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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出通知，英国生物学家和另一位日本生物学家山中伸弥，共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可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这位79岁的老人，却把一张中学成绩报告单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在这张已经发黄的纸片上可以看到，63年前，这位生物学最高奖项的得主曾经在生物课上排名全班倒数第一，并且被授课老师评价为“非常愚蠢”。
“我相信他（格登）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从他的表现来看，这个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位老师写道，“他连基本的生物学知识都学不会，想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完全不可能。”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还是后来被誉为“克隆之父”、获得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格登从没忘记过这些严苛的评语。
被老师评为“非常愚蠢”的学生
那是1949年的夏季学期，550分的满分，格登只得到231分，相当于百分制里的42分。而他的名次，在全班18名学生中，排名倒数第一。
15岁那年，在伊顿公学全年级250名男生中，格登的生物课成绩同样排名最末。63年后的今天，他却被评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瑞典皇家科学院毫不吝啬对格登的最高评价。他们在发布的获奖评语中说，格登的研究成果“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细胞和组织发育的认知”。
这位差生的回击始自1962年。当时，距离老师的严苛评语已经过去了13年，他不仅没被吓倒，反而在牛津大学拿到了生物学博士的学位。在博士后的研究中，他完成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把一只成年青蛙的体细胞核，移植到另一只青蛙的卵细胞里。这个全新的细胞，经过孵化、发育，最终变成一只完整的、发育完全的青蛙。
多年后，人们评价说，这一实验震惊了整个生物界，也“颠覆了人们对细胞发育的传统教条认知”。
这一成果为之后的细胞编程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1996年，著名的克隆羊“多利”得以诞生。
“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
在蜂拥而来的记者面前，格登很喜欢回忆起自己15岁那年受到的“屈辱”。老师在评语中毫不掩饰地建议格登，放弃学习生物的想法。
不过，在格登的母亲看来，自己的儿子当年早已迷上了生物学。中学期间，格登前后养了上千条毛毛虫，并且等它们一一孵化成飞蛾，这让他的老师非常厌恶。
“我对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着迷，它们好像有魔力似的吸引着我。”格登说。
但他的人生轨迹的确差一点与科学擦肩而过。他的父亲希望他当兵，或者学习金融，而格登报考了牛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如今，格登解释说，当时中学实验课上的失败的确令他心灰意冷，垂头丧气。
不过，在一番混乱的招生工作之后，阴差阳错地，格登进入了牛津大学动物学系。他的人生开始向科学一路前进。很长时间，他都在研究一种来自南非的青蛙非洲爪蟾蜍；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开始关注“细胞核移植”，并且终其一生都为此深深着迷。
即便在这个时候，“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当时，格登试图证明，细胞在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之后，并没有丢掉那些“没用上”的遗传信息。他的观点一直充满争议，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证明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只是一个研究生，那些人却是比我资深很多的前辈。”格登说。
同时，很多人也不明白这一研究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个结论没有任何价值。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克隆技术和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它让基本的科学研究看到了光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慢慢消失，赞誉开始扑面而来。1989年，56岁的格登参与创办了维康信托基金会和CRC研究所，前者用于资助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后者则致力于细胞生物学和攻克癌症方面的研究。
如今，格登的CRC研究所已经更名为格登研究所。在这个以他命名的机构里，除了实验器材、研究资料，那张中学时代的成绩报告单，也被装裱起来，悬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格登说，即便拥有数不清的奖状、成果，这张言语刻薄的成绩单，是他唯一裱起来的东西。
有时，我会看着它激励自己
如今，格登赢得了诺贝尔奖。在这场成功的“差生逆袭”之后，一些人开始反思当下的中学教育。一位专栏作家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他希望在著名的伊顿公学，能够看到一些涨红的羞愧脸庞。
“格登显然不是第一个被老师泼冷水的差学生，1895年，慕尼黑的一位中学校长也把‘永远不会有出息’的评语给了爱因斯坦。”这位作家写道，“学校本应为学生可能的成就而自豪，但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因此被磨灭了学习的热情。”
甚至，这样的反思也蔓延到了中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上周撰文说，中国目前的人才观，有其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往往是扼杀最佳人才，或者是扼杀人才辈出的致命缺点。”
直到今天，年近八旬的约翰·格登依旧每天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坚持研究工作。那份中学成绩报告单，则被显眼地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这份成绩报告单似乎给了他一些特别的动力。“有时我会看着它告诉自己，几十年前就有人说，你根本不擅长这个工作。”格登说，“当你的实验遇到困境的时候，拿这个方法激励自己，真的太有效了。”
可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这位79岁的老人，却把一张中学成绩报告单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在这张已经发黄的纸片上可以看到，63年前，这位生物学最高奖项的得主曾经在生物课上排名全班倒数第一，并且被授课老师评价为“非常愚蠢”。
“我相信他（格登）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从他的表现来看，这个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位老师写道，“他连基本的生物学知识都学不会，想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完全不可能。”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还是后来被誉为“克隆之父”、获得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格登从没忘记过这些严苛的评语。
被老师评为“非常愚蠢”的学生
那是1949年的夏季学期，550分的满分，格登只得到231分，相当于百分制里的42分。而他的名次，在全班18名学生中，排名倒数第一。
15岁那年，在伊顿公学全年级250名男生中，格登的生物课成绩同样排名最末。63年后的今天，他却被评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瑞典皇家科学院毫不吝啬对格登的最高评价。他们在发布的获奖评语中说，格登的研究成果“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细胞和组织发育的认知”。
这位差生的回击始自1962年。当时，距离老师的严苛评语已经过去了13年，他不仅没被吓倒，反而在牛津大学拿到了生物学博士的学位。在博士后的研究中，他完成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把一只成年青蛙的体细胞核，移植到另一只青蛙的卵细胞里。这个全新的细胞，经过孵化、发育，最终变成一只完整的、发育完全的青蛙。
多年后，人们评价说，这一实验震惊了整个生物界，也“颠覆了人们对细胞发育的传统教条认知”。
这一成果为之后的细胞编程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1996年，著名的克隆羊“多利”得以诞生。
“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
在蜂拥而来的记者面前，格登很喜欢回忆起自己15岁那年受到的“屈辱”。老师在评语中毫不掩饰地建议格登，放弃学习生物的想法。
不过，在格登的母亲看来，自己的儿子当年早已迷上了生物学。中学期间，格登前后养了上千条毛毛虫，并且等它们一一孵化成飞蛾，这让他的老师非常厌恶。
“我对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着迷，它们好像有魔力似的吸引着我。”格登说。
但他的人生轨迹的确差一点与科学擦肩而过。他的父亲希望他当兵，或者学习金融，而格登报考了牛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如今，格登解释说，当时中学实验课上的失败的确令他心灰意冷，垂头丧气。
不过，在一番混乱的招生工作之后，阴差阳错地，格登进入了牛津大学动物学系。他的人生开始向科学一路前进。很长时间，他都在研究一种来自南非的青蛙非洲爪蟾蜍；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开始关注“细胞核移植”，并且终其一生都为此深深着迷。
即便在这个时候，“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当时，格登试图证明，细胞在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之后，并没有丢掉那些“没用上”的遗传信息。他的观点一直充满争议，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证明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只是一个研究生，那些人却是比我资深很多的前辈。”格登说。
同时，很多人也不明白这一研究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个结论没有任何价值。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克隆技术和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它让基本的科学研究看到了光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慢慢消失，赞誉开始扑面而来。1989年，56岁的格登参与创办了维康信托基金会和CRC研究所，前者用于资助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后者则致力于细胞生物学和攻克癌症方面的研究。
如今，格登的CRC研究所已经更名为格登研究所。在这个以他命名的机构里，除了实验器材、研究资料，那张中学时代的成绩报告单，也被装裱起来，悬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格登说，即便拥有数不清的奖状、成果，这张言语刻薄的成绩单，是他唯一裱起来的东西。
有时，我会看着它激励自己
如今，格登赢得了诺贝尔奖。在这场成功的“差生逆袭”之后，一些人开始反思当下的中学教育。一位专栏作家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他希望在著名的伊顿公学，能够看到一些涨红的羞愧脸庞。
“格登显然不是第一个被老师泼冷水的差学生，1895年，慕尼黑的一位中学校长也把‘永远不会有出息’的评语给了爱因斯坦。”这位作家写道，“学校本应为学生可能的成就而自豪，但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因此被磨灭了学习的热情。”
甚至，这样的反思也蔓延到了中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上周撰文说，中国目前的人才观，有其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往往是扼杀最佳人才，或者是扼杀人才辈出的致命缺点。”
直到今天，年近八旬的约翰·格登依旧每天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坚持研究工作。那份中学成绩报告单，则被显眼地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这份成绩报告单似乎给了他一些特别的动力。“有时我会看着它告诉自己，几十年前就有人说，你根本不擅长这个工作。”格登说，“当你的实验遇到困境的时候，拿这个方法激励自己，真的太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