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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产物，其形成程度取决于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过程中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对比。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其边际成本曲线的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则是影响其边际收益曲线移动的源泉。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的移动共同决定了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即决定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程度。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边际成本；边际收益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6－0068－05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ZHANG Wenxua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27,China）
Abstract：As an outcoming of the division deepening，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determined by the comparation ofthe marginal cost and marginal revenue.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the marginal cost curve.Comparative advantage, scale economy and specialized economy lead to the moving of marginal income curve.Both marginal cost curve and marginal income curve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fragment and spatial reorganiz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Key words：global value chain；marginal cost curve；marginal revenue curve
Gereffi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理论[1]，目前对其进行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与其相关的文献大多着眼于其具体应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制造业升级[2]，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产业升级[3]等。本文尝试从经济学角度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进行深入分析。
全球价值链反映为创造并实现产品的价值而连接所有参与生产销售活动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价值的分配机制，包括从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销售、消费、售后服务等各个价值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分工进一步深化和产品价值创造体系中不同价值环节片断化并重组到不同空间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本文中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等同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对二者不加区分并交替使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对比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形成的程度和界限。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就会进一步加深；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价值环节则会重新一体化，即全球价值链形成的逆过程；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影响其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因素实质上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一、对影响边际成本因素的分析
因远距离运输、信息交流和关税等贸易壁垒而产生的各种交易费用构成了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强约束条件。技术进步（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和制度变迁实质上是对“空间距离”在经济意义上的缩短。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缩短“空间距离”进而降低全球价值链形成的边际成本起到了基础性的促进作用。本节将主要分析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对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边际成本的影响。
（一）技术进步对边际成本的影响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决定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决定于运输的条件”。[4]亚当·斯密对分工和运输条件之间关系的阐释表明运输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的紧密联系，揭示了运输技术进步对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促进作用。威廉·配第认为城市可以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发展[5]，其含义不外乎是城市作为便利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交流平台对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由于全球价值链是分工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可以说，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进步为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其对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边际成本线MC向MC′方向移动来实现的（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横轴表示对全球价值链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程度的某种度量，纵轴表示与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相关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为简单起见，假设价值环节片断化的边际成本为常数。
（二）制度变迁对边际成本的影响
发达国家转移失去竞争优势的价值环节的压力和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的动力相结合，加快了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进程。价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空间重组必然使得国际贸易频繁发生，国际贸易平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就是对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实证说明。关税以及各种因素产生的贸易壁垒，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交易效率，束缚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各国通过不同途径推进的贸易自由化改革[6]，从制度层面降低了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边际成本，使得边际成本曲线从MC向MC′方向移动，则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从Q向Q′′点方向移动（见图1），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形成。
举例来说，假设全球价值链的n个价值环节片断化并在全球范围内空间重组，不同价值环节的中间产品必然要在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运输和交换，而这必然要多次经过各国海关的认可和通行。如果各国关税平均下调一个百分点，就会使得整个价值链享受到关税下调n个百分点的好处，从而大大降低全球价值链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边际成本。[7]
二、对影响边际收益因素的分析
Feenstra证明由运输技术进步和关税下降（制度变迁）仅能解释贸易增长量的40％[8]。显然，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图1中边际成本曲线MC移动的结果。边际收益曲线MR的移动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同样至关重要。
杨小凯认为因分工深化导致的收益有三种类型：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9]由于全球价值链本身就是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产物，由分工深化带来的收益同样存在于全球价值链形成中，可以说分工深化带来的收益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主要源泉。在不同价值环节之间，既可能存在要素投入比例的差异，也可能存在有效规模经济的“规模”的差异。在给定其它条件时，不同价值环节投入要素比例的差异越大，其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就越大。同样，不同价值环节规模经济的“有效规模”差异越大，其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就越大。不同价值环节要素禀赋的差异程度和有效规模的差异程度分别和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正相关。
（一）比较优势
为简单起见，假设产品X的全球价值链只可以片断化为两个价值环节X1和X2。OX1和OX2分别是价值环节X1、X2的生产扩张线，扩张线的斜率分别为KX1和KX2。由生产扩张线[10]定义可知，价值环节X1相对于X2属于资本密集型；价值环节X2相对于X1属于劳动密集型。PA和PB分别为A、B两国价值相同的等成本线。KPA＞KPB表明两国相比较：A国相对于B国资本比较丰裕，B国相对于A国劳动力比较丰裕。因此，劳动投入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2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1在资本相对丰裕的发达国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价值环节X2在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进行，或价值环节X1在劳动相对丰裕的B国进行，就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其原理如图2所示：
在图2中，价值环节X1的单位价值的等产量线与A国等成本线PA相切，切点对应的要素投入比例代表了较高的资本使用强度；价值环节X2的单位价值的等产量线与B国等成本线PB相切，切点对应的要素投入比例代表了较高的劳动使用强度。价值环节X1和X2分别重组到A、B两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效果可以通过比较看出来。P′B表示如果资本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1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B国生产，其成本（由P′B代表）要高于在A国生产时的成本（P′B＞PA=PB）；P′A表示如果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1在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生产，其成本（由P′A代表）要高于在B国生产时的成本（P′A＞PA=PB）。换个角度看，若资本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1起初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B国生产（成本线为P′B），当转移到符合其要素禀赋的A国生产时，其需要的成本（由PA=PB代表）小于在B国生产时的成本，将带来成本的节约；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2起初在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生产（成本线为P′A），当转移到符合其要素禀赋的B国生产时，其需要的成本（由PA=PB代表）小于在A国生产时的成本，同样可以降低成本。可见，将不同的价值环节重组到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去生产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射线OS通过两国等值成本线PA和PB交点Q形成，实质上是A、B两国因要素禀赋差异而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临界线,不同价值环节以OS线为界进行空间重组才能发挥比较优势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本密集型的价值环节在OS的上方即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在OS的下方即劳动力相对丰裕的B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
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同价值环节对投入生产要素的组合存在不同的数量比例要求。在不同国家之间资源禀赋结构和要素相对价格差异程度给定的前提下，不同价值环节对生产要素需求的结构差异越大，对价值环节空间重组的需求就越强烈，价值环节的空间重组就越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得图1中的MR曲线向MR′方向移动，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由Q点向Q′方向移动。在给定其它条件时，不同价值环节要素需求的差异程度和价值环节的片断化程度高度正相关。
（二）规模经济
简单地说，规模经济（这里主要指的是内在规模经济）就是指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随产量增加下降而带来的收益的增加性，对单个厂商来说产量与单位成本负相关。就全球价值链理论来说，规模经济的含义是在技术上不可分割的某一价值环节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因规模扩大使得该价值环节的单位成本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性。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是具有相似经济特征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的源泉。同样，规模经济是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源泉之一，是价值环节进一步片断化和空间重组、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体现。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过程，就是不同的价值环节从整个产品的价值创造体系中逐渐分离出来，按照各自不同的“有效规模”进行专业化生产的过程。举例来说，假设某产品全球价值链仅有两个价值环节，其平均成本曲线形状如图3所示。
在图3中，价值环节I1的平均成本曲线表现出递增的趋势，价值环节I2的平均成本曲线则持续下降。在不考虑市场需求约束的情况下，如果将两个价值环节都融合到一个企业内，成为一个整体。企业规模大小的设计只能依据某一关键性价值环节的有效规模或有效规模最小的价值环节（瓶颈价值环节）来作为整个企业的设计规模，其它有效规模不等的价值环节则不能达到其平均成本最低的有效规模，不能获取由有效规模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果以价值环节I2的有效规模为融合后的企业规模，则不能发挥由价值环节I1的有效规模带来的最佳规模效益。如果以价值环节I1的有效规模为融合后的企业规模，则又难以发挥由价值环节I2的有效规模带来的最佳规模效益。
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提供了摆脱这一约束的可能。通过价值环节的片断化，把具有不同有效规模的价值环节空间重组到不同的地区，使得有效规模差异较大的价值环节都能够按其有效规模进行生产，可以进一步发挥不同价值环节各自有效规模的规模经济效益，促进平均生产成本的降低，提高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边际收益。在图3中，当两个价值环节片断化并重组到不同空间后，价值环节I2的有效规模将大大增加，其平均成本曲线趋向于水平线。价值环节I1的有效规模将缩小以降低平均成本。显然，在综合两个价值环节各自有效规模基础上得到的最终产品发挥出了其不同价值环节规模的经济性和有效性，从而得以降低平均成本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图1中的边际收益曲线MR向MR′方向移动。因此，追求规模经济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平均成本是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主要动力之一。
当然，价值环节片断化、空间重组以致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并不是一瞬间完成实现的。价值环节的片断化总是从边际收益最大的价值环节开始，即其有效规模差异最大的价值环节之间开始，因此在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开始，其边际收益是最大的，随着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程度的逐渐深化，其边际收益趋于降低，如图1中的MR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逐渐递减。
（三）专业化经济
价值链片断化后，价值环节空间重组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专注于产品价值增值的某一环节。在同一集群区域内，相邻的地域环境促进了与产品相关信息的扩散，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使得边际收益曲线MR上移。另外，专注于某一环节，通过“干中学”积累的专业化知识，会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促使边际收益曲线MR向MR′方向移动（见图1），从而加深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不断深化的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反过来进一步加速了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生产效率，促使边际收益曲线MR进一步向MR′方向移动，使得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程度不断深化。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形成的良性循环和正反馈机制。但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的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必然使得不同价值环节间的贸易联系更加频繁，使得边际成本曲线MC向上移动。
边际收益曲线MR和边际成本曲线MC彼此间的移动分别促进和促退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但由于边际收益曲线MR的移动往往又导致边际成本曲线MC的移动，因此边际成本曲线MC的移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边际收益曲线MR的移动。
另外，当不同价值环节实施产业升级，提高了其产品附加值，从而使得其边际收益曲线由MR向MR′移动，同样可以提高其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使得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由Q点向Q′移动。
三、结 论
全球价值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包的方式得以形成，并可以根据信息和知识在不同价值环节传递的效率高低分成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但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程度总是边际成本线MC向下移动或边际收益线MR向上移动，或二者同时发生某种移动的结果。边际成本曲线MC向下移动，或边际收益曲线MR向上移动将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程度的加深又会增加不同价值环节间中间产品的贸易数量和交易次数，反过来又增加了不同价值环节间的交易费用。从而使得边际成本曲线MC向上移动，起到促退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作用。因此全球价值链最终的形成程度是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最终合力的体现。惟其如此，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才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其经济效果也才能最终经得起“看不见的手”的检验。
“‘低成本竞争’模式”[11]决定了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企业主要是通过移动边际成本曲线MC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要素禀赋正在和已经发生基础性变化，这就意味着下一个阶段边际成本曲线MC的移动空间将日趋缩小。通过产业升级迈向高附加值的价值环节，促使边际收益曲线MR移动，将成为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基本途径。同时，这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GEREFFI,G,HUMPHREY,J,STURGEON,T.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an analytic framework［R］.Paper Presented at the Bellagio Conference on Global Value Chains ,2003.
［2］ 梅丽，张向阳.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制造业升级［J］.商业经济， 2005(10)：17-19.
［3］ 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与升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5］ 威廉·配第.赋税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6］ 世界银行本书编写组.2005年全球经济展望［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7］ 卢锋.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Z］.No.C2004005.2004.
［8］ R.C.FEENSTRA. Integration of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8，12（4）：10-22.
［9］ 杨晓凯.杨晓凯谈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 平新桥.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 刘世锦.关于我国增长模式转型的若干问题［J］.管理世界.2006(2):1-9.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边际成本；边际收益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6－0068－05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ZHANG Wenxua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27,China）
Abstract：As an outcoming of the division deepening，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determined by the comparation ofthe marginal cost and marginal revenue.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the marginal cost curve.Comparative advantage, scale economy and specialized economy lead to the moving of marginal income curve.Both marginal cost curve and marginal income curve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fragment and spatial reorganiz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Key words：global value chain；marginal cost curve；marginal revenue curve
Gereffi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理论[1]，目前对其进行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与其相关的文献大多着眼于其具体应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制造业升级[2]，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产业升级[3]等。本文尝试从经济学角度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进行深入分析。
全球价值链反映为创造并实现产品的价值而连接所有参与生产销售活动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价值的分配机制，包括从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销售、消费、售后服务等各个价值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分工进一步深化和产品价值创造体系中不同价值环节片断化并重组到不同空间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本文中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等同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对二者不加区分并交替使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对比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形成的程度和界限。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就会进一步加深；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价值环节则会重新一体化，即全球价值链形成的逆过程；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影响其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因素实质上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一、对影响边际成本因素的分析
因远距离运输、信息交流和关税等贸易壁垒而产生的各种交易费用构成了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强约束条件。技术进步（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和制度变迁实质上是对“空间距离”在经济意义上的缩短。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缩短“空间距离”进而降低全球价值链形成的边际成本起到了基础性的促进作用。本节将主要分析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对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边际成本的影响。
（一）技术进步对边际成本的影响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决定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决定于运输的条件”。[4]亚当·斯密对分工和运输条件之间关系的阐释表明运输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的紧密联系，揭示了运输技术进步对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促进作用。威廉·配第认为城市可以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发展[5]，其含义不外乎是城市作为便利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交流平台对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由于全球价值链是分工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可以说，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进步为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其对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边际成本线MC向MC′方向移动来实现的（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横轴表示对全球价值链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程度的某种度量，纵轴表示与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相关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为简单起见，假设价值环节片断化的边际成本为常数。
（二）制度变迁对边际成本的影响
发达国家转移失去竞争优势的价值环节的压力和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的动力相结合，加快了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进程。价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空间重组必然使得国际贸易频繁发生，国际贸易平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就是对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实证说明。关税以及各种因素产生的贸易壁垒，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交易效率，束缚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各国通过不同途径推进的贸易自由化改革[6]，从制度层面降低了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边际成本，使得边际成本曲线从MC向MC′方向移动，则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从Q向Q′′点方向移动（见图1），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形成。
举例来说，假设全球价值链的n个价值环节片断化并在全球范围内空间重组，不同价值环节的中间产品必然要在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运输和交换，而这必然要多次经过各国海关的认可和通行。如果各国关税平均下调一个百分点，就会使得整个价值链享受到关税下调n个百分点的好处，从而大大降低全球价值链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边际成本。[7]
二、对影响边际收益因素的分析
Feenstra证明由运输技术进步和关税下降（制度变迁）仅能解释贸易增长量的40％[8]。显然，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图1中边际成本曲线MC移动的结果。边际收益曲线MR的移动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同样至关重要。
杨小凯认为因分工深化导致的收益有三种类型：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9]由于全球价值链本身就是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产物，由分工深化带来的收益同样存在于全球价值链形成中，可以说分工深化带来的收益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主要源泉。在不同价值环节之间，既可能存在要素投入比例的差异，也可能存在有效规模经济的“规模”的差异。在给定其它条件时，不同价值环节投入要素比例的差异越大，其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就越大。同样，不同价值环节规模经济的“有效规模”差异越大，其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就越大。不同价值环节要素禀赋的差异程度和有效规模的差异程度分别和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正相关。
（一）比较优势
为简单起见，假设产品X的全球价值链只可以片断化为两个价值环节X1和X2。OX1和OX2分别是价值环节X1、X2的生产扩张线，扩张线的斜率分别为KX1和KX2。由生产扩张线[10]定义可知，价值环节X1相对于X2属于资本密集型；价值环节X2相对于X1属于劳动密集型。PA和PB分别为A、B两国价值相同的等成本线。KPA＞KPB表明两国相比较：A国相对于B国资本比较丰裕，B国相对于A国劳动力比较丰裕。因此，劳动投入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2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1在资本相对丰裕的发达国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价值环节X2在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进行，或价值环节X1在劳动相对丰裕的B国进行，就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其原理如图2所示：
在图2中，价值环节X1的单位价值的等产量线与A国等成本线PA相切，切点对应的要素投入比例代表了较高的资本使用强度；价值环节X2的单位价值的等产量线与B国等成本线PB相切，切点对应的要素投入比例代表了较高的劳动使用强度。价值环节X1和X2分别重组到A、B两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效果可以通过比较看出来。P′B表示如果资本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1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B国生产，其成本（由P′B代表）要高于在A国生产时的成本（P′B＞PA=PB）；P′A表示如果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1在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生产，其成本（由P′A代表）要高于在B国生产时的成本（P′A＞PA=PB）。换个角度看，若资本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1起初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B国生产（成本线为P′B），当转移到符合其要素禀赋的A国生产时，其需要的成本（由PA=PB代表）小于在B国生产时的成本，将带来成本的节约；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X2起初在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生产（成本线为P′A），当转移到符合其要素禀赋的B国生产时，其需要的成本（由PA=PB代表）小于在A国生产时的成本，同样可以降低成本。可见，将不同的价值环节重组到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去生产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射线OS通过两国等值成本线PA和PB交点Q形成，实质上是A、B两国因要素禀赋差异而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临界线,不同价值环节以OS线为界进行空间重组才能发挥比较优势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本密集型的价值环节在OS的上方即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在OS的下方即劳动力相对丰裕的B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
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同价值环节对投入生产要素的组合存在不同的数量比例要求。在不同国家之间资源禀赋结构和要素相对价格差异程度给定的前提下，不同价值环节对生产要素需求的结构差异越大，对价值环节空间重组的需求就越强烈，价值环节的空间重组就越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得图1中的MR曲线向MR′方向移动，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由Q点向Q′方向移动。在给定其它条件时，不同价值环节要素需求的差异程度和价值环节的片断化程度高度正相关。
（二）规模经济
简单地说，规模经济（这里主要指的是内在规模经济）就是指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随产量增加下降而带来的收益的增加性，对单个厂商来说产量与单位成本负相关。就全球价值链理论来说，规模经济的含义是在技术上不可分割的某一价值环节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因规模扩大使得该价值环节的单位成本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性。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是具有相似经济特征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的源泉。同样，规模经济是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源泉之一，是价值环节进一步片断化和空间重组、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体现。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过程，就是不同的价值环节从整个产品的价值创造体系中逐渐分离出来，按照各自不同的“有效规模”进行专业化生产的过程。举例来说，假设某产品全球价值链仅有两个价值环节，其平均成本曲线形状如图3所示。
在图3中，价值环节I1的平均成本曲线表现出递增的趋势，价值环节I2的平均成本曲线则持续下降。在不考虑市场需求约束的情况下，如果将两个价值环节都融合到一个企业内，成为一个整体。企业规模大小的设计只能依据某一关键性价值环节的有效规模或有效规模最小的价值环节（瓶颈价值环节）来作为整个企业的设计规模，其它有效规模不等的价值环节则不能达到其平均成本最低的有效规模，不能获取由有效规模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果以价值环节I2的有效规模为融合后的企业规模，则不能发挥由价值环节I1的有效规模带来的最佳规模效益。如果以价值环节I1的有效规模为融合后的企业规模，则又难以发挥由价值环节I2的有效规模带来的最佳规模效益。
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提供了摆脱这一约束的可能。通过价值环节的片断化，把具有不同有效规模的价值环节空间重组到不同的地区，使得有效规模差异较大的价值环节都能够按其有效规模进行生产，可以进一步发挥不同价值环节各自有效规模的规模经济效益，促进平均生产成本的降低，提高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边际收益。在图3中，当两个价值环节片断化并重组到不同空间后，价值环节I2的有效规模将大大增加，其平均成本曲线趋向于水平线。价值环节I1的有效规模将缩小以降低平均成本。显然，在综合两个价值环节各自有效规模基础上得到的最终产品发挥出了其不同价值环节规模的经济性和有效性，从而得以降低平均成本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图1中的边际收益曲线MR向MR′方向移动。因此，追求规模经济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平均成本是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主要动力之一。
当然，价值环节片断化、空间重组以致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并不是一瞬间完成实现的。价值环节的片断化总是从边际收益最大的价值环节开始，即其有效规模差异最大的价值环节之间开始，因此在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开始，其边际收益是最大的，随着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程度的逐渐深化，其边际收益趋于降低，如图1中的MR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逐渐递减。
（三）专业化经济
价值链片断化后，价值环节空间重组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专注于产品价值增值的某一环节。在同一集群区域内，相邻的地域环境促进了与产品相关信息的扩散，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使得边际收益曲线MR上移。另外，专注于某一环节，通过“干中学”积累的专业化知识，会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促使边际收益曲线MR向MR′方向移动（见图1），从而加深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不断深化的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反过来进一步加速了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生产效率，促使边际收益曲线MR进一步向MR′方向移动，使得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程度不断深化。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形成的良性循环和正反馈机制。但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的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必然使得不同价值环节间的贸易联系更加频繁，使得边际成本曲线MC向上移动。
边际收益曲线MR和边际成本曲线MC彼此间的移动分别促进和促退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但由于边际收益曲线MR的移动往往又导致边际成本曲线MC的移动，因此边际成本曲线MC的移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边际收益曲线MR的移动。
另外，当不同价值环节实施产业升级，提高了其产品附加值，从而使得其边际收益曲线由MR向MR′移动，同样可以提高其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使得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由Q点向Q′移动。
三、结 论
全球价值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包的方式得以形成，并可以根据信息和知识在不同价值环节传递的效率高低分成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但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程度总是边际成本线MC向下移动或边际收益线MR向上移动，或二者同时发生某种移动的结果。边际成本曲线MC向下移动，或边际收益曲线MR向上移动将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程度的加深又会增加不同价值环节间中间产品的贸易数量和交易次数，反过来又增加了不同价值环节间的交易费用。从而使得边际成本曲线MC向上移动，起到促退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作用。因此全球价值链最终的形成程度是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最终合力的体现。惟其如此，价值环节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才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其经济效果也才能最终经得起“看不见的手”的检验。
“‘低成本竞争’模式”[11]决定了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企业主要是通过移动边际成本曲线MC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要素禀赋正在和已经发生基础性变化，这就意味着下一个阶段边际成本曲线MC的移动空间将日趋缩小。通过产业升级迈向高附加值的价值环节，促使边际收益曲线MR移动，将成为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基本途径。同时，这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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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