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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我的父亲陈宗器与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友谊，凡熟知赫定博士中亚探险故事的人都一定熟悉。
1929年10月，时值中央研究院助理员的陈宗器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批戈壁组成员，来到内蒙百灵庙做出发前的准备，他是五名科考团员中唯一的中国人。11月2日傍晚，斯文·赫定从北京出发来到百灵庙为戈壁组送行，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识，短暂的9天里，斯文·赫定给这位对他十分崇拜的年轻人讲了自己20世纪初发现楼兰的探险经历，还送他英文版的《我的探险生涯》和瑞典文的记叙西北考察团第一次考察的书。
从父亲结识斯文·赫定开始，直至1950年，存留下来的113封信件与赫定的书是研究与了解这位中国年轻科学工作者与年近七旬的赫定博士友谊的最好史料。
从史料中我们了解到，陈宗器是赫定博士在中国接触最多、也是最好的朋友。年龄、国籍、地位的差异并没影响他们的友谊。基础是他们相互信任、尊重，欣赏对方的人品；他们都热爱探险、热爱科学、热爱中国这片土地。
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赫定亲自点名邀请陈宗器参加绥新公路查勘队。年轻的陈宗器结束考察刚五个月，未及充分休整，克服了病痛的困扰、家庭的反对，毅然接受赫定博士的邀请，踏上征程。在险象环生的三年半里，他们共同克服前往新疆路途中的各种困难，在马仲英与盛世才交战的夹缝中，在同乘独木舟去罗布泊、楼兰的探险中，结下了生死情谊。
70岁的赫定博士与30多岁的父亲之间的友谊，源于斯文·赫定对充满活力、富于献身精神、有着过人精力的“难不倒的”陈宗器的由衷喜爱；源于父亲对年迈的斯文·赫定年轻人般的热情、高度的乐观主义、无可比拟的探险阅历及高尚品格的敬仰。父亲欣赏赫定永不言败，正如贝格曼所说：“在他的词典里，永远没有不可能。”
在他们朝夕相处的岁月里，有太多难忘的记忆：在兵荒马乱中与军阀马仲英、盛世才周旋，被软禁、被绑架、遭伏击，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没有一个人动摇和懦弱。在父亲去楼兰的两天两夜里，赫定为父亲担惊受怕；当得知父亲安全返回时，赫定又是何等的快乐！
勘察结束后，瑞典外交大臣根据赫定博士的意见向国王举荐了成绩卓著的父亲陈宗器，1935年11月1日，瑞典国王授予了父亲瑞典“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这是一枚起源于1748年的古老骑士勋章，只有国王才有权力颁发，是专门嘉奖有成就的外国人的。
探险结束后，他们的通信内容主要是两件事：无保留地交换考察中测得的数据、地图、照片以及父亲留学的事。
父亲一直渴望出国深造，当他完成两次考察终于有时间去留学时，已经38岁了。深深理解父亲的赫定，早在父亲第一次考察期间，就主动提出介绍他去美国哈佛上学。父亲1936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就是赫定一手安排的。当赫定接到父亲的学习计划后，非常具体地与霍涅尔、安伯特博士等人进行了仔细讨论，然后回信告诉父亲，几位科学家非常郑重地建议他去波茨坦固体地球物理研究所——世界上最好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在那里他能够学到在美国学不到的东西，并嘱咐父亲一定要学好“关键的关键”——德语的读和说。他们还建议，到柏林后应当在柏林大学先研习高等数学，因为地磁学的研究必须要有坚实的数学基础。
为真正落实父亲上学的事，赫定先请安伯特博士在赴柏林办事期间，初步摸清上学应办的手续。之后趁去德国旅行演讲之际，他亲自在他的德国书商处存入8000马克，并委托书商每三个月寄给父亲所需的支票。同时还交给书商1000马克，请他帮助购买上海到汉堡来回的头等舱船票寄给父亲。赫定博士还亲自了解了有关洪堡奖学金的详细事宜。接着他提笔给他的老朋友、德国驻中国总领事科罗纳·克里伯先生写信，请他接待并提供父亲有关留学与洪堡奖学金的所有申请规则和所需填写的表格。最后，赫定又非常周到地提笔给他的中国朋友、父亲的上司、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博士写信，请求他在父亲留学期间能够给予特殊的全额薪水的关照。
1938年3月，赫定如期为父亲申请洪堡奖学金及时寄去了评价甚高的推荐信：
在此我高兴地证实，陈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资格获得这样的荣誉。他在我的中亚探险的五年中，我本人以及其他瑞典和中方的探险者都有足够的机会看到，陈先生在天文、地理测量和地图绘制等领域是如何严肃、仔细地从事他的研究工作，以及他是如何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
如果他的这一愿望能得以实现，成为著名基金会的奖金获得者，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给我带来的喜悦之情。我将会把它看作是对我本人的嘉奖……
后来，赫定又为父亲申请英国保证金一事给不列颠政府中国部保证金管理委员会写了同样评价甚高的推荐信，信中称父亲“无论蒙古的寒冬还是罗布泊地区的酷暑都无法阻止他履行他的职责。陈先生在此领域是一名理想的科学家，提供给他教育和研究的机会对科学和对中国都确实有利” 。
在赫定心里，父亲代表着中国，他关心他、帮助他就是在帮助中国。
当他从父亲信中得知他们刚刚勘察过的两条公路现在有了用武之地，正在成为“奋战中中国人民的主要血脉之一”，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俄国人正是从那里，把枪支弹药运往中国抗战的前方，他感到“万分的高兴”：“我们1933～1935年的探险将会在这场战争的历史中具有光荣的地位。我坚信幸福的未来属于中国——中国将在未来满怀信心地经受考验。”赫定为自己能为正义的战争出力深感自豪！1939年新年，他写信给父亲：希望新的一年对父亲与中国是幸福、胜利的一年！这位异国老人对中国所表现出的深切同情，使父亲深受感动。
二战的爆发，使父亲在柏林大学没能完成学业，最糟的是，父亲在利用假期去英国漫游时，英国与德国进入了战争状态，致使父亲无法返德，行李只能留在了德国。那里面大多是书，是父亲最心爱的全部财产。
父亲只好又一次求助于赫定博士，赫定二话没说、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朋友的重托，他替父亲转信，并将父亲朋友寄去的八件行李精心保存在瑞典地球物理博物馆，之后又如数寄往香港。赫定为父亲所做的一切，使父亲觉得他犹如自己的第二位父亲。 父亲在英国学习了一年物理探矿后，便匆匆赶回了日寇铁蹄下的祖国，投身于报效祖国的行列中去了。
保留至今的父亲寄给赫定博士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1945年9月11日。父亲在信中祝贺赫定先生八十寿辰，向老师报告了自己这几年的工作，并欣慰地说：“德国和日本都被击败了，我们希望可以享受和平，专心做我们正常的学术工作，但这需要一些时间，要把整个工作搬到南京……尽管部分设备在桂林到北碚的路上丢失了，但还有些事可做。”最后，父亲谈道：很想知道赫定卷帙浩繁的科学报告集已经出版多少卷了。
1946年2月5日，赫定博士寄出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他说接到信后，妹妹奥尔玛、他本人还有所有参加过他们共同探险的人都很受鼓舞，他衷心祝贺父亲所取得的出色成绩！最值得高兴的是，战后一个新的、强盛的、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有了实际的地位，从此不再受日本或其他敌人的干扰，可以实行全面发展的计划，但愿这种大好局面长此下去！赫定还介绍说，书已经出到30卷，他写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也于1944年问世了，有一卷书是贝格曼、柏利、贝歇尔、蒙太尔撰写的他们的旅途经历和主要成果，其他成员写的短篇报告会晚些日子发表。他非常高兴地再一次邀请父亲和袁复礼博士为此写报告。
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联络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大陆立即转入另一场战争，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攻占了南京，接着上海解放，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将近五年，赫定得不到父亲的任何消息，1950年12月22日，已经85岁高龄的赫定向中国寄出了他最后一封信，信是写给地质学家黄汲清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打听他亲爱的中国朋友——陈宗器的下落：
不知道你是否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我的朋友陈宗器的消息，越详细越好。你是知道的，他曾在1929～1935年间参与了那次我一生中在中国大陆经历的最伟大的探险。近年，我没有得到过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是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就我所知探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天文台。
我想告诉他，他亲爱的朋友和合作者尼尔斯·霍涅尔博士在长时间的疾病之后已于几个星期前去世了。
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一些关于陈先生的消息，我将感激不尽，我将会很高兴与他直接联系。
字里行间饱含真情，还透着老人离世前的悲凉。信寄出不久，他便离开了人世。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难不倒的”陈宗器与“永不言败”的斯文·赫定，成为我们珍贵的记忆。历史将铭记这两位高尚的、为人类进步献身的探险者，记住他们跨越时空的真情。
1929年10月，时值中央研究院助理员的陈宗器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批戈壁组成员，来到内蒙百灵庙做出发前的准备，他是五名科考团员中唯一的中国人。11月2日傍晚，斯文·赫定从北京出发来到百灵庙为戈壁组送行，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识，短暂的9天里，斯文·赫定给这位对他十分崇拜的年轻人讲了自己20世纪初发现楼兰的探险经历，还送他英文版的《我的探险生涯》和瑞典文的记叙西北考察团第一次考察的书。
从父亲结识斯文·赫定开始，直至1950年，存留下来的113封信件与赫定的书是研究与了解这位中国年轻科学工作者与年近七旬的赫定博士友谊的最好史料。
从史料中我们了解到，陈宗器是赫定博士在中国接触最多、也是最好的朋友。年龄、国籍、地位的差异并没影响他们的友谊。基础是他们相互信任、尊重，欣赏对方的人品；他们都热爱探险、热爱科学、热爱中国这片土地。
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赫定亲自点名邀请陈宗器参加绥新公路查勘队。年轻的陈宗器结束考察刚五个月，未及充分休整，克服了病痛的困扰、家庭的反对，毅然接受赫定博士的邀请，踏上征程。在险象环生的三年半里，他们共同克服前往新疆路途中的各种困难，在马仲英与盛世才交战的夹缝中，在同乘独木舟去罗布泊、楼兰的探险中，结下了生死情谊。
70岁的赫定博士与30多岁的父亲之间的友谊，源于斯文·赫定对充满活力、富于献身精神、有着过人精力的“难不倒的”陈宗器的由衷喜爱；源于父亲对年迈的斯文·赫定年轻人般的热情、高度的乐观主义、无可比拟的探险阅历及高尚品格的敬仰。父亲欣赏赫定永不言败，正如贝格曼所说：“在他的词典里，永远没有不可能。”
在他们朝夕相处的岁月里，有太多难忘的记忆：在兵荒马乱中与军阀马仲英、盛世才周旋，被软禁、被绑架、遭伏击，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没有一个人动摇和懦弱。在父亲去楼兰的两天两夜里，赫定为父亲担惊受怕；当得知父亲安全返回时，赫定又是何等的快乐！
勘察结束后，瑞典外交大臣根据赫定博士的意见向国王举荐了成绩卓著的父亲陈宗器，1935年11月1日，瑞典国王授予了父亲瑞典“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这是一枚起源于1748年的古老骑士勋章，只有国王才有权力颁发，是专门嘉奖有成就的外国人的。
探险结束后，他们的通信内容主要是两件事：无保留地交换考察中测得的数据、地图、照片以及父亲留学的事。
父亲一直渴望出国深造，当他完成两次考察终于有时间去留学时，已经38岁了。深深理解父亲的赫定，早在父亲第一次考察期间，就主动提出介绍他去美国哈佛上学。父亲1936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就是赫定一手安排的。当赫定接到父亲的学习计划后，非常具体地与霍涅尔、安伯特博士等人进行了仔细讨论，然后回信告诉父亲，几位科学家非常郑重地建议他去波茨坦固体地球物理研究所——世界上最好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在那里他能够学到在美国学不到的东西，并嘱咐父亲一定要学好“关键的关键”——德语的读和说。他们还建议，到柏林后应当在柏林大学先研习高等数学，因为地磁学的研究必须要有坚实的数学基础。
为真正落实父亲上学的事，赫定先请安伯特博士在赴柏林办事期间，初步摸清上学应办的手续。之后趁去德国旅行演讲之际，他亲自在他的德国书商处存入8000马克，并委托书商每三个月寄给父亲所需的支票。同时还交给书商1000马克，请他帮助购买上海到汉堡来回的头等舱船票寄给父亲。赫定博士还亲自了解了有关洪堡奖学金的详细事宜。接着他提笔给他的老朋友、德国驻中国总领事科罗纳·克里伯先生写信，请他接待并提供父亲有关留学与洪堡奖学金的所有申请规则和所需填写的表格。最后，赫定又非常周到地提笔给他的中国朋友、父亲的上司、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博士写信，请求他在父亲留学期间能够给予特殊的全额薪水的关照。
1938年3月，赫定如期为父亲申请洪堡奖学金及时寄去了评价甚高的推荐信：
在此我高兴地证实，陈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资格获得这样的荣誉。他在我的中亚探险的五年中，我本人以及其他瑞典和中方的探险者都有足够的机会看到，陈先生在天文、地理测量和地图绘制等领域是如何严肃、仔细地从事他的研究工作，以及他是如何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
如果他的这一愿望能得以实现，成为著名基金会的奖金获得者，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给我带来的喜悦之情。我将会把它看作是对我本人的嘉奖……
后来，赫定又为父亲申请英国保证金一事给不列颠政府中国部保证金管理委员会写了同样评价甚高的推荐信，信中称父亲“无论蒙古的寒冬还是罗布泊地区的酷暑都无法阻止他履行他的职责。陈先生在此领域是一名理想的科学家，提供给他教育和研究的机会对科学和对中国都确实有利” 。
在赫定心里，父亲代表着中国，他关心他、帮助他就是在帮助中国。
当他从父亲信中得知他们刚刚勘察过的两条公路现在有了用武之地，正在成为“奋战中中国人民的主要血脉之一”，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俄国人正是从那里，把枪支弹药运往中国抗战的前方，他感到“万分的高兴”：“我们1933～1935年的探险将会在这场战争的历史中具有光荣的地位。我坚信幸福的未来属于中国——中国将在未来满怀信心地经受考验。”赫定为自己能为正义的战争出力深感自豪！1939年新年，他写信给父亲：希望新的一年对父亲与中国是幸福、胜利的一年！这位异国老人对中国所表现出的深切同情，使父亲深受感动。
二战的爆发，使父亲在柏林大学没能完成学业，最糟的是，父亲在利用假期去英国漫游时，英国与德国进入了战争状态，致使父亲无法返德，行李只能留在了德国。那里面大多是书，是父亲最心爱的全部财产。
父亲只好又一次求助于赫定博士，赫定二话没说、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朋友的重托，他替父亲转信，并将父亲朋友寄去的八件行李精心保存在瑞典地球物理博物馆，之后又如数寄往香港。赫定为父亲所做的一切，使父亲觉得他犹如自己的第二位父亲。 父亲在英国学习了一年物理探矿后，便匆匆赶回了日寇铁蹄下的祖国，投身于报效祖国的行列中去了。
保留至今的父亲寄给赫定博士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1945年9月11日。父亲在信中祝贺赫定先生八十寿辰，向老师报告了自己这几年的工作，并欣慰地说：“德国和日本都被击败了，我们希望可以享受和平，专心做我们正常的学术工作，但这需要一些时间，要把整个工作搬到南京……尽管部分设备在桂林到北碚的路上丢失了，但还有些事可做。”最后，父亲谈道：很想知道赫定卷帙浩繁的科学报告集已经出版多少卷了。
1946年2月5日，赫定博士寄出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他说接到信后，妹妹奥尔玛、他本人还有所有参加过他们共同探险的人都很受鼓舞，他衷心祝贺父亲所取得的出色成绩！最值得高兴的是，战后一个新的、强盛的、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有了实际的地位，从此不再受日本或其他敌人的干扰，可以实行全面发展的计划，但愿这种大好局面长此下去！赫定还介绍说，书已经出到30卷，他写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也于1944年问世了，有一卷书是贝格曼、柏利、贝歇尔、蒙太尔撰写的他们的旅途经历和主要成果，其他成员写的短篇报告会晚些日子发表。他非常高兴地再一次邀请父亲和袁复礼博士为此写报告。
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联络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大陆立即转入另一场战争，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攻占了南京，接着上海解放，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将近五年，赫定得不到父亲的任何消息，1950年12月22日，已经85岁高龄的赫定向中国寄出了他最后一封信，信是写给地质学家黄汲清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打听他亲爱的中国朋友——陈宗器的下落：
不知道你是否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我的朋友陈宗器的消息，越详细越好。你是知道的，他曾在1929～1935年间参与了那次我一生中在中国大陆经历的最伟大的探险。近年，我没有得到过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是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就我所知探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天文台。
我想告诉他，他亲爱的朋友和合作者尼尔斯·霍涅尔博士在长时间的疾病之后已于几个星期前去世了。
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一些关于陈先生的消息，我将感激不尽，我将会很高兴与他直接联系。
字里行间饱含真情，还透着老人离世前的悲凉。信寄出不久，他便离开了人世。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难不倒的”陈宗器与“永不言败”的斯文·赫定，成为我们珍贵的记忆。历史将铭记这两位高尚的、为人类进步献身的探险者，记住他们跨越时空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