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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一书，所载最早的事件为西周穆天子（公元前976—前922年在位）征犬戎，最晚者，之前学者都沿袭了三国时韦昭的说法：“下讫鲁悼智伯之诛。”智伯被诛事发生在公元前453年，事实上，书中还有一个叫赵襄子的人物在《晋语九》中反复出现，一般认为赵简子之子赵无恤卒于公元前425年，“襄”是其谥号，则《国语》所载的时间下限尚在智伯被诛、三家分晋之后近三十年以后。
壹
顾名思义，《国语》系各国之“语”，理论上说，这样的“语”，春秋时期许多国家如秦、燕、宋、卫、中山都应该会有，正如《墨子·明鬼下》云，在今所见鲁《春秋》以外，尚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和“齐之《春秋》”，佚《墨子》还提到“百国《春秋》”，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目前所见这八个国家的“语”：周、鲁、齐、晋、郑、楚、吴、越？严格说来，周与其他七国不在同一个层次，前者是中央王朝，天下共主，后者则是诸侯方国。鲁是周公旦的封地，在礼制上享有与周王朝同等的待遇，可谓是政治特区，因而，在周代各“语”中，将《鲁语》紧随《周语》之后是顺理成章的，需要讨论的是其他六国之语。只要细加分析，就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齐、晋、楚、吴、越五国都有过称霸的历史，而且其称霸的先后次序也与目前所见《国语》各语的编辑顺序相同。比较特殊的个案是《郑语》，但细考起来，郑国在东周初年也曾经辉煌过一阵子，用周大夫富辰的话说就是：“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凡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穨之乱，又郑之由定。”（《周语中》）晚近学者如朱东润、徐中舒、童书业等都认为郑国在春秋初年有过一段小霸的经历。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郑语》与齐、晋、楚、吴、越五语并列的原因了。
《国语》中“奉天子以令诸侯”的霸道思想，还体现在《国语》全书的编辑思想中，譬如《周语上》最后一章、《齐语》最后部分、《晋语四》末章、《晋语七》首章、《吴语》末章等显著位置，用作者/编者语言一再强调“于是乎始霸”“必霸诸侯”“天下诸侯称仁焉”“诸侯称宽焉”“于是乎遂霸”“于是乎始复霸”“执玉之君皆入朝”，这既可以用来解释何以燕、秦、宋、卫、中山等国未入选《国语》的原因，同时也可由此考察编辑《国语》时的思想背景。
说完《国语》八语之“八”，接着说说《国语》之“语”。古来学者多将《国语》与《左传》相对待，视《国语》为《春秋》之外传，盖因其与鲁《春秋》较多重合（《春秋》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即前722年到前481年），而所载事实每多与《左传》有交集，《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著录该书，皆置于经部《春秋》类之下。迨中唐柳宗元著《非国语》，以儒家经学的态度重新審视《国语》，斥“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尽管如此，《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和《宋史·艺文志》等仍将《国语》著录于经部《春秋》类之下。至明朝万历年间，视《国语》为史部文献者日见其多，如明赵用贤《赵定宇书目》、徐图《行人司重刻书目》（书前有徐图1602年自叙）、孙能传、张萱《内阁藏书目录》（编撰于1605年）皆其例也，至清乾隆朝《四库全书》置《国语》入史部杂史类，影响重大，其后，虽然有孙星衍（1753—1818）《孙氏祠堂书目》仍将《国语》置于《春秋》类之下，王引之与俞樾笔下有时也仍然视之为经，但目录学家们一般都视《国语》为史部文献。
无论是视《国语》为《春秋》外传，还是视之为国别史，于《国语》一书的性质与功能俱难以密合。譬如《春秋》外传之说，《国语》有大量章节越出《春秋》叙事的时间，如《周语上》前九篇内容发生在周平王之前，《郑语》全部内容与《春秋》无涉，《晋语九》后五篇越出《春秋》所载时间的下限，《楚语下》最后一篇亦然，《吴、越语》叙吴越争霸事，大段内容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之后，外传说的不周延，虽然可用三国吴国韦昭《国语解叙》“不主于经”作回护，毕竟有指涉过泛之嫌。又譬如国别史说，《国语》中有一些明显不真实的叙事，如《周语中·富辰谏襄王以翟女为后》中涉及古代女性人物的论断与叙事，《晋语一》中优施教唆骊姬施坏的细节，《越语下》越王勾践连续三次“又一年”咨询于范蠡，对于上述诸项，前贤早有微词，如《孔丛子·答问》载陈涉之言：“晋献惑乱听谗，而书又载骊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至于其中叙事不完整、不协调处则更为多见，显然与严格意义的国别史有着不小的距离。
貳
最近几十年来，学界对于《国语》一书的性质与功能有了新的认知，相比于视《国语》为《春秋》之外传或者春秋时代的国别史，最新的观点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而是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其性质、功能、读者对象、结构模式，从而认为《国语》是一种当时叫做“语”的文类，在《楚语上》中，楚大夫申叔时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也就是说，语是一种明德的教材。从长时段看，《论语》《春秋事语》《事语》《新语》等就是当时结集的语，而成篇与散见的格言、谚语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并不鲜见，《国语》以二十一卷之巨、七万多字、涉及八个国家、历时五百年，当是其中最为厚重的一种语。
不仅如此，《国语》中的语，既有记言之部，也有叙事之部。前者如《周语》《齐语》《郑语》《楚语》，后者如《吴语》《越语》，《晋语》在总体的叙述架构上为叙事，从晋献公到赵简子、赵襄子，几乎涵盖了晋献公以后200多年的晋国历史，但具体的章节上，除了个别章节外，都有记言。
之前学界有一个笼统的说法，云《左传》重在叙事，《国语》重在记言，实际情况是，《国语》记言之部，不是重在记言，而是几乎全在记言;叙事之部，特别是《吴语》《越语》，就不是重在记言，而是具备了所有叙事文体的大多数元素，如顺叙、倒叙、插叙、回叙、补叙、互见法等，不是一句“重在记言”所能概括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语》记言之部的结构模式，几乎所有的记言章节，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我把它概括为以下的模式：言的缘起——嘉言善语——言的结果。试举一例，《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弗献。
一年，王灭密。
上文的主体部分是密康公之母的一段劝导之语，引出这一段话的是前面三句：“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后面“康公弗献”是第一结果，即不听劝导，而类似这样“弗献”“弗听”“不听”之后，因为拒不听从诸如此类的嘉言善语，一般都会有第二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当然不会是好结果。其中第一结果总是在劝导之后发生的，而第二结果则视所劝导事件的时间久暂而定，如《郑语》，郑桓公听从了郑国史伯的建议，在第三段“言的结果”部分，叙述了之后几百年的天下大势，似乎全在史伯的预料之中——尽管所述与历史事实并不密合。
在《国语》全书中，这种验证性的文字也有不在当条出现的，因为有些预言的验证结果是一连串的历史事实，如《周语上·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晋语四·重耳亲筮得晋国》分别预言重耳入晋、得国、称霸，若将这些繁复的历史事实一一附于当条之下，则势必造成这个三段式结构中第三段与第二段轻重失当，从而模糊文体界限和编纂意图;又如《周语下·晋羊舌肸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晋大夫叔向见单靖公一身美德，预言后者子孙必蕃，接下来的《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锺”以及“宾孟见雄鸡自断其尾”诸篇皆涉及单穆公，其人系单靖公曾孙，时为周景王卿士，或可作叔向“再兴”之应证，尤其是最后一则结尾云“（景王）将杀单子（穆公），未克而崩”，说得神乎其神。而为了证明言主所言不虚，料事如神，类似这样的章节在《國语》中还不在少数，无怪乎柳宗元给予了以下的恶评：“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换个角度，这种风格是由耸动听众/读者的目的决定的，其中已隐约具有了后来《战国策》夸饰恣肆的倾向，后者在刘向编辑时，就援用了一种叫《事语》的材料。
上述通过互见之法已在或将在同书其他地方透露相关的应验事实，此处从略的案例，据我的统计，这样的情况分布于《周、鲁、晋、楚、吴、越语》中，共有近二十则。全书这种三段式的统筹安排正好说明《国语》的成编不是为了围绕《春秋》，广引事语，推演本义，也不是为了保存相关方国的史料，而是为了突出这一类嘉言善语的价值，当然，因为其中有相当部分内容可以用来推阐《春秋》，也保存了大量与《春秋》和《左传》相关的人物、事件的材料，其经学与史学价值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叁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后《汉书·艺文志》承其说，宋人有疑其说者，至清代，尤侗、皮锡瑞、崔述都曾提出异议，如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余录》中曾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现在看来，《国语》肯定有一个或一组编者，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国语》各语不会是同一个作者，甚至《越语上》与《越语下》也未必出于同一个作者，因为同是《越语》，同记一事，上下篇各自成篇，自为起讫，上篇的主人公是勾践，下篇的主人公是范蠡。
东汉以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韦昭、王肃、孔晁等先后为《国语》作注，后世唯韦注有全本流传。《魏书·刘芳传》著录刘芳撰韦昭所注《国语音》一卷，后来北宋宋庠著《国语补音》时全书照录前人《国语旧音》，后者疑即刘氏之作。明清两代，涌现出一批《国语》的评点成果，这得归因于《国语》的明德功能以及文章学价值，因为其中多数章节篇幅短小，语言精练，比较适宜举子们模仿。
明代《国语》评点本身的学术含量或许不是很高，但它直接催生了严肃的《国语》研究，到清代，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日本学者，关于《国语》的研究成果都堪称丰富，前者如王懋竑《存校》、姚鼐《补注》、汪中《校文》等，各有侧重;后者如户埼允明、皆川淇园、龟井昱等皆有《国语考》，恩田仲任《备考》、渡边操《删补》等，俱有可观。
目前所见的早期《国语》写本有：慈利战国楚简见有《吴语》残简，敦煌文献有残卷本《周语下》。目前所知最早的《国语》刊本出现在北宋前期，先后出现明道本和公序本两大版本系统，二者在章次分合与用字习惯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初刻于北宋天圣七年（1029），重刊于明道二年（1033），故名。1800年，黄丕烈据明道本之影钞本重雕，因黄氏校刻精良，明道本遂成为清中叶以还《国语》的主流刻本，如《四部备要》本《国语》、傅庚生《国语选》、上海師大古籍所校点本《国语》所据者皆为黄刻明道本。黄刻明道本1802年东传日本，也成为日本学者整理《国语》的参校本。而在朝鲜，早在明朝正统庚申年（1440），由朝鲜集贤殿大臣根据多种《国语》刊本重新校订梓行，据我逐字比对，这是现今存世最早的《国语》明道本（先后有铜活字本和影钞本），该本也是目前所见最早将《补音》散入正文的本子。
公序本为北宋天圣年间宋庠校刻，庠字公序，故名。该本在传播中分化为宋元递修本、宋元明递修本;后者又化身成弘治刻本、嘉靖静宜堂许宗鲁刻本、嘉靖金李刻本;金李本又衍生出闽中叶邦荣刻本、万历张一鲲刻本。张本将《补音》散入正文，版刻精良，广受欢迎，于是又衍生出万历穆文熙《评苑》本、新建李克家本、乾隆文盛堂本、苏州绿荫堂本、孔继涵孔氏诗礼堂本，诗礼堂本即《四库全书》本《国语》底本。《四部丛刊》本《国语》即明金李刻本。日本幕府时期较有影响的道春点本据穆文熙本覆刻，其后渡边操、关修龄、冢田虎、秦鼎等本子皆从道春点本出。
坊间流传的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先生点校精审，但徐氏在《叙例》中云：“以明道、《补音》（指公序本）二本为据，择其是者从之。”清董增龄《国语正义·序》亦云：“宋公序《补音》本及天圣本两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补音》本（即上文孔氏诗礼堂本）。今兼收二家之长，而用《补音》本者十之七八。”据本人逐字核对，董氏《正义》基本还是仍公序本之旧，但“择其是者从之”“兼收二家之长”等做法显然不合校勘惯例，况且何者为“是”，何者为“长”？ 不加说明先行按断，难免武断之讥，读者识之。
（作者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选自：博览群书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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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国语》系各国之“语”，理论上说，这样的“语”，春秋时期许多国家如秦、燕、宋、卫、中山都应该会有，正如《墨子·明鬼下》云，在今所见鲁《春秋》以外，尚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和“齐之《春秋》”，佚《墨子》还提到“百国《春秋》”，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目前所见这八个国家的“语”：周、鲁、齐、晋、郑、楚、吴、越？严格说来，周与其他七国不在同一个层次，前者是中央王朝，天下共主，后者则是诸侯方国。鲁是周公旦的封地，在礼制上享有与周王朝同等的待遇，可谓是政治特区，因而，在周代各“语”中，将《鲁语》紧随《周语》之后是顺理成章的，需要讨论的是其他六国之语。只要细加分析，就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齐、晋、楚、吴、越五国都有过称霸的历史，而且其称霸的先后次序也与目前所见《国语》各语的编辑顺序相同。比较特殊的个案是《郑语》，但细考起来，郑国在东周初年也曾经辉煌过一阵子，用周大夫富辰的话说就是：“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凡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穨之乱，又郑之由定。”（《周语中》）晚近学者如朱东润、徐中舒、童书业等都认为郑国在春秋初年有过一段小霸的经历。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郑语》与齐、晋、楚、吴、越五语并列的原因了。
《国语》中“奉天子以令诸侯”的霸道思想，还体现在《国语》全书的编辑思想中，譬如《周语上》最后一章、《齐语》最后部分、《晋语四》末章、《晋语七》首章、《吴语》末章等显著位置，用作者/编者语言一再强调“于是乎始霸”“必霸诸侯”“天下诸侯称仁焉”“诸侯称宽焉”“于是乎遂霸”“于是乎始复霸”“执玉之君皆入朝”，这既可以用来解释何以燕、秦、宋、卫、中山等国未入选《国语》的原因，同时也可由此考察编辑《国语》时的思想背景。
说完《国语》八语之“八”，接着说说《国语》之“语”。古来学者多将《国语》与《左传》相对待，视《国语》为《春秋》之外传，盖因其与鲁《春秋》较多重合（《春秋》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即前722年到前481年），而所载事实每多与《左传》有交集，《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著录该书，皆置于经部《春秋》类之下。迨中唐柳宗元著《非国语》，以儒家经学的态度重新審视《国语》，斥“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尽管如此，《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和《宋史·艺文志》等仍将《国语》著录于经部《春秋》类之下。至明朝万历年间，视《国语》为史部文献者日见其多，如明赵用贤《赵定宇书目》、徐图《行人司重刻书目》（书前有徐图1602年自叙）、孙能传、张萱《内阁藏书目录》（编撰于1605年）皆其例也，至清乾隆朝《四库全书》置《国语》入史部杂史类，影响重大，其后，虽然有孙星衍（1753—1818）《孙氏祠堂书目》仍将《国语》置于《春秋》类之下，王引之与俞樾笔下有时也仍然视之为经，但目录学家们一般都视《国语》为史部文献。
无论是视《国语》为《春秋》外传，还是视之为国别史，于《国语》一书的性质与功能俱难以密合。譬如《春秋》外传之说，《国语》有大量章节越出《春秋》叙事的时间，如《周语上》前九篇内容发生在周平王之前，《郑语》全部内容与《春秋》无涉，《晋语九》后五篇越出《春秋》所载时间的下限，《楚语下》最后一篇亦然，《吴、越语》叙吴越争霸事，大段内容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之后，外传说的不周延，虽然可用三国吴国韦昭《国语解叙》“不主于经”作回护，毕竟有指涉过泛之嫌。又譬如国别史说，《国语》中有一些明显不真实的叙事，如《周语中·富辰谏襄王以翟女为后》中涉及古代女性人物的论断与叙事，《晋语一》中优施教唆骊姬施坏的细节，《越语下》越王勾践连续三次“又一年”咨询于范蠡，对于上述诸项，前贤早有微词，如《孔丛子·答问》载陈涉之言：“晋献惑乱听谗，而书又载骊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至于其中叙事不完整、不协调处则更为多见，显然与严格意义的国别史有着不小的距离。
貳
最近几十年来，学界对于《国语》一书的性质与功能有了新的认知，相比于视《国语》为《春秋》之外传或者春秋时代的国别史，最新的观点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而是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其性质、功能、读者对象、结构模式，从而认为《国语》是一种当时叫做“语”的文类，在《楚语上》中，楚大夫申叔时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也就是说，语是一种明德的教材。从长时段看，《论语》《春秋事语》《事语》《新语》等就是当时结集的语，而成篇与散见的格言、谚语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并不鲜见，《国语》以二十一卷之巨、七万多字、涉及八个国家、历时五百年，当是其中最为厚重的一种语。
不仅如此，《国语》中的语，既有记言之部，也有叙事之部。前者如《周语》《齐语》《郑语》《楚语》，后者如《吴语》《越语》，《晋语》在总体的叙述架构上为叙事，从晋献公到赵简子、赵襄子，几乎涵盖了晋献公以后200多年的晋国历史，但具体的章节上，除了个别章节外，都有记言。
之前学界有一个笼统的说法，云《左传》重在叙事，《国语》重在记言，实际情况是，《国语》记言之部，不是重在记言，而是几乎全在记言;叙事之部，特别是《吴语》《越语》，就不是重在记言，而是具备了所有叙事文体的大多数元素，如顺叙、倒叙、插叙、回叙、补叙、互见法等，不是一句“重在记言”所能概括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语》记言之部的结构模式，几乎所有的记言章节，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我把它概括为以下的模式：言的缘起——嘉言善语——言的结果。试举一例，《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弗献。
一年，王灭密。
上文的主体部分是密康公之母的一段劝导之语，引出这一段话的是前面三句：“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后面“康公弗献”是第一结果，即不听劝导，而类似这样“弗献”“弗听”“不听”之后，因为拒不听从诸如此类的嘉言善语，一般都会有第二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当然不会是好结果。其中第一结果总是在劝导之后发生的，而第二结果则视所劝导事件的时间久暂而定，如《郑语》，郑桓公听从了郑国史伯的建议，在第三段“言的结果”部分，叙述了之后几百年的天下大势，似乎全在史伯的预料之中——尽管所述与历史事实并不密合。
在《国语》全书中，这种验证性的文字也有不在当条出现的，因为有些预言的验证结果是一连串的历史事实，如《周语上·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晋语四·重耳亲筮得晋国》分别预言重耳入晋、得国、称霸，若将这些繁复的历史事实一一附于当条之下，则势必造成这个三段式结构中第三段与第二段轻重失当，从而模糊文体界限和编纂意图;又如《周语下·晋羊舌肸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晋大夫叔向见单靖公一身美德，预言后者子孙必蕃，接下来的《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锺”以及“宾孟见雄鸡自断其尾”诸篇皆涉及单穆公，其人系单靖公曾孙，时为周景王卿士，或可作叔向“再兴”之应证，尤其是最后一则结尾云“（景王）将杀单子（穆公），未克而崩”，说得神乎其神。而为了证明言主所言不虚，料事如神，类似这样的章节在《國语》中还不在少数，无怪乎柳宗元给予了以下的恶评：“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换个角度，这种风格是由耸动听众/读者的目的决定的，其中已隐约具有了后来《战国策》夸饰恣肆的倾向，后者在刘向编辑时，就援用了一种叫《事语》的材料。
上述通过互见之法已在或将在同书其他地方透露相关的应验事实，此处从略的案例，据我的统计，这样的情况分布于《周、鲁、晋、楚、吴、越语》中，共有近二十则。全书这种三段式的统筹安排正好说明《国语》的成编不是为了围绕《春秋》，广引事语，推演本义，也不是为了保存相关方国的史料，而是为了突出这一类嘉言善语的价值，当然，因为其中有相当部分内容可以用来推阐《春秋》，也保存了大量与《春秋》和《左传》相关的人物、事件的材料，其经学与史学价值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叁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后《汉书·艺文志》承其说，宋人有疑其说者，至清代，尤侗、皮锡瑞、崔述都曾提出异议，如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余录》中曾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现在看来，《国语》肯定有一个或一组编者，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国语》各语不会是同一个作者，甚至《越语上》与《越语下》也未必出于同一个作者，因为同是《越语》，同记一事，上下篇各自成篇，自为起讫，上篇的主人公是勾践，下篇的主人公是范蠡。
东汉以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韦昭、王肃、孔晁等先后为《国语》作注，后世唯韦注有全本流传。《魏书·刘芳传》著录刘芳撰韦昭所注《国语音》一卷，后来北宋宋庠著《国语补音》时全书照录前人《国语旧音》，后者疑即刘氏之作。明清两代，涌现出一批《国语》的评点成果，这得归因于《国语》的明德功能以及文章学价值，因为其中多数章节篇幅短小，语言精练，比较适宜举子们模仿。
明代《国语》评点本身的学术含量或许不是很高，但它直接催生了严肃的《国语》研究，到清代，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日本学者，关于《国语》的研究成果都堪称丰富，前者如王懋竑《存校》、姚鼐《补注》、汪中《校文》等，各有侧重;后者如户埼允明、皆川淇园、龟井昱等皆有《国语考》，恩田仲任《备考》、渡边操《删补》等，俱有可观。
目前所见的早期《国语》写本有：慈利战国楚简见有《吴语》残简，敦煌文献有残卷本《周语下》。目前所知最早的《国语》刊本出现在北宋前期，先后出现明道本和公序本两大版本系统，二者在章次分合与用字习惯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初刻于北宋天圣七年（1029），重刊于明道二年（1033），故名。1800年，黄丕烈据明道本之影钞本重雕，因黄氏校刻精良，明道本遂成为清中叶以还《国语》的主流刻本，如《四部备要》本《国语》、傅庚生《国语选》、上海師大古籍所校点本《国语》所据者皆为黄刻明道本。黄刻明道本1802年东传日本，也成为日本学者整理《国语》的参校本。而在朝鲜，早在明朝正统庚申年（1440），由朝鲜集贤殿大臣根据多种《国语》刊本重新校订梓行，据我逐字比对，这是现今存世最早的《国语》明道本（先后有铜活字本和影钞本），该本也是目前所见最早将《补音》散入正文的本子。
公序本为北宋天圣年间宋庠校刻，庠字公序，故名。该本在传播中分化为宋元递修本、宋元明递修本;后者又化身成弘治刻本、嘉靖静宜堂许宗鲁刻本、嘉靖金李刻本;金李本又衍生出闽中叶邦荣刻本、万历张一鲲刻本。张本将《补音》散入正文，版刻精良，广受欢迎，于是又衍生出万历穆文熙《评苑》本、新建李克家本、乾隆文盛堂本、苏州绿荫堂本、孔继涵孔氏诗礼堂本，诗礼堂本即《四库全书》本《国语》底本。《四部丛刊》本《国语》即明金李刻本。日本幕府时期较有影响的道春点本据穆文熙本覆刻，其后渡边操、关修龄、冢田虎、秦鼎等本子皆从道春点本出。
坊间流传的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先生点校精审，但徐氏在《叙例》中云：“以明道、《补音》（指公序本）二本为据，择其是者从之。”清董增龄《国语正义·序》亦云：“宋公序《补音》本及天圣本两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补音》本（即上文孔氏诗礼堂本）。今兼收二家之长，而用《补音》本者十之七八。”据本人逐字核对，董氏《正义》基本还是仍公序本之旧，但“择其是者从之”“兼收二家之长”等做法显然不合校勘惯例，况且何者为“是”，何者为“长”？ 不加说明先行按断，难免武断之讥，读者识之。
（作者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选自：博览群书 202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