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亲爱的》《湄公河行动》等在电影市场上缔造了票房与口碑不俗战绩的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身份。内地与香港的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彼时两地电影人通过各种交流学习，使两种不同的美学观念与制作理念相互渗透交融，对彼此的创作产生积极影响。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两地电影之间的融合加速。随着香港电影市场陷入萎靡以及内地电影市场不断壮大，香港电影人大举“北上”和内地共同制作电影，成为香港电影业发展的一种潮流和趋势，从而推动了双方在叙事手法、产业形态等更加深广层面的融合发展。据统计，2016年内地与香港合拍片达43部，在内地院线上映的纯粹港片越来越少，合拍成为香港电影人创作的主流。
　　因势而谋共同促成合作交流之势
　　香港素有“东方好莱坞”之美誉。从全球电影产业布局来看，香港是亚洲电影生产的重要节点城市，其电影导演尤其擅长动作片、警匪片和悬疑片，形成了富有特色与较高辨识度的电影美学风格。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就因高度类型化、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在亚洲电影格局中独树一帜，树立了华语电影的独有品牌。但是，9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业由盛转衰，行业困境之下又遭金融危机，致使电影从业人员从80年代的2万余人下降到2003年的5000人以下。

　　从社会學的角度看，一种文化产品的流行与整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相关。因此，一时一地某一类型电影流行所折射出的人的需求、品位和社会心态，是与其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密切联系的。作为文化产品，电影属于非刚性需求。因此只有与人类心灵熨帖的文化叙述，对观众才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分离百年，内地与香港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差异导致人们在文化品位、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差别。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要想同时获得两地观众的喜爱，电影人必须在异同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比如《桃姐》在剧情上涉及内地生活，却又充满了浓厚的港人情味；《春娇与志明》系列表现的是港式男女的生活与心态，却将故事的发生地挪到了内地城市。借助影像的流动和虚拟，内地与香港的时空切换，使地方性的情感完成文化空间的置换，进而制造一种不同的观影感受。
　　内地与香港合拍片曾因把握不好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而面临两地观众都觉得不接地气的尴尬局面。而化解这一问题的方式就在于电影人去体认两种文化与情感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主动去了解彼此的历史与社会，分析不同观众的需求和期待。这一趋势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越来越多的香港导演会说普通话了。不仅如此，陈可辛早在八九年前就将自己的工作室设在北京，体验并融入当地的社会与生活。出于工作的现实需要，刘伟强在执导《建军大业》的过程中，主动查阅资料、了解党史，探访南昌起义旧址、毛泽东故居。可见，电影合作在不自觉地指向一种相互了解、彼此认知的行动。尤其是直接促进香港电影人去了解内地的现在与过去，也促使香港观众去体会内地的历史文化，间接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国史教育与国族认同。

　　文化的感知与历史的认识从来都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漫长过程。内地与香港的电影合作，冥冥之中使彼此的认识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感性的经验，成为中国文化一个新的生长点。今年，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内地电影票房将有望突破500亿元，这个数字融汇了两地电影人的共同努力。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收益，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