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王誉昌、王应奎二人，都喜爱文学，王应奎尤其喜欢作诗。有一天，王誉昌对王应奎说：“作诗必须变不类为类，才能写得好。”王应奎不解地问：“什么叫‘类’，什么叫‘不类’呢？”恰好桌上有毛笔、砚台与茶杯三样东西，王誉昌就指着对王应奎说：“这毛笔与砚台是同一类的东西，我们就称之为‘类’;茶杯与笔砚不是同一类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不类’。写诗的人要能将它们全都熔铸为一体，这就是变不类为类了;如能熔铸得天衣无缝，这诗也就高妙无比了。”王应奎细细琢磨，觉得很有道理。
　　过了几天，王应奎拿来杜甫的几首诗向王誉昌请教。王誉昌指着其中的一联“小摘园蔬联旧雨，浅酌家酿咏新晴”，对王应奎说：“这一联写得最好。你看：园蔬与旧雨、家酿与新晴，都不是同一类的东西，却用意境将它们都联为一类了，而且浑然天成，绝无斧凿之痕。如果你的诗作都能如此，那就达到很高的境界了。”
　　这一联诗确实写得好，你看：雨后初晴，诗人在园中采摘蔬菜，菜上尚沾满点点雨滴;摆上刚刚炒熟的菜，斟满家中自酿的酒，诗人在院中浅酌慢饮，欣赏、享受这片灿烂的阳光。好一幅优美的田园风光图！“旧雨”又可以解释为“老朋友”，与老朋友在阳光下浅酌畅叙，自然又别有一番情趣。
　　其实，何止是写诗，写散文提倡的“形散神不散”，写议論文要求围绕论点组织的材料，不都是在“变‘不类’为‘类’”吗？能够将“不类”之物巧妙地熔铸于一“类”之中，则无论诗词文章，不都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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