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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不系统、不定型、不具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它是一定社会和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政治生活和其它社会关系的直接的、经验的反映。伴随着现实的改革从酝酿发育、逐步发展到全面深入推进，社会公众对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经历了一个过程。公众的社会心理是推进改革的社会基础，又向改革提出社会期待。改革既改造了公众的社会心理，又要顺应公众的心理价值趋向。
一、改革开放初期：高期望值与低认知水平、高依赖性与低风险承受力相并存的社会心理特征
在1978年到80年代末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各种社会深层次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作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对改革的社会心理认知同样表现出复杂性。
改革开放起步以后，农村包产到户兴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试点，经济特区逐步建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包产地区和试点地区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改革试点的成功激发了公众对改革的强烈心理期望和高度认同。这种对改革心理兴奋和渴望一直持续到1988年价格闯关受挫和对高物价恐惧心理形成。据1986年全国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拥护和基本拥护改革的职工在95%以上，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率高达93%①。“一改就富、一包就灵”这种简单实惠的改革观使人们把改革看得过于简单。1986年底，根据对38个城市2451人的调查，68.1%的人表示“我希望改革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挣钱机会”；86.2%的人认为“改革就应该使我们能较快地提高收入”；91.9%的人说“我希望改革后能使人们凭本事挣钱”。②这种高涨的改革热情发展到1987年底，直至价格改革后人们发现改革也使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才开始冷静下来。
这一阶段社会心理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坚决支持改革的积极心理特质与高依赖性、低风险承受能力的保守心理特质并存。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特别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行股份制和用工制度的深化改革，人们在国家“大锅饭”传统体制中所培养出来的高依赖性、低风险性的心理特质突显出来。这种心理特质又和持续高涨的改革积极心理形成了反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于1985年2月和7月先后两次进行大规模社会心理调查。调查的数据显示：77.3%的城乡居民宁愿选择“增加收人的机会少，但生活平稳”的生活方式。青年人中也有65.6%的人认为“国家就应该照管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另一方面，公众仍持有强烈的改革愿望及改革参与意识。93.7%的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当全面地改，而不是局部地改”；72.4%的人反对“改革是国家的事，我们老百姓管它干嘛”。绝大多数群众仍然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对改革抱有信心。③积极心理特质与高依赖性、低风险承受能力的保守心理特质的对比，说明这一阶段所呈现的坚决支持改革的积极心理特质与高依赖性、低风险承受能力的保守心理特质并存的社会心理特征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推进的必然结果。“停薪留职”就是这种既想要改革带来的机会和成果又想要躲避风险的心理写照。
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出现一方面对改革不满和误解的比例有所增加，一方面竞争意识和抗风险能力有所
增强的复杂的社会心理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党的十五大，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趋于尖锐。在社会心理特征上，高依赖性和低风险承受力的心理特质开始发生改变，竞争意识和抗风险能力加强。对改革的诉求目标在经济领域逐渐深化并向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延伸。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全面推进。1994年，国有企业效益较大面积的滑坡，使企业职工开始担心失业问题和所在企业破产。1992年7月以来，随着公费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和养老保险各项制度改革的推进，个人支付费用开始增加。在个人支付费用增多的背景下发生的1994年物价上涨更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有负担不起和勉强承受的感受。以医疗费用个人承担部分为例，已有82.3%的人感到负担不起和勉强承受。199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69.2%和19.7％的公众分别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表示信心不足和没有信心。④人们的不满由过去集中于物价上涨，扩大到分配制度、法制制度、保障制度等方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公众已从最初的盲目乐观转为冷静、客观的思考，认识到改革的复杂和艰巨性，逐步看到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评价趋于审慎。对改革持赞成态度的公众比例在1993年为88.9%，1994年下降至87.2%。对改革成效表示满意的公众比例在1993年为71.2%，1994年降至67.6%。对改革前景感觉有希望的公众比例在1993年为75.7%，1994年比例大幅降至68.1%。⑤这表明：社会转型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和诉求出现多元化，高依赖性和低风险承受力的心理特质开始发生改变，竞争意识和抗风险能力增强。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后，对经济改革逐渐深入认识的人们普遍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稳定，出现了新的改革期望。除提高收入外，参与期望(参与社会生活的政治要求)、社会期望(提高社会地位或实现自我的要求)，机会期望(获得更多自由择业和公平竞争机會的要求)等等，都已成为改革期望的重要内容。对改革的诉求目标在经济领域逐渐深化并向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延伸。调查显示，93.8%的人表示“当前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多数人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使自己“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并“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于领导全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广大群众寄厚望于党和政府。63.9％的人认为党和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很大。⑥
三、改革开放进入制度创新的转型时期：在人们对社会公平更加关注的同时，出现对改革态度更加理性的社会心理特征
1997年以后，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改革措施，这标志着改革已进入以全面制度创新为主的转型关键时期。在社会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后，公众对改革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各项改革配套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更加理性，持积极评价和乐观态度的比例恢复上升。1997年公众对改革的赞成度处于84.9％的较高位。63.3％的公众不同意“现在的改革越改越糟”这样一种说法。1997年9月进行的一项全国城乡居民的相关调查表明，公众对改革仍有很高的热情和期望。51.3％的被调查者赞同在今后一段时期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掀起新的改革高潮”。19.1％的被调查者赞同“维持现有力度，逐步推进改革”。只有3.4％的被调查者认为“已改得差不多了，没有必要再搞改革”。⑦以上多个调查中呈现出不断起伏的公众心态表明，改革确已进入攻坚阶段，公众对改革有了更深的理性思考和较为成熟的改革期望。
2005年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改革与社会心态调查”课题组的调查统计数据表明：20.1%的武汉市民认为“改革成绩巨大，前景光明”；72.8%的武汉市民认为“改革效果显著但问题不少”。可见，超过90%市民认为“成绩巨大，效果显著”，对改革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绝大多数的人在肯定成就的同时认为“其中的问题不少”，这是一种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较为冷静和理智的肯定性评价。⑧
这一时期，公众对改革的认识和评价进入了深化和整体综合评价阶段。公众在对改革肯定性评价的同时，社会普遍的不公平(不平等)感受依然强烈，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明显增加。这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所必然出现和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全面推进，公众的利益分化更为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群体利益冲突加大。公众在对个人生活的自我评价上，心理的主观感受不平衡现象仍较严重，这种心理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对个人经济地位相对变化的不同感受上。与前期相比，通过对反映家庭生活景况的指标水平的调查，公众认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比例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调查组于1997年的社会调查统计结果表明，1/3以上被调查者认定，在备选的15个问题中最重要的3个依次为：“惩治腐败”、“控制物价”和“解决贫富不均问题”。这说明人们的主观心理评价在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收入上仍然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⑨对改革前途的不同看法也充分反映出公众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利益受损群体，如下岗职工，对改革“失败成功难预料”和“失败的可能性大”这一负面评价的倾向最高，分别为46.6%和3.4%，总计50%。其次为一般工人，分别为36.7%和4.1%，总计40.1%，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而私营企业主对改革的前途最为乐观，47.1%的私营企业主认为改革“一定成功”，29.4%的认为“有希望成功”两项总计76.5%，远远高于其它群体。⑩获利较多的群体，对改革的评价高，对改革前途的预期好；弱势群体对改革的评价较低，预期较差。
这一时期，改革攻坚进入调整全面利益关系的关键时期。改革的范围已经从市场化改革扩大到社会领域的改革。公众对改革的诉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公众不仅关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关注政治、社会社区、生态环境领域的改革。从公众在一些社会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国家大事的关注程度。《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05年4月27至28日进行的关于连战和宋楚瑜访问大陆的调查结果显示，95.8%的受访民众一直在留意连战访问大陆的新闻报道，只有4.2%的人表示还不知道此事；有65.1%的民众认为“连宋”访问大陆会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从调查结果看，公众对参与政治活动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11}对2008年国务院“大部制”的改革，公众不仅给予了较高的关注，而且表示出了更为积极的参与态度。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等地的公众进行了访问调查，以了解他们对“大部制”改革的看法。当问及“您是否关注此次‘大部制’改革？”时，76.5%的被访者表示“关注”；11.3%的被访者表示“无所谓”；12.2%的被访者表示“不关注”。当问及“您是否支持‘大部制’改革？”时，85.4%的被访者表示“支持”。{12}
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一项全国性社会调查显示，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也进一步加强。调查显示，65％的被调查者认为环境污染问题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98％的被调查者说他们有时会讨论环保问题，31％的人表示愿意积极参与环保活动。5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居住地最严重的环境问题是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多数公众对我国的环境状况不满，57％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的环境状况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差的水平。{13}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公众对改革的总体心理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步自觉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今天推进改革的重要心理基础。同时，随着改革在社会各个具体领域逐步展开，各种矛盾也随之凸显出来，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仍然存在，经济发展和改革成果共享之间尚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公众对改革的态度也会始终伴随着徘徊和不满。公众对改革的这种既赞同又不满的社会认知态度，既为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为核心价值的改革提出了社会心理的期望和要求，也为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了作为社会意识而该具有的作用。
注释：
①1986年10月18日《工人日报》。
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舆论调查室：《1987年以来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调查分析》，《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
③白南风、杨冠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两次社会调查表明: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加强》，《瞭望》1986年第33期。
④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心理变化特征与改革社会形势分析——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1994年度分析报告》，《管理世界》1995年第4期。
⑤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心理变化特征与改革社会形势分析——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1995年度分析报告》，《预测》1995年第5期。
⑥《中国社会调查系统两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群众拥护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人民日报》1987年8月18日。
⑦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改革形势与社会心理”调查课题组：《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基本心态调查分析》，汝信，陆学艺：《199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⑧⑩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改革与社会心态调查”课题组：《改革与社会心态调查报告》，《学习与实践》2005年第12期。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调查组：《1997—1998年：中国市民对社會形势的看法》，汝信，陆学艺：《199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11}王俊秀：《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分析报告》，汝信，陆学艺：《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12}《“大部制”改革调查：87.5%的公众欢迎服务型政府》，中国网，时间：2008年3月19日。
{13}《一项全国性社会调查显示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明显提高》，《人民日报》2001年5月30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姜德福
一、改革开放初期：高期望值与低认知水平、高依赖性与低风险承受力相并存的社会心理特征
在1978年到80年代末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各种社会深层次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作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对改革的社会心理认知同样表现出复杂性。
改革开放起步以后，农村包产到户兴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试点，经济特区逐步建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包产地区和试点地区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改革试点的成功激发了公众对改革的强烈心理期望和高度认同。这种对改革心理兴奋和渴望一直持续到1988年价格闯关受挫和对高物价恐惧心理形成。据1986年全国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拥护和基本拥护改革的职工在95%以上，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率高达93%①。“一改就富、一包就灵”这种简单实惠的改革观使人们把改革看得过于简单。1986年底，根据对38个城市2451人的调查，68.1%的人表示“我希望改革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挣钱机会”；86.2%的人认为“改革就应该使我们能较快地提高收入”；91.9%的人说“我希望改革后能使人们凭本事挣钱”。②这种高涨的改革热情发展到1987年底，直至价格改革后人们发现改革也使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才开始冷静下来。
这一阶段社会心理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坚决支持改革的积极心理特质与高依赖性、低风险承受能力的保守心理特质并存。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特别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行股份制和用工制度的深化改革，人们在国家“大锅饭”传统体制中所培养出来的高依赖性、低风险性的心理特质突显出来。这种心理特质又和持续高涨的改革积极心理形成了反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于1985年2月和7月先后两次进行大规模社会心理调查。调查的数据显示：77.3%的城乡居民宁愿选择“增加收人的机会少，但生活平稳”的生活方式。青年人中也有65.6%的人认为“国家就应该照管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另一方面，公众仍持有强烈的改革愿望及改革参与意识。93.7%的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当全面地改，而不是局部地改”；72.4%的人反对“改革是国家的事，我们老百姓管它干嘛”。绝大多数群众仍然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对改革抱有信心。③积极心理特质与高依赖性、低风险承受能力的保守心理特质的对比，说明这一阶段所呈现的坚决支持改革的积极心理特质与高依赖性、低风险承受能力的保守心理特质并存的社会心理特征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推进的必然结果。“停薪留职”就是这种既想要改革带来的机会和成果又想要躲避风险的心理写照。
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出现一方面对改革不满和误解的比例有所增加，一方面竞争意识和抗风险能力有所
增强的复杂的社会心理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党的十五大，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趋于尖锐。在社会心理特征上，高依赖性和低风险承受力的心理特质开始发生改变，竞争意识和抗风险能力加强。对改革的诉求目标在经济领域逐渐深化并向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延伸。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全面推进。1994年，国有企业效益较大面积的滑坡，使企业职工开始担心失业问题和所在企业破产。1992年7月以来，随着公费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和养老保险各项制度改革的推进，个人支付费用开始增加。在个人支付费用增多的背景下发生的1994年物价上涨更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有负担不起和勉强承受的感受。以医疗费用个人承担部分为例，已有82.3%的人感到负担不起和勉强承受。199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69.2%和19.7％的公众分别对政府控制物价的能力表示信心不足和没有信心。④人们的不满由过去集中于物价上涨，扩大到分配制度、法制制度、保障制度等方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公众已从最初的盲目乐观转为冷静、客观的思考，认识到改革的复杂和艰巨性，逐步看到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评价趋于审慎。对改革持赞成态度的公众比例在1993年为88.9%，1994年下降至87.2%。对改革成效表示满意的公众比例在1993年为71.2%，1994年降至67.6%。对改革前景感觉有希望的公众比例在1993年为75.7%，1994年比例大幅降至68.1%。⑤这表明：社会转型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和诉求出现多元化，高依赖性和低风险承受力的心理特质开始发生改变，竞争意识和抗风险能力增强。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后，对经济改革逐渐深入认识的人们普遍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稳定，出现了新的改革期望。除提高收入外，参与期望(参与社会生活的政治要求)、社会期望(提高社会地位或实现自我的要求)，机会期望(获得更多自由择业和公平竞争机會的要求)等等，都已成为改革期望的重要内容。对改革的诉求目标在经济领域逐渐深化并向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延伸。调查显示，93.8%的人表示“当前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多数人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使自己“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并“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于领导全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广大群众寄厚望于党和政府。63.9％的人认为党和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很大。⑥
三、改革开放进入制度创新的转型时期：在人们对社会公平更加关注的同时，出现对改革态度更加理性的社会心理特征
1997年以后，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改革措施，这标志着改革已进入以全面制度创新为主的转型关键时期。在社会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后，公众对改革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各项改革配套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更加理性，持积极评价和乐观态度的比例恢复上升。1997年公众对改革的赞成度处于84.9％的较高位。63.3％的公众不同意“现在的改革越改越糟”这样一种说法。1997年9月进行的一项全国城乡居民的相关调查表明，公众对改革仍有很高的热情和期望。51.3％的被调查者赞同在今后一段时期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掀起新的改革高潮”。19.1％的被调查者赞同“维持现有力度，逐步推进改革”。只有3.4％的被调查者认为“已改得差不多了，没有必要再搞改革”。⑦以上多个调查中呈现出不断起伏的公众心态表明，改革确已进入攻坚阶段，公众对改革有了更深的理性思考和较为成熟的改革期望。
2005年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改革与社会心态调查”课题组的调查统计数据表明：20.1%的武汉市民认为“改革成绩巨大，前景光明”；72.8%的武汉市民认为“改革效果显著但问题不少”。可见，超过90%市民认为“成绩巨大，效果显著”，对改革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绝大多数的人在肯定成就的同时认为“其中的问题不少”，这是一种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较为冷静和理智的肯定性评价。⑧
这一时期，公众对改革的认识和评价进入了深化和整体综合评价阶段。公众在对改革肯定性评价的同时，社会普遍的不公平(不平等)感受依然强烈，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明显增加。这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所必然出现和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全面推进，公众的利益分化更为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群体利益冲突加大。公众在对个人生活的自我评价上，心理的主观感受不平衡现象仍较严重，这种心理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对个人经济地位相对变化的不同感受上。与前期相比，通过对反映家庭生活景况的指标水平的调查，公众认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比例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调查组于1997年的社会调查统计结果表明，1/3以上被调查者认定，在备选的15个问题中最重要的3个依次为：“惩治腐败”、“控制物价”和“解决贫富不均问题”。这说明人们的主观心理评价在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收入上仍然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⑨对改革前途的不同看法也充分反映出公众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利益受损群体，如下岗职工，对改革“失败成功难预料”和“失败的可能性大”这一负面评价的倾向最高，分别为46.6%和3.4%，总计50%。其次为一般工人，分别为36.7%和4.1%，总计40.1%，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而私营企业主对改革的前途最为乐观，47.1%的私营企业主认为改革“一定成功”，29.4%的认为“有希望成功”两项总计76.5%，远远高于其它群体。⑩获利较多的群体，对改革的评价高，对改革前途的预期好；弱势群体对改革的评价较低，预期较差。
这一时期，改革攻坚进入调整全面利益关系的关键时期。改革的范围已经从市场化改革扩大到社会领域的改革。公众对改革的诉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公众不仅关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关注政治、社会社区、生态环境领域的改革。从公众在一些社会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国家大事的关注程度。《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05年4月27至28日进行的关于连战和宋楚瑜访问大陆的调查结果显示，95.8%的受访民众一直在留意连战访问大陆的新闻报道，只有4.2%的人表示还不知道此事；有65.1%的民众认为“连宋”访问大陆会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从调查结果看，公众对参与政治活动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11}对2008年国务院“大部制”的改革，公众不仅给予了较高的关注，而且表示出了更为积极的参与态度。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等地的公众进行了访问调查，以了解他们对“大部制”改革的看法。当问及“您是否关注此次‘大部制’改革？”时，76.5%的被访者表示“关注”；11.3%的被访者表示“无所谓”；12.2%的被访者表示“不关注”。当问及“您是否支持‘大部制’改革？”时，85.4%的被访者表示“支持”。{12}
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一项全国性社会调查显示，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也进一步加强。调查显示，65％的被调查者认为环境污染问题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98％的被调查者说他们有时会讨论环保问题，31％的人表示愿意积极参与环保活动。5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居住地最严重的环境问题是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多数公众对我国的环境状况不满，57％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的环境状况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差的水平。{13}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公众对改革的总体心理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步自觉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今天推进改革的重要心理基础。同时，随着改革在社会各个具体领域逐步展开，各种矛盾也随之凸显出来，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仍然存在，经济发展和改革成果共享之间尚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公众对改革的态度也会始终伴随着徘徊和不满。公众对改革的这种既赞同又不满的社会认知态度，既为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为核心价值的改革提出了社会心理的期望和要求，也为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了作为社会意识而该具有的作用。
注释：
①1986年10月18日《工人日报》。
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舆论调查室：《1987年以来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调查分析》，《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
③白南风、杨冠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两次社会调查表明: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加强》，《瞭望》1986年第33期。
④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心理变化特征与改革社会形势分析——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1994年度分析报告》，《管理世界》1995年第4期。
⑤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心理变化特征与改革社会形势分析——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1995年度分析报告》，《预测》1995年第5期。
⑥《中国社会调查系统两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群众拥护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人民日报》1987年8月18日。
⑦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改革形势与社会心理”调查课题组：《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基本心态调查分析》，汝信，陆学艺：《199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⑧⑩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改革与社会心态调查”课题组：《改革与社会心态调查报告》，《学习与实践》2005年第12期。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调查组：《1997—1998年：中国市民对社會形势的看法》，汝信，陆学艺：《199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11}王俊秀：《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分析报告》，汝信，陆学艺：《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12}《“大部制”改革调查：87.5%的公众欢迎服务型政府》，中国网，时间：2008年3月19日。
{13}《一项全国性社会调查显示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明显提高》，《人民日报》2001年5月30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姜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