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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他走进探索病菌的殿堂
王福生出生在安徽枞阳的一个小山村，初中时，他在书店偶然看到一本科普书《征服病菌的道路》，随后买回了家，这本书让他对细菌和病毒这些微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
1989年，已经拿到医学硕士学位的王福生接着考取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吴祖泽院士。
“他是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典范。”王福生这样回忆导师吴祖泽院士，“他基本每天都会问我科研进展怎样，看了哪些文献，得了怎样的数据，还要去我的实验室看实验进度，指出我的不足。”
这种严谨务实的作风对王福生的从医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治病还是做科研，他都要求自己：一丝不苟，踏踏实实。在解放军第302医院（以下简称302医院）肝病生物治疗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他提出七字方针：二艺、三心、四能力。二艺指临床实践和医学理论的技艺；三心是指对病人要有同情心，对工作要有责任心，对事业要有进取心；四能力是指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他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坚持不懈。”中心副主任张政这样评价王福生，“他这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光随访和搜集病例，就坚持了十几年。”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王福生就开始搜集乙肝患者治疗的资料并对病人随访。那时候没有电子病例，就靠手写、靠复印，还要整理、归类、分析，工作量十分繁杂。王福生坚持了十几年。
十几年的坚持，换来了4000多例乙肝患者样本，在此基础上，王福生完成了“人体免疫应答影响乙型肝炎临床转归及抗病毒疗效”研究成果，并获得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谈起这段经历，王福生说：“做临床科研，必须务实，乐于奉献，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踏实敬业的精神。”
也许是凭借严谨务实的作风，十几年来，王福生先后在国内外发表科学论文约250余篇，其中SCI收录的论文83篇，影响因子总分大于440，作为负责人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1项、省部级成果二等奖4项。
完成了传染病防治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98年，王福生拒绝了美国纽约大学西奈山医学院的高薪聘请，毅然决然地带着国内紧缺试剂、重要菌种及实验设备回到了祖国，并一头扎进军队传染病防治事业。
回到302医院不久，王福生就被临危受命，担任起全军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工程研究室主任。但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研究室的课题几乎贴着清一色的“院内”和“军内”标签，其他国家级课题一个都没有；发表的文章也都没走出国门；科研经费捉襟见肘；仪器设备陈旧落后。真可谓“一穷二白”！
在院党委的支持下，当年就得到医院20万元启动资金。后又通过科企联姻的方式，为研究室获得风险投资500万元，这笔钱成为王福生淘到的“第一桶金”。
于是，他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将它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次创业”和“第二次创业”。前一个阶段，三年实现，叫做“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发展”；第二个阶段，要达到出成果、出经验、出人才的目标。沿着这一设定的目标，研究所（室）逐步走出困境，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001年前后，由王福生牵头成功申报了全军传染病研究所“重中之重”学科、全军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防治重点实验室，极大地提升了研究所的学科品牌和影响力。
——从2002年起，研究所（室）开始在国外杂志发表英文文章，平均每年仅SCI文章就要发8～10篇，影响因子在40～50左右。
——2007年，院党委又任命他为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再次给他提供了能够纵情发挥才能的更大舞台。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研究所（室）在课题方面由白手起家，发展到同时承担国家重大专项、“973”项目、国家杰出青年课题、军队和北京市重点课题等数十项，每年争取的科研经费达四五百万元，研究所（室）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
近年来，王福生先后应邀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理工医学院等20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和医疗研究机构，以及国内病毒性肝炎和生命科学领域大会、亚太地区肝病年会等国际性会议作学术交流，为国家和军队争得了荣誉。
摘掉乙肝歧视的帽子
在长期的从医生涯中，王福生和太多的乙肝患者打交道，很多人因为病情缘故，在工作、生活中备受歧视。
“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感受。”王福生说，“当时特别想找到一种方法，能帮他们摘掉被歧视的帽子。”
一直以来，他把慢性乙肝临床诊治面临的难点作为科研攻关的重点。2000年，长期关注国外前沿动态的他提出了免疫细胞治疗慢性肝炎的想法。
说干就干，务实的王福生有空就泡在实验室，带领课题组成员刻苦攻关。
“那时他很拼命，白天黑夜、节假日都呆在实验室，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吃个面包，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记不清多少次累倒在实验室里，只要醒过来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张政回忆说，“动物试验就不说了，光临床试验，病人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一个找来的。非常耐心、不厌其烦给病人做讲解，并不辞辛苦全力细心组织课题组做好随访工作，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专家。”
谈起这些往事，王福生却表示：“很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今天的成果。”
现在，王福生及其团队已经在国际上率先完成了CIK细胞治疗慢性乙肝的临床试验，第一个获得CIK细胞临床治疗批文。CIK细胞治疗作为一种新型生物治疗手段，十年来治疗肝病患者近千例次，安全性达100%，该成果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评审专家们认为：该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本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
面对成功，王福生感受更多的是责任。他这样告诉记者：“一名科技工作者最大的幸福，在于研究成果能被用于实践并产生效益，而不只是成绩本身和发了多少文章。我希望我们的疗法，能帮更多乙肝病患者摘掉被歧视的帽子，开心地工作和生活。” 要让肝病患者健康地生活
从乙肝病患者到健康人有多远？
“要经过3座大山。”王福生形象地说，这三座大山是：病毒持续在体内存在、肝脏病理学异常（肝脏炎症、坏死、纤维化等）、机体抗乙肝病毒的免疫反应紊乱。
在研究“人体免疫应答影响乙型肝炎临床转归及抗病毒疗效”的过程中，通过对4000多例病案的分析，王福生发现：这三座大山并非不可翻越。为此，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乙肝治疗的 “爬坡假说”。
“对乙肝患者首先进行最基本的抗病毒治疗，有效抑制乙肝病毒 DNA复制和抗原合成，为机体免疫功能的恢复‘减压’，同时进行保护肝脏治疗，阻断肝脏炎症反应和纤维化进程。”王福生解释说，“仅抑制病毒复制似乎仍无法恢复受损的免疫系统，须借助外力进一步提高机体抗病毒免疫功能，即在抗病毒和保肝治疗基础上联合有效的免疫调节治疗，帮助患者发生HBeAg（乙肝核心抗原）和HBsAg（乙肝表面抗原）血清学转换，充分恢复患者抗病毒免疫应答，最终达到持久清除病毒、恢复机体保护性免疫的目的。三步走，变三座大山为一个斜坡。”
“它不是一个纯理论的假说，而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和长期的随访得出的结论。”张政说。
乙肝患者孟某，经两年的拉米夫定治疗产生耐药，在302医院经过4次免疫细胞治疗，随访5年，乙肝病毒DNA持续阴性，肝功能一直正常。
慢性乙肝患者程某，肝脏衰竭，在302医院系统治疗后，经随访，已回到工作岗位正常工作和学习。
乙肝患者韩某，花了很多钱去了很多医院，都没有起色，从外地专程来到北京，在王福生主任的治疗下，已经完全治愈，恢复健康。
这样的病例很多很多……
“每当看到乙肝患者成为健康人，每当看到病人送来的锦旗，每当读到病人发自肺腑写来的感谢信，我的内心感到很欣慰，即使再苦再累，也值得。”王福生说。
得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
2010年，王福生所在的科室来了一个肝硬化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这位年近50的男性患者在外地求医多次。
“基本他自己也算是半个专家，对医生的每项处理都喜欢刨根究底，而且还有点不信任。”王福生回忆。
于是科室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病人上网查完资料后对医生不断的质疑，一边是王福生为病人设计个体化的治疗，并像教学生一样对病人细心地解释治疗的原理。
“他对该患者一丝不苟，真正做到了医者父母心。”科室李元元医生回忆，后来该病人接受了4次细胞治疗，效果特别好，由原来的失代偿性肝硬化、消化道大出血，到现在完全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上班，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周围的同事都感到惊叹，该病人特地为王福生送来锦旗和感谢信。
“我从外地赴京，王主任热情细心接诊，给我制定了治疗方案，病情一个月见效。非常感激他。”一位来自福建厦门的患者告诉记者。
经他诊治的病人都这样说：“王所长虽然是名医、大专家，但他对我们病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不仅看病认真细致、诊治水平高，而且待人和善、人品好，耐心地与我们患者进行交流，通过全面了解病情从而做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对此，王福生说：“做医生除了要有一颗平常心之外，还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无论在接待病人还是选择治疗，以及和病人相处，要学会多关心病人，爱护病人，尊重病人。相信做到这几点，医患矛盾就会少很多。”
让传染病防治事业后继有人
作为国际知名的传染病和细胞治疗专家，王福生擅长疑难肝病和艾滋病及其他传染病的诊治和研究，并取得了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成绩，实现了302医院在肝病领域国家高层次人才奖励“零”的突破。多年来，他带领研究团队瞄准国际疑难肝病和艾滋病等诊治难题奋力攻关，取得重大突破。
在王福生的研究所里，对争取到的重大研究项目都实行“课题组长负责制”，子课题多由年轻人（包括在学的研究生）承担，大型先进仪器由年轻人负责管理。所里还制定措施，为大家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打破资历限制。
“这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张政说。
“任何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除了个人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要使科研团队更具后发优势，就得培养年轻人，而传染病工作更要后继有人。”王福生这样解释他的做法。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些年来，王福生先后招收和培养博士生37人、硕士生36人、在站博士后2人。他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李永纲主任医师已经成为临床科主任、研究生导师，在工作上已独当一面。还有施明、张政、福军亮等等，他们分别都已经成为该院重点科室的研究室主任和临床骨干力量，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家庭是工作帮手和精神港湾
“军功章有她的一半。”谈起家人，王福生最感谢的是他的妻子。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和教育培养孩子的重担。至今他也没有时间陪妻子去逛过商店。
前几年家里装修房子，妻子不但没让王福生分心，还在家中特地搞出一间安静的“办公室”。
当王福生在家工作得十分疲劳的时候，妻子给他放音乐，并端上可口的饭菜，妻子怕孩子打扰爸爸的工作，时常带着孩子出去，每当听到妻子说“儿子，小声点，爸爸在工作”时，王福生的心中就会涌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温馨和感动。
“她为我付出了她的一切。当我苦恼时，她耐心开导我，使我从中解脱；当我碰到困难时，她鼓励我不要退却；当我沉浸在成功的欢乐中，她与我分享，第一个祝贺我，也第一个给我泼凉水；我有什么新的想法，她是我的第一个听众，与我一起讨论。”王福生动情地说：“妻子是我的温馨港湾，我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
王福生出生在安徽枞阳的一个小山村，初中时，他在书店偶然看到一本科普书《征服病菌的道路》，随后买回了家，这本书让他对细菌和病毒这些微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
1989年，已经拿到医学硕士学位的王福生接着考取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吴祖泽院士。
“他是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典范。”王福生这样回忆导师吴祖泽院士，“他基本每天都会问我科研进展怎样，看了哪些文献，得了怎样的数据，还要去我的实验室看实验进度，指出我的不足。”
这种严谨务实的作风对王福生的从医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治病还是做科研，他都要求自己：一丝不苟，踏踏实实。在解放军第302医院（以下简称302医院）肝病生物治疗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他提出七字方针：二艺、三心、四能力。二艺指临床实践和医学理论的技艺；三心是指对病人要有同情心，对工作要有责任心，对事业要有进取心；四能力是指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他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坚持不懈。”中心副主任张政这样评价王福生，“他这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光随访和搜集病例，就坚持了十几年。”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王福生就开始搜集乙肝患者治疗的资料并对病人随访。那时候没有电子病例，就靠手写、靠复印，还要整理、归类、分析，工作量十分繁杂。王福生坚持了十几年。
十几年的坚持，换来了4000多例乙肝患者样本，在此基础上，王福生完成了“人体免疫应答影响乙型肝炎临床转归及抗病毒疗效”研究成果，并获得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谈起这段经历，王福生说：“做临床科研，必须务实，乐于奉献，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踏实敬业的精神。”
也许是凭借严谨务实的作风，十几年来，王福生先后在国内外发表科学论文约250余篇，其中SCI收录的论文83篇，影响因子总分大于440，作为负责人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1项、省部级成果二等奖4项。
完成了传染病防治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98年，王福生拒绝了美国纽约大学西奈山医学院的高薪聘请，毅然决然地带着国内紧缺试剂、重要菌种及实验设备回到了祖国，并一头扎进军队传染病防治事业。
回到302医院不久，王福生就被临危受命，担任起全军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工程研究室主任。但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研究室的课题几乎贴着清一色的“院内”和“军内”标签，其他国家级课题一个都没有；发表的文章也都没走出国门；科研经费捉襟见肘；仪器设备陈旧落后。真可谓“一穷二白”！
在院党委的支持下，当年就得到医院20万元启动资金。后又通过科企联姻的方式，为研究室获得风险投资500万元，这笔钱成为王福生淘到的“第一桶金”。
于是，他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将它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次创业”和“第二次创业”。前一个阶段，三年实现，叫做“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发展”；第二个阶段，要达到出成果、出经验、出人才的目标。沿着这一设定的目标，研究所（室）逐步走出困境，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001年前后，由王福生牵头成功申报了全军传染病研究所“重中之重”学科、全军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防治重点实验室，极大地提升了研究所的学科品牌和影响力。
——从2002年起，研究所（室）开始在国外杂志发表英文文章，平均每年仅SCI文章就要发8～10篇，影响因子在40～50左右。
——2007年，院党委又任命他为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再次给他提供了能够纵情发挥才能的更大舞台。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研究所（室）在课题方面由白手起家，发展到同时承担国家重大专项、“973”项目、国家杰出青年课题、军队和北京市重点课题等数十项，每年争取的科研经费达四五百万元，研究所（室）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
近年来，王福生先后应邀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理工医学院等20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和医疗研究机构，以及国内病毒性肝炎和生命科学领域大会、亚太地区肝病年会等国际性会议作学术交流，为国家和军队争得了荣誉。
摘掉乙肝歧视的帽子
在长期的从医生涯中，王福生和太多的乙肝患者打交道，很多人因为病情缘故，在工作、生活中备受歧视。
“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感受。”王福生说，“当时特别想找到一种方法，能帮他们摘掉被歧视的帽子。”
一直以来，他把慢性乙肝临床诊治面临的难点作为科研攻关的重点。2000年，长期关注国外前沿动态的他提出了免疫细胞治疗慢性肝炎的想法。
说干就干，务实的王福生有空就泡在实验室，带领课题组成员刻苦攻关。
“那时他很拼命，白天黑夜、节假日都呆在实验室，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吃个面包，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记不清多少次累倒在实验室里，只要醒过来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张政回忆说，“动物试验就不说了，光临床试验，病人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一个找来的。非常耐心、不厌其烦给病人做讲解，并不辞辛苦全力细心组织课题组做好随访工作，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专家。”
谈起这些往事，王福生却表示：“很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今天的成果。”
现在，王福生及其团队已经在国际上率先完成了CIK细胞治疗慢性乙肝的临床试验，第一个获得CIK细胞临床治疗批文。CIK细胞治疗作为一种新型生物治疗手段，十年来治疗肝病患者近千例次，安全性达100%，该成果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评审专家们认为：该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本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
面对成功，王福生感受更多的是责任。他这样告诉记者：“一名科技工作者最大的幸福，在于研究成果能被用于实践并产生效益，而不只是成绩本身和发了多少文章。我希望我们的疗法，能帮更多乙肝病患者摘掉被歧视的帽子，开心地工作和生活。” 要让肝病患者健康地生活
从乙肝病患者到健康人有多远？
“要经过3座大山。”王福生形象地说，这三座大山是：病毒持续在体内存在、肝脏病理学异常（肝脏炎症、坏死、纤维化等）、机体抗乙肝病毒的免疫反应紊乱。
在研究“人体免疫应答影响乙型肝炎临床转归及抗病毒疗效”的过程中，通过对4000多例病案的分析，王福生发现：这三座大山并非不可翻越。为此，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乙肝治疗的 “爬坡假说”。
“对乙肝患者首先进行最基本的抗病毒治疗，有效抑制乙肝病毒 DNA复制和抗原合成，为机体免疫功能的恢复‘减压’，同时进行保护肝脏治疗，阻断肝脏炎症反应和纤维化进程。”王福生解释说，“仅抑制病毒复制似乎仍无法恢复受损的免疫系统，须借助外力进一步提高机体抗病毒免疫功能，即在抗病毒和保肝治疗基础上联合有效的免疫调节治疗，帮助患者发生HBeAg（乙肝核心抗原）和HBsAg（乙肝表面抗原）血清学转换，充分恢复患者抗病毒免疫应答，最终达到持久清除病毒、恢复机体保护性免疫的目的。三步走，变三座大山为一个斜坡。”
“它不是一个纯理论的假说，而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和长期的随访得出的结论。”张政说。
乙肝患者孟某，经两年的拉米夫定治疗产生耐药，在302医院经过4次免疫细胞治疗，随访5年，乙肝病毒DNA持续阴性，肝功能一直正常。
慢性乙肝患者程某，肝脏衰竭，在302医院系统治疗后，经随访，已回到工作岗位正常工作和学习。
乙肝患者韩某，花了很多钱去了很多医院，都没有起色，从外地专程来到北京，在王福生主任的治疗下，已经完全治愈，恢复健康。
这样的病例很多很多……
“每当看到乙肝患者成为健康人，每当看到病人送来的锦旗，每当读到病人发自肺腑写来的感谢信，我的内心感到很欣慰，即使再苦再累，也值得。”王福生说。
得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
2010年，王福生所在的科室来了一个肝硬化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这位年近50的男性患者在外地求医多次。
“基本他自己也算是半个专家，对医生的每项处理都喜欢刨根究底，而且还有点不信任。”王福生回忆。
于是科室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病人上网查完资料后对医生不断的质疑，一边是王福生为病人设计个体化的治疗，并像教学生一样对病人细心地解释治疗的原理。
“他对该患者一丝不苟，真正做到了医者父母心。”科室李元元医生回忆，后来该病人接受了4次细胞治疗，效果特别好，由原来的失代偿性肝硬化、消化道大出血，到现在完全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上班，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周围的同事都感到惊叹，该病人特地为王福生送来锦旗和感谢信。
“我从外地赴京，王主任热情细心接诊，给我制定了治疗方案，病情一个月见效。非常感激他。”一位来自福建厦门的患者告诉记者。
经他诊治的病人都这样说：“王所长虽然是名医、大专家，但他对我们病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不仅看病认真细致、诊治水平高，而且待人和善、人品好，耐心地与我们患者进行交流，通过全面了解病情从而做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对此，王福生说：“做医生除了要有一颗平常心之外，还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无论在接待病人还是选择治疗，以及和病人相处，要学会多关心病人，爱护病人，尊重病人。相信做到这几点，医患矛盾就会少很多。”
让传染病防治事业后继有人
作为国际知名的传染病和细胞治疗专家，王福生擅长疑难肝病和艾滋病及其他传染病的诊治和研究，并取得了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成绩，实现了302医院在肝病领域国家高层次人才奖励“零”的突破。多年来，他带领研究团队瞄准国际疑难肝病和艾滋病等诊治难题奋力攻关，取得重大突破。
在王福生的研究所里，对争取到的重大研究项目都实行“课题组长负责制”，子课题多由年轻人（包括在学的研究生）承担，大型先进仪器由年轻人负责管理。所里还制定措施，为大家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打破资历限制。
“这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张政说。
“任何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除了个人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要使科研团队更具后发优势，就得培养年轻人，而传染病工作更要后继有人。”王福生这样解释他的做法。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些年来，王福生先后招收和培养博士生37人、硕士生36人、在站博士后2人。他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李永纲主任医师已经成为临床科主任、研究生导师，在工作上已独当一面。还有施明、张政、福军亮等等，他们分别都已经成为该院重点科室的研究室主任和临床骨干力量，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家庭是工作帮手和精神港湾
“军功章有她的一半。”谈起家人，王福生最感谢的是他的妻子。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和教育培养孩子的重担。至今他也没有时间陪妻子去逛过商店。
前几年家里装修房子，妻子不但没让王福生分心，还在家中特地搞出一间安静的“办公室”。
当王福生在家工作得十分疲劳的时候，妻子给他放音乐，并端上可口的饭菜，妻子怕孩子打扰爸爸的工作，时常带着孩子出去，每当听到妻子说“儿子，小声点，爸爸在工作”时，王福生的心中就会涌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温馨和感动。
“她为我付出了她的一切。当我苦恼时，她耐心开导我，使我从中解脱；当我碰到困难时，她鼓励我不要退却；当我沉浸在成功的欢乐中，她与我分享，第一个祝贺我，也第一个给我泼凉水；我有什么新的想法，她是我的第一个听众，与我一起讨论。”王福生动情地说：“妻子是我的温馨港湾，我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