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学大家和教育家，张岂之手不释卷。1927年生人的他至今每天坚持阅读、看新闻。他住在清华园的一所老居民楼里，尽管80多岁了，但衣饰向来整洁有加，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年轻时候的张岂之身高187公分，现在依然清癯优雅，令人见之忘俗。
　　他最近在看《朗润琐言：季羡林学术思想精粹》并做笔记，每次出去开会都看一点，觉得好的都划了重点号。以有涯人生随无涯探究，张岂之乐在其中。
　　颠沛流离的求学时代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当年11月又通过《航空部队使用法》，突破战争伦理底线，明文规定“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种不分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的轰炸即是臭名昭著的“无差别轰炸”。事实上，1937年9月日军就开始对南京实施“无差别级”轰炸。冒着敌人的炮火，张岂之姨夫带着他和弟弟从南京奔向徐州，然后沿着陇海铁路到宝鸡，一路上草行露宿，穷饿无聊，常恐无辜死，最终辗转到了甘肃。张岂之的姨夫看报纸：“哎呀！走过来了，（离大轰炸）就差一天！”
　　由于战乱，少年张岂之的学校一再变动。张岂之的小学是在江苏南通完成的。南通是清末状元张謇的故乡，实业和教育比较发达，这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怎奈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家里大人带着他和弟弟向后方转移。中学就比较坎坷了，他先是在甘肃兰州读了初一、初二，再到陕南城固读完了初三，后来又转移到重庆就读于南开高中，沐浴于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阳光中。一路走来，怎一个“辛苦”了得。所幸张岂之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
　　在南开中学，有位教语文的李老师，教学很有特色，他让学生多读文言文，很少讲白话文。他选择的文言文都是爱国主义的，要求学生背岳飞的《满江红》，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天下之乐而乐”……张岂之在课间操的时候念，运动的时候也念。借用岳飞的词来表达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
　　可以说，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给他幼小的心灵铸就了牢固的家国情怀。
　　抗战初期，北方高校一路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中国历史上，因战乱而南渡的朝代和故事很多，令人痛心的是，翻开厚厚的史书，唯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眷念和“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伤痛，从未有过北返的喜悦。直到抗战胜利，“南渡北返”才真正得以实现。
　　1946年北大、清华和南开返回北平和天津复校，并于次年联合招生，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得以进一步发展。张岂之报考了北大哲学系。他还清晰地记得语文作文题目是《大学与社会》，作文中强调了大学对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得了很高的分数;他也不偏科，数学考了60多分，以正取生的身份被录取。这是他人生的新一页。
　　难忘的老师
　　尽管时隔多年，但张岂之对当年的求学经历记忆犹新，对汤用彤、任继愈、张颐、贺麟等老师的教诲一直难忘。
　　汤用彤先生当年任文学院院长，开出了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印度哲学史四门课。他之所以要开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是想让学生知道，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懂得外国哲学史。这种教学方法让张岂之受益终生。张岂之当年听了前三门课并做了详尽的课堂笔记。汤先生不仅看过这些笔记，甚至还亲笔修正了里面的错讹。
　　这些笔记如果现在还在，稍加整理就是很好的作品。可惜后来张岂之到西北大学教学的时候，他的一位学生借走这些笔记，“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前些年汤一介要给他父亲汤用彤先生出全集，知道张岂之笔记记得好，也曾想借去用，很可惜都没有了。这个学生去年从国外回来看望张岂之，为此还跪下给他道歉。
　　让张岂之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在“英国经验主义”课堂上，汤用彤先生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洛克如何用经验主义修改了笛卡尔的知识学说？张岂之认真阅读了原文，很快写出了读书笔记，但汤先生却认为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即没有注明笛卡尔能够贯彻其知识论的起点：“我思故我在。”青年张岂之辩护道：“这些我懂，别人也都懂，所以没必要写出来。”汤先生教育的风格就是娓娓道来。他轻轻地说：“要从学生时期养成好习惯，写东西是给别人看的，作者了解的东西读者未必了解，要处处考虑读者。文章中重要的环节即或众所周知，也不能省略。
　　贺麟先生的教学方法也很独特有效。那时候他开的是“黑格尔哲学”选修课。1948年选读该课的共有五个学生，贺麟先生译出了中文本《小逻辑》，让学生根据原著对中文本“加以校正”或提出问题。其他四人据德文版，张岂之据英文版。平常自学，每周去贺麟先生家里听课一次，大家常常能引起争论。这种教学方法特别有启发性，五人之一的杨祖陶就是这样走上哲学道路的。后来，贺麟先生在《小逻辑》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引言”中说：1946至1950这一学年内，我在北京大学授“黑格尔哲学”一科，班上有杨宪邦、张岂之、杨祖陶、陈世夫、梅得愚诸同学，并有王太庆、徐家昌二同志参加。上学期我们研读《小逻辑》，下学期我们研读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他们都参读了我的译稿，有几位同学并曾根据我的译稿与英文或德文本对照读，作有读书报告。他们对于名词和译文的斟酌修改，都曾贡献过宝贵的意见。
　　上大学的时候，张岂之求学积极主动。有个学期讲师齐良骥先生开的选修课“英文哲学名著选读”，只有张岂之一个学生选读，但系里并没有因此停开，齐先生也没有提其他要求。结课后齐先生还递给他一张纸条，问自己的讲课不足之处。后来的石峻先生讲课风格不同于齐良骥先生， 他热情奔放，随时挥洒，听得人天宽地阔。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湖南乡音较重，语速较快，有些地方学生听不明白。于是张岂之就把听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归纳出来，写短信给石先生请求点拨。石先生有时候留书给张岂之，纸条上会提示阅读时注意哪些问题。他还主动问张岂之需要哪些书，并带他到自己堆满了图书的宿舍让挑选。张岂之借书后写借条，石先生不要，说“你用后还我就是了。”师生间这份宝贵的情谊迄今让张岂之感念不已。 　　从学生到先生
　　1950年张岂之从北大毕业，毕业以后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工作，刚解放，北大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急需要人才;另一个途径就是继续读书。任继愈先生建议张岂之继续读清华哲学系的研究生。任先生还让张岂之星期天去见他，“我带你到清华看看，环境很好，学术气氛也不错。”张岂之一度担心自己考不上，任先生鼓励他好好准备。当年清华大学招了24名研究生，哲学系有三个名额，其中就有张岂之。但这个时候导师不大容易见到了。他们或者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或者去参加土改，很难见到人。
　　随后有消息传出：清华不办文科了，都并到北大去。这让搞文科的学生惶恐不安。好在柳暗花明，天无绝人之路。张岂之的另外一个老师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派人来找他。1948年张岂之听过他的《中国思想史》专题课，得了80分的成绩。1951年侯先生到西北大学去做校长，想要把在北大听他课的学生带去。一找张岂之，正瞌睡有人送枕头，可把他高兴坏了。第一，西安就是古代的长安，西汉、唐两个盛世都在这里，文化古迹丰富，这是研究历史的最好城市;第二，西周就是在那里兴起的，有2000多年文化积淀;第三，西北大学当时是国立西北大学，前身是西北联合大学，老师当校长，跟着他学，进步会挺大的。就这样，张岂之决心去西北大学。
　　甫去侯先生就给了他讲师名义：“你在清华当过研究生的，我不给你助教。”侯先生强调：讲课的人是讲师，不讲课的人不是讲师。就这样，张岂之第一门课是给法律系调干生讲《逻辑学》。侯先生来听了他一堂课，说原理基本讲得可以，但是举的例子不生动，还需要继续努力。
　　张岂之对教学一向重视。从1952年到1978年，20多年一直是讲师，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评委教授。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张岂之起初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职务，后来又当了副校长、校长。这都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不过当校长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放弃业务，坚持给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本科生上《中国思想史》的课。以至现在学生回忆道：张老师讲中国思想史片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看原稿，听起来非常过瘾。其实并不是张岂之记忆好，而是他重视课堂教学，准备充分，要用的材料都能背下来。
　　现在高校有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但在张岂之的记忆中，教他的老师们在课堂内外都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典范。这对张岂之的教育理念影响深远。
　　作为学生和长期助手，侯外庐先生主编的皇皇巨著《中国思想通史》就有张岂之的一份贡献。在科研和编写教材之间，张岂之一直重视教材编写工作并践行之。没有上级布置，没有申请课题，没有启动经费，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下午，张岂之和几位同仁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并归纳出若干原则，之后就开始了《中国思想史》的编写工作。这本由张岂之统稿主编的教材今天依然还在大学使用。2002年张岂之又主编了既有思想史又有文化背景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历经四年。不仅如此，张岂之还特别关注青年人阅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上一度出现贬低、否定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议论，这促使张岂之决心做出适合年轻人阅读的书来。他用两个月的时间拟出提纲，又邀请专家，主编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书。该书于1994年1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后又出了插图本和英译本，共印刷十多次，迄今不衰。张岂之并未满足于已有成绩，2002年他拟出15个专题，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为主线，邀请学术观点相近的专家写出了《中国历史十五讲》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销路很不错。
　　作为名满天下的人文学者，张岂之谦虚谨慎，他说，有生之年在学术研究上要再做一些事，还有新的计划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