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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以汉族为主体，另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分布在我国各个地区，以“大杂居，小聚居”为分布特征。其中我国西南，西北两个地区为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建国以来，我国推行了少数民族自治为主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基本实现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发展，团结一致的格局。但近年来，民族极端势力抬头，策划了“七五”“藏独”等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恶劣恐怖事件，这让我们不由地得反思我国在民族融合方面存在的短板。而在社会学中一直有观点认为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婚姻则是构成家庭，实现两性关系合法与双系抚育的核心家庭的必要条件，家庭的构成将促进社会的整合程度，对社会稳定有着一定的帮助。由此出发，本文将聚焦民族融合问题，试图通过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融合的状况，思考能否通过鼓励族际通婚的方式探索出新的促进民族融合的道路。
【关键词】：民族融合 婚姻
一、研究缘起
笔者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的一个汉族家庭，祖籍河南南阳。是在1955年爷爷来到新疆成为公务员后定居的，至今64年间已三代定居于新疆，期间河南的众多亲戚也通过投靠来到新疆定居，成为籍贯为新疆的当地人。在新疆生活的二十多年间，对新疆的风土人情，对新疆的山水草木有着很深的感情。2009年也亲身经历了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七·五”，对民族极端势力深恶痛绝，对事件中死伤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同胞深感悲痛。此次暴力恐怖事件影响重大，不仅是直观上的对新疆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与对法治社会法律公义的践踏，事实上也严重影响了新疆刚刚起步，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影响了内地人对待新疆与新疆人的观点和态度，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民族政策的看法与言论。近十年来，新疆着重维稳，在社会治安方面投入了足够的重视与精力，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已有事实证明得到了可靠的保障，在新疆历次劫难后重新踏上正轨的时间里，如何在稳定局面得到保障后百废待兴，如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怀着一个土生土长新疆人的乡土情感和作为一名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学以致用的追求，笔者也开始对这个问题做自己的思考，这就是本文最初的写作动机。
而把婚姻与民族融合联系起来的观点源于2019年5月9日，新疆招生网公布的《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加分政策项的重大改革。民考汉加分从50分降至15分，回族加分从10分降至5分，除此以外，父母一方为汉族等其他民族，另一方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藏族、俄罗斯族等11个民族的考生，在其高考成绩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而在2018年的加分政策中，父母双方都是11个民族的加50分，其中一方为着11个民族的只加10分。这一政策的改变不仅是对新疆汉语教育普及程度的肯定，也是缩小汉民心理隔阂的重大举措，而单少数民族家庭较双少数民族家庭加分政策的改革足足吸引了我的注意。在中国，高考对于每一个应届青少年，对每一个家庭的意义举足轻重，這一政策改革无形中会增加民汉通婚的几率，使得在新疆将会有更多的单少数民族家庭出现，这一隐性的通婚鼓励让我想到了婚姻对民族融合的作用，让我有了是否可以通过鼓励民汉通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融合，实现团结的思考。
正文
二、族际婚姻对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分析
族际通婚是指不同民族或种族间的通婚联姻，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通婚联姻两种基本类型。族际通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族群关系的真实状况，对促进民族交往，加强各民族相互包容理解，和谐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这一点在中国古已有之，纵观历史，我国政府对待不同民族间通婚的态度多是宽容的，其中尤以北朝历代最为典型，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逐渐汉化的这一时期奠定了我国多民族共生格局的雏形。族际通婚在我国历史上也留下了如昭君出塞的美谈，可见通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促进民族融合，政治上能够有效维持稳定的方式。
在社会学中，对婚姻与家庭通常是作为一组概念来研究的，社会学中认为婚姻包括婚姻仪式都是有着社会功能的，一方面借与同家族、朋友、同事聚会的机会，加强社会网络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婚礼向社会正式宣示了男女双方两个家庭的联姻。这种姻亲关系将在今后新家庭和男女双方家族的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对于族际婚姻来说，这种功能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放大，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男女的结合形成的亲密关系会在日常交流中不断消弭原本的隔阂与差异，达到彼此理解、包容、甚至同化的结果。这种通过亲密关系实现的理解是其他宣传手段抑或政策对话所不及的。此外，社会学认为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而男女姻亲关系的达成是构成家庭的前提条件，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环节有着无可替代的诸多功能，他将社会中的个体凝聚成一个稳定的小集体，家庭意识是无论任何民族都会有的思维，家人的安危，家庭未来的发展都会限制这个家庭中成员的行为，换言之，它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经济层面
婚姻的社会功能中在经济层面存在一个潜功能，即婚礼仪式本身就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相关研究指出，一场婚礼策划及其举办，将涉及婚礼策划、婚纱摄影、婚礼礼服、珠宝首饰、婚庆婚宴、蜜月旅行、新居购租、新居家具、居家用品等76个行业。可见由婚礼仪式衍生的产业收益是相当可观的。此外，不仅是婚礼仪式，婚姻构成合法的两性关系，也将两个原生家庭弥合在一起，双方的经济基础将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未来的消费意愿也将由个人的消费意愿变化为个人与家庭相结合的意识。
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以新疆为例，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衡也是导致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我国对此也一直以各民族共同富裕为初心不断推出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取得发展与进步，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族际婚姻能够将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原生家庭通过姻亲关系联系在一起，原本两个家庭间经济上存在的差距就有可能成为在这一差距处于劣势的家庭得到发展的机会，这一点在德国社会学家L.穆勒关于结婚动机的观点中有所体现，他将结婚动机总结为性爱、爱情、财物、地位与荣誉、被迫五种动机，其中财物动机是指为着追求更优越的物质生活而产生的结婚意愿，由此可以看出婚姻在消弭经济差距上是有其功能的，当然结婚的动机是复合而非单一的，在这里并不能认为族际婚姻是由财物动机达成的，只是族际婚姻具有这一功能。经济富足的一方会因为姻亲关系的存在对相对不富裕的一方提供帮助，不同的发展理念也能够在夫妻的交流中得到取长补短，牧业见长的少数民族与农业或是商业见长的汉族的结合，有可能发生正向的化学反应，产生提高经济收入的新技能。 （二）文化层面
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导致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自然是汉文化为主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亚文化存在的国家。一般情况下，不同文化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群体，当亚文化群体的观念与主文化群体的观念不产生原则上的分歧，主文化对待亚文化的态度是包容的。但当亚文化群体对主文化作出挑战，冲击，甚至以一些越轨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主文化与亚文化就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宗教极端势力就是这样一个亚文化群体，是必然要受到惩罚与制裁的。为了消弭主亚文化之间的冲突，我国也做出了许多这方面的努力，如出台一系列宗教事务条例，尊重并保留少数民族信教的权利，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进行宗教事务。同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也做的十分到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现实说明，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仍然存在，良性的沟通与包容并没有阻止极端民族主义对秩序的破坏，单单依靠政府宣传，政策引导的效果是片面的，或许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去考虑新的方式，实现社会层面与政策层面的耦合，双轨并行。
要在社会层面实现文化沟通，民间力量则成为了主体，邻里沟通，日常交际就成为了主要的方式。相对于民间交际对于民族融合的力量，婚姻的社会功能是明显要更强一些的。婚姻通过姻亲关系使得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男女及彼此的原生家庭连接在一起，男女组成夫妻，对待彼此的文化是互相尊重的，当文化的交流渗透在日常起居的琐碎中，文化的隔阂与矛盾伴随着一个幸福家庭的建立是有相当可能化解的。婚姻构成家庭，而家庭作为一个相对坚固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异质文化间的冲突借由婚姻组成的家庭，从大的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分散为在一个个家庭中，两方原生家庭异质文化的融合，这对防止群体事件的发生是大有裨益的。
（三）心理层面
在我国近年发生的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事件中，其参与成员多为境外恐怖分子，而在境内的则是少数有着民族分裂思想的少数民族。由此可见，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是善良的，是拥护党和国家领导的，但民族分裂主义的渗透却不得不防且这种渗透已然在现实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宏观地把握主流文化的引导，同時也要注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做到防微杜渐，由小及大。
法国经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到，婚姻与家庭会加强社会的整合程度，在有婚姻和家庭的人群中自杀的类型多是由于对家庭的责任和整合程度过高带来的压力。可以肯定的是，婚姻与家庭会增进社会的整合程度，而整合程度高的社会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就会降低。通过族际通婚，将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连接起来，组成异民族家庭，可以使民族间的矛盾缩小甚至消弭，有了家庭的个体会因为家庭这个结构的存在而担负新的责任，这种责任与拥有家庭的幸福感会对他的行为与选择在无形中构成限制。在是否进行越轨行为的权衡上，异民族家庭的成员会把对家人的情感，家庭中的经济积累，子女的未来都考虑进来，成为权重的一部分，这会大大降低他们受到民族分裂主义渗透洗脑的概率。
三、结论
新中国建国以来至今已有70年岁月，我国在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民族政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国家发展进步的脚步并不能就此停止，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众多社会问题亟需解决。在西北，西南，青藏，内蒙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势力，民族分裂主义仍然潜伏在阴影中伺机而动。如何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如何为我国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边疆格局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政府的角度，我国民族政策在方向上已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只是在细节与实际中存在短板与不足。近年来，国家也越来越关注社会的力量，关注群众的力量，5月9日的高考加分政策改革就是一大举措。要想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政府引领的同时也要提高社会参与，发动民众自发的亲密交流，双轨并行地消除民族融合过程中不安定的因素与矛盾。在社会层面上，族际婚姻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通过婚姻将不同民族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语言、习俗、信仰上互相尊重，融合的局面。我国政府要想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融合不仅要在舆论宣传、汉语教育普及与帮扶少数民族同胞上做文章，也要通过政策鼓励民间交际，鼓励族际通婚，久而久之，我国民族地区终会形成各民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围在一起的团结格局。
四、【参考文献】：
【1】梁青岭 现代婚姻社会学 2009.10
【2】蔡文辉 婚姻与家庭—家庭社会学 2003.10
【3】何明 西南边界民族研究（19期） 2016.04
作者简介： 郭应宇（1996年4月1日） 男性 汉族 新疆 职务（学生） 学历（硕士） 单位（苏州大学）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关键词】：民族融合 婚姻
一、研究缘起
笔者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的一个汉族家庭，祖籍河南南阳。是在1955年爷爷来到新疆成为公务员后定居的，至今64年间已三代定居于新疆，期间河南的众多亲戚也通过投靠来到新疆定居，成为籍贯为新疆的当地人。在新疆生活的二十多年间，对新疆的风土人情，对新疆的山水草木有着很深的感情。2009年也亲身经历了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七·五”，对民族极端势力深恶痛绝，对事件中死伤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同胞深感悲痛。此次暴力恐怖事件影响重大，不仅是直观上的对新疆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与对法治社会法律公义的践踏，事实上也严重影响了新疆刚刚起步，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影响了内地人对待新疆与新疆人的观点和态度，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民族政策的看法与言论。近十年来，新疆着重维稳，在社会治安方面投入了足够的重视与精力，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已有事实证明得到了可靠的保障，在新疆历次劫难后重新踏上正轨的时间里，如何在稳定局面得到保障后百废待兴，如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怀着一个土生土长新疆人的乡土情感和作为一名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学以致用的追求，笔者也开始对这个问题做自己的思考，这就是本文最初的写作动机。
而把婚姻与民族融合联系起来的观点源于2019年5月9日，新疆招生网公布的《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加分政策项的重大改革。民考汉加分从50分降至15分，回族加分从10分降至5分，除此以外，父母一方为汉族等其他民族，另一方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藏族、俄罗斯族等11个民族的考生，在其高考成绩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而在2018年的加分政策中，父母双方都是11个民族的加50分，其中一方为着11个民族的只加10分。这一政策的改变不仅是对新疆汉语教育普及程度的肯定，也是缩小汉民心理隔阂的重大举措，而单少数民族家庭较双少数民族家庭加分政策的改革足足吸引了我的注意。在中国，高考对于每一个应届青少年，对每一个家庭的意义举足轻重，這一政策改革无形中会增加民汉通婚的几率，使得在新疆将会有更多的单少数民族家庭出现，这一隐性的通婚鼓励让我想到了婚姻对民族融合的作用，让我有了是否可以通过鼓励民汉通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融合，实现团结的思考。
正文
二、族际婚姻对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分析
族际通婚是指不同民族或种族间的通婚联姻，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通婚联姻两种基本类型。族际通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族群关系的真实状况，对促进民族交往，加强各民族相互包容理解，和谐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这一点在中国古已有之，纵观历史，我国政府对待不同民族间通婚的态度多是宽容的，其中尤以北朝历代最为典型，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逐渐汉化的这一时期奠定了我国多民族共生格局的雏形。族际通婚在我国历史上也留下了如昭君出塞的美谈，可见通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促进民族融合，政治上能够有效维持稳定的方式。
在社会学中，对婚姻与家庭通常是作为一组概念来研究的，社会学中认为婚姻包括婚姻仪式都是有着社会功能的，一方面借与同家族、朋友、同事聚会的机会，加强社会网络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婚礼向社会正式宣示了男女双方两个家庭的联姻。这种姻亲关系将在今后新家庭和男女双方家族的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对于族际婚姻来说，这种功能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放大，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男女的结合形成的亲密关系会在日常交流中不断消弭原本的隔阂与差异，达到彼此理解、包容、甚至同化的结果。这种通过亲密关系实现的理解是其他宣传手段抑或政策对话所不及的。此外，社会学认为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而男女姻亲关系的达成是构成家庭的前提条件，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环节有着无可替代的诸多功能，他将社会中的个体凝聚成一个稳定的小集体，家庭意识是无论任何民族都会有的思维，家人的安危，家庭未来的发展都会限制这个家庭中成员的行为，换言之，它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经济层面
婚姻的社会功能中在经济层面存在一个潜功能，即婚礼仪式本身就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相关研究指出，一场婚礼策划及其举办，将涉及婚礼策划、婚纱摄影、婚礼礼服、珠宝首饰、婚庆婚宴、蜜月旅行、新居购租、新居家具、居家用品等76个行业。可见由婚礼仪式衍生的产业收益是相当可观的。此外，不仅是婚礼仪式，婚姻构成合法的两性关系，也将两个原生家庭弥合在一起，双方的经济基础将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未来的消费意愿也将由个人的消费意愿变化为个人与家庭相结合的意识。
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以新疆为例，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衡也是导致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我国对此也一直以各民族共同富裕为初心不断推出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取得发展与进步，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族际婚姻能够将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原生家庭通过姻亲关系联系在一起，原本两个家庭间经济上存在的差距就有可能成为在这一差距处于劣势的家庭得到发展的机会，这一点在德国社会学家L.穆勒关于结婚动机的观点中有所体现，他将结婚动机总结为性爱、爱情、财物、地位与荣誉、被迫五种动机，其中财物动机是指为着追求更优越的物质生活而产生的结婚意愿，由此可以看出婚姻在消弭经济差距上是有其功能的，当然结婚的动机是复合而非单一的，在这里并不能认为族际婚姻是由财物动机达成的，只是族际婚姻具有这一功能。经济富足的一方会因为姻亲关系的存在对相对不富裕的一方提供帮助，不同的发展理念也能够在夫妻的交流中得到取长补短，牧业见长的少数民族与农业或是商业见长的汉族的结合，有可能发生正向的化学反应，产生提高经济收入的新技能。 （二）文化层面
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导致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自然是汉文化为主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亚文化存在的国家。一般情况下，不同文化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群体，当亚文化群体的观念与主文化群体的观念不产生原则上的分歧，主文化对待亚文化的态度是包容的。但当亚文化群体对主文化作出挑战，冲击，甚至以一些越轨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主文化与亚文化就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宗教极端势力就是这样一个亚文化群体，是必然要受到惩罚与制裁的。为了消弭主亚文化之间的冲突，我国也做出了许多这方面的努力，如出台一系列宗教事务条例，尊重并保留少数民族信教的权利，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进行宗教事务。同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也做的十分到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现实说明，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仍然存在，良性的沟通与包容并没有阻止极端民族主义对秩序的破坏，单单依靠政府宣传，政策引导的效果是片面的，或许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去考虑新的方式，实现社会层面与政策层面的耦合，双轨并行。
要在社会层面实现文化沟通，民间力量则成为了主体，邻里沟通，日常交际就成为了主要的方式。相对于民间交际对于民族融合的力量，婚姻的社会功能是明显要更强一些的。婚姻通过姻亲关系使得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男女及彼此的原生家庭连接在一起，男女组成夫妻，对待彼此的文化是互相尊重的，当文化的交流渗透在日常起居的琐碎中，文化的隔阂与矛盾伴随着一个幸福家庭的建立是有相当可能化解的。婚姻构成家庭，而家庭作为一个相对坚固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异质文化间的冲突借由婚姻组成的家庭，从大的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分散为在一个个家庭中，两方原生家庭异质文化的融合，这对防止群体事件的发生是大有裨益的。
（三）心理层面
在我国近年发生的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事件中，其参与成员多为境外恐怖分子，而在境内的则是少数有着民族分裂思想的少数民族。由此可见，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是善良的，是拥护党和国家领导的，但民族分裂主义的渗透却不得不防且这种渗透已然在现实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宏观地把握主流文化的引导，同時也要注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做到防微杜渐，由小及大。
法国经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到，婚姻与家庭会加强社会的整合程度，在有婚姻和家庭的人群中自杀的类型多是由于对家庭的责任和整合程度过高带来的压力。可以肯定的是，婚姻与家庭会增进社会的整合程度，而整合程度高的社会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就会降低。通过族际通婚，将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连接起来，组成异民族家庭，可以使民族间的矛盾缩小甚至消弭，有了家庭的个体会因为家庭这个结构的存在而担负新的责任，这种责任与拥有家庭的幸福感会对他的行为与选择在无形中构成限制。在是否进行越轨行为的权衡上，异民族家庭的成员会把对家人的情感，家庭中的经济积累，子女的未来都考虑进来，成为权重的一部分，这会大大降低他们受到民族分裂主义渗透洗脑的概率。
三、结论
新中国建国以来至今已有70年岁月，我国在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民族政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国家发展进步的脚步并不能就此停止，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众多社会问题亟需解决。在西北，西南，青藏，内蒙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势力，民族分裂主义仍然潜伏在阴影中伺机而动。如何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如何为我国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边疆格局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政府的角度，我国民族政策在方向上已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只是在细节与实际中存在短板与不足。近年来，国家也越来越关注社会的力量，关注群众的力量，5月9日的高考加分政策改革就是一大举措。要想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政府引领的同时也要提高社会参与，发动民众自发的亲密交流，双轨并行地消除民族融合过程中不安定的因素与矛盾。在社会层面上，族际婚姻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通过婚姻将不同民族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语言、习俗、信仰上互相尊重，融合的局面。我国政府要想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融合不仅要在舆论宣传、汉语教育普及与帮扶少数民族同胞上做文章，也要通过政策鼓励民间交际，鼓励族际通婚，久而久之，我国民族地区终会形成各民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围在一起的团结格局。
四、【参考文献】：
【1】梁青岭 现代婚姻社会学 2009.10
【2】蔡文辉 婚姻与家庭—家庭社会学 2003.10
【3】何明 西南边界民族研究（19期） 2016.04
作者简介： 郭应宇（1996年4月1日） 男性 汉族 新疆 职务（学生） 学历（硕士） 单位（苏州大学）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