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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告别政治，退守书斋，固然始于民国七年（1918年），但他厌倦从政的感觉，却早在四年之前就有了。最初，他自信可以将袁世凯的行为纳入合法的议会政治的轨道，用宪法和国会来约束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总是使他失望，他所收获的除了一事无成，只有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
梁启超在自我检讨时发现，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个书生，喜欢感情用事，缺少实际的参政能力，不适合参政。一年多来，虽然勉为其难，鞠躬尽瘁，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事，“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同时他也看到，现实中的权衡、变通，的确非他所长，就政治权谋而言，他更不及袁世凯这种在官场上泡烂了的人，他不仅过于理想化，而且太天真，太幼稚，以为凭着自己的言论就可以造就理想中的政治人物，简直就是妄想。所以他表示：“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
他曾有过退回书斋的打算，以为做国民教育，也是“莫大之天职”。既然政治无望，他真就假馆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但袁世凯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也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随着欧战爆发，日本野心膨胀，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以此要挟袁世凯，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此时的梁启超很难沉默，他不仅在筹安会成立一周后就公开表态，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且与蔡锷、汤觉顿等人策划了反袁护国的对策，他说：“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们约定，“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去”。
梁启超曾有过实现其承诺的机会。他到上海后得知，父亲已于两个多月前去世，这既使他陷入了巨大悲痛，也给了他一个脱离政治的理由。那些天，他的确以守制为由辞去了所有的职务。记者追问他百日后的出处，他告诉记者，他将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自效于国家或社会。在他看来，“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所以，“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但现实政治毕竟与他还有某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期然，他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差点被汹涌而来的浊流所淹没。
不能安于缄默
这种情形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应该是第一次，不过，看上去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切实的教训。他在护国战争结束后也曾想过急流勇退，不再参与政治，而且，为父亲守制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他却为形势所鼓舞，总不肯放弃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结果，先是陷于府院之争，希望调和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而不成，反而引发了张勋“辫子兵”的复辟闹剧；此后，又有护法与威信之战，他则居中调解，欲说服双方不可以兵戎相见。在他不过是想“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但世人如何理解他的苦心？甚至他的朋友都责备他“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他与研究系的骂名则因支持北洋，反对国民党而一直背到今天仍不能洗清。
事实上，整个民国六年（1917年）他都在为国事而四处奔走，先是鼓吹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马君武联合国会议员三百余人通电全国，反对绝交、参战，骂梁启超是“阴谋小人”；老朋友伍庄也为之痛心疾首，他说：“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然而，反对者虽多，并不证明他就是错的。多年后伍庄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承认：“张勋既败，先生本不欲复出，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欲贯彻其主张，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卒之主张实现，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先生之功，不可没也。”他甚至有了一些惋惜：“先生当时之志愿尤（犹）不止此，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可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不听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愿仍（乃）不得达。”
伍庄所言只是原因之一，段祺瑞不肯带兵亲赴欧洲，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此时的孙中山刚被召开于广东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指望着奋师武汉，直捣幽燕，遂以“护法”为名，发动了南北战争。这时，段祺瑞怎能听从梁启超的劝告，带兵出国呢？他正要借此备战，扩充兵力，以武力解决一直以来鞭长莫及的南方各省。梁启超曾经建议，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对币制进行彻底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为出兵欧洲战场做准备，结果却被段祺瑞利用来扩充军队，支持对南方用兵。经此一番挫折，梁启超总算对军阀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欧战结束后，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感叹：“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蹉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而岂料宣战以来，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销（消）磨以尽，今千载一时之机已逸，更有何说。”
这一回梁启超真要接受教训了，他把自己关在天津的家里埋头著述，“邈然几与世绝”，除了几个极要好的朋友、学生，外人一概闭门谢客。生活也变得更有规律，“每日晨六时前必起，十一时前必睡”，午前便属稿千余言，每天著书超过两千言，几个月来，已陆续完成十二万言。从夏天开始，他每日分出一半光阴给孩子们，“为群儿讲学术流别”，并准备讲解《孟子》。闲暇之时，写写字、摩挲一下古钱拓片，也觉得很有兴味。晚饭时还要喝点小酒儿。政界、军界的朋友偶有相聚，则“专言学问，不涉政论”，甚至“数月来迄未与合肥（段祺瑞）一通闻问，殊不欲作无谓之缘，以惹魔障”。
民国七年（1918年）双十节，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不久，熊希龄等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呼吁南北停战，尊重和平。熊与梁交情很深，社会舆论都猜测梁一定参与其中。实际上，梁虽赞赏此事，却没有加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了三点理由：其一，大病新起，元气未复，不能太劳累；其二，有数种著述，经营多年，未能完成，都是由于政治的牵扰，现在打算终止政治生涯，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任何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加入；其三，此事能否成功，绝不在其一人之进退。 不过，梁启超选择告别政治生涯，与古代文人士大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选择绝不是一回事，也并非“不为五斗米折腰”式的不合作主义，甚至不同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古仁人之心，当然更非看破红尘，撒手人寰式的逍遥之游，他曾表示：“至于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极主义，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他所谓别一方面，著书、做学问，“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是一种；再有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尽一份监督匡救政府的责任，他说：“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他的这种态度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欧美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他们积极地介入社会政治，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不一定非要到政府里面去当官。梁启超在民国七年（1918年）之后所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这是一条以退为进的路，民初曾任国务院秘书、印铸局局长的湖南湘潭人袁思亮此时致信梁任公，也有类似的劝告：“先生宜以此时结合少数同志，授徒讲学，屏弃一切机权术数，急切近名之说，一以扶植人类信义为归，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炉而冶之，庶几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国脉，其功当不在禹下。”
“曲线救国”
巴黎和会期间以私人资格前往欧洲，或许正是梁启超“曲线救国”的方式之一。同行者有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鼎甫。梁启超说到此行的目的有两点，第一是开阔眼界，为自己求一点学问，看看这台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第二是借助巴黎和会这个平台，以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这一行七人分途而动，梁启超、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杨鼎甫五人，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抵英国伦敦，丁文江与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赶赴欧洲。当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时，丁文江、徐新六二人已在那里迎候他们了。他们中除了丁文江要去美国讲学，提前离开欧洲外，其他人的1919年都是在欧洲度过的。他们这些人的志趣并不完全一致，丁文江偏重科学，尤其关注各国地质、矿产方面的情况；蒋百里则热心钻研战争和军事，专门撰写了一部《德国战败之诸因》，从国家的政治方略和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影响战争胜败的诸因素，为中国提供镜鉴；其他人的兴趣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所以，在欧洲，他们并不总是一起行动，梁启超与蒋百里要去瞻仰法国“一战”中的遗迹，丁文江、张君劢都没有参加，前者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后者却要到伦敦列席各国私立国际联盟研究会。
当然，梁启超更放心不下的还是和会本身。初抵巴黎，因为有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承诺，梁启超还是比较乐观的，然而，到了三月，形势突然有了变化，日本代表拿出一纸密约，来要挟威尔逊，声称如果和会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他们就退出国际联盟。为了拉拢日本，威尔逊不惜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做了一笔交易，只要日本不退出国际联盟，威尔逊准备放弃对中国的承诺。
得到这个消息的梁启超异常愤怒，他于3月11日致电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汪大燮和林长民，他希望政府千万不要再做蠢事，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坏，实堪惋惜”。这段时间，他利用自己民间代表的身份，以及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做了许多工作。4月8日，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信梁启超，请他担任国民外交协会驻巴黎的代表，主持向和会请愿的各项事务。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十六日，是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是民众参与外交活动的先行者。四月三十日，英、美、法三国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要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竟考虑准备签字。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于当天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加压力，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接到梁启超的电报，林长民于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并于晚间送到隶属于研究系的《晨报》报馆，总编辑陈博生亲自编发，刊载于五月二日之《晨报》，两天后，“五四”运动便爆发了，从此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湖南人的精神，任公与有荣焉”
于是我们看到，梁启超所谓告别政治，只是不再到政府做官而已，并不因此放弃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在欧洲时，他与朋友们就商定了回国后将要做的几件事，核心即全力从事培养国民自觉的教育事业，具体做法就从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以及推动国民制宪运动入手。当时，他很希望能使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在《解放与改造》改版后第一期的“发刊词”中，他首次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并由熊希龄策动湖南督军谭延闿推动实施。此论一出，社会各界反响热烈，谭延闿率先发表了“还政于民”“湘人自治”的通电，并得到浙江军阀卢永祥、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响应。就连沉寂多年，早已退守书斋，著述讲学的一代宗师章太炎，也在大病未愈之时，亲抵湖南长沙，以联省自治游说于谭延闿，接着，又在北京《益世报》发表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一文。甚至初出茅庐的青年毛泽东，也在民国九年（1920年）发表了数篇鼓吹湖南独立、联省自治的文章，并且倡议建立湖南共和国，尽管他们的社会理念和出发点完全不同。
不久，梁启超应熊希龄之邀拟就了《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草案》，成为日后湖南制定省宪法的基础。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掌握了湖南政权，正式宣告自治，并启动了制定省宪法的程序。宪法起草委员会十三人中就有蒋百里、李剑农、彭允彝、王正廷等人，都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于是，次年三月，赵恒惕以本省制宪问题致信梁启超，征询他的意见，同时，又派了萧堃和雷飙到天津当面向梁启超请教。梁氏自然乐于指导，张朋园曾赞叹湖南宪法的民主精神，称：“湖南人的精神，任公与有荣焉。”
本来，宪法起草委员会诸公还因一些细枝末节而争论不休，这时，偏偏在湘鄂之间发生了战争。湘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鄂南一战，全军失利，吴佩孚一意孤行，乘机攻占岳州。为了阻止战事扩大，不使正在制定的湖南省自治宪法胎死腹中，蒋百里紧急向梁启超求援。在他看来，此时能够挽救湖南危局的，只有梁启超一人。梁启超接到蒋百里的求援信，马上与蹇念益、籍忠寅紧急磋商，决定不用怂恿张作霖背后袭击吴佩孚的办法，而由梁启超直接写信给吴佩孚，晓以用兵的利害，并代黎元洪作书一封，致吴佩孚、萧耀南（吴的参谋长）等人，劝阻他们的行动。与此同时，他也一再写信劝说湖南方面，请他们不要插手湖北的人事安排，更不要斤斤计较于本省和本军的利益，只咬住“联省自治”做文章，才能将题目愈做愈大。他还建议张仲仁尽快到武汉去见吴佩孚，因为有些话不便在信中透露，只能当面对他说。而他要当面说与吴佩孚的话，其实就是让他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北有张作霖，南有孙中山，都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如果他把湘军赶回湖南，就等于把湖南给了孙中山，“无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看得出来，梁启超最担心的还是湘军与吴军之争被广州所利用，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事实上，吴佩孚大兵压境倒也促进了湖南制宪的尽快完成。为了不使湖南再次遭受北军宰割，十二月十一日，湖南省经全民投票顺利通过了省制宪法。次年元旦，这部宪法正式颁布实施。当时，浙江的卢永祥、云南的唐继尧、广东的陈炯明等，都把“联省自治”喊得震天价响，然而，他们各有各的打算，在他们那里，“联省自治”不过是割地自雄的借口罢了。湖南省宪实行了四年，也许可以算是例外，但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不能使实际的政治有丝毫的改变，这个世界依然是军阀横行的世界。这对梁启超是个不小的打击，他终于明白，这些军阀都是“二德”（即曹孟德、张翼德是也）的子孙，靠他们，中国永远不可能走上国家统一的宪政之路。
梁启超在自我检讨时发现，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个书生，喜欢感情用事，缺少实际的参政能力，不适合参政。一年多来，虽然勉为其难，鞠躬尽瘁，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事，“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同时他也看到，现实中的权衡、变通，的确非他所长，就政治权谋而言，他更不及袁世凯这种在官场上泡烂了的人，他不仅过于理想化，而且太天真，太幼稚，以为凭着自己的言论就可以造就理想中的政治人物，简直就是妄想。所以他表示：“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
他曾有过退回书斋的打算，以为做国民教育，也是“莫大之天职”。既然政治无望，他真就假馆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但袁世凯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也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随着欧战爆发，日本野心膨胀，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以此要挟袁世凯，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此时的梁启超很难沉默，他不仅在筹安会成立一周后就公开表态，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且与蔡锷、汤觉顿等人策划了反袁护国的对策，他说：“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们约定，“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去”。
梁启超曾有过实现其承诺的机会。他到上海后得知，父亲已于两个多月前去世，这既使他陷入了巨大悲痛，也给了他一个脱离政治的理由。那些天，他的确以守制为由辞去了所有的职务。记者追问他百日后的出处，他告诉记者，他将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自效于国家或社会。在他看来，“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所以，“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但现实政治毕竟与他还有某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期然，他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差点被汹涌而来的浊流所淹没。
不能安于缄默
这种情形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应该是第一次，不过，看上去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切实的教训。他在护国战争结束后也曾想过急流勇退，不再参与政治，而且，为父亲守制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他却为形势所鼓舞，总不肯放弃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结果，先是陷于府院之争，希望调和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而不成，反而引发了张勋“辫子兵”的复辟闹剧；此后，又有护法与威信之战，他则居中调解，欲说服双方不可以兵戎相见。在他不过是想“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但世人如何理解他的苦心？甚至他的朋友都责备他“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他与研究系的骂名则因支持北洋，反对国民党而一直背到今天仍不能洗清。
事实上，整个民国六年（1917年）他都在为国事而四处奔走，先是鼓吹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马君武联合国会议员三百余人通电全国，反对绝交、参战，骂梁启超是“阴谋小人”；老朋友伍庄也为之痛心疾首，他说：“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然而，反对者虽多，并不证明他就是错的。多年后伍庄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承认：“张勋既败，先生本不欲复出，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欲贯彻其主张，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卒之主张实现，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先生之功，不可没也。”他甚至有了一些惋惜：“先生当时之志愿尤（犹）不止此，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可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不听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愿仍（乃）不得达。”
伍庄所言只是原因之一，段祺瑞不肯带兵亲赴欧洲，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此时的孙中山刚被召开于广东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指望着奋师武汉，直捣幽燕，遂以“护法”为名，发动了南北战争。这时，段祺瑞怎能听从梁启超的劝告，带兵出国呢？他正要借此备战，扩充兵力，以武力解决一直以来鞭长莫及的南方各省。梁启超曾经建议，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对币制进行彻底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为出兵欧洲战场做准备，结果却被段祺瑞利用来扩充军队，支持对南方用兵。经此一番挫折，梁启超总算对军阀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欧战结束后，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感叹：“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蹉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而岂料宣战以来，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销（消）磨以尽，今千载一时之机已逸，更有何说。”
这一回梁启超真要接受教训了，他把自己关在天津的家里埋头著述，“邈然几与世绝”，除了几个极要好的朋友、学生，外人一概闭门谢客。生活也变得更有规律，“每日晨六时前必起，十一时前必睡”，午前便属稿千余言，每天著书超过两千言，几个月来，已陆续完成十二万言。从夏天开始，他每日分出一半光阴给孩子们，“为群儿讲学术流别”，并准备讲解《孟子》。闲暇之时，写写字、摩挲一下古钱拓片，也觉得很有兴味。晚饭时还要喝点小酒儿。政界、军界的朋友偶有相聚，则“专言学问，不涉政论”，甚至“数月来迄未与合肥（段祺瑞）一通闻问，殊不欲作无谓之缘，以惹魔障”。
民国七年（1918年）双十节，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不久，熊希龄等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呼吁南北停战，尊重和平。熊与梁交情很深，社会舆论都猜测梁一定参与其中。实际上，梁虽赞赏此事，却没有加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了三点理由：其一，大病新起，元气未复，不能太劳累；其二，有数种著述，经营多年，未能完成，都是由于政治的牵扰，现在打算终止政治生涯，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任何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加入；其三，此事能否成功，绝不在其一人之进退。 不过，梁启超选择告别政治生涯，与古代文人士大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选择绝不是一回事，也并非“不为五斗米折腰”式的不合作主义，甚至不同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古仁人之心，当然更非看破红尘，撒手人寰式的逍遥之游，他曾表示：“至于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极主义，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他所谓别一方面，著书、做学问，“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是一种；再有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尽一份监督匡救政府的责任，他说：“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他的这种态度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欧美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他们积极地介入社会政治，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不一定非要到政府里面去当官。梁启超在民国七年（1918年）之后所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这是一条以退为进的路，民初曾任国务院秘书、印铸局局长的湖南湘潭人袁思亮此时致信梁任公，也有类似的劝告：“先生宜以此时结合少数同志，授徒讲学，屏弃一切机权术数，急切近名之说，一以扶植人类信义为归，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炉而冶之，庶几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国脉，其功当不在禹下。”
“曲线救国”
巴黎和会期间以私人资格前往欧洲，或许正是梁启超“曲线救国”的方式之一。同行者有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鼎甫。梁启超说到此行的目的有两点，第一是开阔眼界，为自己求一点学问，看看这台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第二是借助巴黎和会这个平台，以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这一行七人分途而动，梁启超、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杨鼎甫五人，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抵英国伦敦，丁文江与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赶赴欧洲。当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时，丁文江、徐新六二人已在那里迎候他们了。他们中除了丁文江要去美国讲学，提前离开欧洲外，其他人的1919年都是在欧洲度过的。他们这些人的志趣并不完全一致，丁文江偏重科学，尤其关注各国地质、矿产方面的情况；蒋百里则热心钻研战争和军事，专门撰写了一部《德国战败之诸因》，从国家的政治方略和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影响战争胜败的诸因素，为中国提供镜鉴；其他人的兴趣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所以，在欧洲，他们并不总是一起行动，梁启超与蒋百里要去瞻仰法国“一战”中的遗迹，丁文江、张君劢都没有参加，前者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后者却要到伦敦列席各国私立国际联盟研究会。
当然，梁启超更放心不下的还是和会本身。初抵巴黎，因为有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承诺，梁启超还是比较乐观的，然而，到了三月，形势突然有了变化，日本代表拿出一纸密约，来要挟威尔逊，声称如果和会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他们就退出国际联盟。为了拉拢日本，威尔逊不惜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做了一笔交易，只要日本不退出国际联盟，威尔逊准备放弃对中国的承诺。
得到这个消息的梁启超异常愤怒，他于3月11日致电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汪大燮和林长民，他希望政府千万不要再做蠢事，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坏，实堪惋惜”。这段时间，他利用自己民间代表的身份，以及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做了许多工作。4月8日，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信梁启超，请他担任国民外交协会驻巴黎的代表，主持向和会请愿的各项事务。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十六日，是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是民众参与外交活动的先行者。四月三十日，英、美、法三国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要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竟考虑准备签字。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于当天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加压力，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接到梁启超的电报，林长民于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并于晚间送到隶属于研究系的《晨报》报馆，总编辑陈博生亲自编发，刊载于五月二日之《晨报》，两天后，“五四”运动便爆发了，从此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湖南人的精神，任公与有荣焉”
于是我们看到，梁启超所谓告别政治，只是不再到政府做官而已，并不因此放弃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在欧洲时，他与朋友们就商定了回国后将要做的几件事，核心即全力从事培养国民自觉的教育事业，具体做法就从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以及推动国民制宪运动入手。当时，他很希望能使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在《解放与改造》改版后第一期的“发刊词”中，他首次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并由熊希龄策动湖南督军谭延闿推动实施。此论一出，社会各界反响热烈，谭延闿率先发表了“还政于民”“湘人自治”的通电，并得到浙江军阀卢永祥、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响应。就连沉寂多年，早已退守书斋，著述讲学的一代宗师章太炎，也在大病未愈之时，亲抵湖南长沙，以联省自治游说于谭延闿，接着，又在北京《益世报》发表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一文。甚至初出茅庐的青年毛泽东，也在民国九年（1920年）发表了数篇鼓吹湖南独立、联省自治的文章，并且倡议建立湖南共和国，尽管他们的社会理念和出发点完全不同。
不久，梁启超应熊希龄之邀拟就了《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草案》，成为日后湖南制定省宪法的基础。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掌握了湖南政权，正式宣告自治，并启动了制定省宪法的程序。宪法起草委员会十三人中就有蒋百里、李剑农、彭允彝、王正廷等人，都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于是，次年三月，赵恒惕以本省制宪问题致信梁启超，征询他的意见，同时，又派了萧堃和雷飙到天津当面向梁启超请教。梁氏自然乐于指导，张朋园曾赞叹湖南宪法的民主精神，称：“湖南人的精神，任公与有荣焉。”
本来，宪法起草委员会诸公还因一些细枝末节而争论不休，这时，偏偏在湘鄂之间发生了战争。湘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鄂南一战，全军失利，吴佩孚一意孤行，乘机攻占岳州。为了阻止战事扩大，不使正在制定的湖南省自治宪法胎死腹中，蒋百里紧急向梁启超求援。在他看来，此时能够挽救湖南危局的，只有梁启超一人。梁启超接到蒋百里的求援信，马上与蹇念益、籍忠寅紧急磋商，决定不用怂恿张作霖背后袭击吴佩孚的办法，而由梁启超直接写信给吴佩孚，晓以用兵的利害，并代黎元洪作书一封，致吴佩孚、萧耀南（吴的参谋长）等人，劝阻他们的行动。与此同时，他也一再写信劝说湖南方面，请他们不要插手湖北的人事安排，更不要斤斤计较于本省和本军的利益，只咬住“联省自治”做文章，才能将题目愈做愈大。他还建议张仲仁尽快到武汉去见吴佩孚，因为有些话不便在信中透露，只能当面对他说。而他要当面说与吴佩孚的话，其实就是让他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北有张作霖，南有孙中山，都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如果他把湘军赶回湖南，就等于把湖南给了孙中山，“无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看得出来，梁启超最担心的还是湘军与吴军之争被广州所利用，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事实上，吴佩孚大兵压境倒也促进了湖南制宪的尽快完成。为了不使湖南再次遭受北军宰割，十二月十一日，湖南省经全民投票顺利通过了省制宪法。次年元旦，这部宪法正式颁布实施。当时，浙江的卢永祥、云南的唐继尧、广东的陈炯明等，都把“联省自治”喊得震天价响，然而，他们各有各的打算，在他们那里，“联省自治”不过是割地自雄的借口罢了。湖南省宪实行了四年，也许可以算是例外，但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不能使实际的政治有丝毫的改变，这个世界依然是军阀横行的世界。这对梁启超是个不小的打击，他终于明白，这些军阀都是“二德”（即曹孟德、张翼德是也）的子孙，靠他们，中国永远不可能走上国家统一的宪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