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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变”改革作为农村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总结渭南市“三变”改革的经验和成效进行总结，阐述“三变”改革之于鄉村振兴的实施机制和路径，指出“三变”改革在确权、收益分配、产业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重点和难点，对助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三变”改革;乡村振兴;农村产权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20.01.006
Abstract： “Three changes” reform i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ural system reform， which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ms up the experience and effect of Weinan’s “three changes” reform，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of “three changes” reform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oint out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the reform of “three changes” is in the aspects of power confirm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dustrial market operation.
Key words： “three changes” reform;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property rights
一、引言
改革开放形成的农村经营体制因“分”得充分、“统”得不够，加之改革红利释放的边际效益递减，使得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动力衰减。虽然国家近十年来也陆续提出了“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等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城市对于农村资源的“虹吸”效应依然很大，解决农业、农村的发展问题单纯依靠外部带动仍显不足，也需要从其内部找问题、寻对策，提高农村发展自生能力。怎么盘活农村要素资源、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就成为上到中央下到地方、从政府到研究机构都在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通过改革创新，要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群众增收”。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以“三变”改革增加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都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相关文件的梳理解读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断和感受，即“三变”改革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对于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实现乡村振兴有着极大的意义。笔者通过对渭南市4个村落的调研，从“三变”改革的视角以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乡村振兴的路径和实施机制。
二、文献综述
纵阅乡村研究的相关文献，有的从理论上阐述、总结乡村振兴的背景、本质、应处理好的关系和路径选择等理性思考。如张凤超等（2018）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正义视域分析城乡融合之于乡村振兴的本质。王振等（2018）出于对发展主义的反思，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和本土优势。姜德波等（2018）分析了乡村衰落的成因，指出乡村衰落的诸多表现，并针对性地提出实现乡村振兴的可能路径。索晓霞（2018）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认识到乡土文化的价值。叶兴庆（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深度融合两大原则，抓好“人、地、钱”三个关键。刘合光（2018）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激活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也有的从历史和案例视角分析乡村振兴。如詹国辉（2017）以江苏5个典型村数据为例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研究乡村振兴下传统村落的共生发展。蒋和平（2017）总结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种可资借鉴的模式。刘昂（2018）对江苏徐州案例村乡村治理的伦理思考，认为农村治理要实现法治、德治和自治相结合。陈美球等（2018）以江西黄溪村为例分析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制度创新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集体经济组织这个主体。王景新等（2018）通过案例分析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应以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同步规划为抓手。有的认为实施乡村振兴也应处理好相关利益关系。如陈秧分等（2018）研究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应处理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乡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传统农业和特色农业三组关系。姜长云（2018）论述了乡村振兴应规避的几种错误倾向。贺雪峰（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避免资本下乡和城市富人下乡的问题。冯海发（2018）提出推动乡村振兴应把握好的几个关系。黄祖辉（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应准确把握好“二十字”方针的相互关系，注意“三条路径”的协调推进。对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后，笔者发现对于乡村振兴宏观上、理论上的研究较多，部分文献以案例的形式总结分析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和做法。而“三变”改革作为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对乡村振兴的意义非凡，虽然实现乡村振兴的执牛耳在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下的集体经济的发展，而现有文献对于乡村振兴与“三变改革”相结合进行的研究却很少。 关于“三变”改革成功的经验首推始于贵州六盘水的“三变”改革。在对“三变”改革的研究中，桑榆（2017）指出“三变”改革的经济学逻辑在于通过建立利益的生成和制衡机制，实现资产的增值，从而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王永平等人（2018）基于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的实践，阐述了其理论逻辑及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创新启示。陈林（2018）认为实现农村市场化和农民组织化的有机联系，应统筹推进农村“三变”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罗凌等人（2018）认为在“三变”改革中应处理好农民与工商资本的关系。所以，如何利用“三变”改革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个极大的现实课题。“三变”改革在助推乡村振兴两者间存在怎样的作用机制和路径演进仍是现实操作和研究上的“黑洞”，需要仔细推敲。
三、“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作用
（一）盘活资源，解决乡村振兴的要素流动
改革开放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分”得充分、“统”得不够，导致现在农村各种要素资源过于分散（组织分散、资源分散等），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动力。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之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离散化程度、异质性程度越来越大，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对接难度越来越大，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才能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变”改革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使得资源资产化、农民股东化。农村资源丰富（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但部分资源尚未进入市场用于生产，没有发挥资源的效能，处于闲置或浪费的状态，通过“三变”改革可有效盘活资源，解决乡村振兴的要素流动，实现农村各种资源的保值增值。
（二）明晰产权，解除乡村振兴的产权束缚
“三变”改革有利于明晰农村各种要素资源的产权关系。“三变”改革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体现，“三变”中的每一变都必须厘清产权关系，体现“谁拥有、谁贡献、谁受益”的朴素公平价值观。“三变”改革的目的还是致力于走有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道路，而市场交易需要的是明晰的产权，所以完善农村的产权制度是充分必要条件，否则“三变”改革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
（三）以效率促公平 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
“三变”改革将激发要素活力，增强农村发展动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民增收。“三变”改革致力于“联产联业、联股联心”，是一种普惠的发展、共享的发展;致力于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是以效率促进公平。“三变”改革也将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和角色，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三变”改革的具体推动和实施者，带领村民搞“三变”改革，集体经济组织在“三变”改革中盘活的村集体资源的资产收益，为村民提供红利，保障村民的收益权，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中可以兼顾效率和公平，由此也可激发农民的创造性。
四、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成效和经验
（一）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成效
从渭南市总体情况看，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范围广、数量大，共涉及12个县（市、区）、1948个村。截至2018年5月底，市级及10个县市区已经制定印发清产核资实施方案，507个村完成清产核资任务，占应完成村数的26%。经过全市清产核资，共清理资源性资产148.3万亩，经营性资产33754.6万元，非经营性资产73457.2万元。263个村完成成员界定，218个村完成股权量化，515个村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并在县级农业部门申领证书。全市已有7个县（市、区）成立县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占总县数的70%。有5个县已经出台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并开展实质性业务，占总县数的50%。全市设立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或窗口30个。渭南市积极利用确权颁证工作成果，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信合等多家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发放农权贷810笔5100万元，抵押贷款121笔4571万元。截至2017年11月底，全市农村土地经营权累计流转203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的24.1%，目前，已发放各类抵押、担保贷款20152万元。农村土地流转规模逐年上升，适度规模经营呈递增态势。试点县、村发展成效也很显著，除2017年确立华州区作为国家试点外，2018年又新增合阳、白水两个国家试点县，全市国家试点县达到3个。全市确定省级“三变”改革“千村试点”村158个，实际开展“三变”改革的村593个。158个“千村试点”村，已完成项目对接63个，17个村进行了分红，分红金额达1345.21万元。①
从试点村的典型毕新社区来看，其作为渭南市推荐的“百村示范”试点村，2017年为秦家村260户村民颁发了农村集体产权股权证，拿到股权证，每户每年可以领到1000元的保底分红，也可以用股权证抵押贷款。在清产核资中盘整出1000亩的滩涂地，村集体以每亩每年600元的价格承包给莲菜种植企业，并以这些土地组建秦家股份经济合作社，秦家村所有村民都是股东，该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吸引另外两个村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扶贫资金入股合作社，带动200户贫困户脱贫。如54岁的贫困户秦某所言，他腿脚不好，以前在村里打零工，一年也就一两千元收入，现在除了每年可以领取分红，在莲菜种植合作社浇水、除草，每月还有2800元的收入。毕新社区也以千亩莲菜池为带动，实现一业兴多业，通过在莲菜池周边修建了停车场、道路、水上乐园、农家樂配套设施，发展特色农业，吸引广大游客。②
（二）渭南市“三变”改革的经验
1. 先行先试，勇于探索
渭南市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地区，先试先行，勇于探索。立章程、谋思路、探模式，渭南市结合地方工作实际，探索制定出一部适合关中地区农村改革实际的章程规范。在确权确股上，探索出“人才股”“国有股”的股权优化设置思路，为吸收农村优秀人才参与提供了有益探索，后者为承接财政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摸索出一条好的路子。探索形成“村党组织+村级经济合作组织”的壮大集体经济的好模式，既发挥了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战斗堡垒作用，又实现了发展集体经济、产业脱贫和产权制度改革间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2. 媒介宣传，推介学习
“三变”改革作为又一次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没有范本、没有参考，只有靠自己的不断摸索。通过对先行先试者的经验总结、媒介推广，树典型、立样板，既鼓舞先进，又激励观望者。渭南市的“三变”改革先后受到中省等媒体的宣传介绍，并吸引全国各地来此观摩学习。
3. 搭建平台，产业衔接
“三变”改革的目的是实现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资源的保值增值、增加村民的资本性收入，如果只是空有概念，没有产业的话，“三变”改革将会很空洞，必须把产业发展充实到“三变”改革中。渭南市通过召开新型经营主体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发展对接会，为村集体产业发展搭建平台，渭南市各级政府为平台提供支持资金，推进产业衔接。
4. 清产核资引入第三方机构
为保证客观性、公平性，清产核资都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如华阴市10个“千村试点”村改革任务由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业机构进行，富平县美原镇清查合资工作也交由第三方机构进行。
5. 加强机构建设
为顺利推进“三变”改革工作，加强农经机构建设，如合阳县将原有的县镇两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更名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站”，在县农经站加挂了“合阳县农村经济责任审计中心”牌子，要求各镇街成立农村“三资”委托代管中心，明确了村级财务监督主体，调剂配备了5名相关专业大学生。
五、“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机理分析
（一）产业兴旺
产业兴则百业兴，乡村振兴提出产业兴旺，而“三变”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盘活农村资源，发展产业。产业发展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资源资产化后的资本“空手道”，而是把资源资产化后为产业发展提供生产要素，助推产业发展。以农业要素资源发展适合本地的农业产业，并实现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通过农业产业，延伸到二三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通过对4个乡村的调研，“三变”改革后的乡村在产业发展上都是围绕农业这一具有禀赋资源优势的产业做文章，农业作为核心圈层，向以二、三产业所组成的外围圈层延伸、扩散，不是单单谈农业，而是发展立体农业、综合农业，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
（二）生态宜居
农村的空心化成为当今大多数农村的显著符号。因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够健全，相对于城市较为落后，加上农村大多青壮年群体外出务工，农村人也不愿选择住在农村。污染“下乡”也使得农村的公共环境变得脏乱差，加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农村的公共环境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的悲剧”，在农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也一度成了奢望，可以想见，一旦农村不愿有人居住，农村没有了居民，乡村振兴又从何谈起？只有建设一个生态宜居的农村，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和公共运营平台。反过来，“三变”改革通过厘清产权，发展产业，激发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也将有助于生态宜居农村的建设。
（三）乡风文明
乡村对人的吸引力除了乡村自然景观，还有几千年所形成的传统乡土文化，这是乡村的“根”和“魂”，乡村如果丢失了其乡土文化价值，那此乡村非彼乡村，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已有过深入研究。“三变”改革发展农村经济，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集体经济组织更有能力和动力宣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村落传统价值观。强大的集体经济组织也有能力为广大村民提供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项目和活动，繁荣农村文化，促进农村的和谐文明。实现乡风文明，守住农村的“根”和“魂”，农村的和谐文明、农民素质和认识的提高，也会降低实施“三变”改革的交易成本。
（四）治理有效
治理有效内生于“三变”改革。“三变”改革的中心工作就是厘清产权关系，因为这会影响后续的收益分配。在新的产权结构安排下，必然催生再造出新的组织。资源变资产，资产的经营问题，需要一个组织。现在普遍的做法是村集体牵头成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这是对传统村集体的再造和功能强化。在组织架构和市场对接上也有很大的优势，村集体类似于企业的董事长，负责村集体发展的战略，维护村民的利益，合作社类似于企业的总经理职能，负责村集体资产的市场运营。在这一治理结构基础上，前端可以加入村党组织，中端可以加入村公共服务职能（村容村貌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等），末端可以加入外向（市场）对接，这样就形成一个开放性的治理体系。
（五）生活富裕
生活富裕是“三变”改革的落脚点。通过确权确股使资源资产化、资金股金化，可以增加村民的资本性收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讲话中提到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厘清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实现资产的市场化运营，增加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这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增收渠道。生活富裕，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也才会更有动力深入参与、推动农村改革。
六、“三变”改革中的几个关键点
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实行以“三变”改革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必然出路。“三变”改革作为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的又一次变革，尚没有一套成熟的做法可以依循，需要各地结合本地實际去探索，但从渭南市的实践出发，其中的一些关键点应引起注意。
（一）三资确权登记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趋于弱化，对于集体资源资产疏于管理，农村集体对于资源资产大多存在没有底册、产权模糊、闲置浪费等问题，所以，如何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重于保护、顺畅流转的现代农村产权体系在“三变”改革中极为重要，这对于要素市场化、管理规范化有着很大作用。农村土地承包实行“三权分置”后，已经明确了农民对于承包地的承包权，但对集体资产的确权和清产核资还尚未完成。权利大小也需要根据资源资产属性进行合理量化，即依据其价值标定其价格，以便后续的市场化。同时，确权后股权如何量化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权责与收益的匹配
不同的收益分配必然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在收益分成中应做到股权与收益相匹配，按每户入股资产资本的比例大小取得相应的收益。这既可激发村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组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应考虑到入股资本金来源的多样性，考虑采取不同的收益分配方案。各地为支持产业平台的发展，都会注入一部分资金作为帮扶启动资金，还有为扶持贫困户吸纳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资金进入合作社，因资金来源属性不同，如何在收益分配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也应加以考虑。
（三）产业平台的搭建
实现农村资源资产的整合与保值增值，需要产业的介入，但如何实现产业的盈利，保证产业在市场中的自生能力，也是“三变”改革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为此，就需要在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和市场考察的前提下选准产业发展方向，做好产业规划，搭建产业平台，筑巢引凤，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带着相应的产业项目来此发展。
（四）新农主体的培育和引进
“三变”改革虽然盘活了农村资源资产，但更重要的是能合理驾驭使用这些资源资产要素的新农主体。工业化、城镇化后农村的优质要素都进入城市和工业，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严重，这就需要培育和引进新農主体，以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市场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可以选择“一懂两爱”农村人才进行培养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对区域内有发展潜力、带动能力强的合作社进行重点培育;另一方面，引进具有资质的龙头企业，发挥其品牌带动能力。
（五）建立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农业本就一个高风险行业，加之“三变”改革涉及面广、系统性强，且无先例可循，在法律、技术操作层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和支撑，这就是使得农业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与“三变”改革的改革风险叠加，所以应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去防范和化解风险，比如建立完善政策法规、注重对平台的建设和日常运行的审计监管，完善相关的风险防控应急预案处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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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罗凌，崔云霞.再造与重构：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2016（12）：153-157.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关键词： “三变”改革;乡村振兴;农村产权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20.01.006
Abstract： “Three changes” reform i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ural system reform， which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ms up the experience and effect of Weinan’s “three changes” reform，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of “three changes” reform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oint out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the reform of “three changes” is in the aspects of power confirm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dustrial market operation.
Key words： “three changes” reform;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property rights
一、引言
改革开放形成的农村经营体制因“分”得充分、“统”得不够，加之改革红利释放的边际效益递减，使得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动力衰减。虽然国家近十年来也陆续提出了“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等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城市对于农村资源的“虹吸”效应依然很大，解决农业、农村的发展问题单纯依靠外部带动仍显不足，也需要从其内部找问题、寻对策，提高农村发展自生能力。怎么盘活农村要素资源、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就成为上到中央下到地方、从政府到研究机构都在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通过改革创新，要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群众增收”。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以“三变”改革增加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都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相关文件的梳理解读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断和感受，即“三变”改革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对于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实现乡村振兴有着极大的意义。笔者通过对渭南市4个村落的调研，从“三变”改革的视角以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乡村振兴的路径和实施机制。
二、文献综述
纵阅乡村研究的相关文献，有的从理论上阐述、总结乡村振兴的背景、本质、应处理好的关系和路径选择等理性思考。如张凤超等（2018）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正义视域分析城乡融合之于乡村振兴的本质。王振等（2018）出于对发展主义的反思，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和本土优势。姜德波等（2018）分析了乡村衰落的成因，指出乡村衰落的诸多表现，并针对性地提出实现乡村振兴的可能路径。索晓霞（2018）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认识到乡土文化的价值。叶兴庆（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深度融合两大原则，抓好“人、地、钱”三个关键。刘合光（2018）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激活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也有的从历史和案例视角分析乡村振兴。如詹国辉（2017）以江苏5个典型村数据为例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研究乡村振兴下传统村落的共生发展。蒋和平（2017）总结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种可资借鉴的模式。刘昂（2018）对江苏徐州案例村乡村治理的伦理思考，认为农村治理要实现法治、德治和自治相结合。陈美球等（2018）以江西黄溪村为例分析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制度创新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集体经济组织这个主体。王景新等（2018）通过案例分析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应以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同步规划为抓手。有的认为实施乡村振兴也应处理好相关利益关系。如陈秧分等（2018）研究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应处理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乡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传统农业和特色农业三组关系。姜长云（2018）论述了乡村振兴应规避的几种错误倾向。贺雪峰（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避免资本下乡和城市富人下乡的问题。冯海发（2018）提出推动乡村振兴应把握好的几个关系。黄祖辉（2018）认为实施乡村振兴应准确把握好“二十字”方针的相互关系，注意“三条路径”的协调推进。对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后，笔者发现对于乡村振兴宏观上、理论上的研究较多，部分文献以案例的形式总结分析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和做法。而“三变”改革作为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对乡村振兴的意义非凡，虽然实现乡村振兴的执牛耳在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下的集体经济的发展，而现有文献对于乡村振兴与“三变改革”相结合进行的研究却很少。 关于“三变”改革成功的经验首推始于贵州六盘水的“三变”改革。在对“三变”改革的研究中，桑榆（2017）指出“三变”改革的经济学逻辑在于通过建立利益的生成和制衡机制，实现资产的增值，从而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王永平等人（2018）基于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的实践，阐述了其理论逻辑及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创新启示。陈林（2018）认为实现农村市场化和农民组织化的有机联系，应统筹推进农村“三变”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罗凌等人（2018）认为在“三变”改革中应处理好农民与工商资本的关系。所以，如何利用“三变”改革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个极大的现实课题。“三变”改革在助推乡村振兴两者间存在怎样的作用机制和路径演进仍是现实操作和研究上的“黑洞”，需要仔细推敲。
三、“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作用
（一）盘活资源，解决乡村振兴的要素流动
改革开放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分”得充分、“统”得不够，导致现在农村各种要素资源过于分散（组织分散、资源分散等），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动力。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之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离散化程度、异质性程度越来越大，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对接难度越来越大，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才能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变”改革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使得资源资产化、农民股东化。农村资源丰富（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但部分资源尚未进入市场用于生产，没有发挥资源的效能，处于闲置或浪费的状态，通过“三变”改革可有效盘活资源，解决乡村振兴的要素流动，实现农村各种资源的保值增值。
（二）明晰产权，解除乡村振兴的产权束缚
“三变”改革有利于明晰农村各种要素资源的产权关系。“三变”改革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体现，“三变”中的每一变都必须厘清产权关系，体现“谁拥有、谁贡献、谁受益”的朴素公平价值观。“三变”改革的目的还是致力于走有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道路，而市场交易需要的是明晰的产权，所以完善农村的产权制度是充分必要条件，否则“三变”改革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
（三）以效率促公平 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
“三变”改革将激发要素活力，增强农村发展动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民增收。“三变”改革致力于“联产联业、联股联心”，是一种普惠的发展、共享的发展;致力于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是以效率促进公平。“三变”改革也将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和角色，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三变”改革的具体推动和实施者，带领村民搞“三变”改革，集体经济组织在“三变”改革中盘活的村集体资源的资产收益，为村民提供红利，保障村民的收益权，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中可以兼顾效率和公平，由此也可激发农民的创造性。
四、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成效和经验
（一）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成效
从渭南市总体情况看，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范围广、数量大，共涉及12个县（市、区）、1948个村。截至2018年5月底，市级及10个县市区已经制定印发清产核资实施方案，507个村完成清产核资任务，占应完成村数的26%。经过全市清产核资，共清理资源性资产148.3万亩，经营性资产33754.6万元，非经营性资产73457.2万元。263个村完成成员界定，218个村完成股权量化，515个村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并在县级农业部门申领证书。全市已有7个县（市、区）成立县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占总县数的70%。有5个县已经出台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并开展实质性业务，占总县数的50%。全市设立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或窗口30个。渭南市积极利用确权颁证工作成果，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信合等多家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发放农权贷810笔5100万元，抵押贷款121笔4571万元。截至2017年11月底，全市农村土地经营权累计流转203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的24.1%，目前，已发放各类抵押、担保贷款20152万元。农村土地流转规模逐年上升，适度规模经营呈递增态势。试点县、村发展成效也很显著，除2017年确立华州区作为国家试点外，2018年又新增合阳、白水两个国家试点县，全市国家试点县达到3个。全市确定省级“三变”改革“千村试点”村158个，实际开展“三变”改革的村593个。158个“千村试点”村，已完成项目对接63个，17个村进行了分红，分红金额达1345.21万元。①
从试点村的典型毕新社区来看，其作为渭南市推荐的“百村示范”试点村，2017年为秦家村260户村民颁发了农村集体产权股权证，拿到股权证，每户每年可以领到1000元的保底分红，也可以用股权证抵押贷款。在清产核资中盘整出1000亩的滩涂地，村集体以每亩每年600元的价格承包给莲菜种植企业，并以这些土地组建秦家股份经济合作社，秦家村所有村民都是股东，该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吸引另外两个村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扶贫资金入股合作社，带动200户贫困户脱贫。如54岁的贫困户秦某所言，他腿脚不好，以前在村里打零工，一年也就一两千元收入，现在除了每年可以领取分红，在莲菜种植合作社浇水、除草，每月还有2800元的收入。毕新社区也以千亩莲菜池为带动，实现一业兴多业，通过在莲菜池周边修建了停车场、道路、水上乐园、农家樂配套设施，发展特色农业，吸引广大游客。②
（二）渭南市“三变”改革的经验
1. 先行先试，勇于探索
渭南市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地区，先试先行，勇于探索。立章程、谋思路、探模式，渭南市结合地方工作实际，探索制定出一部适合关中地区农村改革实际的章程规范。在确权确股上，探索出“人才股”“国有股”的股权优化设置思路，为吸收农村优秀人才参与提供了有益探索，后者为承接财政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摸索出一条好的路子。探索形成“村党组织+村级经济合作组织”的壮大集体经济的好模式，既发挥了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战斗堡垒作用，又实现了发展集体经济、产业脱贫和产权制度改革间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2. 媒介宣传，推介学习
“三变”改革作为又一次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没有范本、没有参考，只有靠自己的不断摸索。通过对先行先试者的经验总结、媒介推广，树典型、立样板，既鼓舞先进，又激励观望者。渭南市的“三变”改革先后受到中省等媒体的宣传介绍，并吸引全国各地来此观摩学习。
3. 搭建平台，产业衔接
“三变”改革的目的是实现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资源的保值增值、增加村民的资本性收入，如果只是空有概念，没有产业的话，“三变”改革将会很空洞，必须把产业发展充实到“三变”改革中。渭南市通过召开新型经营主体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发展对接会，为村集体产业发展搭建平台，渭南市各级政府为平台提供支持资金，推进产业衔接。
4. 清产核资引入第三方机构
为保证客观性、公平性，清产核资都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如华阴市10个“千村试点”村改革任务由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业机构进行，富平县美原镇清查合资工作也交由第三方机构进行。
5. 加强机构建设
为顺利推进“三变”改革工作，加强农经机构建设，如合阳县将原有的县镇两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更名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站”，在县农经站加挂了“合阳县农村经济责任审计中心”牌子，要求各镇街成立农村“三资”委托代管中心，明确了村级财务监督主体，调剂配备了5名相关专业大学生。
五、“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机理分析
（一）产业兴旺
产业兴则百业兴，乡村振兴提出产业兴旺，而“三变”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盘活农村资源，发展产业。产业发展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资源资产化后的资本“空手道”，而是把资源资产化后为产业发展提供生产要素，助推产业发展。以农业要素资源发展适合本地的农业产业，并实现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通过农业产业，延伸到二三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通过对4个乡村的调研，“三变”改革后的乡村在产业发展上都是围绕农业这一具有禀赋资源优势的产业做文章，农业作为核心圈层，向以二、三产业所组成的外围圈层延伸、扩散，不是单单谈农业，而是发展立体农业、综合农业，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
（二）生态宜居
农村的空心化成为当今大多数农村的显著符号。因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够健全，相对于城市较为落后，加上农村大多青壮年群体外出务工，农村人也不愿选择住在农村。污染“下乡”也使得农村的公共环境变得脏乱差，加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农村的公共环境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的悲剧”，在农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也一度成了奢望，可以想见，一旦农村不愿有人居住，农村没有了居民，乡村振兴又从何谈起？只有建设一个生态宜居的农村，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和公共运营平台。反过来，“三变”改革通过厘清产权，发展产业，激发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也将有助于生态宜居农村的建设。
（三）乡风文明
乡村对人的吸引力除了乡村自然景观，还有几千年所形成的传统乡土文化，这是乡村的“根”和“魂”，乡村如果丢失了其乡土文化价值，那此乡村非彼乡村，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已有过深入研究。“三变”改革发展农村经济，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集体经济组织更有能力和动力宣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村落传统价值观。强大的集体经济组织也有能力为广大村民提供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项目和活动，繁荣农村文化，促进农村的和谐文明。实现乡风文明，守住农村的“根”和“魂”，农村的和谐文明、农民素质和认识的提高，也会降低实施“三变”改革的交易成本。
（四）治理有效
治理有效内生于“三变”改革。“三变”改革的中心工作就是厘清产权关系，因为这会影响后续的收益分配。在新的产权结构安排下，必然催生再造出新的组织。资源变资产，资产的经营问题，需要一个组织。现在普遍的做法是村集体牵头成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这是对传统村集体的再造和功能强化。在组织架构和市场对接上也有很大的优势，村集体类似于企业的董事长，负责村集体发展的战略，维护村民的利益，合作社类似于企业的总经理职能，负责村集体资产的市场运营。在这一治理结构基础上，前端可以加入村党组织，中端可以加入村公共服务职能（村容村貌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等），末端可以加入外向（市场）对接，这样就形成一个开放性的治理体系。
（五）生活富裕
生活富裕是“三变”改革的落脚点。通过确权确股使资源资产化、资金股金化，可以增加村民的资本性收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讲话中提到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厘清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实现资产的市场化运营，增加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这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增收渠道。生活富裕，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也才会更有动力深入参与、推动农村改革。
六、“三变”改革中的几个关键点
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实行以“三变”改革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必然出路。“三变”改革作为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的又一次变革，尚没有一套成熟的做法可以依循，需要各地结合本地實际去探索，但从渭南市的实践出发，其中的一些关键点应引起注意。
（一）三资确权登记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趋于弱化，对于集体资源资产疏于管理，农村集体对于资源资产大多存在没有底册、产权模糊、闲置浪费等问题，所以，如何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重于保护、顺畅流转的现代农村产权体系在“三变”改革中极为重要，这对于要素市场化、管理规范化有着很大作用。农村土地承包实行“三权分置”后，已经明确了农民对于承包地的承包权，但对集体资产的确权和清产核资还尚未完成。权利大小也需要根据资源资产属性进行合理量化，即依据其价值标定其价格，以便后续的市场化。同时，确权后股权如何量化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权责与收益的匹配
不同的收益分配必然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在收益分成中应做到股权与收益相匹配，按每户入股资产资本的比例大小取得相应的收益。这既可激发村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组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应考虑到入股资本金来源的多样性，考虑采取不同的收益分配方案。各地为支持产业平台的发展，都会注入一部分资金作为帮扶启动资金，还有为扶持贫困户吸纳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资金进入合作社，因资金来源属性不同，如何在收益分配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也应加以考虑。
（三）产业平台的搭建
实现农村资源资产的整合与保值增值，需要产业的介入，但如何实现产业的盈利，保证产业在市场中的自生能力，也是“三变”改革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为此，就需要在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和市场考察的前提下选准产业发展方向，做好产业规划，搭建产业平台，筑巢引凤，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带着相应的产业项目来此发展。
（四）新农主体的培育和引进
“三变”改革虽然盘活了农村资源资产，但更重要的是能合理驾驭使用这些资源资产要素的新农主体。工业化、城镇化后农村的优质要素都进入城市和工业，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严重，这就需要培育和引进新農主体，以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市场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可以选择“一懂两爱”农村人才进行培养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对区域内有发展潜力、带动能力强的合作社进行重点培育;另一方面，引进具有资质的龙头企业，发挥其品牌带动能力。
（五）建立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农业本就一个高风险行业，加之“三变”改革涉及面广、系统性强，且无先例可循，在法律、技术操作层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和支撑，这就是使得农业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与“三变”改革的改革风险叠加，所以应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去防范和化解风险，比如建立完善政策法规、注重对平台的建设和日常运行的审计监管，完善相关的风险防控应急预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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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