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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日本的跨国婚姻的比例隐藏着神秘的规律，跨国婚姻的势头变化总是领先于全球经济形势两年。
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严谨，因此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恐怕是世界各国中做得最细致的。查阅日本跨国婚姻的数字，虽然枯燥，但也能发现许多有意思的趋势。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跨国婚姻比例一直在1%以下。1980年突破1%，1987年达2%，仅两年后的1989年就突破3%。但在1990年突破3.6%之后，因离婚率的迅速增加开始徘徊。到1995年，跨国婚姻终于又止跌回升，再度掀起高潮。在世纪之交稍有滑落后，2003年再度上涨，2006年突破6%之后，紧接着又是一个长期滑坡。
从数量上看，1990年跨国婚姻约为2.5万对，2006年约为4.5万件。
仔细观察这组数字，会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日本的跨国结婚势头总是先于经济形势两年左右变动。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两年，跨国结婚比率已经先行下落；在亚洲金融危机袭来的前2年，跨国结婚比率开始迅速增加；又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2年，跨国婚姻比率已先行坠落。真应了那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超越国境的爱情结晶，竟似隐藏着经济走势未卜先知的魔手！
再看国际离婚占离婚总件数的比例，1992年才开始统计公布。当年约占4.3%，此后一度低回至4%左右，1997年再度上升，年年刷新，2005年突破6%。此后，由于日本人离婚基数的缩小，相比之下国际离婚所占比率如脱缰野马般跃升，与国际结婚件数的减少呈现出一种巨大剪刀的形状。
跨国婚姻的离婚率，似乎也同样隐含着某种神秘的规律，1992年开始统计公布本身就非同寻常，那是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之年，也是跨国离婚高发开始引人注目之年。同样，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跨国婚姻的主力军是东南亚、韩国等地的女性，这种联姻是逃出危机地区的手段之一。而且，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伴随着一段跨国婚姻破裂的高发期，这意味着危机造成的家道变迁、财产纠葛是主因之一。
跨国婚姻预言了经济危机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国婚姻数据，首先要是“谁娶谁”，其次是“对象来自何方”。日本的跨国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外国妻子与外国丈夫之比”，1990年达3.5以上，这意味着7成以上的跨国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国女性。
此后，数据长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过4，这意味着上述比例达到8成。此后再经过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约2.3。这幅图景看起来也与经济发展和各国实力对比暗合。在发展阶段，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跨国婚姻是摆脱目前不利地位、提前进入现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随着亚洲各国经济成果的显现，发达国家一边倒的结婚模式也在变化。
再看“对象来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国女性中，按国籍人数排依次是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朝鲜，泰国尾随其后。
中国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数，1983年达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劲升，1997年达近7000人，一跃而居各国之首。世纪之交是中国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几经波折，到2009年，数量开始呈现决定性的下滑，回到1万人左右水平。
这组曲线看起来很像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再现。当国门打开、流动限制放宽时，出现人口流动高潮。之后，主要流动限制由行政限制让位给经济条件、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等其他要素。
再将中国与位居第二三位的朝韩和菲律宾相比较。韩国和朝鲜新娘的数量也是从1987年开始急速上升，到泡沫经济破灭开始下滑。在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至2006年日本经济高扬时期，又出现两个小高潮，但无不以高潮过后的离婚率暴增为代价。
菲律宾的数据更有意思。其人数统计出现于1992年，但已近6000人。就是说，当日本人开始注目时，菲律宾新娘早已是庞大军团。同样，其人数从2006年后陡然下滑。一向被视为顺从老实的菲律宾女性，看来其慧剑之锋利决不亚于韩朝女性。
离婚后，外国女性成为日本经济的骨干力量
若将跨国婚姻比例视为成果、将离婚比例看作代价，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那就是国际婚姻首先与国家开放程度相关，其次与经济形势好坏相关。因其与政治、经济因素关联太紧密，跨国婚姻高潮过后的成本也是高昂的。
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婚姻要素除情之外，永远无法抛离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婚姻可以改变当事人及其所属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达国家居民同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婚姻，当不乏绝世爱情，但普遍观之，多数家庭的组织往往含有太多的其他考量。
数据显示，日本国际结婚大幅度增加始于1987年。此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发生，日本政府政策开始向福利国家转变，日本人开始有了富裕的感觉。此后，日本政府为解决日本人婚育问题，为跨国婚姻大开绿灯；国际婚姻介绍业成为流行行业，办理国际婚姻所需手续也成为“司法书士”的赚钱业务；加上日本“残留孤儿”归国人数增加、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增加等等，促成了日本“跨国婚姻”高潮的到来。
但是，早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的前两年，日本的国际结婚就开始出现大退潮。如菲律宾和韩朝数据所示，近半数以上跨国婚姻家庭破裂，中国女性的离婚率也高达近3成，如此高昂的代价，不能不令人考虑其原因。
首先，日本的跨国婚姻大多数是经国际婚介所介绍的。因为是营利行为，一般是以成果论费用。其费用不仅包括介绍、会面、还包括婚礼、结婚手续、办理新娘签证指导等，每个Case都价格不菲。因国际旅行费用高昂，多数在一两次见面后就进入谈婚论嫁的程序。
其次，多数日本新郎和外国新娘的条件并不对等。日本新郎多在日本社会评价层面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常见的Case是：家居农村、结婚对手无处可寻；离婚或老鳏夫；寡母相守、无人愿嫁；自小骄纵或放任，沟通不易；就职企业或职业难得女性欢心；其貌不扬、性格内向；为收取报酬而假结婚。而外国新娘也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普遍情况是无法通过留学或投资的方式达到出国的目的。
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严谨，因此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恐怕是世界各国中做得最细致的。查阅日本跨国婚姻的数字，虽然枯燥，但也能发现许多有意思的趋势。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跨国婚姻比例一直在1%以下。1980年突破1%，1987年达2%，仅两年后的1989年就突破3%。但在1990年突破3.6%之后，因离婚率的迅速增加开始徘徊。到1995年，跨国婚姻终于又止跌回升，再度掀起高潮。在世纪之交稍有滑落后，2003年再度上涨，2006年突破6%之后，紧接着又是一个长期滑坡。
从数量上看，1990年跨国婚姻约为2.5万对，2006年约为4.5万件。
仔细观察这组数字，会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日本的跨国结婚势头总是先于经济形势两年左右变动。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两年，跨国结婚比率已经先行下落；在亚洲金融危机袭来的前2年，跨国结婚比率开始迅速增加；又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2年，跨国婚姻比率已先行坠落。真应了那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超越国境的爱情结晶，竟似隐藏着经济走势未卜先知的魔手！
再看国际离婚占离婚总件数的比例，1992年才开始统计公布。当年约占4.3%，此后一度低回至4%左右，1997年再度上升，年年刷新，2005年突破6%。此后，由于日本人离婚基数的缩小，相比之下国际离婚所占比率如脱缰野马般跃升，与国际结婚件数的减少呈现出一种巨大剪刀的形状。
跨国婚姻的离婚率，似乎也同样隐含着某种神秘的规律，1992年开始统计公布本身就非同寻常，那是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之年，也是跨国离婚高发开始引人注目之年。同样，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跨国婚姻的主力军是东南亚、韩国等地的女性，这种联姻是逃出危机地区的手段之一。而且，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伴随着一段跨国婚姻破裂的高发期，这意味着危机造成的家道变迁、财产纠葛是主因之一。
跨国婚姻预言了经济危机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国婚姻数据，首先要是“谁娶谁”，其次是“对象来自何方”。日本的跨国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外国妻子与外国丈夫之比”，1990年达3.5以上，这意味着7成以上的跨国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国女性。
此后，数据长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过4，这意味着上述比例达到8成。此后再经过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约2.3。这幅图景看起来也与经济发展和各国实力对比暗合。在发展阶段，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跨国婚姻是摆脱目前不利地位、提前进入现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随着亚洲各国经济成果的显现，发达国家一边倒的结婚模式也在变化。
再看“对象来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国女性中，按国籍人数排依次是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朝鲜，泰国尾随其后。
中国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数，1983年达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劲升，1997年达近7000人，一跃而居各国之首。世纪之交是中国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几经波折，到2009年，数量开始呈现决定性的下滑，回到1万人左右水平。
这组曲线看起来很像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再现。当国门打开、流动限制放宽时，出现人口流动高潮。之后，主要流动限制由行政限制让位给经济条件、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等其他要素。
再将中国与位居第二三位的朝韩和菲律宾相比较。韩国和朝鲜新娘的数量也是从1987年开始急速上升，到泡沫经济破灭开始下滑。在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至2006年日本经济高扬时期，又出现两个小高潮，但无不以高潮过后的离婚率暴增为代价。
菲律宾的数据更有意思。其人数统计出现于1992年，但已近6000人。就是说，当日本人开始注目时，菲律宾新娘早已是庞大军团。同样，其人数从2006年后陡然下滑。一向被视为顺从老实的菲律宾女性，看来其慧剑之锋利决不亚于韩朝女性。
离婚后，外国女性成为日本经济的骨干力量
若将跨国婚姻比例视为成果、将离婚比例看作代价，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那就是国际婚姻首先与国家开放程度相关，其次与经济形势好坏相关。因其与政治、经济因素关联太紧密，跨国婚姻高潮过后的成本也是高昂的。
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婚姻要素除情之外，永远无法抛离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婚姻可以改变当事人及其所属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达国家居民同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婚姻，当不乏绝世爱情，但普遍观之，多数家庭的组织往往含有太多的其他考量。
数据显示，日本国际结婚大幅度增加始于1987年。此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发生，日本政府政策开始向福利国家转变，日本人开始有了富裕的感觉。此后，日本政府为解决日本人婚育问题，为跨国婚姻大开绿灯；国际婚姻介绍业成为流行行业，办理国际婚姻所需手续也成为“司法书士”的赚钱业务；加上日本“残留孤儿”归国人数增加、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增加等等，促成了日本“跨国婚姻”高潮的到来。
但是，早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的前两年，日本的国际结婚就开始出现大退潮。如菲律宾和韩朝数据所示，近半数以上跨国婚姻家庭破裂，中国女性的离婚率也高达近3成，如此高昂的代价，不能不令人考虑其原因。
首先，日本的跨国婚姻大多数是经国际婚介所介绍的。因为是营利行为，一般是以成果论费用。其费用不仅包括介绍、会面、还包括婚礼、结婚手续、办理新娘签证指导等，每个Case都价格不菲。因国际旅行费用高昂，多数在一两次见面后就进入谈婚论嫁的程序。
其次，多数日本新郎和外国新娘的条件并不对等。日本新郎多在日本社会评价层面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常见的Case是：家居农村、结婚对手无处可寻；离婚或老鳏夫；寡母相守、无人愿嫁；自小骄纵或放任，沟通不易；就职企业或职业难得女性欢心；其貌不扬、性格内向；为收取报酬而假结婚。而外国新娘也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普遍情况是无法通过留学或投资的方式达到出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