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坛上的一对杰出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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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曾国藩来说,他一辈子尽管门生遍天下,而其严格意义上的学生则仅李鸿章一人。
  
  一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晚清政坛上知名度甚高的人物。人们知道这两人都是靠军功起的家,后来又都封侯拜相,在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中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许多人不一定知道,他们两人是一对师生,尤其对曾国藩来说,他一辈子尽管门生遍天下,而其严格意义上的学生则仅李鸿章一人。
  


  曾、李之所以成为师生,其原由在于李的父亲李文安。道光十八年,36岁的李文安与28岁的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当时,这种关系被称为同年。
  5年后,曾国藩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因理学修养和诗文创作上的成绩,已成为京师官场上一个前景看好的后起之秀。这一年,李文安次子鸿章来京参加隔年的顺天乡试。在父亲的引荐下,他来到绳匠胡同曾国藩寓所,拜这位“年伯”为师。曾国藩见李鸿章仪表端正、谦恭有礼,心中喜欢,又翻阅他随身带来的诗文。当读到“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诗句时,注目看了看李鸿章那对炯炯有神的眼光,翰苑侍讲仿佛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国家栋梁之材,遂欣然点头。
  翰林院是个清闲之所,有足够的时间读书作诗文。曾国藩悉心指导李鸿章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应试诗。举业之外,老师也将自己正在修习的儒家性理之学讲给学生听。一年过去了,李无论在举业还是在真实学问上都长进很大。这年的顺天乡试,他轻易地中了举。
  李鸿章的家境并不宽裕,为使他消除后顾之忧,曾国藩为学生在京城谋了一个塾师职业。不料,踌躇满志的李鸿章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却落了榜。曾国藩在这次会试中做阅卷官,他对学生的闱中诗文评价很高,鼓励学生不要灰心失望,继续努力,等待下科。有着三科会试经历和负时下文望的老师的这些话,对22岁初闯江湖的学生的鼓舞,无疑是巨大的。道光二十七年,李鸿章再次走进会试考场,获得二甲第十二名的优异成绩,紧接着又顺利通过朝考,成了一名翰林院庶吉士。李鸿章便这样以极为清贵的身份进入官场。他自己的聪明勤奋固然是第一位的,但曾国藩的用心指点,无疑为他敲开功名大门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由广西杀进湖南。曾国藩恰因母丧回湘。朝廷于慌乱之中一口气任命了43个团练大臣,以大办团练来协助朝廷正规军在江南的战事,曾首当其冲,被第一个点了名。经过一番反复考虑权衡后,他出山正式做起湖南省的团练大臣来。稍后一点,李鸿章也被征调回籍办团练。
  这对师生在新的形势下,又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来了,但因为分属两个不同的军事团体,彼此之间很长时间并没有见到面。师生在战场上的重逢,则是咸丰八年底的事了。
  当李鸿章出现在建昌湘军老营辕门口时,曾国藩望着在素日的儒雅中更添几分英武气概的学生,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延揽四海贤俊的湘军统帅,此刻是太需要李鸿章这样的人才了。曾国藩将李鸿章留在幕府,做一个帮他起草奏稿、书牍的机要秘书。李鸿章才与学都很好,工作干得很出色,深得曾国藩的赞赏。他对人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李鸿章虽然能干,但身上的毛病亦不少,自由散漫便是他的一个突出的毛病。湘军军营惯例是吃完早饭才天亮,指挥部的早饭虽不及军营的早,但也是天一放亮便开饭,比普通人家的早饭早得多。李鸿章习惯读书到深夜,第二天日上三竿才起床。初来湘军的他,非常不习惯这顿早饭,常常是宁愿不吃饭也不早起。曾国藩却是很看重每天的早饭。他每早跟众幕僚一道吃早饭,既融洽了感情,又借此考勤。李的这种懒散作风,很让曾曾国藩看不惯。他要将李鸿章整治一下。
  这一天的早餐,众幕僚都来齐了,又唯独缺李鸿章一人。曾国藩眉头一皱,打发亲兵去叫。李鸿章睡意正浓,极不耐烦地对亲兵说他不吃早饭了。亲兵转告曾国藩。曾国藩拉长着脸说,再去叫。李鸿章见亲兵又来了,便撒谎说生病了,不能起床。亲兵将李鸿章的话回复曾国藩。曾国藩很生气,用手拍着餐桌说,就是生病了也要来,今天人不到齐不开饭。李鸿章到后,大家才开始吃饭。平时吃饭时,曾国藩和众幕僚有说有笑,这天早上,他一直一声不吭,闷头吃饭。幕僚们见头儿不说话,也不敢吱声。李鸿章处此状态下很是尴尬。曾国藩吃完了饭,站起身来,对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拂袖而去。
  这次整治对李鸿章的震动很大,除整了他的自由漫散的习气外,还敲了敲他“不诚”的缺点。从此以后,李鸿章收敛多了。他对老师又敬又畏,从各方面更为虚心地向老师学习。李鸿章在为老师办事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历练,逐渐成熟起来。有一桩大事的处理,让李鸿章帮了老师的大忙;同时,也使老师由此看出他过人的政治才干。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京师。咸丰皇帝留下六弟恭正在京应付洋兵,自己携带一大群亲信和后妃逃往热河行宫。半途中,下了一道圣旨给曾国藩, 命他速派鲍超一军北上救援。鲍超是湘军中的一员悍将,他指挥的部队称为霆军。霆军的战斗力较强,曾国藩不想让它离开与太平军交手的战场,但圣命又不可违。 曾国藩召集幕僚们商讨此事。大多数幕僚主张服从命令派霆军北上勤王,也有少部分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情紧急,不能发兵。惟独李鸿章一人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他说,眼下的局势,即便霆军迅速北上,也无济于事,这道圣旨实在是未经深思熟虑的情急之言。洋人入都,并不在于要推翻朝廷,不过是索取钱财和放开限制而已,最后的结局必定是金帛议和,无饬大局。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两天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威望不够,请于曾和胡(即湖北巡抚胡林翼)二人中酌派一人率军北上。估计奏折到达热河时,已不再需要湘军了。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来:和议已成,无须北上。既未违抗圣旨,又没有影响战事,两全其美,这全得力于李鸿章的好点子。老师开始对学生刮目相看了。
  
  三
  
  也是时势造就英雄。很快,一个绝大的机遇降临到李鸿章的头上。太平军在丢掉安庆城后,转而集中兵力攻打浙江,力图将浙江变为一块“天国”的巩固疆土。在连克金华、绍兴、宁波及省垣杭州后,兵锋直逼上海。此时的上海,已成了中国最大的中外交易码头,洋商和华商在这里屯集着数不清的财富。他们担心这批财富落到太平军的手里,便托一个名叫钱鼎铭的刑部主事,前往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安庆去见曾国藩,求他出兵救上海。
  上海不仅是朝廷的金库,也是湘军饷银的一个主要供应站,曾国藩自然不愿意太平军将它抢去。他在同意出救兵之时,第一个想到的带兵人选是他的九弟国荃。但是刚刚打下安庆正在原籍休假的曾老九却不乐意去上海,他眼睛盯着的是南京,打下南京才是建天下第一战功。他担心在他救上海的时候,这第一功被别人抢去。曾老九两次三番的拒绝,给李鸿章造就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李鸿章志大才高,并不甘心长期住幕府充当一个笔杆子,他渴望自己能独领一军独当一面成就一番大事业。现在, 机遇终于来了,他向老师主动请缨。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李鸿章也正是他在九弟之后的第二人选,于是满口答应,并叫李鸿章立即回安徽招募勇丁,编练成军。
  在安徽募勇,固然是为了让李鸿章拥有一支救援上海的军队,但同时也是曾国藩的一个宿愿。早在就任江督之初,曾便虑及到湘军成军已久,暮气日深,往后,离家逾远,军心更易涣散;而淮徐自古以来民风强悍,兵源充足,在苏皖一带用兵,宜用淮徐之勇。眼下,正好趁此良机将这一设想实现,而这位有4个弟弟在家办团练、本人又在两淮打仗多年的安徽学生,自是这支军队的最好头领。
  李鸿章欣然领命,带着上海绅商所提供的丰厚饷银,短短的3个月便招募四千人马,一律按湘军营规予以编练。曾国藩又将另外的两千多名老兵编入这支新军中,以便提高它的战斗力。这支六千多人的新部队被人称之为淮军。如今的李鸿章,再不是一个没有实权实力的秘书了,他已经拥有一支规模不小的武装力量,他就要仗着它去封侯拜相、青史留名,实现20岁时便立下的“著史”、“封侯”的宏大理想。
  就在同意由李鸿章回籍募勇的时候,一个决定已在曾国藩的脑中形成:应将这个刚40岁又有识有才的学生,当做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他给朝廷上奏:李“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
  现在,望着李鸿章和他的六千淮军,乘着用18万两银子雇来的6艘洋轮,浩浩荡荡朝着长江下游鼓浪而去的壮观场面,曾国藩清醒地意识到:学生已经羽翼丰满,他就要冲向蓝天,展翅翱翔了!
  李鸿章抵达上海后的第十七天,便接到朝廷任命他为署理江苏巡抚的命令,7个月后,又实授苏抚。对于恩师的着意栽培,李牢记不忘,他情动于衷地说:“此皆由我中堂夫子积年训植随事裁成,俾治军临政、修己治人,得以稍有涂辙,不速颠覆……实不知何以为报。”
  李鸿章也的确不负老师所望。他充分利用上海的财富和外洋码头的优势,大量购买洋枪洋炮,高价雇请外国军事教官,很快便将淮军装备为当时武器最为精良的一支军队。他也不忌讳舆情的指责,跟美国人华尔、英国人戈登所指挥的常胜军合作打仗,短短的一两年里,淮军连克常熟、苏州、常州等苏南重镇,军威大振,与活动在浙江的左宗棠楚军一道,成为继湘军之后的两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李鸿章的淮军不仅为朝廷保守上海收复苏南立了大功,也因为扫清了太平天国的后院,使天京成为一座孤城而极大地支援了曾老九。
  
  四
  
  晚清政坛上的这一对杰出师生的交谊,因老师的去世而结束。回顾曾、李之间这段过往烟云,颇让后人平添几分历史况味。
  曾国藩是个很有头脑的政治人物,他在事功活动中,十分注重“替手”物色和培养。他在给九弟的信中说过:“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替手”可以是部分替代自己的人,也可以是能全盘替代自己的人。当选定李鸿章招募淮军又保举他为江苏巡抚的时候,曾国藩显然是把李鸿章当做第二义中的替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接班人来看待。
  从历史角度来看,曾国藩有李鸿章这个学生,实在是他一生的幸运;选定李鸿章为其事业的接班人,则更是他一生众多决策中极为英明的一个。
  作为今人,我们已具备了全面审视前人的有利条件,将曾国藩身边可能作为其“替手”的所有人来一番排队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就其综合能力而言,再没有哪个能超过李鸿章。事实上,在曾国藩的生前,李鸿章就已两次担负起完成乃师未竟事业的重任;在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执掌晚清军事、外交大权30年,他一方面将乃师所开创的军事团队做大做强(以淮军为基础的北洋集团在晚清军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又将由乃师所揭幕的洋务运动大规模地在全国展开,成为晚清政治中的重要内容。
  除此以外,李鸿章对曾还有一个无形而又确实存在的巨大帮助,那就是在李鸿章执掌大权的期间,出于各种动机而竭力维护和宣扬乃师的高大形象。历史上有多少权臣,在其生前与死后所享受的待遇判若云泥!然曾国藩死后,在一段相当长时间里的声誉似乎还要超过生前。这除开曾国藩本身的原因外,也与李鸿章30年权倾天下的经历极有关系。这一点,曾在生时可能没有料到,否则,或许他就不会说“李少荃拼命做官”的讥讽话了。
  
  (摘自《领导文萃》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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