雨水冲坏一部分。王京理自从搬到这里居住开始，加固这条小路便成了他的“必修”工作。这不是什么大工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王老一干便是40多年，如今已是九十高龄的他依然这样干着。
离开王京理老人家时，我们一直回望着小东岭。这个没了茂盛树林的山岭并不富有，甚至可以说依然贫穷。但这里却又是富有的，他们的精神与灵魂，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土地上，散发出浓郁的芬芳。
女支前模范当了六十多年村支书
辞别王京理，我们慕名来到龙山镇杨家沟村，拜访86岁高龄依然担任村支书的卢翠秀。村委会的人告诉我们，如果从1947年18岁时担任中楼镇柳黄沟村党支部书记算起，卢翠秀担任村支书已有69个年头了。这在当地和整个山东是最长的，在全国恐怕也少见。
这些年，卢翠秀一心扑在全村上，家“荒”了，但杨家沟绿了。谈起往事，她说得更多的是感恩父老乡亲。
以前，进出俺们庄，有一条大沟，好几米深，不方便，也危险，俺们杨家沟也就这么叫起来的。俺当时在支部会议上就提出，俺们要齐心协力，把那个桥修起来。当时就有人提出，俺们祖祖辈辈都想修这个桥，最终都没成事，俺们能成吗？俺说，只要有决心，没有干不成的事。
当时为修这个桥，俺们十来个人上城东大河去拉沙、拉水泥，找了一辆上海50拖拉机。走到一个水坝时，一下把水坝压塌了，拖拉机倒扣在塘坝里。那个水一人多深，俺也掉水里了，但没被拖拉机压住，很快就浮出水面。俺爬到岸边时，看到水面直冒泡，急死了，冲他们说，快数人吧，數数人到底少了几个。俺们下到水里，把拖拉机掀起来，把村民杨白岭拽出来。拽到沿上时，他脸发青，眼鼓鼓着。随后，杨白岭放出一口气来。大家伙儿说，他死不了，快抢救，快抢救。于是，俺们找了一个门板抬着，赶紧往医院跑。
杨白岭媳妇李桂英来了以后，眼泪立即就出来了。她对俺说，卢书记，你是为了咱们杨家沟捞着好日子过，你别担心，俺家白岭好人有好福，一定能够躲过这次灾难，咱姊妹们嘎伙着过。你说杨白岭都伤成那样了，李桂英还这样安慰俺，那人太实在了，实在得让俺掉泪。
卢翠秀的小儿子杨代国告诉我们说：“俺们兄弟五个，有四个是党员。俺们兄弟，包括俺们的媳妇和孩子都怕俺母亲，俺现在看着她，有时候还打怵。俺开始是民办教师，到了1994年才转为公办的，是考试考上才转的。当时俺想叫她给俺跑跑，给俺转公办。俺母亲说，要走后门，没门。她可是俺亲娘啊！俺一直气她这个。后来，俺又想调城里去，就对俺母亲说，你在县上有影响，又是老革命，找县上人说说，不就调过去了吗？她又没好脸色地拒绝了。她说，别人办行，咱自己不能办这样的事，你得拿党员的标准衡量，党员带着走后门，俺们这个国家还有治吗？”
……
他们，虽然如同乡间田野的一抔抔黑土，但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是中国共产党最牢固的基石。他们终将会离开我们，可他们的本色和精神将是不朽的！
（摘自《见证：一个红色群落的传奇》一书）
（责任编辑：张少义）
我们走进莒县，倾听了一个个隐没在乡间田野中的耄耋老人令人心颤的记忆。
三个儿子交给党
春暖花开的一个下午，我们在莒县县城原物资局的老宿舍找到了曹根培家。82岁高龄的曹老，说起父亲曹吉亭的往事，双眼便闪着浑浊的泪花。
在革命战争年代，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是常见的现象。在莒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这样的现象尤为普遍。七七事变的枪声，让时年25岁的曹吉亭彻底醒悟，丢下锄头扛起枪，加入了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一个春日的上午，我们冒着绵绵细雨，驱车再次赶往小店镇的前山头渊村。这是个出了名的红色村、堡垒村，战争年代有“铜帮铁底凤凰山，枪炮火药山头渊”的美称。全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党员就有84名，先后有146名优秀青年参军卫国，十余名有志青年为国捐躯，成为远近闻名的“军人村”。
在前山头渊村一个叫小东岭的地方，一排又一排普通的庄户人家中，有一户简陋得令人心酸。这是老党员王京理的家。
回忆起往事，王京理老人陷入了沉默，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一道道像沟壑一样。他抽了几口烟，那烟在房间里弥漫开来了，我们好像已经嗅到了硝烟的味道。咳嗽几声，他像是定了定调子，随后便开口了。
别看俺现在小东岭一带住了三四十户人家，但七十年之前，這里只住了三户半人家。为什么叫三户半人家？俺们本地姓王的三家一直住在这里，于姓人家是刚搬到岭上不久的，所以只算半家。当时小东岭上全是树，大树，高大的槐树，很茂密，遮天蔽日的。
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较好的群众基础，小东岭很快成了八路军信息传达的枢纽，俺家也就成了八路军的情报站。有段时间，小东岭住了八路军的一个营，他们就在墙根铺着玉米秸秆睡觉，不但不骚扰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经常帮助群众挑水、扫地。这让14岁的俺有点不解，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国民党和汉奸部队也是四处抢夺，这八路军咋这么好，老是向着咱老百姓！
当时老程（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六团参谋长程勇）经常住在俺家，也经常叫俺送情报。老程跟俺说，把情报写下后，揉成黄豆粒大小的纸团，然后放在大拇指和食指的中间。老程说，千万不能放在口袋里，鬼子真要翻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把手放在嘴边装作擦嘴的样子，放到嘴里咽下去，进了肚子里就保险了。
一天晚上，俺们睡下了，王德荣安排人从城里送来字条。老程立即打开，字条上写着：“明天去夏庄送太太，一挺机枪，一门小钢炮，一个排，早上八点左右就到陵墩附近，你们酌情处理。”随后，老程对俺说，小王，你赶快去叫王家山。俺拔腿就跑，跑着跑着，还真遇上鬼子了，不多，就两个。他们大摇大摆在路上走，可能是他们都带着只鸡，又见俺是个小孩子，就不再撵俺了。一会儿功夫，俺见到了王家山，俺急急对他说，家山哥，家山哥，来了情报，你快起来，快送去吧。家山哥一听有情报，立即翻身起床，拿着字条就往四连跑。第二天一早，四连就在陵墩茶棚的棉槐树设下了伏击。当伪军行走到跟前时，四连突然冒了出来，敌人的枪还没有落肩，还没来得及反抗，就束手就擒了，活捉了三十来个人。 上莱阳出夫支前那一趟，俺们抬的是“软抬子”（担架，中间是水龙布，两边是竹竿）。那天打高密，俺们抬着“软抬子”就往战场上跑，一路上子弹嗖嗖地，手榴弹就像地里的西瓜满地都是，说不上怎么着就在身边爆炸了。说实话，开始也怕，心里打小鼓一样。后来红眼了，一点都不怕了，前边一喊“快过来，担架”，俺们就接着跑过去抬伤员和尸体。
这里离战场很近，子弹像下雨似的，从头皮上呼呼地飞。那些死了的，俺们就把他抬到不远处，用白洋布一裹，就地埋了，再插上一个随身带的小牌子，把死者的大号（名字）写上。那个八路军首长见死了这么多人，眼泪哗哗的，看样子心疼坏了，对俺们连声说：坑挖得好一些，要让这些烈士们躺着舒服点。俺们累得快倒下了，但没有偷工减料，尽量挖深点，挖宽点，还要一人一坑。开始俺们有些人不理解，说实话，俺也不太理解，战斗这么激烈，炮弹噼里啪啦的，你还要说把坑往深里和宽里挖，苦点累点不算啥，可多危险啊，也耗时呀！但俺后来理解了，这是对死者的尊重，对烈士的尊重啊！俺们这些在党的人，一个个都很能干，担架抬得飞跑。有党的命令，还有抬不动的？谁也不怕死！
俺是1944年入党的，那年18岁。俺的入党介绍人是王继尧。没有写入党志愿书，也没有按手印。以前谁是党员大都不知道，只有一个组的才知道。后来身份公开了，俺们这个岭上三户半人家居然有18个党员。俺家有六个党员，俺叔王克俭，俺婶子朱氏，俺大嫂来氏，俺二哥王京相，俺二嫂王氏，加上俺。为啥俺们这里党员多？这与俺们这里人实诚、义气、口风紧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王京理当过社长，也当过队长，但都是农民，都不曾离开过土地。“战争年代咱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和平年代咱们更能行！”
在王京理家后面有条小路，是小东岭一带30多户人家出门的必经之路。由于这条路地处山坡，每到下雨都会被雨水冲坏一部分。王京理自从搬到这里居住开始，加固这条小路便成了他的“必修”工作。这不是什么大工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王老一干便是40多年，如今已是九十高龄的他依然这样干着。
离开王京理老人家时，我们一直回望着小东岭。这个没了茂盛树林的山岭并不富有，甚至可以说依然贫穷。但这里却又是富有的，他们的精神与灵魂，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土地上，散发出浓郁的芬芳。
女支前模范当了六十多年村支书
辞别王京理，我们慕名来到龙山镇杨家沟村，拜访86岁高龄依然担任村支书的卢翠秀。村委会的人告诉我们，如果从1947年18岁时担任中楼镇柳黄沟村党支部书记算起，卢翠秀担任村支书已有69个年头了。这在当地和整个山东是最长的，在全国恐怕也少见。
这些年，卢翠秀一心扑在全村上，家“荒”了，但杨家沟绿了。谈起往事，她说得更多的是感恩父老乡亲。
以前，进出俺们庄，有一条大沟，好几米深，不方便，也危险，俺们杨家沟也就这么叫起来的。俺当时在支部会议上就提出，俺们要齐心协力，把那个桥修起来。当时就有人提出，俺们祖祖辈辈都想修这个桥，最终都没成事，俺们能成吗？俺说，只要有决心，没有干不成的事。
当时为修这个桥，俺们十来个人上城东大河去拉沙、拉水泥，找了一辆上海50拖拉机。走到一个水坝时，一下把水坝压塌了，拖拉机倒扣在塘坝里。那个水一人多深，俺也掉水里了，但没被拖拉机压住，很快就浮出水面。俺爬到岸边时，看到水面直冒泡，急死了，冲他们说，快数人吧，數数人到底少了几个。俺们下到水里，把拖拉机掀起来，把村民杨白岭拽出来。拽到沿上时，他脸发青，眼鼓鼓着。随后，杨白岭放出一口气来。大家伙儿说，他死不了，快抢救，快抢救。于是，俺们找了一个门板抬着，赶紧往医院跑。
杨白岭媳妇李桂英来了以后，眼泪立即就出来了。她对俺说，卢书记，你是为了咱们杨家沟捞着好日子过，你别担心，俺家白岭好人有好福，一定能够躲过这次灾难，咱姊妹们嘎伙着过。你说杨白岭都伤成那样了，李桂英还这样安慰俺，那人太实在了，实在得让俺掉泪。
卢翠秀的小儿子杨代国告诉我们说：“俺们兄弟五个，有四个是党员。俺们兄弟，包括俺们的媳妇和孩子都怕俺母亲，俺现在看着她，有时候还打怵。俺开始是民办教师，到了1994年才转为公办的，是考试考上才转的。当时俺想叫她给俺跑跑，给俺转公办。俺母亲说，要走后门，没门。她可是俺亲娘啊！俺一直气她这个。后来，俺又想调城里去，就对俺母亲说，你在县上有影响，又是老革命，找县上人说说，不就调过去了吗？她又没好脸色地拒绝了。她说，别人办行，咱自己不能办这样的事，你得拿党员的标准衡量，党员带着走后门，俺们这个国家还有治吗？”
……
他们，虽然如同乡间田野的一抔抔黑土，但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是中国共产党最牢固的基石。他们终将会离开我们，可他们的本色和精神将是不朽的！
（摘自《见证：一个红色群落的传奇》一书）
（责任编辑：张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