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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他是站在个人立场向强权呐喊，争取人格尊严的自由主义学者，12年的沉寂后，摩罗从自由主义向民族主义悄然调头……
“中国人没有所谓的国民劣根性。”摩罗坐在自己的客厅里认真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道。他面前的桌上摆放着—个月前刚刚出版的新作《中国站起来》。书从书名到装帧都让人嗅到《中国不高兴》中的民族主义气息。书中，摩罗对于“五四”精英大加讨伐，激动地宣称“五四”精英是“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将鲁迅等人对于国民性的批评视为“精神大崩溃”，并且为中国日后的发展“种下了有毒的种子”，甚至大声疾呼“愤青爱国何错之有?”
——摩罗变了。
他从上世纪90年代那个站在个人立场向强权呐喊，争取人格尊严的自由主义学者向民族主义悄然调头。
于是，对摩罗的讨伐毫无悬念地袭来。曾经将摩罗视为精神同道者的学者余杰向“昔日战友”提出绝交。《中国站起来》的新书发布会上，著名学者钱理群——他的名字在新书的“联袂推荐”之列，最终决定不出席，“以免给摩罗带来太大压力”。
从外界看来，摩罗的转向确实令他曾经的同道者尴尬。钱理群曾称摩罗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者”，而这个战士这一次将匕首和投枪对准了自己曾经的精神指引者。评论者潘采夫认为摩罗是“今我对昨我展开血淋淋的屠杀”。
“绝交的事我也没考虑太多。其实我的转变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痛苦转折。”摩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站起来》是其近两年来的写作结果。2004年，摩罗在某文学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六道悲伤》，但显然，摩罗并不长于小说写作。在那之后，他一直再未动笔，而是开始大量阅读。他撇开以往的阅读局限，一头扎进对殖民史的研究之中。“我阅读殖民史发现西方人在非洲贩卖人口，在美洲烧杀抢掠。这让我从以前自己认可的国民劣根性的自卑体验中彻底解放出来了。”摩罗说，“我觉得中国真是—个可敬重的、比较善良的、有理性的民族。西方人殖民时期做的那些事简直和魔鬼没什么两样。”摩罗皱着眉头，十分认真地说。
在此之前，摩罗的立场截然相反。他相信“五四”精英所描述的中国国民劣根性，相信中国文化深处所特有的愚昧和非理性，期待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彻底改造。
摩罗的大学教育从1978年开始。彼时，刚刚摆脱“文革”梦魇的中国百废待兴，压抑十年的知识分子开始强烈批判左倾灾难。他们所用的方法是引进西方的理念、阐释西方的制度。而文革灾难似乎再一次成为国民集体非理性的强大证据，“五四”时期对于国民劣根的批判在80年代又一次成为主流。“教育体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会相信什么。”摩罗反思20年前的教育时这样说。
于是从那时起，摩罗认可了“五四”精英。他将鲁迅的名作《摩罗诗力说》中意味“恶魔”的这两字抽离出来作为自己的笔名，自诩“与中国奴隶区分开来。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只有做魔鬼。”
摩罗在90年代出版了震惊思想界的《耻辱者手记》，在书中他自觉秉承鲁迅精神，对国民性强烈批判，以—个底层体验者的身份向强权呐喊，讨要尊严。摩罗迅速声名鹊起，被自由主义者们公认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后，其他思想随笔大批出炉。《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都彰显着精神战士的姿态。摩罗迅速被青年人奉为新一代精神导师。“其实，那一阵我也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每天和那些被定义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聚会，我没那么圈子化。”摩罗解释。
麻烦伴随盛名而至。彼时摩罗任教的北京某高校开始对摩罗停发奖金，继而停发工资。外界谣传四起，称这样的状况“因为摩罗所持个人思想立场而导致”。而大致从那时起，摩罗逐渐搁笔，淡出大众視野，如此隐遁更加引发猜测一片。“很遗憾，从来没人请我去喝茶。我的茶叶都是自己买单。”摩罗笑着回忆并澄清，“在大学的时候，我确实经历过一段不顺利，但是没人跟我说过原因，也未必就是外界猜测的那样。”
在那之后，摩罗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带宗教方向的研究生。对于基督教的研究其实仍来源于“五四”精英的指导，在摩罗精神苦闷的时候，他自然寻求西方宗教的救赎。但是研究的过程却让他体验到宗教并非如他想象的那般纯洁，宗教历史上与政治的合流以及对于殖民史的佐证，让摩罗开始清算自已之前的思想。“世界上只有一种人类，只有一种人性。人有那种卑劣残暴的一面，悲剧性的一面，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以前我认为这些是中国人特有的劣根，这多令人绝望。”摩罗说。
与外界认为的急转弯不同，摩罗坚持自己的思想与之前保持同样底色。“之前我是站在底层的个人视角向强权呐喊。现在我是站在一个相对的底层国家，向西方强权国家呐喊。”摩罗的本意是想为自己曾经的思想纠偏，他企图以更加客观的视角解读“五四”一代。而此时，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言论正巧甚嚣尘上，摩罗与这样的思潮从不同流域同归一处。“我和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是恰巧碰到，我和他们并不是同样的路径走过来的。”摩罗说。
摩罗的书房中已经很少能够看到文学作品，书架上塞满了国际关系和殖民史方面的书籍。他很少阅读大众媒体，每天翻阅的大致只有《参考消息》，网友公认的代言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网站他也区分不清，有时对于有些网上的民族主义观点他深以为然，但同时对一些简单的口号又不屑一顾……
但无论怎样，《中国站起来》大众读物的定位让书中的很多话语写得极端且简单。此书的责编陈智富坦言，“书名和一些比较刺激的标题都是我改的。但摩罗是认可的。”
3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前往摩罗家里采访，摩罗认为自己曾经是个书呆子，所以现在他更愿意“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他深信曾经迷恋“五四”精英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被洗脑”的结果，而这次的转变，是通过自己的阅读清醒得来，二者本质不同。
这确实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建构和崩溃可以同时发生，连知识分子们也无法预言自身的转变和分裂。12年的沉寂，让摩罗从自由主义奔向民族主义，那么再12年轮回之后，他是否会对自己展开再一次思想清剿呢?
“‘麻木’不用夸大成一个精神化的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新书出来以后，很多人批评你，说你对整个“五四”加以否定，但实际上你只想批评“五四”一代时于国民劣根性的建构?那么你认为“五四”时期批评中国人的麻木、一盘散沙等等所谓的劣根特质，是不是客观存在的?
摩罗：对。我说过，以我的学养全面反思“五四”都不可能，更不可能全面否定“五四”。我只是说“五四”一代精英建构国民劣根性这个事情做错了。至于你说的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我认为还是应该持慎重的态度来谈论，当时中国的缺点，或者当时的悲惨境遇。当时国将不国的背景，要做出什么解释，是可以多种选择的。我认为“五四”做出了一个比较错误的解释。 中西斗争的失败原因，有多种选择，“五四”一代的选择至少是简单化了。
每个民族都有问题，至于在具体语境中说的麻木，你得放到很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中去解读和分析，而不是说中华民族独有的劣根性。一个群体长期为温饱压制，对温饱之外的事肯定是麻木的，这一点不奇怪。所以麻木不用夸大成一个很精神化的状态，任何一个种族到那个境遇都是一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说，“五四”一代忘记了爱国。可如果说他们的自我批判是为了一个国家诊病，你不会否认吧?
摩罗：那当然，他们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五四”一代还是想在他的认识内，让中国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西方的文化，才能够让中国得到新生，让中国民众得到新生。就像有些动物断尾求生—样，不得不付出重大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中国文化的正当性。否定民族特征的正当性，宁愿付出这个来获得民族新生，有他的苦衷和合理之处。站在今天来看也不能说没有效果。
我真正要说的是，一百年前“五四”的人用那样的方式激励我们进步，绝地复生。那套话语起到了惊醒人心的效果，今天如果再操着那套话语指导我们跟国际打交道，只能处处都输。今天我们不能再用“五四”那套话语去说事。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笔名都是来自鲁迅，你现在用这个名字对鲁迅进行批判，你自己觉得尴尬吗?
摩罗：这没什么尴尬的，我觉得鲁迅还是很伟大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新书受到争议是因为立场的转变，你承认90年代你是自由主义者，而现在转变成民族主义者吗?
摩罗：我对什么主义一直是比较麻木，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其实更多的还是文学化的状态，比较讲究个人的内心体验。现在又喜欢用主义来说事，其实，西方人中的主流群体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西方对自己本民族之外的人讲过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从来都是他民族内部的—个协调关系的模式。为了把我们民族內部各阶层的利益照顾好，那就用非人性的方式抢别人杀别人，这个时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布什在当下大环境和平的情况下到伊拉克屠杀一百万是不是魔鬼?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在90年代，我把你刚才的话说给你听，你会不会说，他们是在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吗?
摩罗：我可能会这么说，我十年前对今天的话肯定听不进去。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现在还是否认同民主、自由这样的价值观吗?
摩罗：我这个书里反复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这肯定有一种相通的东西。这个应该是在认可所有民族文化和所有群体正当性的条件下，来寻找共通的价值，而不是哪个民族把他的价值端出来说这个是普世的，你们要接受。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接受的是在刀剑之中取得胜利的胜利者的价值标准?
“我和民族主义恰好碰到”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的这种思想上的转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吗?对于你以前的书，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反思?
摩罗：其实没有痛苦，很自然的过渡。我只是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对于以前的思想我觉得过于简单化，有这个反思。最近几年我和经济学者在一起泡的时间多一点，了解一些经济上的事，觉得现实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反而是我们因为了解的资讯不够，对于一些事做了批评。
中国新闻周刊：90年代你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告诉大家你有权进行批评，而现在在告诫大家不要再那样做了?
摩罗：不是“别那样做”。而是说我们不要用简单的方式去做道德审判。我以前遇到孙志刚的事，遇到唐福珍的事义愤填膺不用说，我写文章两三次之后就发现，只做人道主义表态没用，知识分子还是要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研究问题的症结在哪，怎么去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再遇到这样的事你还会表态吗?有人说围观改变中国。
摩罗：围观是应该的，再大规模的围观都应该。我是说在关注之上还要进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你书中有的概念是从《中国不高兴》来的，你认同那本书吗?
摩罗：那本书当然好啊，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没看《中国不高兴》就对它不高兴。它里面有很多问题说得很实际啊。我是在研究殖民史的时候恰好看到这本书的。其实我和民族主义是恰好碰到，和他们并不是一条道上走过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就是说，你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些东西也并不认同?对之前同道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还认同吗?
摩罗：我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对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这二者是对立关系吗?
摩罗：假如没有相关的国际语境，我觉得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不对立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弱国，自由主义的来源，和中国接受自由主义的人，难免与国际社会的环境有关系，两者就有相抵触的一面。但是我觉得是暂时的。在中国也可以是一致的。
随着发展，在中国也存在一致的可能。未来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合流的。
“中国人没有所谓的国民劣根性。”摩罗坐在自己的客厅里认真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道。他面前的桌上摆放着—个月前刚刚出版的新作《中国站起来》。书从书名到装帧都让人嗅到《中国不高兴》中的民族主义气息。书中，摩罗对于“五四”精英大加讨伐，激动地宣称“五四”精英是“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将鲁迅等人对于国民性的批评视为“精神大崩溃”，并且为中国日后的发展“种下了有毒的种子”，甚至大声疾呼“愤青爱国何错之有?”
——摩罗变了。
他从上世纪90年代那个站在个人立场向强权呐喊，争取人格尊严的自由主义学者向民族主义悄然调头。
于是，对摩罗的讨伐毫无悬念地袭来。曾经将摩罗视为精神同道者的学者余杰向“昔日战友”提出绝交。《中国站起来》的新书发布会上，著名学者钱理群——他的名字在新书的“联袂推荐”之列，最终决定不出席，“以免给摩罗带来太大压力”。
从外界看来，摩罗的转向确实令他曾经的同道者尴尬。钱理群曾称摩罗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者”，而这个战士这一次将匕首和投枪对准了自己曾经的精神指引者。评论者潘采夫认为摩罗是“今我对昨我展开血淋淋的屠杀”。
“绝交的事我也没考虑太多。其实我的转变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痛苦转折。”摩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站起来》是其近两年来的写作结果。2004年，摩罗在某文学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六道悲伤》，但显然，摩罗并不长于小说写作。在那之后，他一直再未动笔，而是开始大量阅读。他撇开以往的阅读局限，一头扎进对殖民史的研究之中。“我阅读殖民史发现西方人在非洲贩卖人口，在美洲烧杀抢掠。这让我从以前自己认可的国民劣根性的自卑体验中彻底解放出来了。”摩罗说，“我觉得中国真是—个可敬重的、比较善良的、有理性的民族。西方人殖民时期做的那些事简直和魔鬼没什么两样。”摩罗皱着眉头，十分认真地说。
在此之前，摩罗的立场截然相反。他相信“五四”精英所描述的中国国民劣根性，相信中国文化深处所特有的愚昧和非理性，期待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彻底改造。
摩罗的大学教育从1978年开始。彼时，刚刚摆脱“文革”梦魇的中国百废待兴，压抑十年的知识分子开始强烈批判左倾灾难。他们所用的方法是引进西方的理念、阐释西方的制度。而文革灾难似乎再一次成为国民集体非理性的强大证据，“五四”时期对于国民劣根的批判在80年代又一次成为主流。“教育体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会相信什么。”摩罗反思20年前的教育时这样说。
于是从那时起，摩罗认可了“五四”精英。他将鲁迅的名作《摩罗诗力说》中意味“恶魔”的这两字抽离出来作为自己的笔名，自诩“与中国奴隶区分开来。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只有做魔鬼。”
摩罗在90年代出版了震惊思想界的《耻辱者手记》，在书中他自觉秉承鲁迅精神，对国民性强烈批判，以—个底层体验者的身份向强权呐喊，讨要尊严。摩罗迅速声名鹊起，被自由主义者们公认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后，其他思想随笔大批出炉。《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都彰显着精神战士的姿态。摩罗迅速被青年人奉为新一代精神导师。“其实，那一阵我也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每天和那些被定义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聚会，我没那么圈子化。”摩罗解释。
麻烦伴随盛名而至。彼时摩罗任教的北京某高校开始对摩罗停发奖金，继而停发工资。外界谣传四起，称这样的状况“因为摩罗所持个人思想立场而导致”。而大致从那时起，摩罗逐渐搁笔，淡出大众視野，如此隐遁更加引发猜测一片。“很遗憾，从来没人请我去喝茶。我的茶叶都是自己买单。”摩罗笑着回忆并澄清，“在大学的时候，我确实经历过一段不顺利，但是没人跟我说过原因，也未必就是外界猜测的那样。”
在那之后，摩罗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带宗教方向的研究生。对于基督教的研究其实仍来源于“五四”精英的指导，在摩罗精神苦闷的时候，他自然寻求西方宗教的救赎。但是研究的过程却让他体验到宗教并非如他想象的那般纯洁，宗教历史上与政治的合流以及对于殖民史的佐证，让摩罗开始清算自已之前的思想。“世界上只有一种人类，只有一种人性。人有那种卑劣残暴的一面，悲剧性的一面，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以前我认为这些是中国人特有的劣根，这多令人绝望。”摩罗说。
与外界认为的急转弯不同，摩罗坚持自己的思想与之前保持同样底色。“之前我是站在底层的个人视角向强权呐喊。现在我是站在一个相对的底层国家，向西方强权国家呐喊。”摩罗的本意是想为自己曾经的思想纠偏，他企图以更加客观的视角解读“五四”一代。而此时，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言论正巧甚嚣尘上，摩罗与这样的思潮从不同流域同归一处。“我和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是恰巧碰到，我和他们并不是同样的路径走过来的。”摩罗说。
摩罗的书房中已经很少能够看到文学作品，书架上塞满了国际关系和殖民史方面的书籍。他很少阅读大众媒体，每天翻阅的大致只有《参考消息》，网友公认的代言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网站他也区分不清，有时对于有些网上的民族主义观点他深以为然，但同时对一些简单的口号又不屑一顾……
但无论怎样，《中国站起来》大众读物的定位让书中的很多话语写得极端且简单。此书的责编陈智富坦言，“书名和一些比较刺激的标题都是我改的。但摩罗是认可的。”
3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前往摩罗家里采访，摩罗认为自己曾经是个书呆子，所以现在他更愿意“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他深信曾经迷恋“五四”精英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被洗脑”的结果，而这次的转变，是通过自己的阅读清醒得来，二者本质不同。
这确实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建构和崩溃可以同时发生，连知识分子们也无法预言自身的转变和分裂。12年的沉寂，让摩罗从自由主义奔向民族主义，那么再12年轮回之后，他是否会对自己展开再一次思想清剿呢?
“‘麻木’不用夸大成一个精神化的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新书出来以后，很多人批评你，说你对整个“五四”加以否定，但实际上你只想批评“五四”一代时于国民劣根性的建构?那么你认为“五四”时期批评中国人的麻木、一盘散沙等等所谓的劣根特质，是不是客观存在的?
摩罗：对。我说过，以我的学养全面反思“五四”都不可能，更不可能全面否定“五四”。我只是说“五四”一代精英建构国民劣根性这个事情做错了。至于你说的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我认为还是应该持慎重的态度来谈论，当时中国的缺点，或者当时的悲惨境遇。当时国将不国的背景，要做出什么解释，是可以多种选择的。我认为“五四”做出了一个比较错误的解释。 中西斗争的失败原因，有多种选择，“五四”一代的选择至少是简单化了。
每个民族都有问题，至于在具体语境中说的麻木，你得放到很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中去解读和分析，而不是说中华民族独有的劣根性。一个群体长期为温饱压制，对温饱之外的事肯定是麻木的，这一点不奇怪。所以麻木不用夸大成一个很精神化的状态，任何一个种族到那个境遇都是一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说，“五四”一代忘记了爱国。可如果说他们的自我批判是为了一个国家诊病，你不会否认吧?
摩罗：那当然，他们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五四”一代还是想在他的认识内，让中国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西方的文化，才能够让中国得到新生，让中国民众得到新生。就像有些动物断尾求生—样，不得不付出重大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中国文化的正当性。否定民族特征的正当性，宁愿付出这个来获得民族新生，有他的苦衷和合理之处。站在今天来看也不能说没有效果。
我真正要说的是，一百年前“五四”的人用那样的方式激励我们进步，绝地复生。那套话语起到了惊醒人心的效果，今天如果再操着那套话语指导我们跟国际打交道，只能处处都输。今天我们不能再用“五四”那套话语去说事。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笔名都是来自鲁迅，你现在用这个名字对鲁迅进行批判，你自己觉得尴尬吗?
摩罗：这没什么尴尬的，我觉得鲁迅还是很伟大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新书受到争议是因为立场的转变，你承认90年代你是自由主义者，而现在转变成民族主义者吗?
摩罗：我对什么主义一直是比较麻木，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其实更多的还是文学化的状态，比较讲究个人的内心体验。现在又喜欢用主义来说事，其实，西方人中的主流群体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西方对自己本民族之外的人讲过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从来都是他民族内部的—个协调关系的模式。为了把我们民族內部各阶层的利益照顾好，那就用非人性的方式抢别人杀别人，这个时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布什在当下大环境和平的情况下到伊拉克屠杀一百万是不是魔鬼?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在90年代，我把你刚才的话说给你听，你会不会说，他们是在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吗?
摩罗：我可能会这么说，我十年前对今天的话肯定听不进去。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现在还是否认同民主、自由这样的价值观吗?
摩罗：我这个书里反复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这肯定有一种相通的东西。这个应该是在认可所有民族文化和所有群体正当性的条件下，来寻找共通的价值，而不是哪个民族把他的价值端出来说这个是普世的，你们要接受。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接受的是在刀剑之中取得胜利的胜利者的价值标准?
“我和民族主义恰好碰到”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的这种思想上的转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吗?对于你以前的书，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反思?
摩罗：其实没有痛苦，很自然的过渡。我只是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对于以前的思想我觉得过于简单化，有这个反思。最近几年我和经济学者在一起泡的时间多一点，了解一些经济上的事，觉得现实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反而是我们因为了解的资讯不够，对于一些事做了批评。
中国新闻周刊：90年代你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告诉大家你有权进行批评，而现在在告诫大家不要再那样做了?
摩罗：不是“别那样做”。而是说我们不要用简单的方式去做道德审判。我以前遇到孙志刚的事，遇到唐福珍的事义愤填膺不用说，我写文章两三次之后就发现，只做人道主义表态没用，知识分子还是要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研究问题的症结在哪，怎么去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再遇到这样的事你还会表态吗?有人说围观改变中国。
摩罗：围观是应该的，再大规模的围观都应该。我是说在关注之上还要进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你书中有的概念是从《中国不高兴》来的，你认同那本书吗?
摩罗：那本书当然好啊，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没看《中国不高兴》就对它不高兴。它里面有很多问题说得很实际啊。我是在研究殖民史的时候恰好看到这本书的。其实我和民族主义是恰好碰到，和他们并不是一条道上走过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就是说，你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些东西也并不认同?对之前同道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还认同吗?
摩罗：我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对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这二者是对立关系吗?
摩罗：假如没有相关的国际语境，我觉得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不对立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弱国，自由主义的来源，和中国接受自由主义的人，难免与国际社会的环境有关系，两者就有相抵触的一面。但是我觉得是暂时的。在中国也可以是一致的。
随着发展，在中国也存在一致的可能。未来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合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