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央银行制度、人口结构、选举制度以及经常顺差是造成其长期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这些因素在美国没有发挥作用的基础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债台高筑。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将会成为长期现象,同时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这一切不禁使人们担心:美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是否将有一个甚至几个“失去的十年”。
　　的确,从初始条件看,美国经济现在的状况很像当年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动产市场泡沫破裂,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在当前的美国,居民房地产和信用泡沫的破裂,不仅已经导致经济的衰退,而且随时有通货紧缩的风险。
　　很多分析人士把日本长达20年的通货紧缩归咎于其货币政策的失败。遵循同样的逻辑,只要美联储不重复日本央行的错误,美国就不会“日本化”。
　　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只是触及了表面现象。而核心问题是,为什么通货紧缩在日本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为什么日本社会主动或被动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了长期通货紧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社会是否做出同样的选择?
　　日本长期通缩源于四个深层的结构和制度性因素。
　　首先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制度。自1998年以来,日本央行享有极高的独立性,但却没有与其权利相匹配的问责制度。尽管《日本中央银行法》给日本央行的任务定位是“通过价格稳定来帮助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但实际上,日本央行直至2006年才给出了一个“价格稳定”的定义,也就是在0%至2%之间。然而, 在此后的51个月内,日本的核心通胀率有46个月低于0%,出现了严重通缩,但日本央行并未因此被问责。
　　为什么日本社会的问责要求如此之低呢?这就涉及到第二和第三个深层因素:日本的人口结构和选举制度。
　　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人口迅速地老龄化,退休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更倾向选择通货紧缩。退休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退休金和其他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鲜有股票类投资品。尽管在通缩环境下,名义利息率很低,但价格下降会提高退休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可以很大程度上抵消利息收入的不足。
　　日本政治选举制度的设计客观上赋予年长的人群超比例的影响力,从而使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倾向于保护年长者的利益。作为利益共同体,他们会反对通胀,更倾向采取导致通缩的政策措施。
　　第四个深层次的因素与日本长期经常账户顺差有关。经常账户顺差的存在,意味着经济整体是净储蓄。这一宏观环境下,财政赤字很容易通过国内发债融资来支持,从而客观上减弱了采取结构改革政策的动力。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变革,就无法消除由大规模不良资产引致的通缩压力。
　　上述四个因素在美国发生作用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美国不会日本化。
　　首先,美联储虽然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但在其政策目标中,不仅有通胀还包括就业。
　　尽管美联储在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的通胀目标值,但长期以来,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已经达成一个共识:美联储的通胀目标值是2%。同时,美国国会对美联储有明确的问责制度。具体体现在,国会参众两院对美联储主席任命的影响,以及频繁地举行关于货币政策的听证会。
　　其次,尽管美国人口老龄化也在进行,但在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国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远未达到日本的状况。
　　第三,美国的政治选举制度并不存在有利于年长人群的安排。公共政策能够均衡地反映各年龄阶层的诉求,没有采取通缩政策倾向的偏好。
　　第四,与日本不同,美国有长期经常账户逆差,意味着整个经济体是负储蓄,需要从其他国家借入资金。这样,市场的约束力量就会迫使当局采取有效的结构改革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预防通缩,并减少财政赤字,否则,其融资成本会大幅上升。
　　实际上,相比美国,欧洲经济更容易像日本那样陷入长期通缩。因为,在上述四个方面,欧洲的状况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
　　尽管有非常明确的通胀目标,欧洲央行并不对某一个主权政府负责。欧洲的人口结构和发展趋势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同时,没有迹象表明,当前欧洲的选举制度含有利于年长者的倾向。尽管不同欧元区国家的经常状况有很大差别,有些有大量的顺差(如德国),另一些国家有大量逆差(如希腊),但从欧元区整体看,经常账户基本平衡。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