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有生有死，原因各异。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产业在市场竞争中没落了，导致工人出走，进而累及周边各种产业，最终人去城空。
　　传统制造业往往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旦传统工业失去竞争力，或工厂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国家，原先这些制造业为经济主力的城市就会失业率高涨。而高失业率往往又伴生着一系列问题，例如犯罪问题。犯罪率一高，城市就会越发没有吸引力，结果陷入恶性循环，美国的巴尔的摩就是一例。
　　但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以知识密集型企业为主，不仅吸引就业人口，而且围绕就业人口的相应服务业应运而生，整个城市欣欣向荣。再如老牌城市纽约，除了金融生意之外，全球的创意文化产业在此云集，由此也带动周边产业，例如极为发达的餐饮业，城市生机勃勃。
　　所以如果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作用，那么不论是资本和人力，都会随着价格的指挥棒进行流动，朝着收益高的地方去。结果就是：市场让一些城市繁荣，同样也使一些城市破落。这就是城市发展的规律。
　　这个规律在中国同样适用。东北地区因为经济不景气，传统制造业衰败，导致大量人口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生计，人口逐年下降，使得东北的不少城市暮气沉沉。整体来看，衰落趋势明显。另外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却因为各种新兴产业的崛起，创造各种就业机会，带动周边产业兴盛，城市总体而言，处于发展繁荣的状态。
　　但意外的情况是，2015年上海的常住人口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与之前学界预测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能容纳更多人口，截然相反。问题出在哪里？
　　一方面有传统产业转移产生的负面影响，但这个负面影响很容易被新兴产业崛起带来的正面影响抵消。纺织厂倒闭了，工人会失业；但金融业崛起了，失业的工人可能转到为金融从业者服务的行当里去。简单来说就是，上海的陆家嘴不仅要有买卖金融产品的，也要有卖大饼油条的。除非卖大饼油条的被“人为”排挤和限制了，这样就无法融入城市，才会导致城市人口负增长。
　　那么低技能劳动者是不是被上海的政策所歧视呢？从上海办理居住证和落户难度，以及出台的所谓“教育控人”政策抬高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门槛看，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歧视切实存在。第一代农民工为了脱离贫困陷阱，背井离乡，让子女留守的现象很普遍；但第二代农民工在生存压力上已经要小一些，对子女的教育更为重视。所以如果子女无法在城里上学，他们就会选择回老家。
　　由于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例如教育方面设置限制，导致人口减少，是不能归咎市场的。城市治理者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免悔之莫及。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