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属意拜读了国学大师钱穆的《文化与教育》，此书为钱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基本为抗战时期）关于中国文化与教育诸问题的专论及演讲词之汇编。该著就当时中国文化现代转化之途径、中国教育之弊端及改革方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实属高屋建瓴，振聋发聩！
　　近年多见讥讽中国几十年来的教育不如民国期间的教育之论，鄙人浅陋，对民国期间的国民教育情况知之甚少，故难以厘定是非。但从钱穆先生《文化与教育》中叙说的情况，与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状况作一比较，大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于此随举二事：一曰民国时期“中学校似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二曰民国时期“学生在各科学科上所花之精力，几乎强半为修习英语之时间”。回首近三十多年的中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相承之迹甚明。
　　先说其一。钱穆先生在《改革中等教育议》（写于1941年）中指出：“目前中等教育第一大病，在仅以中等教育为升入大学教育之中段预备教育。”钱先生说：“各阶段之教育，本各有独特之任务，中学校非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中等学校知识学业之传授，并不当占最高之地位。大要言之，应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主，而传授知识与技能次之。今日国内有一至可悲之现象，厥为知识分子体魄与精力之不够达标。一二十岁上下之中学毕业生已渐具书生气，精神意识已嫌早熟。至大学毕业，年未壮立，而少年英锐之气已消磨殆尽非老成，即颓唐。”
　　自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中学的高考升学率、重本率是极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中学教育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升入大学教育。因此，教学内容基本与高考科目挂钩，与高考科目一致者称“主课”，其余为“副课”，所学专业过窄，学生的体魄锻炼、意志陶冶、情操培养、智能开发常被忽视。升入大学者只是中学生之一部分（近十多年比例逐渐在增多），存在知识储备不厚，学术视野不宽的弊病，而更为悲催的是，体魄不够达标者数量不少，近视眼者更多。升学压力过大，精神颓唐，对于没能考上大学的学生来说，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没想到民国之中学教育也是如此这般，可见这还不是解放以后的发明。
　　再说其二。钱穆先生在《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写于1942年）中就英语教学的诟病予以申斥：“中学教育之中心责任，乃不啻为投考大学之英文补习学校。学生在各科学科上所花之精力，几乎强半为修习英语之时间。然若此学生将来并无升入大学之机会，则其研习英语之功夫亦强半等于白费。……二十年来，各大学中学之晨夕孜孜披一卷二高声朗诵者，百分之百皆诵英文，绝无一人焉读本国文学者。……英国学校决不以教授德文为主课，德国学校决不以教授英文为主课，英德学校皆各以教授其本国文字文学为主课，何以中国学校独必以教授英文为主课乎？”
　　钱先生在1942年既说“二十年来”，则此种情形民国之初就开始了。近三十多年来，我们从中学始开设英语课程过渡到小学甚至到幼儿园就开设英语课，其所花课时之多，远比民国期间为胜。考上大学后为通过英语“四级”、“六级”、“专业八级”等花费的学习时间更多，常有未能通过相关级考而不能毕业或拿不上学位者。平心而论，实行了多年的以应试为目的的英语教学，效果究竟如何？毕业生能听、能说、能写英语者比例占多大？“投入”大而“产出”小，可能是人所尽知的事实。
　　好在教育部门已经开始调整这一状况了，比如，弱化“四、六级”考试，未来高考实行多考制等等，这都是令我们欣慰的举措。但是要真正改变这一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现象，需要面对“英语改革”不能承载之重！常语“任重道远”，“任重”是必须担负的，但“道远”当是必须尽力克服的。否则我们的下一代还会“行行重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