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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塑造了白鹿原这个以男性为尊的社会，这个社会里的女性角色都难逃悲剧的命运。田小娥因不甘屈辱的境地，惨死于公公之手;聪慧果敢的年轻女革命家白灵，却被毕政委以清除“叛徒”的名义残忍的坑杀;鹿兆鹏媳妇在理与欲的矛盾挣扎中走向疯狂，被父亲毒死。这三类女性的死亡都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生命与意志的无情压迫和践踏。
关键词：《白鹿原》;鹿兆鹏媳妇;田小娥;白灵;悲剧命运
陈忠实的《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小说卷首即引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部秘史同时也是一部抒写女性悲剧的重要作品。作为秘史，就要越过表象，深入探讨潜藏在具象背后的文化心理，并通过对典型对象的解剖阐释，进而达到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笔者试图以《白鹿原》的几个女性人物形象作为切入点，对作品的女性悲剧作一探讨。
一、鹿兆鹏媳妇：灵与肉都被男性社会抛弃的“疯妇”
鹿兆鹏媳妇彻头彻尾是封建传统文化的牺牲品。她是倍受尊敬的冷先生的大女儿，却最终成为《白鹿原》里的一个“疯妇”形象。形式婚姻里的她，“情”与“性”在婆家都得不到满足。守活寡似的生活所导致的长期的性压抑使她只有在梦中才能追求“情”与“性”，只有在发疯状态中她才能得到爱的满足。于是，她发疯了。深入关中人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杀死了她，使她成了封建传统文化的牺牲品。“一切欲求旨出自需要，出自匮乏，因而也就是出自痛苦”[1]。鹿冷氏的孤苦冷寂的生活禁锢不了她对正常人的“情”与“性”的追求。她会幻想闭眼睡觉的婆婆和公公刚刚经历了性爱的洗礼，甚至开始羡慕起曾经无比唾弃的“婊子”田小娥，因为田能拥有正常的性生活。不久，那深藏心底的对性的渴求，使她不自觉的出现了对小叔子、黑娃、公公的性幻想。这些不能启齿的性幻想却恰恰是她曾经被意识压抑的人性本能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在男性文化里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追求是不能被男权社会所容忍的。鹿子霖自己荒淫无道，借醉调戏过她后，又假借着道德的一撮麦草羞辱了她。生活在一个从夫从父又对“性”讳莫如深的社会里的女性，她正常获得“情欲”和“性欲”满足的权利早已被封建婚姻和伦理道德的枷锁所剥夺。“性欲和其他欲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就动机而言，它是最强烈的欲望，就表达的情形而言，它的力量最强猛。”“它构成人类的本质欲望”[2]，它是生命冲动的本身，它所激起的压抑能量也是最大的。鹿冷氏也想反抗，在大街上说着自己杜撰出来的“疯话”：“俺爸跟我好……我跟俺爸好……你甭跟俺婆说哦！你们甭下看我！他娃子不上我的炕，他爸可是抢着上哩！”。[3]但她对男权的大胆宣战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她的公公将她囚禁，她的父亲将她药哑，她的生命就这样被男权社会所吞噬。在这样的一个封建礼教森严的男权社会里，作为一个身心都原本健康的正常女性，她没有得到她想要的“情”“性”，不幸误入心理畸变的黑洞，成为封建传统文化和男权文化的牺牲品。
二、田小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妖妇”
田小娥年轻，出身于书香门第，应该从小受到诗书礼教的熏陶，却被自己的秀才父亲嫁给了年长几十岁的郭举人做小妾。自己的少女的健美身躯也只是一个“泡枣”的工具而已，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她的性被剥夺，生命被压抑，她的反抗是无可厚非的。黑娃的出现，是她黑暗苦难人生的一次转机，尽管这种结合不被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祠堂文化所接受。但这是被压抑的人性的解放，是人生的需要，合乎人性人道。尽管他们被打入冷宫，住进了破窑，失去了在白鹿原社会中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资格。但她们并没有向封建礼教屈服，怀着对爱情，对自由的追求，她们用勤劳，用热情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家。后来黑娃因参加农民运动而被通缉，只得上山当土匪。黑娃出逃后，小娥无依无靠，为了给黑娃求情，她出于无奈，堕入了鹿子霖早已预谋好的圈套中，充当了鹿子霖泄欲的工具。因为她除了身体再没有什么，家人遗弃了她，周遭的人群鄙视她，因为在白鹿原的人看来，她是“淫妇”，十足的破鞋。社会遗弃了她，她开始戏弄社会，但她找错了对象，诱骗狗蛋，又把白孝文拉下水，差点活活气死白嘉轩。她本想以此方式报复这个侮辱她、损害她的男权社会，却被利用成成封建宗法斗争的工具。她两进祠堂，却都不是为了叩拜祖先，而是接受族规的严惩。这些强加在她身上的族规，无不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意志的碾压。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礼教，使田小娥最终还是逃不过被杀的命运，凶手竟然是黑娃的父亲，而白鹿原的人们却没有追查凶手的任何欲望和念头。死了的田小娥在无可形容的痛恨中走向了复仇的极端，还魂寄身于鹿三，在白鹿原上发起灭顶之灾的瘟疫，企图以仇恨的火焰焚烧一切。然而，她鬼魂附身的手段还是以失败告终。白嘉轩顶住乡人的求告，坚决在她的葬身之处竖立起一座塔，把小蛾如白蛇娘子般压在了这座塔下，哪怕是溢出的几只飞蛾也被白嘉轩毫不留情的一把野火烧成灰烬。进一步表现了社会的强大势力对她最后一丁点反抗力量的镇压。[4]
作者似乎也希望通过田小娥的形象表达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尤其是对女性的迫害。他让小娥临终的绝叫惊醒鹿三心灵深处潜在的人性与良知，使之在其内心深处与显在的道德伦理意识发生激烈的冲突，并最终使鹿三精神崩溃、失常。
在白鹿原上，田小娥是“恶之花”，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则是原上的“善之靈”。白灵是白鹿精魂的形象，是作品中的一个理想人物，也是作品中女性叛逆者的代表人物。她活泼、可爱、固执、漂亮，虽生长在宗法文化之家，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受到严重的影响。白嘉轩对她自小溺爱，让她免遭缠脚之痛，还让她进了学堂。正是这种自小溺爱、放纵，白灵成为了原上第一个走入学堂的女性，最后跑到城里求学，接受新文化的教育、新思想的洗礼，导致了她走向叛逆的道路。 小说中，白灵被囚过两次。第一次，她反抗父權给她安排的封建婚姻，并以一句“谁阻挡革命就把他打倒”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第二次，在政治斗争的冤狱之中，她“在囚牢里像母狼一样嚎叫三天三夜”，这种嗷叫是她对男性价值判断原则和男性话语权的抗议，更是一种白鹿精魂的傲然义气。“白灵不屈不挠的斗争，追求到了真正的爱情、事业，她是一名真正的叛逆者”[5]。这样的叛逆者是不被男权社会和男权文化所接受的，于是她不可避免地踏上了男权文化为她预设的悲剧命运。她在追求革命和进步的道路上，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与同一阵营中的男性共同追求理想，甚至表现的比男性人物更为坚定勇敢、更为有力。她投身革命源于与初恋的投掷铜币的游戏，但当她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之后，她和“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兆海的初恋也就结束了。在对爱情的最终选择上，她也表现得那样自主而热烈。她与兆鹏在残酷革命环境中迸发出来的爱情火焰虽如同烟火般短暂，但在读者心中留下的印痕久久挥之不去。
可以说白灵是男性叙事文学对女性反叛意识形象的一次成功塑造。她勇敢地挑战了男权原则，有力撼动了男权至上的基石，令高高在上居于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显现出不安：她的身边已经没有“浮得住”（意即管得住）她的人了。终于男权主义者们对白灵的忍耐到了极限，无可奈何的安排她在“肃反”中冤屈地死去。而后，男性的至高权利似乎又不忍心看到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对立者就这样消亡，象征性地把白鹿的化身奖赏给她，以消解她的死亡带来的不适。她牺牲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揭示了完全按照男性的尺度塑造的女性形象在争取自由和民主时是没有出路的。
鹿兆鹏媳妇、田小娥和白灵的死亡，都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无情压迫和践踏。而她们在面对这种压迫和践踏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用各不相同的方式进行了反抗。但在一个漠视与扼杀普通人生命与意志的社会环境中，鹿兆鹏媳妇、田小娥、白灵这些不同层次的悲剧仍会继续上演。有人认为，《白鹿原》是成熟的悲剧文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白鹿原》同样也是展示女性悲剧的成熟文体。[6]
参考文献：
[1]叔本华语，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年
[3]陈忠实：《白鹿原》，P5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4]郑周明，《白鹿原》的女性悲剧探讨.湖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2006（1）
[5]吴成年，论《白鹿原》中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J].妇女研究论丛，2002（6）.
[6]张恒学，悲剧美学———历史的回顾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悲剧意识[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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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鹿原》;鹿兆鹏媳妇;田小娥;白灵;悲剧命运
陈忠实的《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小说卷首即引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部秘史同时也是一部抒写女性悲剧的重要作品。作为秘史，就要越过表象，深入探讨潜藏在具象背后的文化心理，并通过对典型对象的解剖阐释，进而达到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笔者试图以《白鹿原》的几个女性人物形象作为切入点，对作品的女性悲剧作一探讨。
一、鹿兆鹏媳妇：灵与肉都被男性社会抛弃的“疯妇”
鹿兆鹏媳妇彻头彻尾是封建传统文化的牺牲品。她是倍受尊敬的冷先生的大女儿，却最终成为《白鹿原》里的一个“疯妇”形象。形式婚姻里的她，“情”与“性”在婆家都得不到满足。守活寡似的生活所导致的长期的性压抑使她只有在梦中才能追求“情”与“性”，只有在发疯状态中她才能得到爱的满足。于是，她发疯了。深入关中人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杀死了她，使她成了封建传统文化的牺牲品。“一切欲求旨出自需要，出自匮乏，因而也就是出自痛苦”[1]。鹿冷氏的孤苦冷寂的生活禁锢不了她对正常人的“情”与“性”的追求。她会幻想闭眼睡觉的婆婆和公公刚刚经历了性爱的洗礼，甚至开始羡慕起曾经无比唾弃的“婊子”田小娥，因为田能拥有正常的性生活。不久，那深藏心底的对性的渴求，使她不自觉的出现了对小叔子、黑娃、公公的性幻想。这些不能启齿的性幻想却恰恰是她曾经被意识压抑的人性本能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在男性文化里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追求是不能被男权社会所容忍的。鹿子霖自己荒淫无道，借醉调戏过她后，又假借着道德的一撮麦草羞辱了她。生活在一个从夫从父又对“性”讳莫如深的社会里的女性，她正常获得“情欲”和“性欲”满足的权利早已被封建婚姻和伦理道德的枷锁所剥夺。“性欲和其他欲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就动机而言，它是最强烈的欲望，就表达的情形而言，它的力量最强猛。”“它构成人类的本质欲望”[2]，它是生命冲动的本身，它所激起的压抑能量也是最大的。鹿冷氏也想反抗，在大街上说着自己杜撰出来的“疯话”：“俺爸跟我好……我跟俺爸好……你甭跟俺婆说哦！你们甭下看我！他娃子不上我的炕，他爸可是抢着上哩！”。[3]但她对男权的大胆宣战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她的公公将她囚禁，她的父亲将她药哑，她的生命就这样被男权社会所吞噬。在这样的一个封建礼教森严的男权社会里，作为一个身心都原本健康的正常女性，她没有得到她想要的“情”“性”，不幸误入心理畸变的黑洞，成为封建传统文化和男权文化的牺牲品。
二、田小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妖妇”
田小娥年轻，出身于书香门第，应该从小受到诗书礼教的熏陶，却被自己的秀才父亲嫁给了年长几十岁的郭举人做小妾。自己的少女的健美身躯也只是一个“泡枣”的工具而已，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她的性被剥夺，生命被压抑，她的反抗是无可厚非的。黑娃的出现，是她黑暗苦难人生的一次转机，尽管这种结合不被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祠堂文化所接受。但这是被压抑的人性的解放，是人生的需要，合乎人性人道。尽管他们被打入冷宫，住进了破窑，失去了在白鹿原社会中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资格。但她们并没有向封建礼教屈服，怀着对爱情，对自由的追求，她们用勤劳，用热情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家。后来黑娃因参加农民运动而被通缉，只得上山当土匪。黑娃出逃后，小娥无依无靠，为了给黑娃求情，她出于无奈，堕入了鹿子霖早已预谋好的圈套中，充当了鹿子霖泄欲的工具。因为她除了身体再没有什么，家人遗弃了她，周遭的人群鄙视她，因为在白鹿原的人看来，她是“淫妇”，十足的破鞋。社会遗弃了她，她开始戏弄社会，但她找错了对象，诱骗狗蛋，又把白孝文拉下水，差点活活气死白嘉轩。她本想以此方式报复这个侮辱她、损害她的男权社会，却被利用成成封建宗法斗争的工具。她两进祠堂，却都不是为了叩拜祖先，而是接受族规的严惩。这些强加在她身上的族规，无不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意志的碾压。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礼教，使田小娥最终还是逃不过被杀的命运，凶手竟然是黑娃的父亲，而白鹿原的人们却没有追查凶手的任何欲望和念头。死了的田小娥在无可形容的痛恨中走向了复仇的极端，还魂寄身于鹿三，在白鹿原上发起灭顶之灾的瘟疫，企图以仇恨的火焰焚烧一切。然而，她鬼魂附身的手段还是以失败告终。白嘉轩顶住乡人的求告，坚决在她的葬身之处竖立起一座塔，把小蛾如白蛇娘子般压在了这座塔下，哪怕是溢出的几只飞蛾也被白嘉轩毫不留情的一把野火烧成灰烬。进一步表现了社会的强大势力对她最后一丁点反抗力量的镇压。[4]
作者似乎也希望通过田小娥的形象表达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尤其是对女性的迫害。他让小娥临终的绝叫惊醒鹿三心灵深处潜在的人性与良知，使之在其内心深处与显在的道德伦理意识发生激烈的冲突，并最终使鹿三精神崩溃、失常。
- 白灵：不被允许挑战男权的现代女性
在白鹿原上，田小娥是“恶之花”，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则是原上的“善之靈”。白灵是白鹿精魂的形象，是作品中的一个理想人物，也是作品中女性叛逆者的代表人物。她活泼、可爱、固执、漂亮，虽生长在宗法文化之家，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受到严重的影响。白嘉轩对她自小溺爱，让她免遭缠脚之痛，还让她进了学堂。正是这种自小溺爱、放纵，白灵成为了原上第一个走入学堂的女性，最后跑到城里求学，接受新文化的教育、新思想的洗礼，导致了她走向叛逆的道路。 小说中，白灵被囚过两次。第一次，她反抗父權给她安排的封建婚姻，并以一句“谁阻挡革命就把他打倒”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第二次，在政治斗争的冤狱之中，她“在囚牢里像母狼一样嚎叫三天三夜”，这种嗷叫是她对男性价值判断原则和男性话语权的抗议，更是一种白鹿精魂的傲然义气。“白灵不屈不挠的斗争，追求到了真正的爱情、事业，她是一名真正的叛逆者”[5]。这样的叛逆者是不被男权社会和男权文化所接受的，于是她不可避免地踏上了男权文化为她预设的悲剧命运。她在追求革命和进步的道路上，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与同一阵营中的男性共同追求理想，甚至表现的比男性人物更为坚定勇敢、更为有力。她投身革命源于与初恋的投掷铜币的游戏，但当她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之后，她和“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兆海的初恋也就结束了。在对爱情的最终选择上，她也表现得那样自主而热烈。她与兆鹏在残酷革命环境中迸发出来的爱情火焰虽如同烟火般短暂，但在读者心中留下的印痕久久挥之不去。
可以说白灵是男性叙事文学对女性反叛意识形象的一次成功塑造。她勇敢地挑战了男权原则，有力撼动了男权至上的基石，令高高在上居于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显现出不安：她的身边已经没有“浮得住”（意即管得住）她的人了。终于男权主义者们对白灵的忍耐到了极限，无可奈何的安排她在“肃反”中冤屈地死去。而后，男性的至高权利似乎又不忍心看到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对立者就这样消亡，象征性地把白鹿的化身奖赏给她，以消解她的死亡带来的不适。她牺牲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揭示了完全按照男性的尺度塑造的女性形象在争取自由和民主时是没有出路的。
鹿兆鹏媳妇、田小娥和白灵的死亡，都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无情压迫和践踏。而她们在面对这种压迫和践踏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用各不相同的方式进行了反抗。但在一个漠视与扼杀普通人生命与意志的社会环境中，鹿兆鹏媳妇、田小娥、白灵这些不同层次的悲剧仍会继续上演。有人认为，《白鹿原》是成熟的悲剧文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白鹿原》同样也是展示女性悲剧的成熟文体。[6]
参考文献：
[1]叔本华语，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年
[3]陈忠实：《白鹿原》，P5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4]郑周明，《白鹿原》的女性悲剧探讨.湖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2006（1）
[5]吴成年，论《白鹿原》中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J].妇女研究论丛，2002（6）.
[6]张恒学，悲剧美学———历史的回顾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悲剧意识[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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